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出版，顾名思义就是围绕党和国家工作的主题，出版相应的出版物。据CIP中心的统计数据，2003年的主题出版CIP批复数是489种，2019年则为2 800余种。^[1]主题出版工程实施以来，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2016年，主题出版明确了“重点出版物”，并以中宣部的名义下发评选通知；2018年，中宣部改称“重点主题出版”。本文探讨的即指中宣部评选的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

重点主题出版成为党和国家意志的鲜明载体，成为出版的主角，这是近年来出版业发展的显著特征。高校出版社，在重点主题出版的耕耘上，取得了显著成效，特别是2014年教育部面向高校出版社开展“主题出版项目”征集评选活动以来，涌现出一大批具有时代鲜明特色的重点主题出版物。高校出版社具有科研、人才等优势，在重点主题出版中追求出版物的学术价值与经典传承，更显分量。

由于“主题”本身具有一定的时间性，各年度重点选题不一。因此，可狭义地认为，主题出版时效性强、属于时政热点范畴。高校出版社主要从事学术出版积累，其作者大多是高校的专家、学者。2003年主题出版提出并实施以来，高校出版社大多没有相应的选题入选。党的十八大以来，重点主题出版进一步加强，不仅成为党和国家意志的体现，也成为高校出版社的自觉追求与学术出版名片。

2014年，教育部开始征集评选全国高校出版社重点主题出版项目，有60余家出版社参与，经过专家评选，共31家高校出版社、46个项目入选。此后，随着各高校出版社的重视，参与评选活动的高校出版社不断增加，选题报送数量也不断增加，入选的项目有所增加或调整。2016年各高校报送选题854种，入选89种；2017年报送926种，入选251种；2018年报送985种，入选207种；2019年报送1 007种，入选112种。

同时，高校出版社积极申报中宣部重点主题出版项目评选，就近几年的情况来看，高校出版社也取得丰硕的成果。2015年，重点主题出版物（只限图书，下同）100种，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种、国防大学出版社1种、北京大学出版社3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种、暨南大学出版社1种、新疆大学出版社1种，共9种图书入选，占比9%；2016年，重点主题出版物96种，其中，复旦大学出版社1种、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1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4种、湘潭大学出版社1种、河南大学出版社1种、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种，共10种图书入选，占比10.42%；2017年，重点主题出版物77种，其中，北京大学出版社2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种，共4种图书入选，占比5.19%；2018年，重点主题出版物69种，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种、北京大学出版社2种，共4种图书入选，占比5.80%；2019年重点主题出版物77种，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种、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种，共3种图书入选，占比3.90%；2020年重点主题出版物110种，其中，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1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种、北京大学出版社1种、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种、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种，共5种图书入选，占比4.55%（见图1）。

从数据来看，不管是中宣部重点主题出版物评选，还是教育部高校出版社系统重点主题出版项目评选，高校出版社都积极参与，不断强化主题出版在选题中的地位，并且有一定分量的选题入选，尤其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成绩最为显著。从高校出版社报送的选题数量、质量来看，重点主题出版已经成为高校出版社的自觉追求，并且取得一定的成效，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

从近几年高校出版社入选中宣部重点主题出版选题目录来看，高校出版社发挥自身优势，不少选题体现了党的主题宣传、国家发展战略等重点工作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在理论研究、学科建设上，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准，甚至占据了高峰。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入选中宣部重点主题出版的选题《时代大潮与中国共产党》，作者是著名的党建理论专家李君如。该书从中国共产党所处的时代以及中国共产党如何应对时代挑战的新视角，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重大事件，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作不断应对新的挑战、审时度势、顺应时代大潮从而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并将最终落脚点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现实发展上，指出中国共产党将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以“赶上时代”为目标，以“科学预见”为方法，以“与时俱进”为精神状态，以“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坚强意志，永不止步地追赶时代大潮、接受时代大潮的考验，进而引领时代大潮，永葆自己的先进性。^[2]

同时，高校出版社入选中宣部重点主题出版的选题涉及面较广，选题结构更加丰富，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高校出版社的选题特色。高校出版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建设、政治经济、依法治国、“一带一路”倡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都有自己的出版优势，从入选重点主题出版选题来看，高校出版社在上述方面都有涉及，选题结构较为丰富。例如，2016年，入选的选题有《大国治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布局的理论视域》（复旦大学出版社）、《文化经济学中的“一带一路”》（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法治中国：中西比较与道路模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寻求突破的中国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点亮民族之魂：青少年核心价值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时代大潮和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共党史重大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献给世界的壮丽史诗—外国人看长征》（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这些选题都紧扣新时代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展现新时代工作的方方面面。

2020年，中宣部确立的重点出版选题为六个方面：着眼为党和国家立心，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阐释；聚焦聚力工作主线，营造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浓厚氛围；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加强健康安全和生态保护教育，培育公民文明习惯；紧紧围绕宣传阐释党中央精神和决策部署，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立足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阐释；提早谋划、提前启动，认真组织做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选题编写出版工作。从高校出版社入选的五种重点选题来看，至少涵盖了六个方面重点选题的五个方面内容，即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中国脱贫攻坚研究”书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中国之治的成功密码”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为了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100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查医生援鄂日记》、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的“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系列丛书。可见，高校出版社重点主题出版的选题结构更加丰富，与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选题内容更相适应。

当然，从目前高校出版社重点主题出版选题及运作情况来看，虽然已经形成共识，也取得一定的成效，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从近些年来列入中宣部重点主题出版评选项目情况看，选题主要集中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少数几家高校出版社。大多高校出版社在评选中没有实现新的突破，目前全国有110家高校出版社，但从2015年以来，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15家高校出版社入选，占比13.64%。虽然重点主题出版已经成为高校出版社的共识，但高校出版社齐头并进的势头有待加强。

高校出版社长期从事学术出版，对时政类选题的敏感性及运作能力还有欠缺，重点主题出版大多侧重党史党建类选题，高校出版社的前瞻性选题，尤其是对未来趋势的把握的选题储备不够。从2015年开始，中宣部重点主题出版评审发生了结构调整，从过去侧重党史党建，拓展到当前以时政解读、青少年阅读以及文艺作品展现新时代等。而高校出版社在这些选题方面明显存在短板。从近几年高校出版社入选的选题来看，涉及青少年读者的选题几乎没有，科学普及及大众通俗选题也是凤毛麟角。

长期以来，高校出版社依赖高校教材开发及高校学术出版，走的是常销书策略。但重点主题出版有一定的时效性，需要在短时间内聚集能量并爆发。在这方面，高校出版社显然没有优势，因此就这几年的重点主题出版市场反响来看，市场表现没有实现大的飞跃，就重点主题出版物的市场覆盖率来说，相对于人民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存在一定差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李永强认为，大多主题出版物与普通大众出版物相比，理论性和时政性较强，对读者的水平要求较高，市场容量相对有限；目前市场上很多主题出版物选题没有新意、写作风格不接地气、读者定位模糊、营销手段单一，种种因素导致经济效益欠佳。^[3]高校出版社主题出版市场效益还没得到充分发挥。

高校出版社的市场角色定位与长期形成的发行网络相对固定，对社会化发行总体缺乏运作。就目前高校出版社重点主题出版的社会反响来看，主要侧重在学术界与高校，在普通读者，甚至在党政干部读者中的反响有待于提升。比如，学习出版社出版的重点主题出版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发行量几千万，在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重点主题出版物《习近平用典》也在读者中有广泛的声誉。就目前来看，高校出版社的重点主题出版物还没有哪本有这么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重点主题出版作为党和国家意志的载体，也要遵循出版的学术价值。高校出版社向来注重理论出版与学术价值追求。对于重点主题出版，高校出版社应看清自己的问题所在，看清高校出版社运作重点主题出版方面存在的普遍问题，更应在出版物的学术价值追求上有更高的要求，形成多样的选题结构格局。

一是既要注重理论性、学术性，也要注重特色性。理论性、学术性作为高校出版社重点主题出版的学术优势，应成为其自觉追求。高校出版社在学术能力上普遍比其他门类出版社更具优势，其重点主题出版更具分量，更具理论价值。高校出版社应在理论研究，特别是关乎人类发展命运、关乎社会前进、关乎党和国家长久发展等方面的理论认识上作出积极回应。特色性作为高校出版社重点主题出版的价值策略，也应给予重视。高校出版社组织实施重点主题出版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也有一个不断进取的过程。在这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无疑为其他大学出版社树立了标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史类选题方面做出了自己的特色，其入选的重点主题出版项目大多是这方面的选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已经形成独有的红色品牌积淀，是业界公认的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出版的出版重镇和我国当代主题出版的重要阵地。

二是应注重选题的大众化、通俗化。新时代，如何通过出版引导读者理解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如何在社会生活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社会新风尚等？落实在重点主题出版选题上，就要求出版社要在大众化、通俗化上进行新的探索，这也是高校出版社选题结构的短板。近年来，中宣部重点主题出版选题结构不断调整，特别在服务大众、普及大众读者上做了很扎实的工作。2020年，中宣部重点主题出版也要求继续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扶贫攻坚的故事，要出版一批疫情防控、心理疏导的权威普及读物，出版一批加强健康理念和传染病防控知识教育的科普读物，出版一批讴歌一线医护人员和科研人员、展现广大党员干部和社会各界万众一心抗击疫情的优秀作品。^[4]从入选的选题来看，这部分的选题占了相当的分量，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查医生援鄂日记》、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系列丛书，都是大众化、通俗化的选题，这些选题必将受到读者的欢迎。因此，高校出版社应引起高度重视，在普及读者上下功夫，形成多样的选题结构。

三是应积极探索选题的多样性。高校出版社具备不同学科的优势，在重点主题出版上，应该发挥所在高校不同学科的优势，在选题的多样性上做出新探索。例如厦门大学的化学、海洋科学、生物学、生态学、统计学入选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厦门大学出版社应借助本校的优势学科，在重点主题出版选题策划上下功夫。2020年，中宣部重点主题出版的六个方面的内容，厦门大学出版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加强健康安全和生态保护教育”等选题上可以主动作为。此外，应依靠高校资源优势、学科优势，在选题结构多样性上下功夫，精心策划不同主题的出版物。

四是应注重提升选题运作能力和市场化水平。高校出版社在选题内容策划上有自己的优势，但若想在选题运作能力和市场化水平方面有所提升，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建立市场化运作机制。长期以来，高校出版社在市场意识、市场运作上都缺少经验，“象牙塔意识”还普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要让重点主题出版产生广泛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就要先建立其适合新时代的重点主题出版的运作模式，让重点主题出版在运作中产生效益，在策划中实现两个效益的统一。

第二，大胆使用人才，大胆引进人才。人才是一切工作的根本，高校出版社可以打破原有的用人机制，大胆向运作成熟的出版社引进运作重点主题出版方面的人才，让专业的人才做专业的事。同时，加快社内人才培养，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形成从事重点主题出版有为有位的局面。

第三，强化选题的延续运作。入选中宣部重点主题出版，既是荣誉，也是责任。如果仅仅把“入选”当成一种荣誉，而没有对选题继续持续的运作，那就失去了其价值意义。比如，2019年入选中宣部的人民出版社《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不仅有成人版，还研发了小学版、初中版、高中版，在全国20多个省份和地区租型落地出版，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高校出版社可以借鉴这些好的经验做法，注重选题的持续运作，让入选选题“立体”“多样”，形成广泛影响。

第四，要在媒体融合上努力探索。媒体融合发展是趋势，高校出版社在这方面运行的探索还不够，存在一定的畏惧心理。高校出版社应借助重点主题出版项目的运作，让重点主题出版选题多层面开发。特别是重点主题出版的普及读物，应在媒体融合上积极探索实践。入选重点主题出版是对选题的肯定，但不是一个选题的终结，恰恰为这个选题的延伸、媒体融合创造了条件。高校出版社应借助重点主题出版的资金保障、社会广泛认同等优势，大胆探索，迈出媒体融合的坚定步伐。

高校出版社组织实施重点主题出版，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出版从业者理应自觉作为的。但重点主题出版不等于就是“高大上”的项目，它同样要求选题要有理论高度、要能代表党和国家的形象，是党的意志宣传的体现，甚至要求更高；同时，要注重普及，要在大众化、通俗化下上下功夫，要在市场覆盖能力上下功夫，让广大读者从中汲取正能量，产生积极的社会效益，同时产生积极的经济效益。因此，在这个过程中，高校出版社要积极主动作为，借助高校的理论优势、科研优势、学科优势等，策划有分量、有温度的重点主题出版物，为党的意识宣传，为出版的文化传承，为读者的精神陶冶等贡献出版人的智慧与力量，也为出版社的发展奠基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