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列宁继承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为无产阶级出版实践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中国化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在出版战线、意识形态领域的伟大成果。这个过程因党而生，与党同行，既是伴随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过程，也是在理论上、思想上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真理，为党和国家立心、为时代立传、为社会立德的过程。
1 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理论特质
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出版事业中的客观反映和体现，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处理出版问题的强大思想武器，是马克思主义对出版现象和出版活动的总的看法及规律性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植根实践，服务人民，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律为对象，以实践作为检验标准，自创立以来，经历了一个顺应时代需要、不断与时俱进的历史发展进程。这一历史发展进程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创立，列宁的继承和发展[1]，中国化三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中国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理论创新，既保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又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
1.1 坚持把党性原则作为出版事业的根本原则
每逢大事，必有出版。一部百年中国共产党史，既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又是中国共产党开创和领导出版事业的百年史。在过去的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出版工作牢牢抓在手上，始终把出版作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摆在重要位置。出版工作是熔铸在党的血液和基因里的。中国共产党坚持把党性原则作为出版事业的根本原则，大力宣传党的理论、政策和主张，坚持不懈地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教育群众。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中国化。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中国化因党而生。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和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有一句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革命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探索国家出路过程中，找到“真经”，找到“出路”，并通过“笔杆子+出版”的方式编书、办报、办刊，开展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的一种最形象的说法。也可以说，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革命出版。革命出版担负起了出版马列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责任和光荣使命，助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学说》《马克思研究》《马克思传略》等著名文章，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成为构筑重要舆论阵地、觉醒中国人民的思想武器，为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中国化打下了思想和实践基础。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坚持真理，坚守理想，非常注重出版在革命启蒙、呼唤救亡、揭露黑暗、鼓舞战斗和歌颂光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一直致力于革命出版的组织和进步出版的引导。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办一家出版社、办一张党报、办一个党的理论刊”[2]，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发动人民群众起来革命。中共一大决议中明确指出：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地方通报、日报、周报、传单和通告。一切出版物，不论属于中央的或地方的，均应在党员的领导下出版。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都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3]可以看出，此决议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党性原则，同时突出了党的出版物从中央到地方的广泛覆盖性，强调了其刊载内容的政治宣传性和导向性。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中国化与党同行。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始终注重发挥出版在贯彻和实现党的革命和执政目标中的导向作用。中国共产党路线纲领的调整和政策建议在出版工作中的具体执行，与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历史逻辑和实践经验密不可分。这一点首先集中体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时期党的宣传纪律中。党的宣传纪律是指党对从事报刊、新闻、广播、电视、出版等宣传工作的党组织和党员规定的工作准则和要求。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党报宣传内容的不断丰富，党对宣传纪律的要求也更加明确和严格。《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党的报刊必须无条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政治观点。”[4]党章规定：“党的各级组织的报刊和其他宣传工具，必须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5]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发布，阐述了出版工作的性质和指导方针：“我国的出版事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事业根本不同，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针，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一切有益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6]2019年8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专门设立章节部署出版工作，强调出版工作应当坚持正确出版导向，坚持内容质量第一，促进出版业健康繁荣发展。《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对于全面贯彻党管出版、党管意识形态，坚持党性原则，用制度化方式巩固强化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2 坚持把问题导向作为理论思维方法的精髓
在理论思维方法上牢牢掌握问题导向，是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和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正确途径。马克思曾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7]“以问题为导向的理论思维方法，为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和空间。因为问题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和历史阶段性。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必然会遇到马克思当年没有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正是以问题为导向，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发展。”[8]15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出版实际相结合，从根本上说就是采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解决中国不同时期出版工作面对的根本问题，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发展之路。确切地说，如果不了解中国相对于世界的特殊性，就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出版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过程伴随着一个又一个时代之问。说到底，就是立足中国现实，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指针，肩负起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建党初期，出版的任务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真理。正因为如此，很多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都从事过出版工作，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先后组建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以书报刊为阵地，大力宣扬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版的任务是深入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弘扬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武装党员干部和人民军队、启蒙和教育民众、揭露和打击敌人，为革命战争吹响进攻的号角，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革命、中国实践相结合提供思想武器，起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作用。在此期间，党的出版工作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工作是完全一致的，理论家不单是学者，理论工作是革命工作、出版工作的组成部分。正如毛泽东所说：“革命要靠枪杆子、笔杆子，共产党是要在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9]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需要理论家写出来，以出版物的形式和民众对话。毛泽东思想依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结中国革命实践中的独创性经验，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基础。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既是论文，又是出版物，更是指导思想，三者完全一致。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出版的任务是充当破除陈规陋习、推陈出新、创新发展的先锋队和排头兵，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实现从“书荒”到“书海”的历史性跨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文化支撑和知识保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掀起了思想解放行动，像黑夜中的一声春雷，惊醒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引发了持续几年的以“真理标准讨论”为主题的思想解放运动。[2]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中，总结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所具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助于解决读者对出版物旺盛的需求与出版生产力严重滞后之间的矛盾，以满足人民群众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和知识之需。
进入新时代，出版的任务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加强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出版传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阵地；推出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读物，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进一步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更好承担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习近平特别重视问题意识和以问题为导向，他关于出版工作的重要论述都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和以问题为导向的指向性。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一项根本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关系我国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的重大制度创新，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文化建设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和形成的方针原则，充分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10]
1.3 坚持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作为科学学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都是一个重大的创新。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中国化也不例外，它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理论见之于行动的创造过程，是认识来自于实践、指导实践、进而在实践中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辩证过程，体现了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上彻底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的高度统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发展的源头活水“一元性”与民族形式“多样性”的高度统一，体现了人类思想理论进步的普遍与特殊、传承与创新的高度统一。这说明，在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与中国化之间，存在着一个由理想、信仰转变为革命行动的中间环节，这个中间环节，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非凡创造，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出版实践、路线和政策。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是信仰坚定性的理论基础；而信仰坚定性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科学性的内化，化为内心的坚定信念和情感认同。[8]29
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统一，是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发展开放性在出版事业中的集中体现。以事实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科学性的前提，而规律性是科学性的核心内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出版事业的发展总是以事实为依据，以与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相适应的出版规律为对象，以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生动实践作为检验标准，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使其从实践经验上升为科学的系统化学说，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发展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具人民性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越是符合人民利益越具有真理性。党的出版事业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多元精神文化需求。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指导下的出版实践最具实践性，它不仅改变精神世界，也推动理论发展。出版业知识服务过程中的各种环节和数字技术应用，无不包含着实践的特性。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科学体系具有发展开放性，如同张开着的口袋，随时通过概括新的经验使它得到发展和充实，因而它永远具有当代性。[11]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创立、继承发展和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开放发展的过程。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出版史就是坚持和发展的历史。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创造性会偏离方向；而不坚持创造性则会失去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创造性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出版实际相结合，从根本上说就是同解决中国不同时期面对的出版问题相结合，从而形成与其相适应的中国出版发展道路。
2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新论述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12]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中国化正是适应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复兴时期的不同需要，而逐渐完善起来的，其进程中的每一次创新都是以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作为一种科学思想体系，不仅是以各种载体形式呈现的文本内容，而且是超越内容本身的科学理论和深邃思想，主要体现在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的重要讲话、著作、指示批示、题词寄语、贺信回信、实地考察中。毛泽东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伟大进程。之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就不同时期中国出版事业的创新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使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升华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思想，进入一个与时俱进、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中国化时代。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统揽党和国家宣传思想工作全局，把出版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事关中国共产党出版工作长远发展的一系列全局性、原则性、根本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新时代全面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习近平关于出版工作的重要论述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关于出版工作的重要论述主要体现在两类文献中。一类文献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所发表的一系列涉及出版工作的重要讲话。这些讲话的共同特点是：在分析形势中提出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分析问题中找差距、寻短板、提要求；在凝聚共识中谋篇布局、顶层设计、规划未来。另一类文献是对出版工作的直接谋划和部署，包括重要讲话、主持通过的文件、对出版单位的考察调研、对报刊的贺信、对编辑人员的回信，等等。习近平尤为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精品力作、优秀出版物的创作生产。在论及出版工作的根本任务时，习近平指出：“要加大经典著作编译力度，坚持既出成果又出人才，培养一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骨干队伍。要深化经典著作研究阐释，推进经典宣传普及，不断推出群众喜闻乐见、贴近大众生活的形式多样的理论宣传作品，让理论为亿万人民所了解所接受，画出最大的思想同心圆。”[13]这类文献一方面体现了习近平对出版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另一方面指出了出版业进入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准确把握和着力解决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
2.1 关于出版的意识形态属性
习近平是从大宣传的视角看待出版工作的。他说：“要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动员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把宣传思想工作同各领域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强大合力。”[14]7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战线处于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习近平在涉及出版工作的所有讲话中都有关于意识形态的重要论述。2003年，习近平指出：“文化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充分考虑我国国情，着眼于管住方向，管活机制，管出效益，管好质量。”[15]274 2013年，习近平强调：“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有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16]我们应从提出新论断和提出新要求两个方面理解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的重要论述。其一，提出新论断。习近平指出：“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14]8他提出的“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党媒姓党”的新论断，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更把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是一次理论上的突破和创新。“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新论断为新时代做好出版工作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进一步强化了出版工作的政治方向：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党媒姓党”新论断更加突出了党对出版工作的领导。习近平指出：“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必须抓在党的手里，必须成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媒体格局如何变化，党管媒体的原则和制度不能变。”[9]出版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其二，提出新要求。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党对出版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出版、党管意识形态。他说：“要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纳入巡视工作安排，加强对意识形态阵地的管理，落实谁主管谁主办和属地管理，防止给错误思想观点传播提供渠道。”[17]要求把出版工作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把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作为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把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战略任务；把掌握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守土尽责的重要使命；把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作为使命任务；把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作为重要职责。
2.2 关于出版工作规律
社会规律的形成和实现离不开人的实践活动。将以规律性认识为指引的出版实践经验，升华为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其中就包括习近平对出版现象和出版活动的总的看法及规律性的认识。习近平关于出版工作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着力探求和深化对出版的根本性质、地位、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实践要求等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习近平指出：“古今中外，文艺无不遵循这样一条规律：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在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文艺都能发时代之先声、开社会之先风、启智慧之先河，成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先导。”[18]他强调：“在实践中，我们不断深化对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19]15在谈到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时，他要求：“全面把握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和规律”[20]6。在谈到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时，他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21]实践没有止境，对规律的认识也没有止境，对出版工作规律的把握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
2.3 关于出版工作的根本遵循
以规律性认识指导出版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出版工作的基本经验。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证明，只有实践符合规律，才能转危为安、夺取胜利；如果实践违背规律，就会招致挫折，由主动变为被动。在不断深化对出版工作的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上，习近平用“九个坚持”概括了新时代出版工作的根本遵循，“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坚持思想工作‘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持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坚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些重要思想，是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遵循。”[19]15“九个坚持”作为系统性很强的一个整体，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是习近平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在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最新成果中的充分体现，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发展。
2.4 关于出版的工作导向
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核心观点，也是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对人民性的最新表述，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和价值目标，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要求。习近平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作为出版工作坚持人民性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核心内容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正确认识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这是一个涉及出版工作方向及原则的重大理论问题。习近平认为：“先进的文化产品，应当既体现先进性，又能体现群众性；既不趋利媚俗，又不远离市场、忽视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与产业属性是一致的，占领市场与占领阵地是一致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一致的，文化产品的先进性与实现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是一致的。”[22]“先进性”和“群众性”的统一关系，就是指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2013年，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14]“我们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体现党的意志就是体现人民的意志，宣传党的主张就是宣传人民的主张，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9]“坚持党性，核心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所有宣传思想部门和单位，所有宣传思想战线上的党员、干部都要旗帜鲜明坚持党性原则。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14]两个“为本”把人民放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将党性建立在与人民性相一致和统一的基础上，在强调党性的同时强调人民性，这是习近平对党性理论作出的重要贡献。[23]
二是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出版工作导向，强调如何把党的执政理念很好地贯彻落实到出版工作中去。习近平指出，出版工作要做到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相统一，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就“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质结合起来，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14]“出版单位的改革，要在确保正确出版导向的前提下，转换经营机制，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内部管理，建立现代出版、制作、营销体系，做大做强出版业。”[15]273习近平充分肯定《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工作导向中取得的成绩。习近平在致《人民日报》创刊70周年的贺信中写道：“70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人民日报》坚持政治家办报和党性原则，与党和人民同心同德，深入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热情报道人民的伟大实践，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创造了光荣历史。”[24]
2.5 关于出版内容建设
内容是出版的核心要素和主要价值所在，加强内容导向管理是整个出版宏观管理的根本和关键。把内容导向要求落实到出版全过程，就要加强对选题、内容的政治把关，加强对作品整体基调、格调、品位的把关，不给错误思想观点提供传播渠道。2019年8月21日，习近平在考察读者出版集团时指出，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不断提升人民思想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就能更加厚重深邃，为人民提供更多优秀精神文化产品，善莫大焉。[25]2021年5月9日，习近平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写道：“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26]对于如何加强内容建设，多出优秀作品，习近平要求从创作和生产两个方面下功夫。他在《之江新语》一书中写到；“我们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创作和生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和‘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产品，去占领市场，赢得群众，不断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22]9习近平关于创作的观点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要繁荣文艺创作，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提升文艺原创力，推动文艺创新。”[27]习近平关于生产的观点，则体现在他2018年11月14日主持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的讲话内容中。他强调，加强内容建设，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丰富、更加优质的出版产品和服务，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深化改革创新，完善出版管理，着力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出版体制机制。
2.6 关于出版学科建设
人类社会的每一个重大跃进，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出版在知识传播方式上的变革和思想引领方面的先导。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出版都是见证者、开拓者，充当了思想的播种机和知识的搬运工。从思想史上看，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出版工作的灵魂，具有时代性，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自创立以来，不断有新思想、新理论为其注入新动力。习近平关于哲学社会科学“两个不可替代”的新思想，是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新探索，体现了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习近平提出的“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28]219的科学论断，体现了顺应时代需要、反映时代主题、揭示时代本质的科学理论创新，奠定了出版学学科建设的思想和价值基础，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关于出版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核心内容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
第一，出版学的定位。出版学属于哲学社会科学范畴，要把马克思主义贯穿到出版理论研究和出版教学中去，使出版学真正成为一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使出版专业的学生真正成为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优秀人才。习近平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28]219出版学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先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核心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习近平强调：“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28]233要把出版学作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出版学科体系，构建成体系的出版学科理论和概念。出版学的研究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习近平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可大可小，揭示一个道理是创新，提出一种学说是创新，阐明一个道理是创新，创新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创新。”[28]231
第二，出版学的重点内容。习近平把建设内容概括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他指出：“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28]学科体系包括教学体系和教材体系。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习近平在给人民教育出版社老同志的回信中写道：“希望人民教育出版社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弘扬优良传统，推进改革创新，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建设教育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29]
第三，如何建设出版学。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项极其繁重的任务，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各方面力量协同推进。”[28]235-236出版学应该从出版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出版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新理论，总结新规律，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的着力点和着重点。习近平尤其重视教材建设，他强调：“在教材编写、推广、使用上要注重体制机制创新，调动学者、学校、出版机构等方面积极性，大家共同来做好这项工作”。[28]235
2.7 关于科技期刊建设
科技期刊作为科研成果的主要载体，对科研成果具有记录、传播、交流的功能，是积聚前沿、尖端科技信息与文献资源的主要平台。[30]办出属于中国自己的一流科技期刊，是习近平给出版界和科技界提出的殷切期望。习近平指出：“要办好一流学术期刊和各类学术平台，加强国内国际学术交流”。[31]在2018年11月14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习近平主持专题研究科技期刊问题，提出了“科技期刊传承人类文明，荟萃科学发现，引领科技发展，直接体现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32]的重要论断。会议强调，要以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为目标，科学编制重点建设期刊目录，做精做强一批基础和传统优势领域期刊。习近平对于科技期刊建设的新要求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坚持需求导向，树立问题意识。习近平指出：“科研选题是科技工作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多次讲，研究方向的选择要坚持需求导向，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真正解决实际问题。”[31]科技期刊要对标世界一流，突出关键重点，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和科技发展战略必争领域做好选题，敢于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
第三，加强党对科技期刊工作的全面领导。要确保正确办刊方向，要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要秉承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习近平强调：“以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为己任，把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全社会推动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才能使蕴藏在亿万人民中间的创新智慧充分释放、创新力量充分涌流。”[34]
2.8 关于出版融合发展
全媒体时代，出版要继续发挥主渠道、主阵地作用，必须把融合发展作为战略支撑，提高融合发展本领，打造新型主流出版阵地。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先后提出了互联网思维、互联网+、网络生态、网络空间、互联网核心技术、网络安全观、全媒体传播格局、媒体深度融合、媒体智能化等一系列指导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新概念。习近平关于出版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发展形势。习近平认为，全媒体时代舆论生态、媒体格局和传播方式的深刻变化直接影响着出版的治理水平。习近平指出：“宣传思想工作要把握大势，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我们要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使主流媒体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20]5-6
二是发展重点。习近平指出，要把握融合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坚持导向为魂、移动为先、内容为王、创新为要，在体制机制、政策措施、流程管理、人才技术等方面加快融合步伐，建立融合传播矩阵，打造融合产品。”[35]354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坚持出版工作导向，把党的优良传统和新技术、新手段结合起来，以开放平台吸引广大用户参与信息生产传播，生产群众更喜爱的内容，建构群众离不开的渠道；加强新技术在出版领域的前瞻性研究和应用，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推进内容生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加注重网络内容建设，始终保持内容定力，专注内容质量，扩大优质内容产能，创新内容表现形式，提升内容传播效果；构建新型采编流程，形成集约高效的内容生产体系和传播链条。
第三，发展保障。习近平指出：“人在哪儿，宣传思想工作的重点就在哪儿，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空间，那就也应该成为我们党凝聚共识的新空间。”[35]355他强调，要按照“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的总要求，对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实行一个标准、一体管理，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敢于引导，善于疏导。运用信息革命成果，加快构建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全媒体传播格局；坚持移动优先策略，建设好自己的移动传播平台，管好用好商业化、社会化的互联网平台，让主流媒体借助移动平台占据传播制高点；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到内容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在构建对外传播体系上下功夫，坚持不懈讲好中国故事，形成与我国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
2.9 关于版权保护
版权涵盖面宽、覆盖面广、产业链长，具有“长尾”效应。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内容，版权保护在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健全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关于加强版权保护工作，习近平用“五个关系”深刻阐明了版权保护工作的重大意义，用“两个转变”科学界定了版权保护工作的历史方位，从加强顶层设计、提高法制化水平、强化全链条保护、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统筹推进国际合作和竞争、维护知识产权领域国家安全等六个方面做出重要部署。在习近平关于版权保护工作的论述中，创新是核心、治理是关键。习近平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更好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36]4
第一，强化版权的经济功能。习近平强调，只有严格保护知识产权，才能完善现代产权制度、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习近平指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关系高质量发展，只有严格保护知识产权，依法对侵权假冒的市场主体、不法分子予以严厉打击，才能提升供给体系质量、有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关系人民生活幸福，只有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净化消费市场、维护广大消费者权益，才能实现让人民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用得舒心。”[36]4
第二，强化版权全链条保护。这是习近平推进版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论述。他指出：“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覆盖领域广、涉及方面多，要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社会治理等多种手段，……要打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健全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增强系统保护能力。”[36]7
第三，强化版权保护宣传教育。版权宣传是版权管理工作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习近平强调，版权保护重在行动，要增强全社会尊重和保护版权的意识。对内强化管理，对外强化宣传。版权管理工作要继续把网络作为主阵地、主战场，不断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政策引导和依法管理并举、执法监管和服务发展并重，切实维护网络版权安全。要积极拓展影响版权国际舆论的渠道和方式，讲好中国版权故事，展示文明大国、负责任大国形象。要加强多双边版权交流合作，深化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版权交流，营造良好国际合作氛围，拓宽国际版权交易渠道。[37]
2.10 关于国际出版
国际出版能力建设属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范畴，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有效途径，也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的重要举措。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多次提出要求。2013年，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讲道：“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35]在2018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对“展形象”进行了阐释，“就是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19]17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进一步强调“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38]。可以看出，在习近平所有的讲话中提及最多的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要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讲好中国梦的故事，讲好中国人的故事，讲好中华优秀文化的故事，讲好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9]讲故事是国际出版建设的核心，讲故事的目的是“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38]中国故事怎么讲？习近平在致《中国日报》创刊4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工作指向：“把握大局大势，创新对外话语体系，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建设高素质队伍，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更好介绍中国的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发展成就，更好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39]具体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
一是创新国际出版理念，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把传播者想讲的和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使故事更多为国际社会和海外受众所认同。
二是把出版“走出去”作为讲好中国故事、展示国家形象、增强文化软实力的有效途径。用好国际书展、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丝路书香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图书版权输出奖励计划、中外互译计划、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等活动和平台，让中国故事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话题，让中国声音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认同。
三是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跨国出版企业，推出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出版产品，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出版品牌，搭建具有较强辐射力的国际出版贸易平台。
四是完善国际出版工作格局，创新运行机制，切实加强内容建设，提高翻译出版质量，加快推进资源整合，优化版权输出结构，提升本土化运作能力，拓展国际营销渠道，推动出版印刷企业拓展海外业务，推动民营企业走出去。
2.11 关于出版队伍建设
做好新时代出版工作，要把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基础性、战略性工作抓好。习近平强调：“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9]
其次，锤炼高强业务本领，以文化名家和“四个一批”人才为引领，造就一批具有崇高政治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41]的出版领军人物和出版家。引导广大出版工作者“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增强本领能力，加强调查研究，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19]。“四力”有其深刻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深刻回答了出版工作“建设什么样的队伍、怎样建设队伍”的重大问题，为新时代出版人提升职业素养和业务能力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新要求。就提升“脚力”而言，出版人要掌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维，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善于根据读者需求和市场热点策划选题，把提高质量作为内容生产和服务的生命线，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展现中华民族新史诗。而对于提升“眼力”来说，要当好把关人，把好政治关、导向关、价值关；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到首位，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自觉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自觉遵守出版法律法规，加强道德品质修养，坚决抵制低俗庸俗媚俗，以独到的眼光和敏锐的发掘能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9]。
2.12 关于出版文风建设
文风是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内容之一，对于内容建设具有引导作用。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讲话为出版工作改进文风带了好头、做出了示范。习近平在多次讲话中对出版工作改进文风提出了具体要求，号召大力纠正不良文风，积极倡导优良文风。习近平指出：“文风不是小事。党风决定着文风，文风体现出党风。人们从文风状况中可以判断党的作风，评价党的形象，进而观察党的宗旨的贯彻落实情况。”[42]习近平认为，文风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长、空、假”，强调要从三个方面改进文风。
一是提倡“短、实、新”的文风。短，就是要力求简短精练，直截了当，要言不烦、意尽言止，观点鲜明、重点突出。能够三言两语说清楚的事绝不拖泥带水，能够用短小篇幅阐明的道理绝不绕弯子。要坚持内容决定形式。习近平指出：“就今天来说，把‘野鸭子的腿加长’的文章太多了，提倡短文章、短讲话、短文件是当前改进文风的主要任务。”实，就是要讲符合实际的话不讲脱离实际的话，讲管用的话不讲虚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无病呻吟的话，讲反映自己判断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讲明白通俗的话不讲故作高深的话。新，就是力求思想深刻、富有新意。
二是讲老百姓听得懂的话。习近平在“四力”中讲的“笔力”就是针对改进文风而言的。出版工作要讲究语言艺术，要提高语言文字的驾驭能力与水平。习近平指出：“要少一些结论和概念，多一些事实和分析；少一些空泛说教，多一些真情实感；少一些抽象道理，多一些鲜活事例。报道老百姓的事情，要说老百姓听得懂的话，多一些‘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文章。要倡导有个性、有特色的语言风格，力戒千人一面、千文一面。”[9]
三是把改进文风同改进工作作风结合起来。要加强调查研究、深入了解群众呼声。文风不实，反映出思想作风不纯、工作作风不实。对于出版工作者而言，习近平强调：“要‘跳出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走进实践深处，关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人民、描绘人民、歌唱人民。”[43]293对于出版研究者而言，“要走出象牙塔，多到实际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哲学社会科学包括文化艺术不接地气不行，要解释现实的社会问题，开什么处方治什么病，首先要把是什么病搞清楚。要把好脉，中国身体怎么样，如果有病是什么病，用什么药来治，对这心里要透亮透亮的。号脉都号不清楚，那治什么病？”[43]368
3 结语
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为中国的出版事业发展提供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指导，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增进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统一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中国化因党而生，与党同行。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只有“化”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才能真正掌握群众，才能转变为指导出版实践的行动指南，才能发挥理论的应有作用。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正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等不同时期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在创新发展的基础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以唯物辩证的科学精神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通过一系列重要论述，把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中国化成果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成为回答“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最新答案，为出版工作担当新使命、开辟新路径、形成新格局、展现新气象提供了根本遵循。
深入系统开展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研究，能够从认识论上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从价值论上更加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出版目标，从实践论上更好回应时代之需，从思想史上不断厚重出版学理论基础。对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思想体系的准确把握，离不开学理上的科学总结和梳理。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主要内容：“两个共同思想基础”是出版工作的政治方向；党性原则是出版工作的根本原则；“二为”方向是出版工作的基本方针；以人民为中心是出版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效益首位是出版工作的基本遵循；弘扬主旋律是出版工作的崇高使命；讲好中国故事是出版工作的国家担当。
出版工作处于意识形态工作最前沿，通过精神产品影响人，通过价值判断引导人，实质上是为了赢得人心。因此，在加强理论研究的同时，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教育，全面把握其理论体系和内在逻辑，深刻领会其思维方法和理论特质，切实将科学的理论转化为做好新时代出版工作的行动自觉。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进行理论创新就永无止境。习近平强调，新的征程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44]，这对开展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研究提出了新要求。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研究不但要与中国出版工作具体实际相结合，还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拓展新领域、积累新成果，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出版工作中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