编辑学是具有中国特色又产生了世界性影响的学科体系与研究范畴。1990年8月26日，美国《克利夫兰旗帜日报》刊发文章，向读者介绍中国新近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编辑学。其中特别提及：全世界一直对编辑出版工作进行研究，但把编辑工作作为一门严整的学问加以深入研究是很少见的。^[1]实际上，中国编辑学研究的肇端和发展远在国外论者瞩目之前。当代史家一般将1949年李次民《编辑学》的问世视为编辑学诞生的标志。^[2]以此而论，编辑学可谓与新中国同龄，与新中国共同成长。

理论研究是编辑学史、论、略三大组成部分之一，更因其面向“本质及其规律性”“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3]的特质，而成为体现学科学理性、认识深入性、思想创新性的重要维度。

综观70年的历程，编辑学理论由筚路蓝缕、探索寻觅而发展至解放思想、百家争鸣、大胆创新，在不断确立自信又时时深刻反思中，求真务实，砥砺前行。其历史轨迹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得国家发展之滋养浸润，又秉承着鲜明的问题意识、责任意识而努力服务于国家发展、服务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开拓出了一条步伐坚定而又前途广阔的发展之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78年，是编辑学理论的涵养蓄力时期。

前述李次民《编辑学》诚有“定名”之功，然该作实为民国时期新闻学之延展，于编辑学理论创建与开拓助益有限。因而，编辑学理论的探索性研究，恰如同时期的国家一样，是在筚路蓝缕中开启发展之路的。其能够依凭的，除少数书报刊研究成果外（如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书刊编辑学教学大纲》等），主要仍是我国编辑出版工作者的实践经验。

涵养蓄力时期的理论探索，虽其绩不彰，且有零散之感，但却将一些极为宝贵的品质注入编辑学理论及相关研究之中，为编辑学理论未来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一，高扬党性旗帜，以社会主义出版事业为中心。如1958年《读书》杂志发表评论文章，强调我国出版事业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是服务于劳动人民的。^[4]次年，《读书》又刊发专文评介《列宁是党报的编辑者和组织者》一书，强调报刊活动和相关编辑者应该意识到自己责任的重大，努力捍卫党性原则。^[5]

今天看来，类似讨论及其表述尽管带有时代话语色彩，但在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上却是立场鲜明、宗旨坚定的。

第二，提倡问题意识，面向编辑出版的实践，面向国家建设的实际。如，魏文伯同志^[6]就曾明确提出“出版工作必须面向实际”，倡导“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人物，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以提高人民的政治文化水平，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编辑出版工作。又如，1965年《学术月刊》发表了一篇文章《“坐轿”与“抬轿”》，其文反驳“作者坐轿”“编辑抬轿”的认识方式，提出：我们应当以国家的荣誉为重，以无产阶级的荣誉为重，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的荣誉为重；文章又指出，编辑和作者不是“谁抬谁的轿”，而应当“亲密团结，相互帮助，并肩前进，共同为党的方针政策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7]

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78年，“准编辑学”性质的理论探索，主要表现为广大编辑出版工作者对自身实践中所感之困惑、所遇之问题、所获之经验进行的敏感记录与有意识总结。

编辑学理论研究素有密切关注现实、紧跟时代发展的特色。这种文化基因的形成，正源于中国编辑出版人投身社会主义事业、心系国家发展和人民文化生活的服务意识与实干追求。

改革开放以后，在思想解放、国家重新焕发活力的时代脉动中，编辑学理论研究也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理论探索的动力，首先来自改革春风下文化与出版事业快速发展的实际需要。如1980年陈仲雍^[8]在《出版工作》上撰文提出：“应当提倡科学地编辑，提倡编辑科学。我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客观要求，而且已是当务之急。”这反映的也是编辑学从涵养蓄力期的经验模式向更具本质性、深入性的理论研究的跨越要求。

编辑学理论研究不断提速并正规化。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把出版工作推到我党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进而强调“编辑工作是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是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又是艰苦、细致的创造性劳动”，要求加强编辑工作者思想、业务能力培养建设。响应号召，首届出版研究年会（1983）、编辑学与编辑业务讲习班（1984）等相继举办，戴文葆等一批编辑业界人士首先投入建设编辑学的理论探讨中，并形成了第一批具备“编辑学意义”的理论研究成果。

第一，论证了编辑活动是一项在历史和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具有自身特殊性的专业分工。1984年9月，在呼和浩特举办的编辑学与编辑业务讲习班上，戴文葆先生^[9]以十四万字的论述，从中国历史中梳理出“编辑工作”存在并发挥作用的线索，阐发了其无可替代的文化意义。他还深刻指出，出版物的形态及其生产模式必然要不断演进更迭，未来的社会将是“大部分人都在从事各种各样的知识和信息处理工作”，“社会将不断进步，追求真理、传播知识的编辑工作也一定会不断进步”。

从社会学视角观照，以戴先生为代表的第一批专业性理论研究者，倾注心力于诠释编辑工作的历史性、独特性与文化意义，并有意识地宣扬提倡，这实际上是廓定了编辑学的专业“场域”，从而赋予了与之相应的特征归纳、原理分析、规律总结等理论研究活动存在的合理性。

第二，确认了编辑工作是一项具有“创造性”的活动。如傅克家^[10]提出，编辑人员是再创造的智力劳动者；李荣生^[11]也认为，编辑活动是一种“间接性”的创造，虽然“无法用一种独特的物质形态体现出来”，但其存在毋庸置疑。在理论探讨中，关于编辑创造性的“自信”很快便确立起来。如王劲松^[12]认为，优秀的编辑工作正是创造性思维的结果与体现；至邵益文先生^[13]发表《研究编辑劳动，揭示编辑规律》一文时，编辑工作已经被直接论证为“创造性劳动”，而无须冠以“再”或“间接”了。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论者通过历史考察、经验总结、逻辑演绎等方式，不断申明编辑活动与创作活动一样，具有发明性、复杂性等精神劳动属性。这些理论探讨虽偶有断论色彩，但毕竟立场坚定地驳斥了“编辑无学”“编辑简单”等传统认识，有为围绕编辑活动展开的理论研究正名、赋能之功。

第三，就编辑学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探讨，形成了一定的认识成果。如林穗芳^[14]针对“编辑”“编辑工作”等概念做了细致的界定工作，提出编辑工作乃是以信息、宗旨为基础，涵括选题、审读、评价、选择、加工、整理以至宣传推广，跨越内容、形式、技术等领域之决策的综合性劳动。又如，徐柏容^[15]将编辑工作解释为主体（编辑人）、客体（文稿）和主客体关系构成的系统，并将这三个节点视为“理论编辑学”的主要内容。凡如此类的命题或结论，不仅为规范化的编辑学研究奠定了必要基石，更建构起20世纪90年代以后编辑学理论研究与争鸣之框架的半壁江山。

改革开放后的十余年，编辑学理论的发展与思想解放的改革气象相映成辉，期间既高扬着打造新局面、开创新事业的理想主义情怀，又充满了为理想而不懈奋斗的韧劲与苦干精神。第一批具有专业意识的编辑学理论家，其付出和坚持令人动容。例如，戴文葆先生虽已年逾花甲，但仍在交通、通信尚不发达的艰苦条件下四方奔走，为树立编辑学、发展编辑学专业日夜操劳。^[16]邵益文、蔡学俭、徐柏容、阙道隆、吴道弘、林穗芳等诸位先生，活跃于编辑学研究领域数十年，全身心地致力于此，共同建构起“编辑有学”且理论空间广阔的整体格局。

编辑学理论的建构，扎根于改革开放的土壤，亦如同改革事业一样，彰显着中国特色，努力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如在20世纪80年代，巢峰、张安塞、陈景春、杨耶等先生都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编辑学”的要求；又如，前述编辑学理论探讨中对“编辑创造性”的阐发，显然是受到了日本出版界以神吉晴夫与“创作出版论”为代表的思想之影响，但我们并未如神吉晴夫那样抹杀作者的创造力，而是中道以行，用务实、诚恳又意志坚定的态度来寻觅编辑活动的要义与性质。这些既是对优秀传统的继承，同时也进一步给编辑学理论研究灌注了中国气度、中国理想。

改革开放后，编辑学理论发展的第二阶段，或可以王振铎、司锡明两位先生的《编辑学通论》和阙道隆先生的《编辑学理论纲要》作为前后节点来加以界定。

因应编辑出版事业进一步发展，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率先开办编辑学专业，编辑学进入高校教育与科研领域；《编辑之友》《编辑学刊》《编辑学报》等专业刊物相继问世；1987年，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成立；大约同时，中国编辑学会亦进入实质性筹备阶段。从现代学术体系的一般要求来看，编辑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条件，已基本具备。

在此氛围的氤氲下，编辑学理论大步前行，实现了新的突破——从主要面向具体业务、基本概念的原始性理论建构阶段，步入凸显本质思辨、规律探究性质的典型理论发展阶段。

其标志即王振铎先生“文化缔构”理论的形成。在1989年出版的《编辑学通论》中，王先生将编辑工作解释为通过内容选择、形式决策的方式而构建缔造特定社会文化样态或传播格局的活动，并指出这种文化缔构遵循着积淀性、选择性、系统性、传导性等原则。^[17]相比于此前的研究，其论突破了图书编辑、报纸编辑等具体行业领域，以宏观性、超越化的视角审视编辑工作，可以说是更具现代理论色彩与学术精神的研究成果，显示了编辑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升级。

由此开端，编辑学理论的专业特色与深入性日渐凸显，抽象性、概括性更强的学理总结日渐增多，出现了中介论、关系论、优化论等诸多学说。

中介论，与缔构论一样从社会文化格局的宏观视野出发，但将社会文化“具化”为特定类型的主体，进而提出编辑活动实为各主体间信息流动的枢纽性节点，这种连接各方的节点位置决定了编辑活动的性质、特点与要求。如刘光裕^[18]提出：“编辑在传播业中的如此价值地位，足以使古今中外的无数作者和当代的所有读者通过媒介传播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作者—编辑—读者三方面互动的信息交流格局……编辑在社会文化中的这种价值地位，必定进而影响人们的文化生活的质量，影响政治的进步，影响经济的发展。”又如，张聚元^[19]专门撰作《编辑学中介原理探析》一文，认为编辑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中介”，发挥着加快精神产品的传播速度、沟通学术交流等重要作用，并强调“这种中介作用应当遵循社会需求、知识价值、文明发展三项原则”。

关系论同样将视域置于作者、编辑、受众等交互组成的网络中，但侧重于运用矛盾论的基本方法，主要思考编辑工作受社会关系制约并参与特定关系建构和维系的问题，而不是信息（或信息产品）流动问题。这一类理论认为，编辑活动不是全然自主的，其性质、形态乃至具体运行方式是社会系统各要素关系及相互作用机制的特定反映。如，向新阳^[20]将“编辑实践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相统一”视作“编辑规律”的重要内容之一，认为经济、政治等因素与编辑实践自身规则之间构成的“独特矛盾”，乃是编辑活动性质、特征的深层决定因素。王学业^[21]的观点非常类似，也代表了关系论的基本认识：编辑活动与社会诸因素相互制约以及编辑活动与接受者需求相互制约是编辑活动的两条基本规律。

优化论是编辑学建构阶段即非常活跃的研究者徐柏容积极倡导的理论。20世纪90年代末，他重新整理并深入阐述了自己的“编辑三规律”之说，即“求同求异求和与求同、异、和互济规律”“质量与效益同步规律”“主体、客体矛盾统一规律”。^[22]其核心观点是，编辑工作的本质是一种针对精神领域生产的优化——这种优化贯穿于具体选题创意、审读加工、装帧设计、营销推广等编辑实践各环节；优化既是针对具体内容产品的，又是面向宏观社会文化的，同时更是创作、接受、评价等各方之异质诉求得以弥合的体现与保障。

种种探索、论述，蕴含的乃是进一步彰显“理论化”特性的追求，亦为编辑学理论研究之重心推进至原理、规律层面的重要表征。对于这种推进，还有必要注意其中的四个特点。

第一，理论化、专业化的推进，还体现在分支领域研究、业务研究等更广的范畴中。如,王耀先主编的《科技编辑学概论》（1989）、任定华主编的《科技期刊编辑学导论》（1991）、袁桂清的《医学编辑学》（上、下，1994）等，显示了科技领域编辑工作原理问题探究的开拓；又如，赵航先生的《选题论》（1998）等成果，突破了编辑业务研究中的经验介绍性传统，开拓出理论观照的研究范式。

第二，市场观念日渐浓厚，并融入理论研讨之中。1989年，阙道隆^[23]即提出了在商品经济视域下审视编辑工作的问题，本文将理论深化阶段的开端节点置于是年，亦有这方面的考虑。此后，经营、市场等因素在编辑学理论探讨中不断确证自身的意义。前述张聚元《编辑学中介原理探析》对“精神产品的传播速度”的关注，其实就有面向营销思考的成分。而蔡学俭^[24]、王华良^[25]等先生的思考，更进一步提出了市场经济与编辑出版的理论命题，在倡导“以编辑为中心走向市场”的同时，秉承了编辑学走中国道路、中道以行的优良品质，将市场经济诉求与社会效益、出版质量、社会主义要求等有机结合。

第三，国际性视野不断扩展，灵活、开放的理论品格初见雏形。仍是与中国开放和融入世界的步伐一致，此期的编辑学理论研究在继续从中华历史文化中汲取养分的同时，更多地吸收、借鉴全球范围内的当代理论、国际经验。如，前述之中介论即有信息论、控制论等的影子；又如，王振铎先生和赵运通合著的《编辑学原理论》（1996），将文化缔构理论发展为“文化缔构”“符号建模”“讯息传播”三原理，显示了对传播学的融会。此外，电子媒体、互联网的发展也进入编辑学理论研究者的视野，相关讨论从20世纪90年代晚期开始呈现升温之势。

第四，反思意识崛起，关于编辑学理论研究的理论研究渐成声势。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严谨求实的研究者敏锐地认识到：经过近二十年的发掘、演绎，形成了如此之多的学说、观点，然而在编辑学原理、规律甚至一些基本概念上，争论仍远远多于共识，这可能导致理论的停滞不前，成为危机的绪端；因此，梳理拣选既有理论成果，为更高层次的理论发展廓清路径，势在必行。2000年5月，中国编辑学会在北京召开的“编辑学理论框架座谈会”，可谓这种反思的高峰。诚如会议主题所示，对现有成果积累披沙拣金，形成较为统一、稳定的理论框架，成为整个理论界必须面对的问题。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阙道隆先生于2001年发表《编辑学理论纲要》，呼应座谈会上提出的建设涵摄已有理论、面向更广业务范畴的“普通编辑学”之设想，旨在整合编辑学理论、初步廓定体系性架构。这一尝试虽未能如愿，但却成为编辑学理论发展新一阶段的序曲。

在新世纪大幕拉开、中国社会日渐转型、出版事业格局变迁、媒介环境悄然重塑的时代大背景下，《编辑学理论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推出，在当时不仅没能“统一”理论，反而一石激起千层浪，成为编辑学理论多元化、爆发式发展的引爆点。有赖于前一阶段的积累，此期的争锋有意识地围绕着原理、规律等理论性极强的问题展开。

《纲要》直接地引发了一些关于其论述的或支持或反驳的探讨，如任定华、杨忠民^[26]就对《纲要》中的编辑定义、编辑学理论研究对象等基础性论断提出质疑。但更多情况是，研究者们倾向于以推出自己的理论学说的方式对《纲要》进行回应；这些理论之间又相互支持或辩驳，产生了连锁性争论。编辑学理论研究领域的百家争鸣就此发轫，在刚刚展开的新千年画卷上迅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

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既有编辑学理论，在经过修订完善后，被重申或又一次推介，努力在普通编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中争取主导地位。

如优化论得到呼应和集中阐发。庞家驹^[27]的观点即为一证，他以优化手段的运用、优化效果的达成来解释编辑活动的性质与特点，认为内容方面的审阅决断、传播时机的选择乃至对社会、经济效益的追求都是一种优化活动。又如，邵益文^[28]将编辑规律总结为“二优律”，即以“优选”和“优化”为基本模式实现精神产品生产，从而满足受众和社会文明的需要。这实际上是发展、充实了优化论的内容。2003年，徐柏容推出专著《编辑优化论》，详细分析“优化”在编辑选择、编辑结构、出版物内容与形式等方面的体现，在融会其求同求异求和及三者互济等原理论的基础上，论述了优化与编辑工作本质、编辑创造性的密切关联。

又如，文化缔构论也实现了新发展。在2004年的《编辑学原理论》修订版中，王振铎先生再次申明其文化缔构论及其三原理，并接受了评论者的一些意见，将“文化”限定于“媒介文化”范畴^[29]。此后，王先生又进一步提出“规范符号”“创构媒体”“传播讯息”等衍生性理论^[30]。在支持者的不断细化、演绎下，文化缔构论拓展为较完善的体系性理论。

可以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重要理论，一定程度上都在这场争锋中被再次审视与提及。如《纲要》提出的“作者创作个性与编者选择把关相统一”“传播已有文化成果与文化创新重构相统一”等规律概括^[31]，即带有浓重的关系论论调。不过，因辩驳之功以及社会文化、整体认识的变化，这些理论主张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调整，但其基本逻辑与结论并未发生实质变化。

另一方面，新的理论认识不断出现，其同样面向具有普遍性、统摄性的理论建构，又对既有学说发起了挑战。

如孙宸提出“文化变现”理论。所谓变现，即将潜在的文化产品（私人性精神产品）转化为公共领域的存在；在该理论中，这种变现式转化正是编辑活动的基本原理。^[32]而且，文化变现论还表现出很强的市场经营意识和强调创作者意义的意图，颇有与强调编者作用的文化缔构论针锋相对的意味，并现实性地引发了两种理论支持者的论战。

实践派的理论探索也颇显耀眼。这是编辑业务研究理论化程度加深、开始向普通编辑学理论进军的表现。这一派的观点相对复杂，但有着将理论与编辑实践结合起来的共同诉求。如具有“复古”倾向的“选择加工论”，返归20世纪80年代最初的编辑学探讨，从中寻求思路，强调编辑工作特性及其在编辑学理论发展中的意义。陈景春^[33]即直接从选择、加工这一典型编辑行为入手，总结编辑活动基本规律；不过，此时的理解更有学理价值，相关理论多是建基于对编辑选择加工活动的“社会性”“反复性”“可逆性”^[34]等宏观特性已有明晰认识的成果。又如靳青万^[35]提出的“推拉创变律”，基于编辑学建构阶段对编辑主客体的区分，演绎出源体推进、用体拉动、主体创新、客体变革的原理体系；虽充满思辨和概括性，但其“四体”的界定明确指向作者、受众、编辑、文化产品，因而又极富实践观照感——这是实践派理论普遍具有的特色。

更有独特性的，是赵航先生的“动态论”。赵先生认为，编辑活动与人的思维密切相关，又处于经济和文化的交叉点，必然要面对众多的影响因素；更关键的是，发挥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并不唯一，难以固定下来；所以，编辑活动中的变量因素往往大于稳定因素，必须因时因势而不断调整、灵活应对。^[36]编辑工作中的基本规律，或许就是没有规律。这一观点的提出，引发了将模糊理论、“虚拟”等引入编辑学研究的系列思考。

此期，在争鸣与交锋中形成的理论，异常丰富，难以尽述；但诸多理论的形成与推出却显现出以下共同的倾向。

一是学理研究的“现代性”日益突出。新世纪以来的编辑学理论研究，不仅更有意识地思考原理、规律等问题，并且大多改变了此前研究中各自为政、直接立论的学术风格，转而将理论综述、理论反思与新观点的提出相融合，将个人智慧的发挥与学科的理论积累相融合。与此同时，研究方法更为多元：在传统的定性、历史分析等之外，引入并发挥了定量研究、对比研究、文化研究等方法的优势。

二是时代特色更为突出。如受众、市场，以WTO为代表的国际贸易等因素，在新世纪以来的编辑学理论探讨中不断增多；如“电子编辑”“网络编辑”等命题日渐热点化。刘杲先生^[37]曾说，“出版业的改革和发展正在向纵深推进，在广大编辑人员面前呈现了十分突出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一条是经济的……另一条是技术的”，“这两条关系全局的新情况，给广大编辑人员提出了一连串迫切需要解决的新问题，也给编辑学研究提出了一连串迫切需要回答的新问题”。这既是对编辑学的期待，其实也是对理论发展趋势的精炼概括。

三是多学科交叉的倾向愈益鲜明。如刘辰等提倡的“编辑批评”采纳了文学研究范式；张积玉、姬建敏等则依托心理学成果展开思考；还有性别研究、经济学、管理学等的众多理念和方法被大量引入……编辑学理论开始从论证“编辑有学”的区别性研究，转向以提升科学性、统摄性、学术性为目标的强化性发展时期。

编辑学理论的转向，既深植于其直面现实、服务现实的传统精神，更是理论自信的反映。这种自信，首先表现为建构一个涵盖不同媒介领域、服务各类出版工作、指导多元化实践的普通编辑学理论的大胆设想。这本身就是前无古人的尝试。它更表现在，为了实现这一理想而不惮于众声喧哗，胸襟开阔地包容各种争议、交锋乃至强烈质疑的声音，始终以扎实建树、上下求索的态度，积极探索真理，努力求得承认。正如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大、从大到强的奋进征途一样，这正是编辑学理论谋求更大的科学性、解释力与现实价值的图强之路。

2011年，《普通编辑学》的出版，似乎为编辑学理论百家争鸣的时代画上了一个句号。实际上，早在三四年前，争论的激烈性即已消退，典型的理论研究在编辑学领域的比重开始下降。而《普通编辑学》在基本原理、基本规律等问题上采取了一种开放态度，并未形成最终结论。

在部分人看来，无法形成基本共识，似乎是一种十分严重的理论危机；但对于有着务实、求是基因的编辑学理论研究而言，这乃是一个更有价值的问题。共识难以达成，并不意味着没有答案，而是提示，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成果需要进一步积累，路径需要进一步寻觅——编辑学理论探索必须继续砥砺，付出更多努力、才智、时间以求得突破。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与改革的深入推进、社会的深刻转型偕行，编辑学理论在服务党和国家的出版事业、文化事业中明确了定位，找到了范式变革的方向；在与党和国家发展同呼吸、共命运的奋进中，焕发着勃勃生机，树立起坚定自信。

就编辑学理论研究的实践而言，“编辑出版现代化”的议题日益凸显。作为一个命题，“编辑出版现代化”在20世纪90年代即已形成；因应电子媒体、互联网等新事物的应用，学术期刊编辑出版研究首先敏锐地把握了这一动向，并通过专业研究推动了相关理论的发展。新世纪以后的理论争鸣中，此命题得以继续强化，成为电子编辑、网络编辑相关理论的重要依托。伴随着Web2.0时代的降临、媒介环境的整体变迁和出版事业多媒体转型，编辑出版现代化开始成为带动编辑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引擎。与之相应的，是实践派理论范式逐渐占据主流。大量研究者投身对网络媒体、新媒体编辑活动的细致考察之中。电子书、“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相继成为理论研究焦点^[38]，所获成果蔚为大观。例如，《科技与出版》先后开设“数字无限”“融媒之光”栏目，《出版科学》则推出“多媒体、数字出版”栏目，《中国编辑》亦在其理论研究等栏目大量推介新媒体编辑研究专论。相关成果虽然多着眼具体问题，但具有强烈的理论意识，形成了充分而扎实的理论概括。

编辑学的理论研究似乎画出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轨迹：理论性探索返归具体现象、实践问题，但其研究已走向纵深、理论化，形成在“具象”中寻觅原理性与规律性因素，进而整体性地折射宏观理论的格局；同时，也不断积累着可供比较、辨析、荟萃、归纳的材料。

同时，编辑学理论研究谋求解释力、统摄性的初衷并未改变。虽然关于原理、规律以及部分定性问题的争论仍在，但是，面向多媒体环境下的文化产品竞争，统筹内容资源开发、媒介技术运用、产业经营助力、主体素质建设等范畴，融会意识、手段、技能诸多层次因素思考的“大编辑”理念逐渐形成，成为编辑学理论研究的新动向；而且，在编辑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学科边界等问题上，共识也正在形成。^[39]

更值得注意的是，编辑学理论研究及其成果，与国家议题、国家战略的联系愈发紧密。如因应“中国梦”重要理念的提出，编辑学研究者敏锐地感到了作为文化缔构者、把关者的编辑在引导全社会同心逐梦、打造国家软实力中的作用与责任，形成“编辑文化自觉”等理论概括。^[40]又如，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出现了诸如《图书编辑的专业能动性在“一带一路”出版项目中的作用》^[41]等研究，相应成果既得益于宏伟规划的启发，同时也是在为推动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着理论资源与智力支持。亦复如是，党的十九大后，党中央关于文化自信的论述与要求，迅速在编辑学研究中引发反响，《中国编辑》连续推出“牢记出版使命，坚定文化自信”专栏，不仅激活了学者型编辑、专家型编辑的传统理论议题^[42]，更开拓了新时代主题出版、中华文化境外传播中的编辑工作研究等广阔理论空间。

这种种表现都显示了编辑学理论在研究范式转型的过程中，自觉与党和国家的需要牢牢联结，在切实服务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实现自身价值、实现理论突破的定位和发展方向。

2019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媒体融合发展问题做出重要论述，为我国文化事业、传媒产业筹划了宏伟蓝图。“旗帜鲜明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通过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等创新，使正面宣传质量和水平有一个明显提高”的要求，正是编辑工作的题中之义和责无旁贷的使命。而且，媒体融合的趋势及其现实要求，恰与探索具有统摄性的基本原理、基本规律的编辑学理论诉求形成了强烈共鸣，为实现普通编辑学的理论愿景提供了绝佳机遇，赋予编辑学理论研究以空前强劲的动能。

可以说，新时代文化事业、媒介事业、出版事业的发展方向，正是编辑学理论一路走来的方向……

诚然，历史是需要积淀的，近年来编辑学理论发展的总结或许也是如此。但有一条线索是清晰显豁、毋庸置疑的，那就是：编辑学理论研究在新中国成立的岁月中埋下理想的种子，在国家探索与建设中厚积深酝，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迅速地发芽、生长，并结出累累硕果，支撑起由中国学人开创的、极具中国特色的编辑学学科。编辑学理论与新中国在前进的征程上相伴而行，70年一路走来，其坚持社会主义本色、彰显问题意识与现实导向的初心始终如一，其切实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引领编辑出版事业的担当精神未曾改变，其务实求新、开放包容、不断反思、将自身发展与国家发展紧密相系的理论品质愈益坚定，其与伟大祖国一起迈向新时代美好未来的步伐更加铿锵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