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历程中，中国军事界、出版界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组织出版了大量军事图书，创民国时期出版之最。这一时期军事图书的出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解放战争胜利和新中国成立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思想保障，很大程度上普及并提高了官兵军事技能，因此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以往学界较少关注解放战争时期军事图书出版总体情况，尤其是缺少相应的数据和分析。本文依据国家图书馆“民国时期文献普查”结果，梳理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军事图书出版情况，分析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探索未来军事图书出版方向，这对当代军事图书出版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经验启示。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我军规模与实力的不断壮大，军队的报刊出版得到了空前发展，被学者称为军队报刊出版的“黄金时代”。实际上，图书出版也不例外。以军事图书为例，根据国家图书馆“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项目组织实施的“民国时期文献普查”结果显示，1946年至1949年，共出版军事图书533种，较民国其他时期的出版有较大增长，如图1所示，其种类之多、再版之繁、受众之广均创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版之最。

按照军事图书出版年统计，1946年出版65种，1947年出版146种，1948年出版113种，1949年出版209种，出版数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从题材上看，其中中国军事图书的出版量最多（450种），其次是各国军事（32种），军事技术（22种），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17种），军事理论（9种）。

解放战争时期军事图书出版的活跃得益于当时各种图书出版机构的广泛建立。按照出版机构统计，除去出版者不详的32种图书，其中由各军区和野战军出版的军事图书种类最多，为293种，占总量的55%；其次是各地新华书店，出版68种，占总量的13%；第三位是东北书店，出版33种，占总量的6%；其他出版机构出版107种，占总量的20%。

解放战争时期军事图书的出版主要由各军区和野战军自行翻印或编印完成。我党历来重视印刷工作，毛泽东曾经说过，办好一个印刷厂，其威力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解放战争时期，因应战局的需要，各军区和野战军纷纷成立随军印刷厂，如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印刷厂、山东新华书店随军印刷厂、华东野战军十一纵队印刷厂、华中军区印刷厂、三野政治部印刷厂、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前方印刷厂等。其中，华中军区印刷厂由新四军一、二、四、六师印刷厂合并而成，全厂一百余人，归华中军区政治部领导。这些随军印刷厂跟随部队移动，部队打到哪里，印刷厂就跟到哪里，主要任务就是排印军区的文件和资料。

此外，解放战争时期的新华书店在军事图书出版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抗战胜利前，华北、西北、苏中等解放区的新华书店较有工作基础外，其他地区的新华书店寥寥可数。抗战胜利后，伴随解放区的不断扩大，新华书店的发行网点不断壮大，到1949年10月举行的新华书店第一届工作会议时，全国已经有735个分支店。东北书店于1945年11月16日在沈阳成立，隶属于《东北日报》社。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东北书店共发展了16个分店、185个支店、100多个分销处，形成了遍及东北全区的发行网络。除了东北书店和新华书店，全国各解放区还有不少其他书店和出版机构，如东北解放区的光华书店、兆麟书店，山东解放区的山东文化出版社、大众印书馆、海滨书局等。这些遍及全国的图书出版机构为军事图书的出版提供了必要保障。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图书出版紧密围绕时局战局，充分调动各图书出版机构的积极性，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政策。例如，国共双方在东北地区展开角逐之后，东北书店即出版了《军事技术便览》《关外胜利的自卫战》《解放军大举反攻》《人民战争中的民兵战术》等图书。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打响后，东北书店又相继出版了《四平攻坚战》《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的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打到蒋管区去》《论军队纪律》等图书，很好地配合了战局的发展。

各地解放区的新华书店也出版了大量军事图书。山东解放区的新华书店出版了不少反映军队建设和各战场战斗成果的图书，例如《胜利的自卫战争》《人民军队的建设》《怎样做连队支部工作》《军队政治工作指南》《部队的文化学习与通讯工作》《鲁西大捷》《禹城大战》《论解放区战场》《泰安战役》等。华东新华书店出版了《入城手册》《淮海大战》等图书。华北新华书店出版了《抗战八年来的八路军与新四军》《冲破紫荆关》等图书。华中新华书店出版了《苏联的军事科学》《解放战争两周年的总结》《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等图书。胶东新华书店出版了《担架运输队员时事政治读本》《血战八年的胶东子弟兵》等图书。

解放战争时期军事图书的题材多样，内容丰富，较好地满足了从军事战略战术到军队思想建设等各方面的需求。从内容上看，主要分为4类。

一是军事战略和战术。在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不断总结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编印了一批军事战略和战术图书，为革命取得最终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例如，东北军政大学总校编委会1946年12月编印的《游击战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司令部1947年7月编印的《目前运动战的特点》、华野一兵团一纵队教导团参谋处1948年9月编印的《步兵连攻坚战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部1948年编印的《步兵师战术》等图书。

二是军队政治工作。注重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共军队建设的一大特色。解放战争时期，为了提高士兵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我军编印了大量与军队政治工作有关的图书。例如，新四军山东军区政治部1946年编印的《军队政治工作指南》、华北军区政治部1949年5月编印的《连队政治教材》、第一野战军政治部1949年编印的《连队政治课本》等图书。

三是军事技术和训练。毛泽东曾经指出，与政治工作同等重要的是军事技术的提高。军事技术图书也是解放战争时期军事图书出版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1946年编印的《打坦克》、华东野战军特种兵部队司令部1947年编印的《野战炮兵射击讲授录》、延安炮兵学校1948年编印的《迫击炮战术之研究》、华北军政大学1948年编印的《坑道教材》等图书。

四是具体战役。解放战争时期的军事图书还注重对各大战役进行介绍，例如第六十八军政治部1949年编印的《鏖战太原城》、苏北新华书店南通分店1949年5月编印的《百万雄师渡江南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政治部1948年编印的《解放郑州之战》、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1947年9月编印的《鲁西大捷解开大反攻序幕》等图书。

解放战争时期，延安和各个解放区出版的很多军事图书，都十分注意收录毛泽东撰写的有关文章。例如，冀鲁豫军区司令部1945年编印的《军队建设》收录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一文，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1946年编印的《人民军队的建设》收录了毛泽东的《人民军队》和《工作作风》两篇文章，华北军政大学1948年10月编印的《毛泽东军事著作摘编》则汇集了毛泽东关于战略指导与作战指挥方面的讲话，一六九师教导队1949年7月编印的《人民解放军的党的绝对领导》对毛泽东的讲话进行了摘录。

在内容的呈现方式上，解放战争时期出版的军事图书虽然大多以文字为主，但也有一些图文并茂的图书。例如，1949年由第二野战军政治部编印的《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就以文字配图片的方式反映了1947年7～8月刘邓大军向大别山区进军的光辉历史，卷首还有毛泽东、朱德、刘伯承、邓小平等人的照片。第二野战军政治部1949年编印的《襄樊战役》收录了1948年7月2日至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襄樊战役的图片34幅。《向江南进军》则收录了1949年第二野战军渡江作战的图片200余幅，并附短简说明。可以说，用图片揭露敌人罪行，其形象性的宣传功能和实证作用是文字无法取代的。

解放战争时期，由于作战任务艰巨，大批国民党官兵和翻身农民补充到人民解放军中，1946年7月至1948年2月，被俘虏的国民党军有100多万，其中军官达3万以上。这些士兵成分复杂，思想混乱，一些士兵甚至出现了诸如“不知道为什么与国民党作战”“蒋委员长快反攻了”等错误思想，严重影响了人民军队的战斗力和形象。为此，解放军各军区有针对性地编印了一些军队政治工作方面的教材，以加强思想引领，确保政治方向。例如，1949年5月由华北军区政治部编印的《连队政治教材》一书，开宗明义就要求各部队要向士兵讲清楚人民解放军永远跟着共产党前进，只有共产党才能永远同人民在一起，坚决领导着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的道理。反观当下，进入新时代后，人民军队的官兵成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人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学习，缺乏对党的优良传统的深入了解，缺乏艰苦环境和复杂斗争的锻炼，对党指挥枪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理解不透，甚至有个别同志“嘴上无杂音，心中有问号”“表态一个样，执行却走样”。实际上，军事图书的出版工作，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军事图书出版工作都应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将自身置于党的旗帜之下，听党指挥，为部队官兵培塑军魂发挥积极作用。这就要求军事图书出版工作要多从基本理论、党史军史、优良传统、纪律制度、行为规范等层面进行有针对性的选题策划，为基层部队开展教育提供优质教材。

1948年，山东新华书店随军书店在其工作总结中写道：随军书店随军外线作战以后，从工作新发展中证明了书店不但担负了为部队服务的任务，而且担负了为群众服务的双重任务。可以看到，军事图书出版不仅要符合专业化特点，还要兼顾通俗化、大众化的要求。1947年12月，由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编印的《人民军队三字经》一书借鉴了三字经的写法与辙韵，把“人民军队三字经”配上插图，内容涉及党史、政治、文化等，一页一节，上图下文，形象生动。这类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的军事图书，一经出版，即受到士兵们的普遍欢迎：“这部《人民军队三字经》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的名义出版，作为连队综合基本教材发到全军区部队，大受欢迎。在当时的艰苦行军作战环境中，战士们一有空闲就争相阅读、传抄，成了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也正因如此，《人民军队三字经》先后印刷数次，总印数达25万册，影响之大，可见一斑。革命战争年代尚且如此，和平年代自不待言。军事图书的出版要大力弘扬军爱民、民拥军的光荣传统，立足军事，着眼大众，拓宽出版思路。大众化、通俗化的军事科普类图书有利于普及军事知识，树立我军形象。此外，军事题材图书在编辑出版时还应注意专业性和科普性相结合，力求做到内容深入浅出，表现形式丰富多样，力求做到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创造、积累的先进文化。我军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军事图书出版要发挥红色资源优势，丰富“红色基因代代传”工程内涵，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教育引导官兵从中汲取强军报国的精神力量。解放战争时期出版的许多军事图书已经比较注意挖掘抗战时期的红军故事，以激励部队官兵传承红色血脉。以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编印的《长征故事》为例，编者在前言中说明了出版该书的目的就是作为革命传统的教材，学习人民军队艰苦奋斗、勇于牺牲的优良传统。新时代继承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是引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固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手段。因此，军事图书出版应与红色文化挖掘紧密结合，有机衔接。优秀军事出版物蕴含的厚重历史和崇高精神，可以为广大官兵营造浓烈的新时代军事文化氛围，为培塑军魂、锻造血性军人提供精神动力，使人民解放军永远保持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热情和拼命精神。

解放战争时期，为了满足部队指战员对图书报刊的需要，同时也向新解放区的群众供应图书报刊，部队中专门设立了随军书店。当时人民军队打到哪里，书店的发行人员就跟到哪里。例如，当时的西北随军书店就用几头骡子驮上特制的大木箱开展活动，大木箱打开之后像两个书架，几只木箱摞在一起构成了一个露天式的小书店，成为随军活动中随时可营业的售书点。华东随军书店开始则是推着小车随部队开展活动，之后配备了驴马，业务也由卖书扩大到办阅览室、图书馆、巡回展览、新书展览、供应文具和出版部队读物等。随军书店通过这种方式拉近人与书的距离，深受士兵和人民群众的喜爱。1948年，山东新华书店的随军书店在其工作总结中写道：“设立了图书馆，在干部战士中创造了学习的条件，并且推动了学习。野直有位干部反映，过去两年看的书没有图书馆成立半月后看的多。野战警卫连在休整半月中借阅了六十几本书，成立了一个小型的图书馆，成为一个文化水准较高的连队，阅读人数就有二十人，并且掀起了学习热潮，不识字的也要求讲故事。”反观当前图书市场，军事图书不仅销售终端少，而且出版和发行也缺少宣传推广，人与书之间的距离较大，接触体验较少，这种情况亟待改变。为此，军事图书出版机构应该主动出击，努力创造机会，拉近人与书的距离。例如，积极利用建军节、国庆节等时机，在书店、学校、军营等地与读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开展图书签售等活动。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军事图书一定可以和广大军事迷读者达成心灵默契，在市场中形成军事图书的销售热潮。

解放战争时期，伴随解放区的日益扩大，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出版事业尤其是军事图书出版获得巨大的发展，其种类之多、再版之繁、受众之广均创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版之最。就其价值而言，解放战争时期军事图书的出版在提高官兵思想政治觉悟与军事技术水平方面，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障，也为当下我国军事图书出版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进入新时代，我国军事图书出版机构要继续发扬解放战争时期军事图书出版的优良传统，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服务军队，服务人民，不断满足新时代军民融合的发展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