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对外开放与对外合作的总纲领，为出版业“走出去”带来了新的机遇，打开了全新的对外出版格局。“一带一路”沿线存在贫困程度比较深、贫困面积比较广、贫困治理任重道远的国家和区域。中国从1987年扶贫攻坚，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积累了大量的减贫经验，是对外出版最重要的素材之一，对世界减贫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020年2月，中宣部办公厅下发通知，2020年主题出版明确六方面选题重点，其中之一即“聚焦聚力工作主线，营造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浓厚氛围”^[1]，讲好中国减贫故事成为2020年主题出版的重要范畴。2020年6月，中宣部确定2020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共125种，涉及脱贫扶贫的25种，这25种出版物包括5种套书^[2]，可见目前我国减贫经验对外出版开始起步。在此背景下，国内出版机构已经意识到减贫经验对外出版的重要性，但总体观之基本处于关注阶段，尚未形成明晰的出版思路。《中国共产党领导脱贫攻坚的经验与启示》（2020年）、《一个都不能少：中国扶贫故事》（2020年）为目前仅有的2本有英文版的套书，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脱贫攻坚的坚强领导及实践，助力国内打通脱贫攻坚战“最后一公里”^[3]，英文版的意义不仅在于对外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减贫事业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塑造国家形象，也为世界各国减贫脱贫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中国减贫经验已实质性“走出去”，并帮助“一带一路”沿线贫困国家和地区进行扶贫脱贫，已产生良好效应。更有学者阐释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反贫困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合作探索及优化路径。^[4]如何更好地满足“一带一路”沿线贫困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减贫经验的需求，需要出版界的系统梳理、归纳与多渠道输出。对外讲好中国减贫故事体系急需中国减贫经验出版的系统跟进。关于对外出版的研究文献内容比较丰富、多元，但关于中国减贫经验对外出版的专门论述尚未得见。

贫困是人类长期面临的社会现象，消除贫困是人类的共同使命。在此背景下，中国减贫经验对外出版的意义与价值何在？中国减贫经验对外出版面临哪些现实问题？中国减贫经验对外出版应采取哪些策略才能达成预期目标？本文围绕上述问题展开论述。

习近平主席强调：“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出版业被赋予共享中国价值、传播中国理论和分享中国经验的历史使命。^[5]减贫事业需要全世界共同推进，中国在反贫困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对世界减贫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出版业应该在传播中国故事、促进世界减贫领域作出贡献。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是出版业的使命。中国减贫事业为实现全球减贫目标作出的重大贡献、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故事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7亿多人摆脱了贫困，扶贫开发成就显著，不仅形成了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牛津大学人类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萨宾娜·阿尔克教授认为：“中国的精准扶贫方略在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退出等方面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6]1981—2013年，按照世界银行界定的贫困人口标准，全世界贫困人口从18.93亿减少为7.66亿，同期中国贫困人口从8.78亿减少为0.2517亿，中国对全球扶贫的贡献率为75.7%。^[7]中国在历经输血式扶贫、开发式扶贫、以人为本的扶贫、精准扶贫4个阶段后，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之路，积累了具有地区特色的减贫经验，比如，中国各地兴起的“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基地”的产业扶贫模式、万达集团帮扶贵州丹寨县的整县脱贫计划等。中国减贫经验是中国故事最好的内容展示，为对外出版提供了大量素材。2019年，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与中国国际扶贫中心联合策划编辑的，由中国外文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扶贫》，基于外国人对中国扶贫的切身理解，向国际社会讲述了中国通过切实可行、靶向精准、成效突出的各项政策让各类贫困者摆脱贫困的扶贫故事。这是对外出版讲述中国减贫故事的成功探索。

减贫已成为中国与包括东北亚、东南亚、中亚、南亚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合作的重要领域。^[8]未来的国际减贫合作将减贫经验的分享与出版纳入合作框架，因地制宜、取长补短，在减贫经验出版的合作中探索新的范式，不断彰显大国担当。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涵盖了17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消除贫困。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已成为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减贫要求的发展中国家，减贫工作取得瞩目成就。^[9]中国政府不断构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减贫机制，对外出版中国减贫的经验，并不断以实际行动支持“一带一路”各国实施“幸福家园”“爱心助困”和“康复助医”等减贫援助项目，帮助改善贫困人口基本生活状况。^[10]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非洲首席经济学家奥都索拉认为，中国的精准扶贫是全面而创新的扶贫方法，非洲在扶贫上要向中国学习，全世界亦是如此。 ^[11]中国在多维贫困领域做了许多研究，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宝贵的扶贫经验值得和全世界分享，也有必要与全世界分享，助力贫困地区人口脱贫。^[12]

出版社应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做好“顶层设计”，广泛宣传中国减贫经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可定期开展减贫研修班、合作论坛或研讨会共享中国扶贫经验，以广泛推介中国扶贫成绩。比如，中国国际扶贫中心自成立至2019年，为133个国家（地区）的3 758名中高级官员与扶贫工作者举办了139期减贫培训班，已经成为国际上专职从事减贫培训的重要基地。再如，2014年，南非学员DlaminiEliasSibusiso参加“南非农村发展与减贫研修班”，系统学习中国扶贫开发经验，赴四川实地考察农业大棚等产业发展项目，并将在中国学到的社区发展经验以及大棚蔬菜等农业种植技术和经验，成功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13]积极出版扶贫合作已有成功案例——2019年10月16日，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农发基金和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联合开展了首届“全球减贫案例有奖征集活动”，入选案例陆续收录入南南网减贫案例库，这让南非普通民众直接感受了来自中国的扶贫经验。可见，出版扶贫合作成功经验不仅可以广泛推介中国减贫经验、分享成功有效的减贫方案，也可以彰显中国作为大国的担当。

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摆脱贫困，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历史、自然等诸多原因，“一带一路”沿线贫困率高的国家较多。贫困是人类长期面临的社会现象，消除贫困是人类的共同使命，也是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主要内容。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在中国精准扶贫经验的国际分享与应用的研究中发现，中国基于减贫过程中采取的各种有效措施，总结出的一系列经验，能够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解决贫困问题，并为发展经济学以及国际减贫问题研究提供大量实证材料。中国减贫经验吸引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官员不远万里前来取经。2016年10月，马拉维、加纳、肯尼亚等15个发展中国家的扶贫官员来到北京，参加“2016年发展中国家公共服务与减贫官员研修班”。^[14]

中国减贫的成功经验包括：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构建包括政府、市场、社会、贫困者自身等多元主体的参与式扶贫模式；培育、增强贫困地区应对和解决贫困问题的能力；从制度、体制、机制上协调不同主体和资源，合力解决贫困问题；精准施策，实施“五个一批”^①；构筑社会安全兜底网；有效借力国际减贫资源等。“一带一路”沿线贫困问题的症结不一，面临的经济发展阶段、贫困形成机理、限制条件不同。从我国减贫的历史演进出发，梳理我国减贫的实践模式，提炼扶贫、脱贫、减贫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对外出版，让“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结合本国国情与贫困特征予以借鉴，能更好地找准“病根”，对症下药，有效促进贫困的消除。

贫困产生的原因是系统性的，在解决贫困的过程中也需要系统化的思维与行动。中国已经形成系统化的、成熟的减贫策略、方法与手段，对“一带一路”沿线贫困国家或地区系统出版解决贫困的策略、方法与手段，有助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相关社会问题的解决与整体协调发展。

一是出版包括中国的产业扶贫、兜底扶贫、基础设施的完善等诸多政策案例，有助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经济发展。比如，介绍中国的“电商扶贫”，用具体案例展示贫困地区的产品与市场对接的方法、途径。

二是出版“社区治理”“帮扶制度”“社会保障”“促进社会和谐”“缓解阶层分化”等经验，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上述领域问题的解决。有学者指出，俄罗斯低保线标准制定存在的主要漏洞，就是没有充分考虑到不同地域、不同年龄组人群的生活需求和生活成本的差异等因素，最终导致扶贫成效不甚显著。我国在“精准扶贫”实践中，注重扶贫对象、扶贫过程的精准度与高效性，对俄罗斯解决贫困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15]

三是出版“扶志”“扶智”“教育扶贫”等主题出版物，助力解决贫困对象的意志、知识和技能等主观致贫问题，提高贫困劳动者的基本素质，激活贫困者的内生动力，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四是出版扶贫效果评估、跟踪研判、退出保障机制等相关经验，推进“一带一路”沿线扶贫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在减贫过程中，通过第三方评估、互换评估等方式进行脱贫效益的评价，不断完善低保退出机制，让已脱贫者及时退出帮扶体系，减少财政投入，实现持续发展。

中国在减贫领域积累了大量经验，储备了大量素材，总结、提炼中国减贫经验已在国内如火如荼展开。但是对外出版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解决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明确中国减贫经验对外出版的重点选题与优质内容。中国的减贫成就与经验主要是最近4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辛勤劳动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些工作时间较短、过程变化大、成效突出，应是首要突破点。

第二，把握“一带一路”沿线读者的需求。中国的减贫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经验具有浓烈的中国特色。各国的国情和意识形态不一样，处理贫困等具体问题的程序和手段也不同。“一带一路”沿线存在不同国情、不同语言、不同市场的多元出版环境，各国、各地读者的阅读需求也不尽相同。在现实中，有读者需要学习中国减贫的经验，有读者需要从中学习具体的技能等。要实现读者需求与出版供给之间的精准对接，需要出版机构在选题之前做大量调研工作。

第三，突破出版物生产和推广的实体机构布局不足的问题。在对外出版中国减贫经验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充分利用国内的出版机构，还应与境外出版机构广泛开展合作，或者设立国外出版平台，为编辑、出版、宣传提供硬件支撑。

第四，明确减贫经验对外出版的社会价值与经济效益的权重。中国减贫经验的对外出版最终应该凸显出版的价值。中国减贫的方法与技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减贫具有借鉴作用，这是重要的社会效益。但也要重视出版的经济效益，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在编辑出版的过程中要让普通读者享受到阅读的乐趣，使其主动进行相关消费，最终实现对外出版的经济价值。

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一带一路”沿线及周边国家和地区已然成为我国出版业的版权贸易的重要方向。中国减贫经验的对外出版需要出版界在优势互补、促进互利共赢的“一带一路”价值引领之下，遵循对外出版规律，讲好中国减贫故事、传播中国减贫声音、阐释中国减贫特色，不断扩大中国减贫影响。把中国减贫经验介绍到需要的国家，对促进当地贫困问题的解决和当地人民脱贫致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智聚力的具体实践。

目前来看，“一带一路”“中国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文史”等关键词^[16]是对外出版的选题重点，“中国减贫”虽在部分对外出版物中有些许出现，但不是对外出版的重点，应该逐渐把“中国减贫”作为对外出版的重点选题。

首先，出版界应该在思想上高度重视中国减贫经验和故事的总结与翻译，把传播中国减贫故事、减贫方案作为对外出版的使命，认真开展好相关工作。

其次，明确“中国减贫”对外出版的选题内容。一是对中国特色减贫理论的产生、发展、成熟专门总结提炼，进行对外出版。二是收集整理好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减贫工作，以及《八七计划》^①扶贫攻坚以来中国减贫相关政策的汇集，做专门的对外出版。三是对中国在减贫过程中取得的成就进行总结，从经济、政治、社会、人民生活、生态改善等层面全方位详细描述，系统对外出版。四是对中国减贫经验进行总结与归纳，并依据“一带一路”沿线的减贫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提炼，以期为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策略、建议。

最后，应充分利用当前国家对外出版政策，抢抓机遇。比如，继续维护和加强中国与东盟10国出版界通过《中国—东盟出版界南宁共识》等，推进各方加强出版交流，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充分利用好“丝路书香出版工程”等项目，争取更多国家支持。在现有政策的支持下，不断争取“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相关专项资金支持，为“中国减贫”的对外出版提供更加充裕的资源。

把握对外出版受众阅读需求，聚焦减贫出版主题，讲述中国减贫故事。应深入了解“一带一路”各国、各民族的减贫需求，把“走出去”与“走进去”相结合，以地区减贫需求为出发点，充分考虑受众的需求。坚持把内容建设放在第一位，严把质量关，坚持出好书，让作品能够真正为“一带一路”各国的受众所接受或认可。^[17]出版机构应为满足各种减贫需求而策划选题，提供图书产品。首先，应把中国的产业扶贫、易地搬迁、生态补偿、教育扶贫、兜底扶贫等分类施策经验对外出版。其次，应加强重大减贫需求分析，开发专门用途的减贫教材，加强适时修订，推动减贫教材与时俱进，建设中国减贫网络辅助资源，推出电子、网络、多媒体教材等，把线上线下的教材与学习资源无缝对接，打造立体化的中国减贫学习资源网络。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采取定制化路线，准确把握细分市场，对每一个目标市场利用海外相关组织与机构，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手段了解“一带一路”各国减贫具体需求，了解当地的出版政策、外资政策与法律法规，熟悉当地读者的个性化需求。此外，应做好翻译工作，精心挑选翻译作品，严控翻译质量。翻译过程中不仅应语言准确，而且需要契合当地文化，明确减贫出版的最终功能和目的。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充分利用国内出版机构已经创建的海外出版、发行等机构资源，或与“一带一路”各国出版机构合作，共同开发选题、翻译出版图书，为中国减贫经验对外出版发行提供平台依托。主要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依托孔子学院、大学等设立海外分社或减贫出版合作中心、减贫图书策划中心。比如，浙江大学出版社成立“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出版平台，对“一带一路”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集中出版和专题数据库开发建设，满足国内关于“一带一路”出版需求。再如，借助国际书展与沿线国家展开文化交流与合作，把出版社的中国减贫策划与出版放在海外，合作出版切合当地需求的减贫图书。

建立对外出版平台，加大合作。建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版联盟，深化与各国的中国减贫出版合作关系、加大减贫版权贸易、设立减贫出版发行机构、常态化地举办书展等，均可有效推进减贫出版交流与合作。比如，由广西出版传媒集团主办、漓江出版社和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承办的“中国—东盟版权贸易服务平台项目”以东盟国家为重点，通过版权输出、国际合作出版、海外设立出版机构、实物图书出口等，深入开展中国文化“走出去”。创新并强化与世界一流出版公司的减贫出版合作，充分利用政策保障，引进与输出并举。有针对性地建立可以开发选题资源、拓展交流和推广渠道的海外编辑部，及时把握当地减贫政策变化与特殊减贫节点，适时推出中国减贫经验的相关图书。

中国减贫经验的对外出版最大的社会效益就是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贫困问题的有效解决。在社会效益方面：一应搭建减贫交流的平台。比如，2018年，中国国务院扶贫办与菲律宾国家减贫委员会联合主办第十二届“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通过论坛分享中国减贫经验，并展出相关出版物。二应通过出版物内容影响不同群体，促进贫困问题解决。在出版内容方面，中国减贫理论的出版应重点关注当地的减贫政策制定者、相关减贫学者；对于中国减贫的手段、技术应该更多地针对贫困人群、贫困地区。在把握市场规律方面：一应遵守市场营销的法则，让产品、版权和实体“走出去”，提升中国减贫出版作品的共鸣度，拓展中国减贫经验的传播力与影响力。二应做好专项规划和引导，借助数字出版、加强“互联网+”出版^[18]，畅通“一带一路”各国与我国的减贫经验交流。比如，充分利用好中国-东盟出版物展览会，把中国减贫对相关出版物在博览会上及时传递出去。充分配合国际或所在国重大纪念活动、高层领导人互访等时事热点，开展营销宣传活动。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紧跟时事动态，在中国和黎巴嫩建交45周年之际，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承办了相关出版物展览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三应加强对目标市场宣传资源的利用，利用好当地的广播、电视、报纸等传播路径，扩大中国减贫经验在当地的知晓度与影响力，逐渐让相关出版物得到读者的认可。四应通过活动营销，强化图书展示平台和国际营销渠道建设，为中国减贫经验相关出版物“走出去”不断开拓市场。

中国在减贫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让中国减贫经验成为中国故事、中国声音、中国特色的重要内容。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出版合作、分享中国减贫经验不仅是中国出版界服务国家大局的责任，也是顺应潮流、促进世界减贫与社会发展的具体体现。高度重视中国经验的对外出版，遵守对外出版的市场规律，是当前中国减贫经验对外出版的重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