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场全新的传播技术革命，互联网“展现了有史以来最快速的沟通媒介穿透率”，^[1]对社会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进入21世纪，伴随多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翻转课堂、M00C、SPOC、微课等新型教学形式的出现，使得教育领域全面步入“互联网+”时代。2019年8月30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2.32亿。^[2]在此背景下，传统班级授课制教学模式面临重大变革，这对教育出版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2018年4月，教育部印发了《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教技（2018）6号），要求积极推进“互联网+教育”发展，加快教育现代化和教育强国建设。^[3]因此，教育出版要充分依托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主动适应新传媒条件下教学改革的现实迫切需求，在内容扩展、呈现方式、信息服务、资源融合等方面进行转型变革。

教材是课堂教学活动赖以进行的重要材料，也是实现教学目标的制式载体。长期以来，纸质教材毫无争议地成为我国教育出版产业的主打产品，并且在系统化传授知识、规模化培养人才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及智能终端的普及，现代社会已经进入移动媒体时代。相比之下，纸质教材携带不方便，更新时间滞后，在编写过程中受到种种程序化的羁绊，无法即时体现知识内容的创新性。移动互联时代“场景”意义不断增强，使得人们的阅读方式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即从纸质出版物形态逐步倾向选择视听形态。作为与互联网共生共长的一代，青少年学生在博客、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长期熏陶下，更倾向于选择以手机、平板电脑为代表的数字阅读模式。为此，教育出版应充分感知正在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尽快摆脱传统印刷模式的桎梏，积极融入新媒体时代。

在做好纸质教材出版工作的基础上，教育出版应逐步实现从纸质教材走向融合各种媒体形式的多元化出版变革。^[4]一是优化数字课本。“互联网+”背景下的数字课本，并非只是将传统纸质教材直接转成数字形式，而是要将互联网思维融入其中，使文字、插图等静态信息与声音、动画、视频、情景演绎等动态形式有机结合起来，以满足学生多感官学习的需要。二是推进课件PPT智能化。在将教师的教学思想、教学内容固化到课件之中的基础上，着力开发课件PPT互动功能，使其成为可与学生形成互动的智能模块。同时应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用无限链接、不断补充的方式不断更新、补充和丰富多媒体课件的内容及形式，从而将学习主动权还给学习者。三是打造3D微课。改进传统电化教学中单纯录像授课模式，利用3D数字电影技术，通过三维影像带来的幻象互动及全场景音响合围的四面环绕，使学生沉浸在超真实幻觉听觉体验之中，从而达到身临其境的教学传播效果。四是规范虚拟仿真实验。综合运用虚拟现实、分布式交互仿真技术，在计算机系统上构建一个与真实作业环境一致的逼真演练情境，通过人机交互式的培训模式，使学生通过模拟操作步骤完成实验流程。此外，还可加入违规判定及反馈、分数计算等模块，帮助学生进行自检。五是组建标准化网络题库。借助大数据平台，以各阶段学校教育课程标准为蓝本，按照目的性、教育性、科学性、创新性、层次性等原则编制标准化题库，模拟现实考试场景，支持PC端、移动web端、App端答题与学习，满足学生个性化训练及考试的需求。

在媒介融合条件下，与互联网逻辑相吻合的平台型媒体正逐渐成为传统出版努力演化的主流形式。同时出版媒体平台化也催生了全面开放的出版运营观念以及全新的平台建设方式，^[5]因此，平台型教育媒体现已成为未来教育出版发展的方向性选择。国内的平台型教育媒体除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等传统主流出版机构推出的融合性平台（如“人教智慧教学平台”等）外，还有大量社会办学力量参与教育媒体平台的市场角逐，比如“学而思网校”为6—18岁孩子提供小初高全学科课外教学的媒体平台，邢帅教育开设的专注职业技能培训的在线平台、分答付费解答平台等，并不断分流不同类别的用户群体，使得传统教育出版机构为适应新的市场竞争与现代信息传播需求不得不加大力度进行平台化建设。因此，教育出版社（或出版商）在传统教材教辅开发的基础上，应遵循教育科学原理，积极与学校、教育杂志社等形成合力，开发和利用相关资源，丰富和发展教育知识体系，创新教材教辅数字应用“云平台”建设工作；积极探索新项目资源开发，推进数字出版转型升级示范平台建设；加快对所辖网站进行升级改造，使之与平台运营项目的配套建设相融合。

在信息大爆炸时代，各种舆论观点层出不穷，真伪知识信息汇聚一起泥沙俱下，因此，专业化的深度信息无疑是一种稀缺性传媒资源。由国家教育部信息管理中心主办的“中国教育资源网（www.cern.net.cn）”，甄选优质多媒体课件为主体，帮助解决自有课件素材资源匮乏等问题，为教师备课和资源共享提供强有力支持，是我国目前有代表性的提供专业化教育信息资源的网站。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付费教育平台为了追逐不当经济利益，推出的教育信息内容远远偏离教学大纲的规定范围，严重违背不同教育阶段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甚至出现有悖科学原理的“量子光速阅读”等荒谬教育信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上述教育资源鱼龙混杂的问题，必须加强教育信息的规范化管理。对从事教育类业务的网站要前置审批，并邀请教育专家对拟发布的教育资源内容进行严格审查，坚决将那些唯利是图的害群之马拒之门外。同时，鼓励社会组织参与教育信息资源开发，建立多元投入建设新机制。在政府牵头铺设基础资源的基础上，支持和鼓励科研机构、企业与学校合作开发专业化的特色教育资源，探索建设“企业竞争供给、专家评估论证、政府审批准入、学生自主选择”的教育资源管理应用机制。

2019年3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重要文章《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指出：要加快实施“网络强国”战略，通过流程优化、平台再造，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效整合，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6]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视频直播、H5、VR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基于媒体智能化的物与物的链接、人与人的链接成为一种联系常态，比如谷歌最近通过Valve Steam商店免费发布的Google Earth（谷歌地球）VR版，体验者可以借助Daydream View头戴设备进行虚拟“环游世界”，饱览世界各地的名胜美景，甚至可以“翱翔太空”。^[7]可以预知，如将这种虚拟现实技术运用到自然地理及人文历史课程教学过程中，肯定比单一的书本图片或者视频材料更能激发学生的探索兴趣。因此，传统教育出版应紧跟科技潮流，用融媒体的思维进行网络媒体运营，主动敞开胸怀，开启新思维，积极适应“互联网+”时代教师、学生、家长的阅读方式，利用新技术将教育知识转化成图片、动画、视频、沉浸式实景模拟等，采用灵活多样的媒体承载模式，用符合融媒体传播规律的方式提供给教育用户。

网络传播咄咄逼人的发展态势，给传统媒介带来巨大的影响和压力。网络媒体借助裂变式点域互联技术即时打通信息采集渠道，能够方便快捷汲取世界各个领域最有价值的信息“活水”。^[8]众多传统媒体纷纷寻求转型，竞相抢占对应的网络媒体阵地，演化成一种前所未有的网络版或电子版新形态。随着媒体种类的分化，用户面临的新选择越来越多，互联网、IT、通信等高新科技正在改变人们的接受行为。搭乘互联网进行传播的线上课堂，如微课程、MOOC、视频公开课等新媒体形式，具有即时获取及个性化选择等特点，拥有传统课堂教学方式无法比拟的优势。通过这些线上课堂形式，可以腾出较多时间供师生之间进行面对面的互动交流、讨论及增加情感浓度。此外，突出学生学习的主体性是新课标的基本要求，应充分尊重并满足学生对自主参与、互动交流学习的意愿。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应根据每个学生个体特点而配给有针对性的课本，而现行教材体例的样板性及内容更新的滞后性，已不能充分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

随着MOOC、翻转课堂的出现，不仅从技术层面上克服了基于印刷术的传统课堂固有的种种弊端，而且与提倡学习行为主体化的建构主义教学观不谋而合。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教育学者古德（Thomas L.Good）和布洛菲（Jere E.Brophy）在《透视课堂》一书中就指出“建构主义教学非常吸引人，它坚定地抛弃了传统教学中的机械客观主义”，主张知识是通过学生个体与环境、他人的交互过程中建构的，同时通过主动参与而使建构的知识体系不可避免蕴含了主体的价值观。^[9]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建构主义教学理念在当时遇到了种种质疑，主要缘于学科知识的多样性，无法在现实中找到与之匹配的教学环境。然而在“互联网+”时代，学生演变成互联网的用户，教材从纸质媒介的粗放集合转变为智能化、集约化、共享化的多媒体网络矩阵，这样就为建构主义教学模式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承载平台。具体实现过程分为：通过网络课程，向学生提供以逼真情节为内容的影像作为“锚”，从而为教与学建构一个可以依赖的宏情境（macrocontext），进而通过人机互动，激发学习者对知识内容进行探索。在此过程中，促使“互联网+”教育出版不再定位于“编写”的角色，而是要将静态教材“研发”成各种形式的网络课程，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互联网+”教育服务产品，支持学生主动进行个性化学习，亲身体验完成从识别目标到提出和达到目标的全过程。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知：建构主义教学观在“互联网+”时代的实现形式就是课堂场景重组及再现。“场景”最初是指戏剧、电影中呈现的实景场面或环境，即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内发生的具体任务行动或因人物关系所构成的动态画面，是一个非线性编辑的通过不同角色行为表现剧情内容的纵向展示过程。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场景成为满足用户以便捷性的虚拟方式体验各种现实情境需求的，模拟并重构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物态链接以及资源交换关系。国家教育信息化2.0背景下，随着5G移动网络技术、大数据分析、移动传感、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跨界融合和颠覆式创新，各种教育功能App模块为课堂场景体验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基于建构主义理论，以PST框架（Pedagogy-Space-Technology，教学法-空间-技术）为设计原则，以5C（construction，communication，connection，cooperation and creation，建构、交流、联接、协作、创造）学习环境融合为指导思想，借助物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和智能技术等构建起来的智慧教室，是教学改革的大势所趋。该新型教室包括有形的物理空间和无形的数字空间，通过各类智能模块实现学习空间、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支撑教学法的创新，是一种典型的智慧学习环境的物化，是多媒体和网络教室的高端形态。学生根据自己某学科的知识基础、学习能力和求知兴趣，结合任课教师的意见，自主选择分层走班进入网络同步教学和直播课堂，共享优质课程、名校师资和学习资源，从技术上真正做到因材施教，促进个体教育公平，助推解决传统课堂教学造成的“吃不饱”与“学不会”两极分化现象。《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教育部2020工作要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文件均有提到，加快智慧教室基础设施建设是教育信息化现阶段的工作重心之一。目前，我国参与研究智慧教室的高校较少，智慧教室主要面向中小学，原因在于：目前我国升学及招生制度仍以成绩为导向，而中小学知识体系相对简单，便于研发机构能充分利用优质教学资源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10]基于此，智慧教室应从我国国情出发，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变革：一是将智慧教室从以“教学”为中心转变到以“创新能力培养”为中心，将智慧教室设计和应用对象从中小学生扩大到大学生（含本科生和研究生）群体。二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培养智慧型教师。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智慧型教师是智慧教室活动的主导者，通过智慧型教师的激发引导，培养学生勤于思考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发展学生的主体性。三是勇于创新，力戒智慧教室样板式发展。智慧教室要充分发挥教学主动性和灵活性，更智慧地使用各种教学资源，从而转变教师职能，创新教学方式，借助智能化的移动学习工具和应用支撑平台，实现教师与学生多维互动交流，完成多方协作、知识探究和意义建构，从而促进学生的智慧生成与发展。^[10]

在线课程是一种学习的革命，学生可以直接从智能图书馆或课程云平台进行选课，并体验上课、互动交流、过程评价、作业完成、测试阅卷等实景课程行为。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我们以往正常的生活和学习。为保障“停课不停教、不停学”，教育部统筹整合国家、地方和学校相关教学资源，提供丰富多样、可供选择、覆盖各地的优质网上教学资源，全力保障教师在网上教、学生在网上学。拟于多数地区原计划正常开学的2月17日开通国家网络云课堂，以“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项目获得部级奖的课程资源为基础，吸收其他优质网络课程教学资源，供各地学校组织学生开展网上学习。国家网络云课堂（www.eduyun.cn）以部编教材及各地使用较多的教材版本为基础，覆盖小学一年级至普通高中三年级各年级，以教学周为单位，建立符合教学进度安排的统一课程表，提供网络点播课程。^[11]在高等教育方面，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采取政府主导、高校主体、社会参与的方式，共同实施并保障高校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在线教学。教育部于2月上下旬连续两次组织37家在线课程平台和技术平台面向全国高校免费开放在线课程，带动了110余个社会和高校平台主动参与。^[12]截至5月8日，全国在线开学的普通高校共计1 454所，103万名教师开设107万门、1 226万门次在线课程，参加在线课程学习的学生达23亿人次。此外，各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也推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各类在线课程，比如由广东省教育厅授权，广东广电网络共建全学段、全免费的“粤课堂”在线课程，让全省学生在家也能安心上课。应该说，在线课程在常规时期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尤其在新冠疫情特殊时期几乎替代了实体课堂的教学功能，成功地保障了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和教学秩序的正常运行，但这些在线课程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是课堂教学的简单“线上化”发展形式，仍需在以下方面进行改进：一是在线课程要进一步与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加强深度融合，比如VR技术可以实现虚拟与现实的结合，把课堂情境打造得更现实化、更真人化；大数据则有助于对学生的上课内容、学习效果、个人喜好进行数据沉淀，更利于任课教师因材施教、查漏补缺。二是促进在线课程的教育市场良性下沉，提升三、四、五线城市用户的渗透率，缓解偏远地区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布情况。三是将在线课程的“应试教育”定位逐步向“素质教育”转变。线上课程是教育教学活动的媒介而不是依据，要通过多种课堂情境及模拟互动方式，为学生提供心智发展的虚拟舞台与虚拟空间，发展智慧，锻造“全人”。^[13]比如，在线上课堂上组织开展“老鹰捉小鸡”等设定化场景游戏活动，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2019年8月23日，由中宣部出版局指导、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主办的中国出版业知识服务大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召开，会议提出：知识服务是互联网时代出版业开展转型升级，实现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是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新业态。^[14]随着5G时代的到来，“互联网+”作为一项列入国家“十三五”战略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为未来中国各领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教育出版行业自然不能置之度外。因此，需要用“互联网+”思维重新审视传统出版模式，运用大数据技术建构教育出版的区块链，以知识服务求发展，主动谋求变革和转型。

Targeted Media Inc.总裁罗伯特·瑞夫（Robert Reeve）在接受《AdAge》采访时讲道：“势不可挡的数字化浪潮正席卷而来，我们只能选择去创造属于自己的个性化服务……”^[15]2018年4月教育部印发的《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提出：以信息化引领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全新教育生态，建成“互联网+教育”大平台，创新基于互联网的教育服务模式。^[3]教育出版行业如若继续墨守和沿用原有模式去进行产品研发与市场营销，必将会被时代浪潮所淘汰。因此，“互联网+”教育出版应逐步走出传统教材模式化的指导效应，将学生视为用户，以用户驱动为中心，坚持将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过程深度融合的核心理念，切实转变思维、迎接挑战、抓住机遇，主动顺应当今移动终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充分认识并了解学生的学习偏好和特殊需求，并与他们保持动态的点对点联系。认真解决传统教材的痼疾，从根本上满足教育活动多层次、多元化、个性化需求，为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改革提供更丰富、更深层次的服务方案，形成高水平服务产品群落，提升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而占领教育出版制高点、提高市场占有率。总而言之，只有“从定位于图书产品销售商转变为知识服务开发商，从提供标准化教材向个性化教育服务转型”，^[16]教育出版才能重获生机，实现健康持续发展。

平台建设，就是建设一整套的系统能力。^[17]目前，除了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直属（或购买服务）的各种公益性教育平台之外，社会力量兴办的收费教育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以北京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新东方”为首的十大国内教育平台。^[18]在不远的将来，传统的知识传播毋庸置疑将会转变成以智能为要素、以服务为竞争力的全新生态模式。因此，致力于打造以网络平台为核心的多媒体运行模式，在细分市场上形成教育出版专业化品牌则是致胜关键。一是要合理规划智能化知识服务平台的分层发展（比如，可根据教育层次划分为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不同阶段），科学设计教育平台的组织架构，选择恰当的公益或商业运行模式，只有这样才能更好适应教育知识服务的专业领域特性和规模化发展要求。二是市场竞争的压力也促使教育出版重视数据资源的整合与管理，并加强与电子阅读器领域、IT信息行业以及网络运营商等建立业界合作，加速构建具有教育信息服务功能的平台载体系统，例如知识服务平台、在线课堂平台、数字阅读平台、互动训练平台、成绩测试平台等。三是通过平台的终端向用户提供即时的、个性化的增值服务，从激发学习兴趣着手提升用户体验，提高用户黏滞系数。此外通过平台社群的在线直播互动，增添线下课堂教学所缺少的乐趣，拉近学生与教师之间的情感距离。

知识产品推送的第一个关键词是“精准”，体现在对用户需求的准确定位和动态跟踪上。^[19]大数据时代，数据信息已成为提升学生线上学习能力的重要保障，如何利用大数据资源对在线教育教学活动进行准确识别和感知，也是教育出版开展精准个性化服务和提高自身服务竞争力的保证。具体来说，分为以下几个步骤：一是采集数据。可通过传感器网络（网页cookies、搜索引擎、网站反馈系统等）、用户终端设备、用户论坛与博客等途径获取教育用户的全程动态信息。二是分析数据。对拟定义的用户类别及其选择倾向与该用户先前在系统中储存的信息进行分析对比，在补充完善数据的同时，完成对用户类别判定的继续强化或适当改变。三是提供个性化的教育推送式服务。教育出版要根据网络数据痕迹，精确获取学生在线学习的知识内容、学习进度、学习时长、学业成绩、跳转记录、媒体应用等信息，并在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向不同类别的学生推送有针对性的网络学习资源，从而促使学生逐步进入自适应学习轨道。比如，大象出版社的大象考试与教学测评服务系统，充分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结合多维度数据分析模型、富媒体教育资源，运用教育测量学、教育统计学原理，通过过程性、发展性评价等手段，由单一的考试终结性评价体系，提升为面向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教师、学生及家长的智能化、动态化的多指标科学分析监测诊断系统，重点实现对学生考试信息的动态化收集以及考试结果的综合性评价，且提供后续智能化、精准化、个性化的教育内容服务。^[20]诸如此类的智能化知识服务系统通过对用户偏好的行为数据分析，在预测并识别用户潜在信息需求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更新系统自身相关资源及运行模式，进一步提供更加贴合用户个性化需要的“一人一课程”教学服务形式，相比传统教育出版基于单向线性模板化的知识传播模式而言，可谓是一种变革型创新。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随着现代通讯信息技术的革新，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共同助推下，教育出版需同步转型变革。在可预见的将来，融媒体承载的翻转课堂将可能与传统实景课堂并驾齐驱；为达成特定教育目的而精心设计的智能化自适应学习系统，将会严重冲击纸质教材的主导地位，因此，教育出版务必立足现实，切实转变思想，将自身功能重心转向网络融媒体教育服务。但是，在现实发展进程中，教育出版转型会遇到诸多困难，但只要开阔长远战略发展视野，紧跟互联网发展潮流，拓展服务能力，就能在“互联网+”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