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5日，中国科协、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改革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中提出，“到2035年，我国科技期刊综合实力跃居世界第一方阵”。笔者认为，期刊研究也应该是“我国科技期刊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业界对于科技期刊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还缺乏足够的关注。其实，老一辈期刊人很早就开始关注期刊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何鼎富^[1]、范晋阳^[2]、魏国峰^[3]等人就提议建立“期刊学”。这些对于“期刊学”的提议和讨论可以被认为是我国最早关于期刊研究的观点和主张。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期刊学”的讨论没有继续展开。但是，期刊研究却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1989年《编辑学报》创刊，1990年《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创刊，这两个刊物成为我国科技期刊研究的重要平台。同时，《科技与出版》《中国出版》《出版发行研究》等刊物也发表了大量关于科技期刊研究的文章，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科技期刊研究的发展。

目前，在“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背景下，更应该加强科技期刊研究。科技期刊研究是“科技期刊综合实力”的一个重要维度。我们有必要探索在“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背景下，如何发挥科技期刊研究的作用，借助科技期刊研究，更好地推动我国“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早日实现“综合实力跃居世界第一方阵”的目标。

目前，国内外对于科技期刊的研究都还有很大空间。尤其是我国，科技期刊研究水平还不能完全满足“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要求，在研究基础、研究体系、研究群体等方面都需要进一步加强。

按照学科划分，科技期刊出版研究应该属于出版学的学科范畴，国外有26个国家的124所大学设置了出版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项目。^[4]

美国、英国、荷兰、加拿大、瑞典、俄罗斯等国都开展了出版专业博士研究生教育，但这些国家的出版博士规模并不大。美国开设出版相关专业博士学位点的高校仅有9所，欧洲也仅有十余所。^[5]同时，张志强等人统计了欧洲部分大学出版专业博士的博士论文选题，其中没有一篇与期刊有直接关系。这个统计虽然并不完整，却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期刊研究在出版学研究中比例偏低的现实。

相比之下，我国编辑出版高等教育也急需加速发展。“我国出版研究生教育长期挂靠在其他学科门类下，这既不利于出版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大，又阻碍了出版研究生教育层次的提升。”^[6]“出版专业硕士”的培养目标以实用型人才为主，同时我国有15所高校依托一级学科博士点开设了出版学专业（4所）或出版研究方向（11所）的博士点，隶属于不同的专业、不同的院系。^[5]出版专业博士研究生教育与国家整体教育规模相比太小。而且，本就不多的高学历人才中可能大部分还将从事图书出版工作，能够参与科技期刊相关工作的更是凤毛麟角，这也导致科技期刊研究人才力量薄弱，难以满足“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需要。

我国对于科技期刊的资助从20世纪90年代即已开始，依次有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基金——科技期刊择优支持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学术期刊专项资助项目、中国科协中文精品科技期刊建设计划、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中国科技期刊登峰行动计划、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等。^[7]这些资助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科技期刊的发展。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些计划几乎都是以“刊”为资助对象的，很少涉及科技期刊研究。

目前，对于科技期刊研究的支持主要依托中国科协科技期刊项目，在获得支持的项目中已经出了一大批有价值的成果。例如，从2017年开始受资助的《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每年出版一本，截至2020年已经连续出版四年，该书受到了期刊界的极大关注，已经成为科技期刊业界人士的必读书。此外，中国科协对于期刊研究的资助涵盖了多个方面，包括期刊审读、期刊产业、期刊平台、期刊评价等多个方面。在资助形式上，除了提交研究报告和出版著作之外，还包括组织“主编沙龙”、召开小型探讨会等各种形式。这对于我国科技期刊研究给予了极大的推动和促进。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除了中国科协的项目之外，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在国内较有影响力的基金项目对期刊研究的资助还比较有限。根据笔者统计，2015—2019年间，《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共发文1 075篇，其中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的只有120篇，占总体发文量的11%；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项目的资助的文章共有148篇，占比不到14%。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获批项目的情况。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共资助项目4 625项，以“期刊”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仅能搜到6个项目，包括：抗战时期广西文学期刊研究与资料库建设、美国文学期刊与美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研究（1890—1960）、融媒体时代学术期刊品牌价值评估及运营策略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发展史研究、体育学期刊论文同行评议的实践困境和创新路径研究、中国体育学术期刊口述史研究（1979—2019），这其中部分项目能否称之为“期刊研究”还有待商榷。

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期刊研究缺乏学术界的足够关注，研究体量明显偏小，资助体系还需进一步丰富和充实。

前面提到，中国科协对我国科技期刊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我们仔细梳理获批项目机构可以发现，绝大多数项目都是由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同方知网、北京中科期刊出版有限公司、各高校期刊出版机构，以及中科院下属期刊编辑部获得。换句话说，就是研究群体没有跳出从业者的范畴。当然，从操作层面而言，“业内人士”更了解我国科技期刊的情况，研究成果也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但是，从研究的角度而言，我们不仅要研究“如何办刊”这样的实践问题，也要研究“科技期刊的社会价值”“科技期刊在传播理论中的作用”等一些理论层面的问题，这些可以称为科技期刊的“基础研究”。科技期刊是一门交叉性很强的综合性研究方向。笔者建议相关机构能够有意识地从文献计量学、法学、社会学、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各个方向和视角，引导其他学科的专家和学者参与期刊研究，尝试建立科技期刊的理论，为我国科技期刊发展提供进一步的支撑。

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到，我国的科技期刊研究还不足以支撑“我国科技期刊综合实力跃居世界第一方阵”的目标。我们需要将研究的视野从国内切换到国际，在国际范围内提出具有中国印记的科技期刊研究成果。让中国科技期刊在研究领域具备足够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科技期刊研究理论的发展，不仅是学术层面的建设，更是我国在科技期刊领域摆脱西方话语体系的重要手段。

《意见》提出“到2035年，我国科技期刊综合实力跃居世界第一方阵”。笔者认为，科技期刊理论应该成为“综合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所说的“实力”不仅是办刊能力，也包括对“一流科技期刊”的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以往，我们更多的是从实践中形成对“一流科技期刊”理解和认识，以后，我们也需要从理论层面进行分析和讨论，这个维度在西方国家也是很少涉及的。所以，我们更有必要占领科技期刊理论阵地，只有这样，才可能在国际范围内形成科技期刊的“中国话语”，摆脱对西方话语体系的依赖。

我国当前在科技期刊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国际科技期刊发展动态、我国科技期刊道路探索、科技期刊办刊实务，这些研究内容有的是对国际科技期刊发展的跟随和追踪、有的是对国内科技期刊发展的建议与对策、有的是编辑日常工作的体会和经验，这些主题当然都是中国科技期刊界关注的话题，但这些话题肯定不足以消解西方在科技期刊研究方面的优势地位。所以，我们在研究领域也要改变“赛道”，在继续保持实践研究的同时，重点加强西方也很薄弱的科技期刊理论研究。虽然西方在科技期刊实践层面优势巨大，但相关的理论研究并不比我们领先多少。如果中国能够抢先发力，完全有能力在理论研究层面超越西方。

科技期刊理论需要多学科参与，其最终形态也应该是一个跨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综合性理论体系，而目前对于科技期刊的研究多集中于科技期刊从业者。科技期刊是科研体系的重要一环，但在实践中，大多数学者虽然经常与科技期刊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但对科技期刊本身的关注并不多，能够投入精力进行研究的更是凤毛麟角。而在构建科技期刊理论的过程中，则需要吸引各个学科的骨干力量加入，这不仅能够提升科技期刊的理论水平，更能提升科技期刊研究这个相对小众的研究方向在整个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为科技期刊的进一步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和氛围。

任何一种理论的建立都不可能“凭空而来”，它既需要前人的积累，也需要现实的推动。

我国建立科技期刊理论的尝试早已有之，20世纪90年代，凌朝栋^[8]、李频^[9]等人就已经开始探索期刊理论，进入21世纪后，刘美华^[10]、周国清^[11]等人也曾对期刊理论进行过进一步的探索，这些研究都为未来构建科技期刊理论奠定了一些基础。

同时，我们在构建科技期刊理论的过程中，还应打破科技期刊和社科期刊的藩篱，充分借鉴社科期刊在期刊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期，曾连续召开了三次社科期刊理论研讨会，同时，在黑龙江、江西等地还举办过省内的社科期刊理论研讨会。这些会议中的讨论内容或许都能为科技期刊的研究提供很好的参考和借鉴。当然，社科期刊和科技期刊确实有一些区别，但前人关于期刊理论的各种观点、意见和建议对于初创的科技期刊理论都是弥足珍贵的经验和财富。

西方虽然没有体系化的期刊理论，但是美国人尤金·加菲尔德提出的影响因子概念却影响深远。西方没有类似于我国“世界一流科技期刊”这样的表述，影响因子却在客观上成为衡量“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最重要尺度。然而，近些年，影响因子也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很多学者认为，影响因子是可以操控的。例如，西方学者发现，综述文章在引用次数方面具有很大的比较优势，为了在短时间内提高影响因子，多发综述文章逐渐成为一些期刊公开的秘密。据统计，1999年平均每份非综述期刊发表综述为1.33篇，但到了2006年，平均每份非综述期刊发表综述已达3.34篇。^[12]综述文章数量的飙升或许并不利于学术研究的正常开展。还有学者认为，影响因子高的期刊并不一定是业内公认的一流期刊。有些期刊仅凭借几篇文章甚至一篇文章就能获得很高的影响因子。例如，《临床医师癌症杂志》（CA: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自2004年以来更是连续11年蝉联第一，以2015年为例，其影响因子高达131。相比之下，Nature的影响因子仅为38。但是，《临床医师癌症杂志》如此惊人的影响因子“战绩”，主要归功于它的两种报告：一为1979至今逐年发表的《癌症统计报告》（Cancer Statistics），二为间隔发表的《全球癌症统计报告》（Global Cancer Statistics ，1999、2001、2005、2011年发表）。两种报告为该刊影响因子做出的贡献超过70%，在最突出的2010年，贡献比例甚至高达86%。毫不夸张地说，当今世界上影响因子排名第一的顶级医学期刊，约八成的引用神话是靠两篇综述文章支撑起来的。^[13]可以看到，在国际范围内，对于影响因子以及在影响因子基础上建立的SCI评价标准正在受到质疑。如果不以影响因子为标准，那我们又当如何确定一流科技期刊的标准和范畴？这是一个国际学术界和国际期刊界都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2020年2月，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破除论文‘SCI至上’，探索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更需要一套系统的“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理论体系，在这套理论体系的指导下，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内涵、范围和标准，为建立科学评价体系提供支撑，推动我国科技更好更快的发展。

构建理论体系不能一蹴而就，特别是在其发展初期。我们一方面需要有足够的耐心，不断根据实践的发展调整和丰富这套理论；另一方面，也需要抓住历史赋予的机会，借助多方面的资源共同推动科技期刊研究理论的发展。

“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可以成为构建科技期刊理论的契机。2018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出：“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使科技期刊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之后，中国科协、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改革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中国科协、财政部、教育部、科学技术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联合实施的《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更是在政策和资金等方面给予了中国科技期刊极大的支持；湖南省和陕西省的地方性科技期刊资助计划已经出台，上海、湖北等地也在积极孕育之中。在这种形势下，更加凸显出构建科技期刊理论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系统的科技期刊理论。“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本身就可以成为科技期刊理论体系的核心。我们在回答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概念、特点、范围、标准等问题之后，自然就会建立一套以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为核心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也可以成为科技期刊的理论核心，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将期刊产业、期刊评价、期刊管理等纳入进来，进而形成更为宏大的理论体系。

“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本身就是一个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讨论的议题。如何建设世界一流期刊是各个国家都要面对的问题。我国科技期刊起步较晚，在实践层面确实落后于西方，出版流程和出版技术均需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在创办英文科技期刊的热潮下，各个编辑部都得遵循西方学术期刊出版巨头的“工业化”生产模式。在实践层面，我们确实要承认差距。但是，“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给我们一个在理论层面引领世界的历史机遇。国外的出版巨头为“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在技术、管理等方面也做了大量的探索与尝试，只是这些工作没有在“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语境下讨论而已。如果我们将国外的这些研究都纳入到“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话语体系之下，那将有机会借助科技期刊理论实现对国际科技期刊研究的整合。

科技期刊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必然需要国家各项政策体系的支持，这种支持不仅是资金层面的，更是环境和氛围的营造。

国家以及各省市可以建立一些以科技期刊为主题的研究机构。《教育部社会科学司2020年工作要点》中提出：“重点支持建设一批文科实验室，促进研究方法创新和学科交叉融合，引领学术发展。”这对于科技期刊研究应该是一个重大利好。一些具备条件的科技期刊研究会、高校、科研院所应该未雨绸缪，积极筹划，在各个不同的层面上认真准备。我们可以在国家层面，省、自治区、直辖市层面，地市层面以及行业层面建立一批科技期刊研究机构，各研究机构的研究重点可以各有侧重，也可以交叉重叠，其目的就是构建一个纵横交错的科技期刊研究网络，进而在整个学术界掀起一个研究科技期刊的热潮，同时为构建科技期刊理论吸纳人才、营造氛围。必要时还可与社科期刊研究机构合作，共同争取获得“文科实验室”的支持。

前面提到，科技期刊理论的构建需要多学科的支撑，因此，如何吸引各个学科的优秀人才加入科技期刊理论构建就显得十分重要。笔者建议在国家科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全国软科学项目等项目中设立针对科技期刊理论研究的专项资助，为科技期刊理论研究提供切实的支持。同时，笔者也注意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主管机构是中宣部，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的主管机构是教育部，国家软科学项目的主管机构是科技部。而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恰好与中国科协一起印发《关于深化改革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所以，这3个部委也有责任和能力充分盘活现有资源，利用上述基金项目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加强对科技期刊研究的支持，推动科技期刊理论的发展。

我们应有计划地向国外推荐我国“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和构建科技期刊理论的最新成果。我们可以向Learnd Pubishing等国外一些在科技期刊研究领域知名期刊推荐一批以科技期刊理论为主题的优秀论文，吸引国际科技期刊研究者的关注，为构建科技期刊理论的发展营造更好的国际环境。同时，我们在推动科技期刊理论国际影响的过程中，还可以尝试创办一两本以科技期刊研究为内容的英文新刊。毕竟，拥有我国自己的英文期刊，才能更好地打造科技期刊理论建设的国际阵地，吸纳更多的国际资源。

科技期刊研究是“科技期刊综合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建立科技期刊理论则是我国突破科技期刊“西方话语”的重要手段和方式。目前，国外的科技期刊研究的影响力仍然超过国内，但这是基于国外科技期刊出版公司在行业内的领导地位，它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也仍以实践研究为主，国际范围内也未构建出一个完整的期刊理论体系，就理论研究而言国外并不比国内更强，这也为我国加强科技期刊理论研究、构建期刊研究理论体系留出了空间。我们相信，如果科技期刊理论能够获得足够的支持，必将有力推动我国“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