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十一世纪以来，得益于我国国力的提升和政府对科研的重视，学术研究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然而，在市场化、国际化和以量化评价为导向的科研评价体系等多重因素冲击下，部分高校学术期刊进退失据、学术失范现象频出。其中，游离于“核心”体系之外的学术期刊的生存发展状况普遍堪忧，高校学术期刊界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深入的研究。从内部环境看，包括学报在内的期刊，只是高校内部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部门，地位和作用比较边缘。^[1]即便是在“双一流”建设的大背景下，高校近期和中期目标主要依靠国际学术期刊完成，被遗忘的高校学术期刊不仅难以借此东风上位，而且处境甚至会变得更加困难。^[2]因此，期刊人呼吁将学术期刊建设纳入“双一流”建设高校评价体系，加强“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学术共同体与学术期刊的相互促进，加快建设承载一流学科成果的一流学术期刊，以及开展“双一流”建设高校学术期刊的用户体验价值研究。^[3]这是改善高校学术期刊境遇的根本之策。在具体发展路径方面，有实践经验的期刊人提出要分析和借鉴国外学术期刊发展的成功经验，克服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国内高校学术期刊小、散、弱之弊端，着力探索和实践集约化管理，进行集群化建设，以实现高校学术期刊的转型发展。^[4]在媒体融合的背景下，牢牢把控数字出版产业链上的关键环节，将工作重心从纸本转移到数字化期刊工作上来，积极与各种新媒体融合发展，不断提高高校学术期刊的传播能力及影响力。^[5]当然，质量建设是永远的主题，要从集中管理和制度建设、文化氛围和队伍建设、过程控制和制度建设、服务学科和平台建设四方面提升期刊质量和办刊水平。^[6]已有的研讨都十分有益，本文专题研讨高校主办的专业学术期刊。另外，受制于学科性质、高校层次、地区差异和办刊历史等因素，对这一群体进行广谱式全景研究非常困难，视角宏观，难免挂一漏万，或者内容上流于贫乏。所以，本文拟从微观视角出发，以《中国农业教育》为研究对象。本文的旨趣在于笔者将坚持科学研究所奉行的“价值中立”原则，剖析学术期刊转型发展的困境，并提出有益于期刊未来发展的思路建议，以期为有关学术期刊，尤其是非核心期刊的转型发展提供镜鉴。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教育非常重要，鉴于此，收集整理有关国内外农业教育文献资料，有利于促进农业教育文化交流和人才培养。1992年，作为中国-澳大利亚两国政府技术合作双边协定的一项重要成果，《中国农业教育》创办了，主办单位是南京农业大学，时为二次文献转摘刊。2000年，期刊由文献转摘刊转变为原发刊。后来的发展形势证明，这种转变既及时也必要。对《中国农业教育》本身而言，这是根本性的转变，因为转摘刊和原发刊在稿源、运营等方面有根本的区别。对于期刊来说，转变的方向是对的，但这还不够，期刊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种种“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进行了高校院系调整，把设在综合性大学里的农林学院、系、科、组等按地区成立了专门的农业高校，并且兴建了一批农牧、林业、农机化和水产学校，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对人才的需求。由此，现代意义上的专门农业院校产生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调整、合并等并延续至今。所以说，农业教育时代性、行业特色显著。然而，在我国庞大的教育体系中，高等农业教育和农业职业教育占比都有限，这就决定了农业教育在教育体系的位置。体现在期刊上，即有关高等教育主题的期刊是主流期刊，农业教育类期刊是支流期刊，两者之间是上下位关系。

在长期的办刊过程中，虽然《中国农业教育》关注各层次农业教育，但侧重点在两个方面：高等农业教育和农业职业教育。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高等农业教育还是农业职业教育，都属于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的一部分，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的痛点、难点和焦点都会在高等农业教育、农业职业教育领域内出现，《中国农业教育》探讨的话题广义上都来自大的教育领域。作为行业性高校，高等农业教育紧扣时代脉搏，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或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这点在刊发的文章中能够找到，比如从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乡村振兴战略，广义上都是高校社会服务功能的投射。只不过，作为行业性显著的农业教育，效果或者作用更加明显。作为专业期刊，《中国农业教育》的定位，理论上应以农业教育为主，兼顾大教育研究，但如果过于强调农业教育的特色定位，不能与主流教育理论研究形成交流碰撞，那么就会形成主流、支流相互隔离的局面。不过，因为主流研究有众多的资源供给，所以不会干涸，但支流的情况就不会是这样了，短期可以维持，长期下去就会陷入干枯的境地。

作为学术传播的载体，学术期刊学术性的重要意义毋庸置疑，但也有期刊侧重于实践性。学术性、实践性是完全不同的抽象概念，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当我们翻阅一本学术期刊时，都能明显感受到两者在学术期刊内容层面的呈现，也可以据此对期刊质量、层次等做一个大概的评价。《中国农业教育》的定位是：“农业教育人才凝聚的阵地，农业教育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阵地”，显示了期刊重视理论与实践研究。但在刊发的文章中，属于基础理论的学术研究较少，大部分稿件是来自农业院校一线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总结，篇幅比较短小。一篇农业教育实践总结和思考，可能对农业教育一线工作者有一定的启发或借鉴意义，但放大至高等教育或职业教育领域，其价值和意义已经很小。

本文无意区分学术性与实践性的高下，只想说明，作为学术期刊，学术性应该是首位的。当然，学术性和实践性，两者的关系不是隔离的。学术创新、学术发展的源泉就来自丰富的实践，但实践不会自动上升为学术理论，进而指导实践。由于科学研究的深入和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渐渐地，学术和实践之间的联系看上去就不那么直接和紧密了，这表现在《中国农业教育》期刊上，关于实践研究的文章与关注学术研究的文章很少产生互动，在学术创新、推动教育理论研究方面作用较小，期刊便与主流期刊、主流教育学者和主流研究脱离了。从当时的情况看，期刊也重视理论研究，在期刊定位和栏目设置上，都有“理论”二字（有“理论探讨”栏目），但有两个情况值得注意：一是“理论”占比较小，在期刊刊文总体量上可以忽略不计；二是作为行业教育的期刊，稿源有限，即便期刊有意加强学术性，但“无米下锅”。长期以来，由于行业特色鲜明、范围小众，农业教育研究多聚焦于实践总结和研究，致使《中国农业教育》未能贡献一批专业、系统、精深、有较大价值的理论成果。

虽然期刊属于文化产品，但从诞生之初，便具有商品属性，学术期刊也不例外。对于中国的学术期刊而言，1980—2000年代，可谓是学术期刊的“黄金时代”，那时的学术期刊既是高水平作者的阵地，也是传播最前沿科研成果的阵地。《中国农业教育》创刊之初便获得了国外的资助，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后来，依托于广大农林院校发行期刊，并在封二、封三位置开辟了广告空间，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除去发行和收入，学术期刊本身也是一种资源。在学术平台匮乏的年代，学术期刊是“稀缺品”，何况还冠有“中国”两字。

2005年以来，《中国农业教育》办刊经费严重不足。不过，在主办单位看来，没有经费，可以在市场上解决。得益于21世纪以来中国高校的大扩招、大发展、大提高，学术论文发表市场需求旺盛，期刊便瞄准了这个需求，按照文稿的质量、篇幅等，收取一定数额的版面费，以补充办刊经费。学术期刊作为学术生产体系的一环，而且是比较重要的一环，如果和经济效益密切挂钩，也就意味着离真正的学术研究渐行渐远了。其实，学术期刊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媒体，不仅要看经济效益，更要重视社会效益。总结学术期刊的使命，应该是沉淀历史、传播新知、引领潮流、培育学人，把社会效益放在期刊发展目标的第一位。

核心期刊评价体系对学术期刊的生存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受制于学科属性、学术资源、办刊理念和举措等因素，《中国农业教育》始终未能进入“核心期刊目录”。这对期刊的发展产生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学术成果被引导到相应层次的期刊上，核心期刊得到了优质成果，非核心期刊只能退而求其次。其次，正是第一个因素的存在，对非核心期刊而言，没有了好资源，就无法进入“核心期刊目录”，形成了恶性循环。

在学术社群中，随着以刊评文的盛行，学人们对非核心期刊渐渐产生了“发表了没用”“层次低”“低水平”等印象，非核心期刊逐渐地被标签化或污名化。近些年来，学术国际化进程加快，在高校、科研机构的核心目录中，外文刊物受到高度重视，得到高水平作者的青睐。核心期刊评价、学术国际化的共同作用，挤压了非核心中文学术期刊的生存发展空间。按照目前的评价体系和学术生态，对于《中国农业教育》这样的学术期刊而言，发展前景堪忧。还要重视的一个因素是，随着数字化、网络化的快速发展，传播渠道已经从传统的纸本转向以数据库为代表的网络平台，学术期刊的文章被分割成一篇篇论文，人们根据主题词、关键词等进行检索、下载、阅读，在学术期刊、论文数量有限的年代，网络化、数字化对学术期刊、学术社群是福音，但发展到目前学术论文数量达到“海量”级别时，网络化、数字化对学术期刊的影响差异极大，大刊、名刊、核心刊下载量巨大，小刊、弱刊偏居一隅、少有问津，一些论文只有区区数十次的下载量。没有阅读量，就意味没有读者；失去了读者，就意味着学术期刊失去了依靠。

学术期刊的未来是由多重变量互相作用的结果，而影响期刊发展的变量是变动不居的，包括外部政策、评价体系和学术期刊本身等。现实看，政策层面已经有了积极的变化。从评价体系看，正在朝科学、合理、可持续方向转变。这些外部条件的改善，为期刊转型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环境。总体说来，期刊未来转型发展的突破路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于学术期刊而言，保持外向性和开放性是办好刊物的思路，经常性开展学术交流和批评也应该是学术研究的应有生态特征。高等农业教育实践和理论研究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高等农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学术期刊之间各有分工、各有特色，但不能彼此隔绝。对于《中国农业教育》来说，更应该秉承开放、包容的办刊理念，努力吸纳高等教育学界优秀学术成果，打造高等农业教育学界的公共学术平台。

首先，开放办刊，在稿件选择上，凡是有利于高等农业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借鉴的学术成果，期刊都应该吸纳。主流高等教育界的重点、痛点、难点、焦点议题，高等农业教育学界都会遇到，同时需要做出选择和行动，并最终形成具有行业特色的教育成果，期刊应该优选出这部分成果予以刊发宣传。同时，考虑到行业教育的特点，期刊应该引导高等农业教育实践成果上升为理论成果，结合主流高教理论，予以深入阐释。其次，期刊应关注高教学界、高教期刊界的研究课题、关注重点、研究范式等，并自觉运用到高等农业教育研究领域。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高等农业教育学界成果偏实践性，有较高理论层次的成果很少。这就需要期刊主动作为，打通主流和支流、实践与理论之间的隔阂，提高高等农业教育理论成果的层次和质量。第三，积极主动融入学术共同体。学术期刊的作用在于遴选、传播学术成果，自身不具备产出学术成果的功能。一切学术成果都依赖于学术共同体，这个学术共同体或显性或隐性存在于无数个学术社群中，需要期刊主动融入，汲取优质学术资源。例如，《中国农业教育》编辑部同时也是中国农学会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处，学会吸纳了各层次农业教育主体，包括高等、高职、中职类农业院校，会员云集了高等农业教育界高层领导、知名专家、一线教师和高教研究生。在做好学会日常工作的同时，《中国农业教育》积极组织学术活动，在每年一次的学术年会中，有针对性地发布年会主题，邀请高等农业院校主要领导和知名专家发表主题报告，会后根据报告内容有针对性地约稿组稿。同时，编辑部向农林院校师生广泛征文，从中遴选出优秀论文予以刊发。此外，学会还设立了中国农学会教育教学类科研课题，每两年征集发布一次，部分优秀课题成果刊发在《中国农业教育》上。在高等农业教育学界学术成果数量、质量有限的情况下，这种方式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稿源，提高了期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定位关乎期刊发展，定位准确，即便路途遥远，也终将能到达目的地；定位偏移，即便使出“洪荒之力”，也是南辕北辙，最终结果一定是事与愿违。在长期的办刊过程中，《中国农业教育》曾在市场性和公益性之间徘徊，耽搁了期刊的发展进程。依据国家的政策法规和学术期刊的实际情况，结合《中国农业教育》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中国农业教育》的社会效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持正确的办刊导向，这是由我国国情决定的，也是期刊人必须恪守的底线。

第二，推动学术研究进步，创新传播渠道。对学术期刊而言，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组织收集最前沿的学术成果，并以最有效的方式予以传播。如前所述，影响学术研究的变量很多，这就要求学术期刊和学术编辑要有足够的定力、眼力和行动力，把握学术研究的主流和真谛，刊发高层次、高水平、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并且创新学术论文传播形式，推动学术进步和交流。对于个体期刊来说，创设新的传播形式不够现实，但积极融入或引进主流乃至先进的传播手段是可能而且必需的，要努力推动高等农业教育理论和实践成果广泛传播。

第三，服务高等农业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培养高等农业教育学人。《中国农业教育》服务高等农业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是职责所在，但服务的形式和内容不能狭义地理解为只刊发高等农林院校作者群体的文章，或者只接收高等农业教育主题的文章。在网络化、数字化如此发达的今天，人们接收信息的渠道极大丰富，如果学术期刊墨守成规，很快就会被时代抛弃。对学术期刊而言，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应该尽可能拓宽汲取学术资源的渠道。综合多年来的办刊实践，笔者认为，高等农业院校的成果数量、质量有限，在栏目、专题设置上可以淡化行业特色，凡是有利于高等农业教育的优秀理论成果都应该予以吸纳。另外，逐步培养学术水平较高、认同感强的作者群体，淡化作者身份，为期刊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

第四，推动高等农业教育事业发展。本质上，学术期刊的成果是人们从事实践后深度思考的产物，是高度理论化、抽象化的思想结晶，可以用来进一步指导人们实践，但现实中，两者联系并不紧密、作用并不显著。这就要求学术期刊和期刊人强化责任意识、问题意识和传播意识，推动学术成果落地。比如在农业教育领域，如何促进高等农林院校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如何培养“一懂两爱”人才、如何实现“双一流”建设目标、如何落实高等院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学术期刊在刊发了相关论文后，应该积极推介，最好的结果是反作用于高等农业教育领域，推动高等农林院校进一步提高办学水平。如此，学术期刊的作用既得到了充分彰显，也实现了自身价值。

当前，我国处于“两个一百年”的交汇期，各种新思想、新观念不断涌现，学术研究蓬勃发展。另外，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对农业、农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高等农业教育研究大有希望。对学术期刊而言，这些都是快速发展的“风口”。2017年初，便有学者呼吁建设“新农科”，期刊敏感地注意到这个情况，约请了中国农业大学刘竹青教授撰写文章，并且首发了《“新农科”：历史演进、内涵及建设路径》一文，在学界率先发出“新农科”声音。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全国涉农高校的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回信中，充分肯定了涉农高校的办学成就，对涉农高校未来发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就需要我们期刊人主动把握，做好涉农高校办学历史的总结梳理，充分展示涉农高校的办学成果和成就，对未来涉农教育的发展破题解题，回答时代之问。2019年10月，《中国农业教育》第五期组织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涉农高校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回信精神”专题。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学术研究也要与时俱进，有价值、有意义的选题很多，需要学术期刊和办刊人借力发挥，组织运作高水平、有分量的精品力作。

创新办刊体制机制，提高期刊的水平和质量。一流的学术期刊，需要一流的管理机制和人才；反过来说，一流的管理机制和人才，有利于一流的学术期刊建设，两者相辅相成。自2015年开始，《中国农业教育》秉承“开放办刊、高效办刊、廉洁办刊”理念，并付诸行动。所谓“开放办刊”，指的是秉承开放包容的态度，以质量作为衡量稿件取舍的根本尺度，不唯职称、学历、学校层次等外部因素而论。所谓“高效办刊”，指的是加快处理进程，为精品佳作创造速度和空间。所谓“廉洁办刊”，指的是期刊以社会效益为本，不收取任何费用，尊重作者的创造力和知识产权，为农业教育学术研究营造公平公正的学术生态，为作者创造实实在在的价值；稿件处理过程全透明化，为作者提供公开、公平、公正的学术发表平台。受制于行业特性，高等农业教育学界有分量、学术性强的成果不多，作者群体学术背景多为大农学学科，跨界研究教育课题难度极大。针对这种情况，期刊创新稿件组织形式，组织策划有学术价值和影响力的“专题”“笔会”等，字数要求在3 000～5 000字之间，使有关专家有感而发、有话可说，且不乏真知灼见，期刊可以从中遴选出有内涵、有意义、有价值的文字予以刊发。作为办刊主体，办刊人的作用不可忽视，学术期刊编辑应当是学术的“摆渡人”、优秀选题的策划人、优秀栏目的经理人，与学术界、期刊界、专家学者保持密切联系，策划整合学术资源，推动学术创新和进步。

目前广受认可的评价体系，对期刊转型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浮躁的社会心态下，一切以“学术锦标赛”为衡量标准，广大非核心学术期刊发展艰难。以《中国农业教育》为例，其依托的学术资源有限，即便刊人使出“洪荒之力”，也难以推动期刊进入核心目录。一个直接的证明就是，查看高等农林院校教育学高水平论文数量。笔者曾在CSSCI数据库检索高等农林院校近10年的学术成果，年发表论文不足百篇。也就是说，高等农业教育学界高水平论文年产出量不到100篇，除非这些论文全部贡献给《中国农业教育》，期刊才有进入核心期刊的可能，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并不是所有期刊都有进入核心目录的可能，但这些期刊确有存在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理性看待目前的期刊评价体系，重新评估部分学术期刊的价值，以社会效益为主要衡量标准。

在“学术锦标赛”形势下，学人普遍追求发表核心期刊，非核心期刊的稿源逐渐枯竭，发展之路被阻断，非核心期刊生存发展环境逐步恶劣。常识告诉我们，只有非核心期刊的存在，核心期刊的重要性和作用才得以凸显，“二八定律”随处可见，但不能固化、强化这种现象。欣喜的是，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到这种不良现象，“以刊评文”的倾向正在转变，并且正在创设有利于非核心期刊发展的外部环境。对于非核心期刊本身来说，要主动适应形势，积极主动谋发展，广泛呼吁，重新认识和评估非核心期刊的地位和作用。对于《中国农业教育》来说，则应在高等农业教育学界为期刊争取更多的资源和更好的外部环境，争取广大高等农林院校认可、支持期刊，赋予期刊转型发展的正能量。从期刊自身角度看，应该积极顺应时代形势，创新办刊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学术期刊编辑的主体性和积极性，主动思考、主动应变、主动作为，在竞争激烈的期刊之林中赢得应有席地，为期刊发展增益。^[7]为期刊发展赋能，其中的“能”从何而来？这个“能”不仅包括期刊人应该掌握的知识、技能和资源，还应包括获得主宰自身命运和发展的能力。评价体系和传播渠道的挤压，改变了学术期刊的生态，仅靠单个期刊、一群期刊人不能改变现状。从这个角度看，包括《中国农业教育》在内的广大小微学术期刊除了要融入学术共同体以外，还需要共同发声，行动起来，努力营造健康、积极、有活力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和传播生态。

本文所论的“困境”，实际上也是不少学术期刊转型发展所面临的共同“痛点”，只不过在层次和形式上有所差别。受变动不居的各类因素影响，学术期刊转型发展之路不会平坦，期刊人要有清醒的认知和必要充分的准备。展望未来，期刊人既要积极融入学术共同体，服务学术研究和科研人员，也要创新办刊体制机制，做有效的传播，推动学术成果落地。学术期刊的转型发展不是孤立的，需要重视各方的诉求和利益，既要研究国家政策，又要关注学术研究的分布、特征和趋势等，努力在政策、学术和期刊三方之间寻找一个恰当而合适的平衡点。同时，学术期刊还要积极发出声音，使多元主体认同、支持学术期刊的发展理念，为学术期刊发展争取有利的政策和学术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