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科技期刊的社会效益就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但对相关问题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内涵界定、公认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新阶段，为夯实进军世界科技强国的科技与文化基础，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有必要重视科技期刊绩效评估，提高其社会效益。

按照国际通行的“三大E”模式，绩效由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cy）、效益（effectiveness）3部分构成。管理的4个方面，以及“三大E”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1]

对科技期刊而言，资源——主要是指科技期刊的编辑出版部门所获得的主办、主管、协办单位的经济投入，它是管理资源的最初形态；投入——主要是指部门从事编辑出版活动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办公设施、设备等；产出——既指决策活动的产出，如出台的相关政策规范、管理流程、发展规划等，又指执行活动的产出，如学术论文的刊发、学术会议的举办、专家库的建立、特色栏目的设计等；效果——主要指更好服务于科研人员的研究工作，提升公众科技素养，让科技更好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科技期刊管理，就是从资源到效果转换过程的调控活动。

“经济”反映的是投入与资源的关系，“效率”反映的是产出与投入的关系，“效益”反映的是效果与产出的关系。科技期刊的社会效益，是指科技期刊的产出达到所期望的社会效果或对社会的影响程度。狭义的科技期刊社会效益，是指产出对作者、编者、读者（业内科技人员）的效果；广义的科技期刊社会效益，是指产出除对上述对象外，还包括对社会大众的效果，以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程度。“效益”与“经济”“效率”紧密关联，“经济”“效率”是“效益”的重要前提。提高科技期刊的社会效益，必须要提高其经济性和效率。三者中，效益，尤其是社会效益最为重要。《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规定，绩效考核是综合性考核，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的权重占50%以上。

科技期刊诞生于17世纪科学体制化开端的欧洲，目的是促进研究人员之间的科学交流，在科学“信用能力循环”“优先权”的评定、科学共同体及无形学院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英国科学哲学家齐曼（Ziman，J.）认为，科学家围绕“公共档案”（科技期刊）进行交流，有助于形成科学共同体，并将其个别贡献转化为公众知识（Public Knowledge）。^[2]随着“大科学”时代的来临，科技期刊从科学共同体的交流系统中相对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社会建制。即使如此，我们仍然不要忘了科技期刊的初心和使命——科学交流。美国科学社会学家克兰（D. Crane）把少数优秀的科学家和优秀的科技期刊称为核心科学家和核心期刊。这些核心科学家组成“无形学院”，其基于核心期刊的交流而出现，其作用也通过核心期刊的交流和传播而强化。时至今日，重要创新成果仍出自无形学院，仍通过核心期刊进行传播。因此，我们需要把科技期刊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更好服务于无形学院等科学共同体，更好发挥科技期刊科学交流的基本功能，为重构更具发展活力的学术生态贡献力量。^[3]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产业需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4]2018年11月，中央深改委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改革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等，都要求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2018年12月，中宣部再次强调，出版单位要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并细化了其内容，包括出版质量、社会和文化影响、产品结构和专业特色、内部制度和队伍建设等。出版单位的社会性是其第一属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出版单位有义务参与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新闻出版事业划归中宣部统一管理后，出版单位也具有了更多的新闻媒体属性，面对突发事件时的社会效益凸显。^[5]国家有关部门曾列举了阻碍学术期刊健康发展的一些问题，其中包括“片面追求经济利益，造成学术质量下降”，要求有关机构认真履行社会责任，追求社会效益。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把科技期刊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推动科技出版事业健康发展。

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2013、2018）、文艺工作座谈会（2014）、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2016）、科学家座谈会（2020）、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2020）、中央深改委相关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是做好科技期刊出版工作的重要遵循。新阶段出版工作的总体要求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基本原则是“三个坚持”，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二为”方向，坚持“双百”方针；目标导向是建设一流科技期刊和学术平台，做精做强一批基础和传统优势领域期刊，促进学术交流，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丰富、更加优质的出版产品和服务。在实际工作中，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坚持社会效益优先，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抓严党的建设，加强主题出版，增强社会责任，注重社会评价，参与公益事业，提高内容质量，加强出版管理，锻造人才队伍，注重产出、效果与效益的统一，提高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推动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

科技期刊的社会效益与管理活动的4个方面（资源、投入、产出、效果）都有关系，但为了突出重点，本文主要论及产出、效果等方面。

“产出”是“效益”的重要前提。确保高质量“产出”，需要推进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我们相信，通过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构建世界一流的中国科技期刊体系，中国科技期刊将步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业内同仁就此提出不少真知灼见。^[6]我们应责无旁贷，深化改革，不断提升科技期刊专业管理能力、出版市场运营能力、国际竞争能力。

高质量的稿源是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国家有关部门要求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的不良导向，强调中国科技期刊的重要地位；鼓励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上发表论文，评价基础研究类科技活动时，在国内科技期刊发表的代表作原则上应不少于1/3。此类政策的实施，定能提高稿件质量。对出版单位而言，需要提高高质量稿件的组稿技巧^[7]，需要开展国际合作，举办学术会议等，吸引优质稿件，扩大期刊影响。^[8]中国学者在新冠肺炎疫情研究方面，学术成果丰硕，笔者在所收集的国内外论文中，发现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占有较大比重。^[9]

“产出”功能需要有组织结构来保障。按照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的“结构跟随战略”理论，科技期刊出版单位应对组织结构进行再造，尽量争取到期刊发展所需的最多资源，以及相应的最大量和最佳比例的投入，弥合产出与效果之间的差距。从纵向看，应减少层级；从横向看，应增强跨部门之间的融合和数据共享，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作风和陈规陋习。^[10]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不少科技期刊围绕抗“疫”的战略重点，积极优化组织结构，如开设“绿色通道”，实施快速应急机制、严格的同行评议制度，择优录用稿件，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组建了学术委员会，对出版文献进行科学分类；中华医学期刊网聚集了国内一批优质的科研成果，凸显了“国家级学术交流平台”这一组织结构的优势。^[11]

“效果”是影响“效益”的重要因子。产出效果要好，则在宏观上要关注社会热点，使产出符合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每当社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科技期刊都能承担起社会责任。2003年，“非典”席卷神州，不少科技期刊迅速出版专刊。^[12] 2009年，新型甲型H1N1流感暴发，一些期刊增设了相应栏目。^[13] 2014年，埃博拉疫情暴发，科技期刊在同年发表的论文最多，占总发文量的44.7%。^[14]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科技期刊注重做好主题出版，社会效益明显。笔者检索到最早的相关论文于2020年1月16日发表在英国期刊Journal of Medical Virology，中国学者最早报道了武汉暴发的疫情。文献刊出的最初几天是零散报道，2020年1月27日以后的一段时间，随着疫情加重，发文数量稳定增长。科技期刊积极创新议题设置，科学家反应迅速，尤以中国学者发文贡献较大，研究主题比较聚焦，文章类型多样。同时，各相关出版机构都将社会效益置于首位。专业文献主要以开放获取的形式发表于预印本文献平台和权威期刊。中华医学期刊网开设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和诊治”专栏，中华医学会杂志社联合相关单位，共同发起“OA出版的倡议”。除网络首发专题平台（OA）期刊外，几乎所有可查的文献都可免费浏览和下载。全球已有100余家学会、政府组织、科研机构及学术出版社，共同签署了关于分享与新冠肺炎有关的研究数据和成果的声明。这是国际学术交流界有史以来第一次呈现学术论文在互联网上可以最大限度地免费获取与共享利用的局面。此举加强了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科研交流与成果共享，出版效果良好。^[10]

要提高社会效益，使科技期刊的产出达到所期望的社会效果，在微观上要着力解决“相关社会群体”（relevant social group）的“问题”（problem），而要解决“问题”，就需要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solution）。期刊同仁可以借鉴社会建构论的观点，“多向模式”地提供知识服务（见图2），助力“相关社会群体”解决“问题”，提高期刊的社会效益。

疫情期间，科研人员是科技期刊的重要“相关社会群体”。为助力教学科研，许多学术出版机构都免费提供学术资源。通过中国知网提供的云服务模式，以及中图公司易阅通提供的学术期刊、电子书平台，科研人员可在线开展课题研究和个人学习。这些平台出版的内容极为丰富，可满足不同人群对知识的个性化、差异性需求。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科技期刊的知识供给将更加精准。在全媒体时代，科技期刊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成果，以科研人员为中心，构建“多向模式”的知识社区。^[3]科技期刊必须充分了解和分析科研人员的研究旨趣，做好个性化的知识服务，将最有价值的信息进行精确传播。同时，科研人员渴望进行深入的研究互动与持续的知识体验。因此，抗“疫”背景下，要求科技期刊提供强关系服务，不能只提供知识产品就万事大吉了。例如，得到App为方便不同读者群体之间的交流，搭建了不同的微信群。只有这样，才能提升科技期刊的黏性及科研人员的获得感，更好体现科技期刊的社会效益。^[15]

科技期刊还可以帮助科研人员解决不同时空情境，如学术会议期间、交通与休闲时刻、教学科研时段等场景下的“问题”，为他们重组科技出版业务，持续提供增值知识服务^[3] ；还可以针对知识用户的刚需性问题，找准创新切入点，重构价值创造系统。例如，爱思唯尔研发的高性能计算集群系统（HPCC，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Cluster）为客户提供有针对性的问题解决方案，取得了良好效果。爱思唯尔由此成为面向全球用户（包括科技期刊出版界）的跨行业信息服务提供商。

社会大众是科技期刊另一重要的“相关社会群体”，服务大众是科技期刊社会效益的重要体现。活跃的社会大众也可以参与知识生产。例如，海尔集团曾根据用户的一句网上评论“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古人那样在流动的溪水里洗衣服”，通过科技创新，最终满足了用户洗衣过程中90%的时间是在清水里洗衣服的需求。在这个案例中，正是留言网友引爆了科技产品的需求热点。^[11]商业化的“多向模式”和创新理念，值得科技期刊效仿。疫情期间，不少科技期刊都汲取了大众意见，更好地服务社会。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编辑部坚持“编辑与临床相结合”，不少编辑人员申请成为医疗储备人员，为患者提供线上免费咨询服务，参与医院值班等，以实际行动站在服务大众的抗“疫”一线。^[16]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开通了微医互联网总医院，为大众提供在线免费问诊，并基于对大众问题的回答，编辑出版了《新冠肺炎问答》手册。^[17]为克服疫情带来的心理恐慌，《精准临床医学》编辑部通过刊发文章、开展咨询等方式，为患者和医务工作者提供了心理支持服务。^[18]

科普是科技期刊社会效益的另一重要体现。早在民国时期，期刊界学人目睹民众医疗卫生知识之贫乏及遭受疫病侵害之重，遂办刊撰文普及传染病知识，引导公众树立正确防疫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民国期刊改写了中国近代的医疗史。^[19,20]《中国科协主管期刊审读办法》明确规定，科技期刊应传播和积累有益于提高民族素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国内外的期刊实践也证明科普的价值，如美国医学会杂志的患者页（Patient page），通过专门的栏目，进行患者教育。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也通过微博向公众介绍所刊登的最新医学知识和与公众健康相关的信息，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12]此次疫情期间，“病毒从哪里来”“新冠病毒的中间宿主是谁”“病毒的传播途径有哪些”等本是专业人士关心的问题，一下子也成了大众特别关注的话题。鉴于公众需要及时获悉新冠肺炎相关专业科普知识，不少科技期刊除刊发研究论文外，还刊发了科普作品、科学评论、新闻报道、资政建议等。一些重要研究论文在线发表后即被新华社、凤凰网、科学网、健康报等媒体转载，为科学防治提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及时的科普支持。^[7]《华西口腔医学杂志》《国际口腔医学杂志》在第一时间通过期刊网站、微信公众号、新浪博客等多种渠道，落实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让更多患者了解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特性、传播渠道、防护举措等，充分发挥了科技期刊的科普作用。《国际口腔科学杂志（英文版）》和《骨研究（英文版）》在微信公众号向所有投入到疫情战斗中的医务人员致以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传播了正能量，发挥了科技期刊的正向引导作用。

“效益”，从直接的内容维度上看，涉及效果与产出的关系；从时间维度上看，科技期刊要善用融媒体平台，加快传播速度，从而又好又快地提高社会效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深度融合发展。科技期刊要加快向多种介质形态的数字出版业转型，争取在网络传播和数字出版中占有一席之地。为抗击疫情，世界卫生组织（WHO）特别建立了新冠肺炎出版物数据库，每天从全球收集更新有关新冠肺炎的最新科学发现和知识。中国也建立了相应平台。定位为“国家科学思想库核心媒体”的《中国科学院院刊》（以下简称《院刊》）及时策划组织了“战疫”专题和栏目：“抗击新冠肺炎”栏目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图”说科研一线科学家的抗“疫”故事，传播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队的作为和担当；“智库战‘疫’”栏目以短文的形式每期刊出3～4篇思考和对策文章，为疫情防控贡献智库力量。《院刊》编辑部以最快的速度在微信平台、“强国”平台等推广和传播。目前微信高端用户年阅读量超50万，电子期刊每期阅读量超30万。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出倡议，呼吁全行业注重发挥数字阅读平台的作用。许多出版机构通过所属的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旗下所属APP、搜索引擎、数据库等渠道，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打造全媒体产品，免费供公众阅读使用。^[21]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科技部、国家卫健委、中国科协、中国期刊协会联合中华医学会开设“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科研成果交流平台”。此外，还有一些医学媒体，如丁香园、医脉通、医师报等，以及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和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的“易阅通”平台等与疫情相关的内容聚合平台，都以最快速度将科研成果向国内外广泛传播。^[7]

今天，数字化和网络化已经成为出版界的共识。2011年，17家教育部“名刊工程”学报联合发起“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网刊”）。随着网刊发展进入瓶颈期，2015年初，发起者提出“域出版”理念，旨在使“专域”边界清晰，域内作者、编者与读者互动密切，重构互联网时代学术传播新秩序。但在实践中，“域出版”受挫。2018年，网刊发起者又与中国知网共同推动网刊升级转型为新平台。这将是一种“智慧型媒体”“平台型媒体”，其未来的方向和愿景值得期待。^[22]相信，新平台搭建后，将进一步密切相关群体间的互动，加速科技产出的传播速度和力度。

在新发展阶段，提高科技期刊的社会效益，有助于夯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科技与文化基础。提升科技期刊的社会效益，必须以科研人员、社会大众为中心，从提供高质量产出、创新主题出版、提供精准知识服务、发挥社会服务功能、搭建新平台等方面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