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加强解决相对贫困问题顶层设计，纳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安排”^[1]。摆脱贫困是乡村振兴的前提，文化扶贫是乡村振兴的必经之路，在巩固精准扶贫成果、衔接乡村振兴之路上，建立可持续的文化扶贫机制是重点和关键。作为传播知识、萃取文化、传承文明的出版业，同样是扶贫大潮中的重要参与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精准扶贫的论述中多次提及“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等问题，亦为出版业思考如何助力精准扶贫提供了基本的逻辑思路和行动的理论依循。沿此指引，中国出版业以自觉的行业担当和崇高的初心使命，在“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中，利用其独特的行业优势和文化资源赋能扶贫事业，奋笔书写并积极参与中国脱贫历程的光辉伟业，又在“持续扶”中不断捍卫和巩固脱贫攻坚的丰硕成果，成为检验精准扶贫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密码。

中国贫困地区或贫困人口具有多维贫困、集中连片和数量巨大的特点^[2]。与粗放扶贫不同，精准扶贫尤其强调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作为具有文化服务属性的出版业，当面对经济话语“贫困”和政治话语“脱贫”时，其扶贫实践必然在产业扶贫、文化扶贫、教育扶贫等过程中展现出深度融合特质。而一切初始，扶贫路径的方向选择与扶贫对象的贫困特征应当是出版扶贫在确定“扶持谁”时不能虚化和回避的首要问题，这不仅是精准识别“扶持谁”的思维前提，也是出版扶贫行动的实践遵循。

出版扶贫工作不仅承担着经济扶贫的主要任务，出版文化资源又是文化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出产业扶贫、文化扶贫或教育扶贫等单线或多支线共同推进的趋势，扶贫路径只有精准对标扶贫对象才能产生“1+1>2”的扶贫效果。但不论选择哪种扶贫方式，路径定位精准是前提。选择产业扶贫，则要考虑贫困地区的资源禀赋和贫困者的社会再生产能力，区分劳动力的“有无”进行有针对性的帮扶；选择教育扶贫，则要衡量当地教育资源及不同教育需求的贫困群体实际情况，根据不同教育层次制定扶贫规划。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出版扶贫如果仍将经济贫困等同于文化贫困，仍将文化扶贫等同于“扶贫困地区之文化”，那么文化扶贫则无法走出脱贫攻坚时期的实践定式。因此，从文化扶贫走向文化振兴，“扶持谁”并不是一概以经济指标作考量，而是在确定相应扶贫路径基础上，结合文化指标、教育指标等因素，分主次、有侧重地定位“扶持谁”。

贫困人群的贫困特征并非趋同，除经济贫困为主要表征外，在文化、教育、住房、健康等方面的差异因素也客观存在。出版扶贫在面对因病致贫、因残致贫、因学致贫、因灾致贫、缺乏资金技术或自身动力发展不足等原因表现出的不同贫困特征时，不仅要识别差异，还要精准应对。就文化贫困特征较为突出的人群来说：从地域范围来看，首先需调研所处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应程度、文化产品供给现状以及文化消费水平等情况，通过宏观瞄准差异与不足，才能对点满足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对口供应短缺文化产品、对应弥合文化消费的低迷；从人群特征来看，文化贫困地区的文盲、半文盲等阅读障碍人群对音视频等类型的文化内容产品需求更大，而且也更能完成内容知识的有效触达；而作为重点关注的青少年人群，持续的公益教育助学或引导优质教育资源下沉等“急救式”扶贫措施在教育扶贫初期同样必不可少；对于从事农林劳动的贫困人群，切合生产生活实际需要的“三农”出版物或其他技术培训服务更能对应当地农林发展的需求。因此，出版扶贫在精准识别“扶持谁”前，找好定位标尺和识别刻度，是引导贫困地区或贫困人群走上合适的脱贫道路的前提，也能为后期有方向、分群体、有侧重地开展扶贫工作指明方向。

在出版扶贫实践中，出版人以自觉的职业初心，公益性出版单位以自知的使命趋向，经营性出版企业以自醒的行业担当，成为出版业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的三大主力。

出版人是书写中国波澜壮阔扶贫实践的重要参与者，也是讲述中国扶贫故事、传播中国扶贫声音不容忽视的力量群体，更是为党立心、为国立言、为时代立文、为英雄立传的编辑策划者。出版人对扶志扶智理念的坚守在于用自身专业力量为脱贫攻坚助力，通过挖掘策划系列优秀扶贫题材作品，以鼓舞致富脱贫奋斗者，引领未来扶贫后继人。如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10部报告文学作品组成的“中国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丛书，丛书作者深入扶贫点，进行实地采访，见证、感受并记录中国人民脱贫攻坚的伟大壮举；中国出版集团旗下研究出版社推出的“中国扶贫书系”全方位展示国家精准扶贫及其新成就，商务印书馆调集馆内编印发全流程的精兵强将成立专题组，由馆领导亲自挂帅，经验丰富的编辑担任责编，集全馆优秀出版人之力耗时两年制作《习近平扶贫故事》，书稿中遴选67篇习近平总书记带领贫困群众脱贫攻坚的感人故事……这些扶贫出版物脱胎于主题出版，形成于脱贫战略的推进实践，既是解读和传递脱贫伟业的时代强音，也是文化扶贫知识供给、精神建设、文化塑造的核心坐标，更是出版人深挖扶贫故事的精神结晶和描绘时代脉搏的最好留痕。2020年上报的2 233种主题出版选题中，重点出版物选题125种，其中脱贫攻坚相关选题占21.6%。^[3]出版人的扶贫实践并不止于“集素材、举案例、留样本、写信史”^[4]，很多出版人还深耕扶贫一线，长期驻守基层：如扎根山村的85后“第一书记”臧甫豪，扶贫期间带领乡村农民兴修公路交通、引导养殖项目转型、扶持贫困大学生求学、修建扶贫智力角和农家书屋，尽心尽力引领贫困群众走脱贫之路；也有扶贫队长严强华，请缨驻村扶贫，又主动延期坚守，扶贫期间兴办“村读”，开辟“扶贫微记”微信窗口，推进生态休闲农业文化旅游，这些不仅成为朱铺村的重要地标，还成为当地文化扶贫的成功样板。与此同时，还有更多默默无闻的出版人用专业力量践行着扶贫初心，用实际行动走在扶贫路上，成为扶贫大潮的“一滴水”和脱贫群众的“及时雨”。

作为国家公共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公益出版在精准扶贫时期发挥着独特作用，特别是以人民出版社等为代表的公益性出版单位和以农家书屋、全民阅读推广、国家出版基金等为导向的重大项目，在扶知识之贫、扶教育之贫、扶精神之贫等方面，成为践行出版公益精神、助力脱贫攻坚的重要阵地。在中国出版传媒商报陆续发布的“助力小康社会与脱贫攻坚”294种扶贫主题出版物书目中，22.8%出自各省人民出版社，此外还汇集有科技出版社、农业出版社、少儿出版社等全国出版界在文化扶贫公益实践中涌现出的诸多社会效益突出、公众反映良好的精品佳作。出版公益精神在脱贫攻坚中的接力与传递不仅体现在公益性出版单位形成的扶贫扶智出版物阵容上，还体现在重大标志性公益项目中，如农家书屋、全民阅读等活动的下沉与推广。作为五大公共文化惠民工程之一的农家书屋工程，截至2019年底，全国建成农家书屋58.7万家，累计配送图书超过12亿册，进行数字化建设的农家书屋达到12.5万家，提供数字阅读内容近百万种^[5]。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数字化农家书屋充分利用数字化传播优势，整合资源、全媒联动，及时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准确发布权威信息，打通疫情防控宣传引导“最后一公里”，把疫情防控宣传引导覆盖到广大农村的千家万户。农家书屋的全覆盖式建设在各地涌现出“马背书屋”“渔家书屋”等不同模式，已经成为文化扶贫的主阵地，全民阅读的推广口，文化振兴的起步点，更是出版扶贫的对接窗。很多优秀出版产品通过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进入农民视野，并在“行走的书香”“布客书屋”等乡村阅读推广项目中释放出活跃的阅读力量。2020年，贵州通过开展“新时代乡村阅读季”活动，推出“出版机构+农家书屋”多彩贵州阅读陪伴一对一公益服务计划，其中，贵州人民出版社、贵州民族出版社等出版机构除了一次性捐赠图书，还与贫困地区农家书屋建立了常态化联系，并针对性开展阅读推广活动^[6]。不仅如此，“农民喜爱的百种图书”推荐、“发现乡村阅读榜样”等活动形式，也正引领新时代乡村阅读新风尚，凝聚起从文化扶贫到文化振兴的精神力量，这便是出版公益精神在出版扶贫中最好的价值回归。

2016年9月8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发挥资本市场作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意见》，支持和鼓励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出版企业紧紧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自觉落实“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尤其是作为行业标杆的出版传媒上市企业，积极响应国家脱贫攻坚战略号召，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打造出了具有出版行业特色的扶贫之路。在笔者调研的28家^①出版上市公司2020年年报中，18家企业参与了精准扶贫，除掌阅科技外，其余17家上市公司均披露其精准扶贫成效数据。从已披露数据公司的总体情况来看，这些公司精准扶贫投入资金总额达2 107.25万元，物资折款435.89万元，帮助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数6 509人，还有因未披露详细精准扶贫数据而未统计在内的出版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他们既是出版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实践主体，也是响应和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出版队伍”的重要力量。从扶贫类型来看，作为脱贫攻坚的治本之策，产业扶贫亦是出版扶贫的主要方式，10家出版上市公司在农林产业项目上均有不同程度的资金投入，中南传媒和读者传媒投入均超百万元，长江传媒、南方传媒和时代出版投入金额均超50万元，其中时代出版还涉足旅游扶贫、科技扶贫、资产收益扶贫等多种形式；11家出版上市企业参与教育脱贫项目，在改善教育资源方面投入资金总额共425.79万元，尤以山东出版投入最多，高达200.17万元。此外，中南传媒、山东出版、读者传媒、长江传媒选择的扶贫“组合拳”更是多样，对贫困地区的帮扶也更为全面。出版上市企业扶贫力度不仅是出版行业努力践行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也为后续更多出版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发挥着引领作用。

出版业依靠自身行业资源、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在产业投资、派驻帮扶、建校捐书等方面为脱贫攻坚战贡献着行业力量。其中，产业扶贫、文化扶贫、教育扶贫是出版扶贫响应国家精准扶贫号召的主要抓手，转移就业扶贫、社会扶贫、健康扶贫、生态保护扶贫等方面亦是出版扶贫方式的有益补充。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也是精准扶贫的重要抓手。产业精准扶贫是一种能够撬动人口再生产的造血式扶贫，具有参与性、益贫性、精准性和安全性等特点，强调贫困家庭从产业发展中受益，从而提高收入、摆脱贫困^[7]。农村“空心化”“空巢化”问题严重，大量农民工进城谋生计，导致农田荒废，其根本原因就是传统的农业种植效益低，生活难以为继，进城务工不过是应付生活的无奈之举。而精准扶贫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就是合理开发利用当地资源，发展特色产业，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实现产业兴旺。很多出版企业在产业精准扶贫中，牢记习总书记“找准路子、突出特色”的指示，立足贫困地区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8]，并遵循市场需求，选择当地特色种养业作为产业扶贫的切入口，走特色化、绿色化发展道路来确保农林产品的市场优势和扶贫产业项目的持续发展；同时，还将农业与乡村文化旅游结合起来，发展生态休闲产业、文化旅游产业等，带动传统农林产业向“农旅文”融合方向发展。如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在对标扶贫点朱铺村的产业扶贫中，以合作社为经营主体兴建扶贫种植产业基地和生态休闲农业田园综合体，带动扶贫地区产业先行；还通过推动建设“朱铺八大家”传统民间手工作坊、“朱铺百草园”农文旅研学基地，打造生态休闲文化旅游项目，巩固脱贫攻坚成果^[9]。长江传媒的产业扶贫不仅发展壮大了当地村级集体经济，还通过吸纳贫困群众就地就近就业而实现了农户增收，通过带贫益贫切实实现了当地贫困户的经济脱贫。中南传媒、南方传媒等企业在产业扶贫中的农林扶贫投入金额也较大，将为后续产业精准扶贫持续发力。

扶贫先扶志，精神脱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首要前提与根本保证。文化扶贫是一种通过文明引导、文化熏陶、教化宣传等方式解决意识和思想等精神贫困问题的树人式扶贫，旨在帮助贫困群体摆脱精神贫瘠和文化矮子的落后消极状态，摆脱“等靠要”思想，从根本上阻断贫穷基因的生长发芽，引导贫困人群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风貌，激发贫困群众自我发展的内生驱动力，塑造健康活跃的美丽新农村。这种扶贫方式具有可持续性、内生性和涵养性的特点，能为农村贫困地区实现可持续性脱贫保驾护航。出版业的文化精准扶贫有着行业独特的资源优势，值得一提的便是读者出版集团的文化扶贫之路。作为“家家有字画，户户挂中堂”的陇东文化大县，扶贫点镇原县本身拥有深厚的书画底蕴积淀，本着“根植文化基因，凝练文化精华”的主旨，读者出版集团利用旗下刊物、微信、微博等媒体集群优势，刊登反映镇原县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优秀文艺作品及名优特产的公益广告，合作策划“脱贫攻坚·读者同心”中国书法之乡——镇原县书画巡展，既推动镇原县书画艺术事业的蓬勃发展，也为当地打造出“书画镇原”的特色文化名片，这也与镇原县优先发展书画事业，建设“文化镇原”的目标相合、路径相通。从2017年进行扶贫工作伊始，读者出版集团便捐赠建立起“读者乡村文化驿站”“巾帼家美积分超市”和“读者书屋”等文化服务设施，突出文化宣传扶贫、扶志扶智相结合，正成为读者出版集团脱贫攻坚的“读者模式”，以“读者·中国阅读行动”为主的系列文化教育帮扶项目、以“《读者》光明行动”和继续捐赠《读者》系列杂志为主的健康帮扶和扶志扶智项目正在并将持续进行。此外，诸如山东出版、凤凰传媒、中南传媒等出版上市公司，除向村图书馆、农家书屋捐赠各类文化书籍外，还推动举办大型全民阅读活动，开辟乡村阅读文化空间、修建文化生活广场、文化长廊等文化基础设施，打造“嵌入式”特色公共文化空间，不仅塑造着乡村文化新风貌，也为实现优质文化的触达提供衔接桥梁，大力推动乡村文化事业的发展。

治贫先治愚，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之策。教育扶贫是一种涵盖“扶教育之贫”和“依靠教育扶贫”双重内涵的育人式扶贫^[10]，具有长期性、工具性、后回馈性的特征。广义的文化扶贫包括教育扶贫，但教育扶贫的力度和成效却最能彰显“脱贫”的真实性，也是最后守住扶贫成果的核心保障。因此，教育精准扶贫虽落归于文化扶贫的范畴，但有着自身扶贫路径的焦点和方向。在脱贫攻坚时期，出版行业的教育精准扶贫首先关注“扶教育之贫”，即通过增加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改善当地稀缺教育资源，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提高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和质量，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科学文化素质，进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最终达到教育脱贫目的。同时也要关注“依靠教育扶贫”，发挥教育的工具性，通过教育帮助贫困人群掌握脱贫的知识和技能，不断提高其能力，为贫困地区产业和经济的发展培育高智力、高素质人才，以人的发展带动贫困地区的整体发展。在出版上市企业中，华闻集团和中南传媒倾向于直接的“输血式”教育扶贫。华闻集团自2016年至今连续四年开展“金秋助学”教育帮扶活动，2020年为帮扶贫困村53名高中和大中专在读学生发放助学金共13.02万元；中南传媒2020年发放教育助学金4.32万元，帮助53名贫困生完成学业。新华传媒和中文在线虽也专注教育扶贫，但方式各有千秋。新华传媒通过办校方式为教育脱贫助力，出资援建开办云南腾冲上海新华希望小学，修建教学基础设施，捐赠文教生活用品，保障和改善当地贫困学生的教育需求，2020年给希望小学捐赠爱心助学款5万元，组织党员干部10人与学校品学兼优的贫困生开展一对一结对助学。中文在线的教育扶贫措施则是通过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而展开，围绕面向“乡村孩子、乡村校长和老师、乡村小学素质课堂、本地教育公益力量”四大项目体系对贫困地区学子进行持续、长期的教育投入和帮扶。截至2020年，基金项目筑梦计划累计资助贫困生12 559人次，1 557位农村孩子圆梦大学；弘道计划地域覆盖全国6个省份27个县城，累计培训乡村教师及校长约10 000人次。这种“造血”式教育扶贫的影响范围仍在不断扩大，其效果也将在不搭配未来继续释放和延续。

此外，很多出版上市公司还在社会扶贫、转移就业脱贫、健康扶贫、生态扶贫方面卓有成效。2020年中文传媒在定点扶贫工作中投入532余万元；山东出版投入兜底保障“三留守”共11.05万元，帮扶117人，投入兜底保障贫困残疾人金额4.54万元。在转移就业脱贫中，南方传媒组织职业技能培训投入约2.21万元，帮助实现就业人数393人；读者传媒职业技能培训投入约6万元，为改善贫困地区医疗卫生资源投入2万元，为开展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与建设投入25万元。

贫困人口的精准退出和稳定退出是检验精准扶贫战略成败的关键^[11]，而精准退出应以促成“知化经济”体系为依据^[12]，才能确保“脱真贫”和“真脱贫”。因此，出版扶贫不仅不能退，还需为精准扶贫的战略退出站好最后一班扶贫岗，守好最后一道返贫墙。

随着短期性“减贫”“脱贫攻坚”任务的完美收尾，中长期宏观的乡村振兴战略已全面展开。出版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村文化振兴战略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出版扶贫工作也需及时完成从文化扶贫到文化振兴的再度接力。精准扶贫中的出版策应需持续引领知识生产、承载知识创新、提供知识给养^[13]，而文化振兴中的出版响应更要进一步活跃农村知识生产，带动农民知识创新，协助乡村知识自给，为扶贫地区和扶贫人群的再生动力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化供应和精神保障。出版业继续接力文化振兴，一要完成从满足贫困人群文化需求到挖掘和创造乡村读者阅读需求的过渡；二要完成从提供政经类图书、“三农”实用性工具书、生活科普性读物、少儿读物的目的性供应到增加休闲类大众图书和电子书、有声书等数字化读物的全面供应转变；三是要完成从短期性的文化扶贫、定点性的文化救济到长期性的文化振兴、全方位的文化开发的转变。出版业做好文化振兴的铸魂工程，既能为产业振兴提供智力支持，也能为人才振兴打造育才之基。

在2019年印发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中，明确指出数字乡村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纲要》要求到2025年，乡村4G深化普及，5G创新应用，到2035年，城乡“数字鸿沟”大幅缩小^[14]。出版产业需做弥合城乡“数字鸿沟”的排头兵，为农业持续发展储备知识粮食，为农村网络文化输送优质内容，为农民数字化素养培植能力基因。在农民走上数字化道路、农业推进数字化转型、农村发展数字化经济过程中，出版产业数字化成果还需下沉农村市场，配合农村文化市场转型契机。紧跟数字乡村发展步伐，出版业还需要与乡村文化基础设施的文献资源需求有效对接，准确预判农村网络化、数字化程度，将合适的新媒体内容产品输达农村。如输送最新的“三农”出版物、线上培训服务平台、网络视频培训课程、音像制品、有声读物以及互联网产品等，为农村居民提供最新农业科技信息^[15]，协助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积极姿态融入乡村公共文化事业建设，保障农家书屋出版物及时更新，确保基层文化馆、图书馆等的文献供给，推动建设网络书屋、农林数据库等知识服务平台，引导多种形式的阅读推广活动深入农村，缩短优质知识资源与乡村读者需求的接触距离。出版扶贫工作在缝好最后一针脱贫扶智的文化缺口后，开发和探索农村出版市场，将是出版业参与乡村文化振兴值得深入实践的目标方向。

公益性出版单位是我国新闻出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其中，政治出版、民族出版、农村出版、盲文出版等是当代公益出版事业的主要领域^[16]。在精准扶贫时期，公益出版在满足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知识需求、平衡地域性知识资源差异，实现文化缺口的直接救济，尤其在扶智以自立、扶志以自强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随着脱贫攻坚减贫任务的如期完成，出版服务的公益精神仍需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持续探索更多实践可能。一方面，需创新出版内容产品形式，增加数字融合出版内容，并迎合数字媒介发展趋势，将出版扶贫实践从点到面、由表及深向文化贫困重灾区推进；另一方面，需调动和活跃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支持公益出版队伍，保障公益出版在文化扶贫领域的长期性和可持续性发展。同时，对于经营性出版单位而言，出版企业是文化扶贫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文化振兴的推动主体，农村出版仍是出版业值得踏足和深挖的庞大市场，中国出版企业只有把握时代脉搏、参与祖国发展战略的宏伟蓝图，积极践行和担负社会责任，方能与时代脉搏共起舞，在国计民生中获得长足进步。

“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以及“如何持续扶”的逻辑思路，在出版业扶贫实践中成为赋能精准扶贫实践路径的“四部曲”。“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起点”^[17]，在教育、文化领域具有行业优势的出版扶贫工作更是如此。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出版业还需瞄向乡村振兴伟大战略，发挥自身资源力量与行业优势，坚持站好最后一班扶贫岗，牢牢守住最后一道返贫墙，确保出版扶贫效果得到持续巩固和长效发展，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出版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