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出版业剧变的五年，也是在整个传统媒体下滑的大背景下出版业寻求转型和突破的五年。“十三五”时期我国出版业在面临巨大压力的同时也取得了一些骄人成就，主要包括重新建构党政一体的宏观管理体制、促进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深度融合、将社会效益优先落到实处、“走出去”取得重大进展、图书出版在纸媒整体衰落的情况下逆势上扬、优化出版结构等。出版管理体制是出版业改革、发展和繁荣的最重要的制度性因素，它的变化对出版业影响巨大。

“十三五”期间，我国出版管理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就是重新建立了党政合一的管理体制。

从1949年起，我国的出版业宏观管理体制经历了从党政合一到党政分开各司其职再到党政合一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前夕，为了加强新政权成立后党对出版的领导，中宣部成立了出版委员会，统筹党对出版事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一种党政一体的出版管理体制。出版委员会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出版事业的管理机关，又是组织出版图书的生产部门，它最主要的职责就是加强对出版业的集中统一领导，使出版工作能够坚决彻底地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肩负起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重任。^[1]40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出版委员会整体上作为出版总署的一个重要部门——出版局，对全国出版业行使管理职能。1949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政府成立后党的宣传部门工作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在政府部门未成立之前，党的宣传机构暂代政府管理部门承担管理任务，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政府部门成立以后，为了使党的宣传部门“能够摆脱行政事业，集中注意于党内外的思想斗争，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领导和党的文化教育政策的制定”^[1]595，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即出版总署出版局）应该把全国出版事业行政性管理职能承担起来。政府出版管理部门成立后，党主要通过两个方面实现对出版工作的领导，一是政府部门建立报告制度，有关出版工作的重要政策举措政府部门要向党的宣传部门报告；二是通过设立在政府部门的党组对出版业的各项方针政策进行领导。从而形成了党的宣传部门主要注重党的出版政策制定、领导宣传工作、对党内外思想斗争组织领导等更为宏观的方面，具体的行政性管理事务由政府出版管理部门实施的党政分开的宏观管理格局，从此之后，虽然出版管理部门几经变迁、分分合合，但直到2018年3月之前一直延续了这种管理体制。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2]。出版工作具有双重属性，既具有产业属性，更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加强党对出版工作的领导必然是出版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2018年2月，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要完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确保党的领导全覆盖，确保党的领导坚强有力，加强党对涉及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重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出版业由于在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树立人们的信仰和价值观具有引领性，同时它在传达信息、传承文化、传播知识起到中坚作用，在社会规范的塑造、社会思潮的引领等方面也发挥着显著作用，因此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自然被纳入“加强党对涉及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重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的范畴。与此同时，《方案》还指出，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提出的要求，一些领域党的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还不够健全有力，保障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一些领域党政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权责脱节问题比较突出；要“防止机构重叠、职能重复、工作重合。党的有关机构可以同职能相近、联系紧密的其他部门统筹设置，实行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整合优化力量和资源，发挥综合效益”。过去党政分离的出版管理体制在某种意义上有些职能划分并不是十分清晰，党的部门的出版局与政府部门的出版管理司有很多职责存在重合、重复之处。因此，《方案》提出，为加强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对出版活动的管理，发展和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新闻出版管理职责划入中央宣传部，中央宣传部对外加挂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牌子。出版管理是党的宣传部门的职能，而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的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在中央宣传部加挂牌子，由中央宣传部承担相关职责。至此，党统一管理出版活动、党政一体的出版管理体制正式确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要转变政府职能，从侧重对出版活动的微观管理转向加强对全行业的宏观管理，从集中管理转向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通过加强立法定制、强化监督，从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将这些工作下放或转移给直属单位、协会或地方。如果党和政府机构都侧重宏观管理，必然会产生职责交叉重复。因此，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对调整后的出版宏观管理工作职责进行了明确：“调整后，中央宣传部关于新闻出版管理方面的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党的宣传工作方针，拟订新闻出版业的管理政策并督促落实，管理新闻出版行政事务，统筹规划和指导协调新闻出版事业、产业发展，监督管理出版物内容和质量，监督管理印刷业，管理著作权，管理出版物进口等。”可以看出，这几个方面基本上都属于宏观管理的范畴，侧重于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制定相关管理政策并监督落实，加强对出版物的内容管理和质量监督等。

宏观管理体制的变化必然带来管理重点的变革。“十三五”期间，尤其是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出版管理的重点围绕主要职责的变化而变化。“十三五”时期，我国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在出版管理方面有以下6个突出亮点。

“十三五”期间，我国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延续了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良出版管理理念，即将出版管理的重心放在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弘扬主旋律，以主题出版引领整个出版的导向和方向。“十三五”期间，中宣部办公厅（2016年、2017年还联合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办公厅）每年都发布关于做好本年度主题出版工作的通知，对当年的主题出版从指导思想、选题重点、工作要求等方面提出明确的指导意见。这些指导意见对出版业起到了示范和引导作用。新闻出版主管部门不仅仅停留在主题出版的工作部署上，更重要的是通过督导检查、国家出版基金评审、向社会广泛宣传推荐等举措将主题出版工作落到实处，使那些在主题出版方面做得好的出版单位既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又能够扩大发行量和影响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此外，“十三五”期间，我国新闻出版主管部门还先后围绕一些重大节庆日、重大活动等专题部署主题出版活动，如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建军90周年、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扶贫攻坚以及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中宣部都专门组织重点出版物宣传党的主张，反映人民心声，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十三五”期间，主题出版具有4个鲜明特点。

一是紧紧围绕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主题出版工作。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主题出版的核心和灵魂，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落地生根是主题出版工作的首要政治任务。“十三五”时期，除了出版习近平重要讲话的单行本（如《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论述摘编（如《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等），中宣部还重点组织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二、三卷）《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等重点出版物的出版和宣传推广工作，这些重点出版物的发行量都达到了千万册，有的超过5 000万册，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外，新闻出版主管部门还组织出版了《习近平讲故事》《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等宣传研究习近平思想的著作，这些著作以生动的艺术表现形式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对于推动习近平思想入脑入心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是紧紧围绕聚力聚焦全党工作主线组织主题出版工作。“十三五”期间，新闻出版主管部门组织出版了《将改革进行到底》《中国共产党如何改变中国》《文化自信》《大国外交》等围绕宣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巨大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巨大变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内容推出了一大批高质量出版物，有力配合党的中心工作。

三是紧紧围绕阐释中央精神和重大决策部署组织主题出版工作。“十三五”期间，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先后组织了学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四中全会等中央重要会议精神的宣传辅导读物，围绕深入宣传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重大方针政策，围绕树立新的发展理念、经济发展新常态、结构性改革、扶贫攻坚等中央决策部署策划选题、组织出版。

四是紧紧围绕理想信念教育和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阐释组织主题出版工作。“十三五”期间，新闻出版主管部门组织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重读抗战家书》《理论自信：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重读先烈诗章》《理性看齐心办—理论热点面对面》《中国北斗》《经山海》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阐释、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讴歌真善美的优秀主题出版物。

重大出版工程是由党和国家进行规划和组织实施的具有长远意义和重大社会影响的出版项目，这些出版工程的规划实施，不仅对我国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对确立社会行为规范、提供行业标准等都发挥着很强的社会功能。“十三五”期间，新闻出版主管部门组织实施了“九大出版工程”，除了前文已经谈到的重大主题出版工程外，还包括文艺原创精品出版工程、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出版工程、中华典籍文献整理出版工程、原创儿童文学和少儿绘本出版工程、民文出版工程、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漫出版工程、有声读物精品出版工程、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等。

在新闻出版主管部门统筹和组织实施下，这些出版工程在“十三五”期间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例如，重大主题出版工程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70卷计划在“十三五”期间出齐，目前进展顺利；《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60卷全部出版；国家大型出版工程《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及电子版正按照计划有序推进，这一工作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和肯定；《大辞海》高质量出版，习近平总书记发去了贺信，并给予高度评价。古籍整理方面，不断推出精品力作，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启动，《儒藏》《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清代诗文籍珍本丛刊》《全元词》等陆续出版，《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出版发行。文艺原创精品出版工程每年组织申报和实施，已经评选出《北上》《平原客》《对阵》《中关村笔记》等一大批优秀作品，其中《北上》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中国好书”等大奖。民文出版方面，国家通过调研，着手推进国家级民文出版基地建设，并建立民文出版项目库，2017年首次评选155项民文出版项目入库，2018年又增补了168项，这些项目对于推动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促进民族文字精品力作的出版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方面，国家在“十三五”期间专门编制了《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2017—2021）实施方案》，并把民族音乐传承出版纳入《国家“十三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和《关于实施中华文化传承工程的意见》中具体落实。

质量是出版物的生命，没有高质量的出版物，出版的发展和繁荣就是一句空话。出版质量的提升既要依靠出版单位自身的自觉，也要加强对出版物质量的监督、检查和管理。“十三五”期间，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在提高出版质量方面推出一系列新的举措。

第一，制定《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提高出版质量从制度上加以保障。《办法》强调，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出版导向、价值取向，聚焦内容生产，鼓励多出精品，提高出版质量；坚持定性评价和定量考核结合，做到客观公平公正；统筹当前和长远，推动图书出版业持续健康发展。《办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出版质量放到社会效益评价考核的中心位置，不仅把它放在第一条，权重也设置到了50分，足见对于出版质量的重视程度。《办法》还对出版质量包含的内容进行了细化：出版质量主要指出版单位坚持正确出版导向的情况，出版物的科学性、知识性水平，以及编校印装质量整体情况。《办法》除了出版质量这部分对质量提出明确的考评指标外，文化社会影响、产品结构与专业特色这两项指标中所包含的很多内容也直接和出版质量密切相关。可以说《办法》为提高出版质量提供了基本遵循和制度依据。

第二，注重处理好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坚持对出版物实行总量控制。“十二五”期间出版业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出版物品种增长过快，从初期年出书37万种到期末年出书47.6万种，新书品种增长幅度尤其较大，从初期的20万种增长到期末的26万种。“十三五”开局第一年出版品种数突破了50万，这种状况引起了新闻出版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十三五”期间，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在狠抓质量的同时，对出版品种数尤其是新书出版品种数进行了控制和压缩，2016年到2018年新书品种连续下降，从26.24万种下降到24.71万种。与此同时，重印书的品种数在不断上升，从2016年的23.75万种上升到2018年的27.22万种。新书品种下降，但重印书品种以及总印数却在不断上升，2018年出版总印数超过100亿册，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这表明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在控制图书数量的同时，注重提升质量和效益，提质增效取得了显著成效。

第三，新闻出版主管部门每年对出版质量进行检查，对编校质量不合格出版物的出版单位和个人进行惩处。新闻出版主管部门连续开展出版物“质量管理+年度”专项工作，采取单位自查、主管部门检查、总局（署）抽查的办法，“质量管理2016”重点围绕辞书、教材教辅、地图、少儿、养生保健类出版物以及重大选题备案有关出版物进行质量检查，查处并通报编校质量不合格出版物41种；“质量管理2017”重点围绕教辅、少儿和生活类等出版物检查，最终通报了19家出版单位编校质量不合格出版物24种；“质量管理2018”专项工作重点围绕社科、文艺、少儿、教材教辅、生活、地图类出版物开展编校质量检查，认定65种出版物编校质量不合格；“质量管理2019”专项工作重点围绕文艺、少儿、教材、教辅、科普类图书进行了编校质量检查，加大对引进版、公版图书内容和编校质量的检查力度，以三级审稿责任制度、责任编辑制度、责任校对制度和“三校一读”制度的执行情况作为检查重点，检查结果认定35种图书编校质量不合格。在这些编校质量不合格出版物的出版单位中不乏大社名社。新闻出版主管部门还具体规定了对编校质量不合格的出版单位、出版物和责任编辑的处罚措施：根据检查结果，出版编校质量不合格图书的出版单位将被依法处罚，同时自检查结果公布之日起30日内全部收回不合格图书；连续2年在抽查中有不合格图书的出版单位，或同一批次抽查有2种及以上不合格图书的出版单位，不得参加当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评奖。对不合格出版物的责任编辑，2年内不得晋升出版方面职称；对1年内造成3种以上出版物不合格或连续2年造成出版物不合格的直接责任者，由省级新闻出版广电行政部门注销其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3年内不得从事编辑出版工作。这些措施具有很强的威慑力，对提高出版质量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政府的一项重要功能是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弥补市场不足，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十三五”期间，新闻出版主管部门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第一，完善出版公共服务的立法工作。“十三五”期间，国家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这是由全国人大通过的两部加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法律，前者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目的、指导思想、设施建设与管理、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保障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了具体规定，后者对公共图书馆建设作出了具体规定，制定这两部法律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提高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此外，有关管理部门还出台了《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关于深入推进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实施方案》等有关文件。为了培育出版物市场，推动全民阅读立法工作，新闻出版主管部门还就《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提交国务院有关部门，为全民阅读提供法治保障。

第二，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在推进《全民阅读条例》颁布实施的同时，在有关部门的建议和强烈呼吁下，从2014年开始至今，“全民阅读”连续七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有关管理部门的推动和组织下，各地的全民阅读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新闻出版主管部门连续多年开展“书香中国”系列活动，围绕“4·23”世界读书日开展阅读活动。新闻出版主管部门还积极推动全民阅读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进军营。很多城市通过地方立法推进“书香城市”建设，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全民阅读组织管理的相关机构，对全民阅读活动进行组织和指导、引导。新闻出版主管部门与有关部门联合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如联合教育部门开展“百社千校”阅读活动，推动少年儿童阅读，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营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新闻出版主管部门联合中央媒体组织开展了“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推荐活动，指导“中国好书”推荐评选工作，每年开展“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活动；与全国老龄办联合开展向全国老年人推荐优秀出版物活动等。这些全民阅读活动，一方面引导读者养成“爱读书、读好书”的习惯，另一方面扩大了优秀出版物的影响，促进优秀出版物的销售。

第三，大力扶持公益性出版事业。“十三五”期间，国家继续加大对公益性出版活动的支持力度，国家财政不断加大对国家出版基金、古籍整理出版、少数民族出版、盲文出版等公益性出版活动的投入，延续了转企改制后出版单位的税收优惠政策。2016年6月，中宣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从加强城乡实体书店网点建设、创新实体书店经营发展模式、推动实体书店与网络融合发展、提升实体书店信息化标准化水平、加大实体书店的优秀出版物供给、更好发挥实体书店的社会服务功能等6个方面提出了任务要求，并在完善规划与土地政策、加强财税与金融扶持、提供创业与培训服务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扶持举措。2019年7月，教育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支持高校校园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对校园书店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支持措施。新闻出版主管部门继续加强农家书屋建设，从基础设施建设、出版产品供给和特殊政策等几个方面对老少边穷地区加大扶持力度，提高自我发展能力。

近年来，新的传播技术日新月异，媒介加速融合，给出版单位带来了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挑战。如何引导出版单位积极稳妥地开展媒介融合转型，是新闻出版主管部门的一项职责。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关注媒介融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媒介融合进行调研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媒介融合的紧迫性、主要任务、发展路径等重大问题提出明确的意见和要求。“十三五”期间，新闻出版主管部门主要采取以下措施推动媒介融合。

第一，制定相关政策法规。为了落实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2015年3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财政部印发《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从总体要求、重点任务、政策措施、组织实施等四大方面对出版融合进行部署，在政策举措方面提出要加强相关法律法规修制工作、加大财政政策支持力度、优化出版行政管理、实施项目带动战略、强化人才队伍建设等。随后，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在2016年颁布了《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修订了《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相关管理部门还颁布实施了《互联网信息搜索服务管理规定》《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微博客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相关互联网出版的系列法律法规，为融合出版、媒介融合提供法律保障。

第二，实施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项目。“十三五”规划提出了新闻出版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工程、国家数字出版创新促进工程、国家知识资源数据库工程、国家出版发行大数据工程、数字出版产业化应用服务示范工程和出版融合发展示范引导工程等六大工程。为了将这些工程落地生根，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于2016年发布了《加快新闻出版业实验室建设的指导意见》，此后共有42家专业领域实验室或跨行业综合实验室入选。这些实验室在智能媒体技术、数字内容组织和服务、知识产权挖掘与服务、技术与标准应用、期刊动态语义出版与知识服务、医学融合出版、数字版权与服务、大数据治理与服务等领域对出版融合关键技术进行了探索。为了支持实验室发展，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将为重点实验室优先安排补贴资金，对其符合条件的产业化项目优先列入国家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优先支持其承接新闻出版业转型升级、融合发展的重大项目，优先安排其有关人员参加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组织的专题学习和培训，并对其创新性成果及时总结推广，提高实验室知名度与影响力，鼓励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实验室建设。2019年，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对这些实验室进行综合评估，其中13家被评为优秀。这些实验室为出版融合探索了新路，为其他出版单位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借鉴。

第三，优化出版行政管理，为出版融合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出版行政管理方面，“十三五”期间，新闻出版主管部门主要采取以下五项措施：一是加强了版权保护力度，依法严厉打击出版领域的侵权盗版行为，尤其是网上侵权盗版行为；二是对线上线下、不同出版业态进行科学、有效管理，建立统一的导向要求和内容标准；三是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和出版单位率先发展，支持有先发优势的产业带、产业基地（园区）依托资源条件和产业优势，建设出版融合发展聚集区，扶持创业孵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四是支持行业组织在出版融合发展研究、标准制定、自律维权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五是通过“净网行动”等严厉打击各类非法出版物、网上淫秽色情信息、低俗内容信息，还网络空间一片净土，为主流出版机构的出版融合提供良好的网络环境。

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了解一个立体的、真实的、全面的中国，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先进的当代文化通过出版物走向世界，是出版业义不容辞的政治任务，也是新闻出版主管部门的一项重点工作。

“十三五”期间，我国出版“走出去”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主要表现在：一是中国主流出版物进入西方主流市场，尤其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输出版权超过20种，在160多个国家发行，海外总发行量超过50万册，《三体》等一批国内畅销图书在国外也成为畅销图书；二是版权贸易逆差继续缩小，2016年我国版权引进与输出之比为1.52∶1，2018年版权引进与输出之比为1.32∶1，版权引进品种数量持续减少，版权输出品种数量连续增长，版权贸易逆差进一步收窄；三是版权输出结构出现积极变化，我国版权输出从周边国家为主，转向以美、英、德、法、加等西方国家为主，同时，向“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版权输出占比增加。这些成绩的取得，一方面是由于出版主体增强了“走出去”意识，积极调研开拓国际出版市场，主动策划适合国外读者的选题；另一方面，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在出版“走出去”过程中起到了非常有力的推动和引导作用。

“十三五”期间，我国新闻出版主管部门继续实施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中外图书互译计划、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重点新闻出版企业海外发展扶持计划、边疆新闻出版业“走出去”扶持计划、图书版权输出普遍奖励计划等八大工程。目前，新闻出版主管部门从内容策划、营销渠道、国际合作、企业海外落地、参加国际会展等方面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推动出版业向国外读者讲好中国故事。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十三五”期间，出版业结合国家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了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开展图书、电子出版物、网络文学等方面的版权贸易和国际出版合作。2016年到2018年，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版权贸易协议从3 808项增加到7 100项，三年间增幅达到86.50%。^[3]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201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发起组建了“一带一路”学术出版联盟，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90多家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文化机构和出版企业共同参与。时代出版传媒集团还组织了“一带一路”出版合作与产业发展论坛。

从上述回顾可以看出，“十三五”时期我国出版管理呈现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党政一体，管理更加高效、有力。把出版管理纳入党的宣传部门进行统一管理，同时行使政府出版管理职能，就把党的领导落到实处，这有利于综合协调，管理更高效，力度也更大。二是立法先行，依法管理。从著作权法修订到公共服务立法，从出版社会效益考核评价办法制定到一系列互联网出版管理规定出台，新闻出版主管部门注重在各个管理环节贯彻以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执政理念。三是通过政策引导、窗口指导对行业进行示范管理。新闻出版主管部门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社会组织、新闻舆论等管理手段，对符合党和国家要求和倡导的出版行为给予物质、精神等各个方面的支持、扶持和鼓励，对违反国家相关政策和规定，或不符合主流价值导向的出版行为给予惩处，从而对整个出版业起到了指导、引导和示范（或警示）作用，改变了过去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的管理方式。

即将到来的“十四五”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是中国共产党开启新的一百年历程的第一个五年，也是新冠肺炎疫情引起国内外格局重大变化的“后疫情时代”的第一个五年，“十四五”规划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做好出版业的“十四五”规划要注意把握以下六点。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中国出版业的优良传统，也是出版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长期以来，我们高度重视出版在传递信息、传播知识、传承文化等方面的功能，但对出版在“传播真理、塑造信仰”方面的功能的认识却不够充分。因此，在“十四五”规划制定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出版业在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方面的作用：一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代表性著作单行本及重要观点普及读物的出版；二是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入研究、宣传和阐释，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能够入耳、入脑、入心，成为指导新时代各项工作的核心思想和行动指南，成为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识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三是更好地发挥出版在凝聚人心、塑造灵魂方面的功能，强化出版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坚定信仰、聚心凝魂的作用，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自觉的价值追求和行为规范。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国际资本的种种表现将西方资本主义的丑恶性、虚伪性、两面性暴露无遗，更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和无穷魅力，更加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这对于发挥出版的传播真理、塑造信仰功能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要在“十四五”规划中充分体现。

出版当然是一种文化现象，但它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都密不可分，它们之间是一种互动性关系：从政治角度看，出版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往往成为社会变革及革命的先导；从经济角度看，现代出版业已经和现代信息产业深度融合，成为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数字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文化角度看，出版是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是“文化自信的拱心石”^[4]，在传播知识、传承文化、普及科学、提高民族文化素养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社会治理角度看，社会治理强调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统一，而出版在立德立言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而这种立德立言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以仁为本、天下为公的公共性”^[5]有着先天的契合，通过慎独、内省与良知发挥着法治这种外在强力所不能起到的潜移默化作用；从生态文明角度看，现代数字出版业采用绿色出版、绿色印刷技术，通过数字传播与移动阅读减少了对木材、油墨等资源的浪费。因此，“十四五”规划应该突破把出版仅仅作为文化建设中的一个方面的思考模式，应从更高站位对出版功能进行再认识，加大对出版的支持和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为出版的发展和繁荣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从理论上厘清了包括出版在内的文化产品的双重属性，除了出版公共物品外，越来越注重发挥市场在出版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在出版领域进行了转企改制的改革，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历史任务。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十四五”规划应该正确处理以下重大关系。

一是出版产业与出版事业的关系。激活出版产业发展活力，使其通过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占领更加广阔的文化市场，满足人民群众对多样性文化的需求。与此同时，加大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要。

二是满足人们多样性文化需求与避免“三俗”的关系。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社会阶层的分化，人们的需求也呈现多样性，出版业既要用主流价值观占领出版市场，同时也要考虑细分市场的需要，提供多样性的出版物以满足不同需要。但是，出版的大众化、普及化、多样化不代表低俗、庸俗和媚俗，大众化仍然需要格调和品味。同时，我们也要避免以反对“三俗”的名义将那些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大众化出版物扼杀在摇篮里，力戒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三是加强管理与促进繁荣的关系。出版的意识形态属性决定了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必须对出版加强管理，但管理不是目的，促进出版的发展和繁荣、向社会提供更多的优质出版产品才是目的。当前，出版业受到数字化的冲击和影响，面临着比以往更加困难的发展环境，在此情况下，给予微观出版主体更大的自主发展空间，加大对出版的支持尤其重要。要避免以加强管理的名义对微观出版主体干预过多，重蹈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覆辙。

四是扩大对外开放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关系。在出版以及传播领域外强我弱的情况下，构筑文化长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不能放松。与此同时，中央一再强调，我们要进一步扩大开放，笔者认为这不仅仅是针对经济领域，科技文化领域同样需要扩大开放，吸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洋为中用，在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与保持国家文化安全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十四五”规划要注意抓住新技术在出版领域广泛应用的历史机遇，着力处理好上述关系，继续深化出版领域的改革创新，使生产关系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发展出版生产力，释放出版活力，实现社会主义出版业的大发展、大繁荣。

“十三五”期间，在中央的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下，出版业在融合出版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体说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目前绝大多数出版单位还处在“相加”而不是“相融”阶段，刚刚从“你是你、我是我”进入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阶段，还远未达到“我就是你、你就是我”的融合阶段。近年来，新的传播技术日新月异、飞速发展，大数据、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加速了传统出版的衰落，出版业正从传统出版走向融合出版，进而走向智能出版。“十四五”期间，出版业必须将加速融合出版提高到关系出版业生死存亡的高度加以认识，以信息技术、数据技术、智能技术等新技术为引领，在平台、内容、技术、渠道、组织架构、人力资源配置等方面深度融合，并在体制机制上进行革命性变革，适应信息技术革命对出版管理的新要求。

出版业本质上仍然是内容服务业，优质的内容是出版业的价值所在，也是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十三五”期间，中国出版业在内容优化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每年图书品种保持在50万种左右，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出版大国，但还不是出版强国。目前，我国影响力较大的原创性选题少之又少，缺乏在世界范围内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出版物，远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高质量精神产品的需求，与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也相距甚远。从总体上看，我国出版业的效益还有待进一步提高，除了个别年份，单品种效益实际上在不断下降，这与党所提出的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思路、供给侧改革方向不相一致。此外，优质内容的呈现方式较为单一，缺少把优质内容优势转化为经营效益优势的产品研发模式和盈利模式，因此要进一步探索媒介融合环境下出版业提质增效的有效路径。

“十三五”期间，我国出版“走出去”从数量上获得了突破，扭转了长期版权贸易逆差过大的不利情况。但是，我国出版“走出去”质量还有待提高，实际效果还远未达到理想状态，能够进入西方主流渠道并对西方主流社会产生影响力的“走出去”出版产品少之又少。笔者曾提出我国出版“走出去”要有六个转向，即从出版“走出去”转向文化“走出去”、从“走出去”到“扎下去”、从周边到全球、从人文知识表达到多元思想传播、从知识传播到价值认同、从单载体输出到多载体互动^[6]，应该说，这六个转向仍然有待实现。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更加凸显了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让西方客观全面认识中国的重要性，出版业承担着义不容辞的重要职责。在国际斗争尖锐复杂的新历史环境下，中国出版业应尊重传播规律，深入研究西方受众的接受习惯，让中国声音能够传出去、入主流、获认同，让中国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落地生根，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也是“十四五”期间中国出版业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