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经济时代，新一代信息技术正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广泛渗透于企业价值链各环节，促使价值链的供求关系、价值创造、价值转移的节点和逻辑呈现颠覆性变化^[1]。为顺应时代发展，国家先后颁布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等系列文件，以推行出版业数字化变革与高质量发展。同时，随着消费水平升级，市场消费正在向个性化、多样化的体验型、场景型消费转换，这对企业的选题策划、内容创作、编校等价值链环节的快速迭代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呼吁企业重构价值链。在此过程中，出版企业也或主动或被动地进行移动化、智能化等方式的数字技术变革，赋能企业价值创造模式的重塑^[2,3]，以重构价值链并推动价值创造新生态的形成。从工业经济时代提供的图书出版商品到数字经济时代提供的全方位知识服务，均属于不同时期市场主导技术体系对企业价值增值模式进行重塑的产物。因此，数字经济时代下数字技术赋能出版企业价值链重构是弥合技术变革与消费需求供需两端的有效选择。

然而，已有文献倾向考察数字技术经济效应、出版企业价值及出版企业数字化转型等问题^[4,5]，数字技术赋能出版企业价值链重构相关研究较为薄弱，尤其是赋能机理尚未被清晰揭示，但实践中已有企业正运用数字技术赋能重构价值链，如中信出版集团与中华书局。由此可见，现有实践已超越理论研究步伐，对数字技术赋能价值链重构的赋能机理亟待解构、经验亟待总结、理论亟待凝练。鉴于此，本文以中信出版集团和中华书局为例，对两者数字技术赋能价值链重构逻辑进行分析，以探索数字经济时代企业价值链重构机理，为实现出版产业链现代化提供经验借鉴。

数字技术一词的提出最早可追溯至美国IT专家Don Tapscott（1996）在研究互联网技术对经济发展影响的过程中^[6]。其后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该概念展开探讨，其中Goldfarb等（2019）^[7]、邢小强等（2019）^[8]等对数字技术概念的描述得到较多学者认可，即数字技术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处理、存储、传输、呈现信息功能的通用目的技术，其表现形式有：硬件技术、软件技术、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按照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可将其分为数字组件（如智能手机App）、数字平台（如苹果IOS平台）和数字基础设施（如云计算技术）三类^[9]。基于数字技术内涵和现实表现可知，数字技术具有自生长性（Generativity）和融合性（Convergence）的技术属性^[10]、可编辑与可扩展的内容属性^[9]，及开放性和关联性的结构属性^[11]。这些属性使数字技术能与实体经济融合发挥赋能作用，如王文倩等（2020）通过剖析海尔发展实践，论证了移动互联网产业场景中数字技术赋能的客观存在与具体功能，提出数字技术不断渗透至企业组织体系中，颠覆组织与顾客、组织与组织、组织与社会的互动方式，使企业形成一个“共创共赢生态系统”^[1]。刘平峰和张旺（2020）认为数字技术可与传统生产要素结合重构生产要素体系，为产业链提供增值服务，并将数字技术分为资本赋能型和劳动赋能型两类，探讨赋能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逻辑^[12]。

数字技术赋能作用的发挥使传统出版业呈现传统出版业数字化转型与作为独立新业态的数字出版两种形态^[13]。前者涉及编、印、发等产业链各环节的数字化转型；后者是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内容编辑加工，并通过网络传播数字内容产品的一种新型出版方式，强调价值链各环节的数字化。随着与数字技术的融合深化，二者将呈收敛式发展，并最终呈现出融有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属性与特征为一体的价值增值模式。出版产业的数字化道路由来已久，按照数字技术应用的范畴与深度可划分为数字化转型升级时期（2012—2017年）、融合发展时期（2014—2019年）、深度融合时期（2019—2020年），当前一段时期已步入数字化战略阶段^[13]。出版企业所用到的数字技术种类丰富，5G技术、大数据服务、云计算、数字印刷技术、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等技术的深化应用将推动出版业朝着“智能出版”方向发展^[3]。但受长久积累的工作惯性、原有组织结构和管理流程的多重羁绊，出版企业数字化转型之路任重道远，需要重新整合资源，借助数字技术等科技力量为出版赋能^[5]。

上述文献回顾表明，已有研究初步探索了数字技术在出版企业中的应用表现，并强调了数字技术对出版企业赋能作用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为本文研究提供有益借鉴。价值链是企业生存的基因，价值链重构是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转型升级的有效手段，而已有研究成果存在的明显缺憾就是缺乏从价值链视角剖析数字技术对企业影响，数字技术对企业价值链重构的赋能作用与赋能原理有待揭示^[2,14,15]，故本文将数字技术与企业价值链重构纳入统一分析体系，运用双案例研究方法探索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数字技术赋能出版企业价值链重构机理，以期为企业发展实践提供思路借鉴。

价值链重构是企业为获得更大盈利而对产业价值链各环节进行重新打造，并对内部运营价值链进行创新排序，从而形成高效且适应用户需求的新商业流程^[16]。在数字技术的赋能逻辑下，企业组织结构从科层制转变为业务单元构成的网状组织，并在人事权、财务权和决策权方面给予业务单元充分自主权，促使企业与员工之间实现价值联合共创与利益共享，形成实质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数字技术引致该系列要素发生变革的立足点在于，转变企业价值创造模式，以更好契合于新时代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即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将企业价值链由单一链式转变为以消费者消费体验为核心的生态型价值链。生态型价值链能让消费者参与到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全过程，满足消费者价值主张与产品价值体验。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了一个数字技术赋能出版企业价值链重构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数字技术作为重要外部影响要素，为企业带来新的价值主张，从时间和空间上对企业的价值创造模式产生影响（线路1）；企业资源禀赋支撑着价值链重构方向、重构模式与重构策略的选择（线路3）；在价值链重构过程中，不同类型数字技术能展现出不同功能，从而通过不同的赋能范式保障着新价值链形态的形成（线路2）；在初步完成价值链重构后，数字技术的不断深化融合能不断对生态型价值链进行优化，实现网络生态赋能（线路4）。另外，本文是以探索数字技术赋能出版企业价值链重构机理为研究对象，开展研究的基本单位是运用数字技术赋能价值链重构的出版企业，即解构出版企业借助数字技术进行价值链重构的逻辑。

根据对数字技术赋能出版企业价值链重构机理进行探索性研究这一目的，本文将运用双案例研究方法进行探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案例研究能有效分析复杂现象中变量之间相互关系，能明确解决“如何”（How）的问题^[17]，适用于本文研究需要；二是如文献梳理所述，数字技术赋能出版企业价值链重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而案例研究适用于满足开创性的研究，以构建新理论或凝练已有理论中特定概念为目的的研究需要^[18]；三是探索性双案例研究利于比较不同案例之间异同，实现研究结论的相互验证^[19]，增强所构建理论信度。

本文遵循理论抽样原则，通过对相关案例材料的梳理，最终确定以中信出版集团和中华书局为典型案例进行探索性双案例研究，主要原因有：①案例典型性。中信出版集团的前身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于2010年成立数字传媒中心，并随后加速布局数字出版领域，初步实现了运用数字技术对价值增值模式的重塑；中华书局于2001年就开启了古籍文本数字化之路，随着“中华古籍整理出版资源平台”于2018年发布上线，中华书局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运用数字技术赋能重构价值链。二者在进行数字化改革方面有相对成熟的实践。②特征匹配性。中信出版集团和中华书局分别属于国内大众出版领域与专业出版领域的领先者，且均在各自领域引领践行数字技术赋能价值链重构。两者之间差异利于识别新问题和新现象，并实现结论的相互验证，增强研究信度。③研究可行性。中信出版集团与中华书局在进行数字化改革的过程中，新闻媒体关注度较高，知网、万方等中文数据库收集有相关主题研究论文，且二者均有各自官方网站等，该系列特征易于本文通过公开渠道获取所需资料与素材，也能支撑所搜集资料之间的三角验证。

因阐释中信出版集团和中华书局的数字技术赋能价值链重构所需资料均能通过公开渠道获取，且其丰富程度足以满足本文研究需要，所以本研究使用案例资料以二手资料为主，其来源包括：知网、万方等中文数据库收集的相关主题研究论文；通过百度搜索引擎搜索的网站资料、新闻报道、企业高层领导人物访谈视频；企业官方网站上公示的“关于我们”“新闻中心”“我们的业务”等板块检索信息等途径。此外，研究团队成员多次进行参与式观察，即亲身参与中信书院、咪咕中信书店、中华书局的客户端及古联数字微信公众号的服务体验且随时做好笔记。在案例资料收集过程中，坚持满足“三角验证”原则，以实现其客观性。同时，在资料整理过程中筛除了带有报道者主观评论的部分，并利用多来源信息消除不同资料之间的偏差。

根据上文构建的理论框架可知，本文探究的是数字技术在传统单一链式价值创造形态向生态型价值创造形态转型过程中的作用逻辑，该过程涉及重构要素、数字技术赋能范式与数字技术类型。重构要素包括资源禀赋、价值主张、重构模式与重构策略；赋能范式强调数字技术在重构过程中所展现的功能作用；数字技术类型包括数字组件、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平台及系列数字技术构成的数字技术域。依此分析，下文将就此对中信出版集团与中华书局的相关数据资料进行分类呈现。

中信出版社成立于1988年，2008年改制为股份公司，2013年发展成为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登陆A股市场。为顺应数字化浪潮，中信出版于2010年成立数字传媒中心，并推出“中信飞书”为用户提供线上购书服务；2013年中信数字出版业务扭亏为盈，实际收益近2 000万元；2015年通过发布“出版人平台”等方式实现了数字出版编辑模式的构建；2016年在自主开发阅读客户端基础上，通过与三大运营商合作进一步开发出有样儿、大布阅读等客户端，进一步拓展了手机阅读市场。同时，还通过以官方旗舰店入驻电商平台等方式进一步拓展网络销售市场。该历程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阶段：价值链重构初始阶段（2010—2014年），属于中信出版传统出版业务数字化转型与数字出版业务构建的初始阶段。该时期的传统出版业务数字化转型，强调纸质书的线上销售，包括与各线上渠道商合作及自主开发的阅读客户端；数字出版业务的初步构建，表现为成立数字传媒中心，推出自有平台与客户端，并与电子渠道商建立合作关系，实现多元化的数字发行渠道，该阶段更多体现的是数字技术赋能销售渠道的融合发展。

第二阶段：价值链的多环节重构阶段（2015— 2016年），属于数字技术赋能传统出版业务与数字出版业务在组织架构、出版内容、营销宣传等方面实现融合发展的阶段。组织架构、出版业务链等方面的重构主要通过“出版人平台”实现，即旨在以读者需求为中心，运用互联网技术缩短出版业务流程，消除出版社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具体而言，以读者需求定位产品，以产品统领项目，以项目统领业务，将出版人分为独立出版人、事业合伙人、外部出版人、社会化合作出版人四个层面，并据此进行差异化授权管理，包括选题权、经营权、人事权等，同时，通过专业选题委员会和品控中心对该四个层次出版人进行流程化管控，确保内外部资源的最大化整合及精品内容输出。另外，中信通过与通信运营商合作开发客户端等方式，创新数字阅读模式、出版发行方式及产品销售方式等，打造了全新的移动互联网出版业产品运营模式。

第三阶段：价值链生态化布局阶段（2017年至今），该阶段的价值链各环节数字化改革进入深化时期，且价值链各环节之间将进行有机连接。生态化是指中信以向用户提供面向未来的智慧生活解决方案为中心，将从知识和技能提供者向知识服务者进化，从以产品为中心向以用户为中心进化，从知识产权运营商向综合文化服务提供商进化。具体而言，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有机融合，立体整合出版产业链各环节资源，以满足不同读者线上、线下的文化生活需求。

中信向生态化布局转型的典型事实表现在：2017年发布基于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科技的多媒体知识服务平台——“中信书院”，目标是为主流群体提供全形态、系统性的知识服务，为用户定制自适应的知识进阶解决方案；2018年举办“知识X进化”新知发布会，从知识和进化两个角度重新定义出版，即用高品质的知识服务为用户认知迭代、创造价值提供支持动力；2020年中信出版与《出版人》杂志联合发布了“共享出版平台计划”，即用“品牌+资金+平台”方式，从品牌赋能、出版资源、渠道服务等多方面合作，打造全面开放的中后台，从而将作者、策划人、阐释者和读者关联起来。

中华书局于1912年创办于上海，于1958年成为整理出版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历史、语言文字图书及相关学术著作等的专业出版社。面对数字化浪潮，中华书局于2014年推出自主研发的线上大型古籍整理本数据库《中华经典古籍库》，并于2015年成立古联（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因中华书局所专注领域特征，其数字化改革主要集中于古籍整理的研究与出版，具体而言：

第一阶段：价值链重构初始阶段（2001—2015年），属于古籍数字化的产品形成及为用户提供知识化的古籍内容服务探索阶段。中华书局在2001年就开展了“中华古籍语料库”项目的可行性探究，开启了古籍文本数字化之路。2003年启动“中华古籍语料库”项目，全面开展古籍数字化，形成有规范的数据采集与加工流程。此后，中华书局于2008年启动“中华基本史籍分析系统”项目，目标是实现基于知识的内容检索，为用户提供知识化的古籍内容服务。经过前期储备，中华书局于2011年开始搭建“中华经典古籍库”，并在2014年推出自主研发的线上大型古籍整理本数据库《中华经典古籍库》，且该古籍库局域网版成为中华书局数字化的主要产品和收入来源。同时，中华书局通过与各电商合作及自主搭建销售平台，实现了传统出版业务与数字出版业务在产品销售环节的深度融合。

第二阶段：价值链的多环节重构阶段（2015— 2018年），该阶段的显著标志是成立古联（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承担着中华书局古籍数字化项目建设与传统文化数字产品的研发和推广，并完全按照科技公司的运作模式运行。在该阶段内，“中华经典古籍库”实现了从单一的局域网版到在线版、微信版的拓展，完成了数字技术赋能产品形成与销售模式重构。另外，2018年中华书局搭建的数字化整理平台，通过招募社会力量线上审校古籍，实现了数字技术重构古籍出版的审校环节。

第三阶段：价值链生态化布局阶段（2018年至今），该阶段强调数字技术赋能价值链各重构环节之间的有机连接，表现为编辑整理、产品形态、销售模式等环节数字化变革。古籍数字化编辑整理的数字化变革，主要是通过2018年发布的“中华古籍整理出版资源平台”，即“籍合网”实现。该平台以整理古籍图书为核心，同时涵盖多家专业出版社的古籍整理成果，集中整合多种古籍数字化产品，并能为用户参与古籍整理提供书目信息、版刻图书资源、自动校勘和辅助标点及整理成果的发布等服务，强化读者与作者之间关联。该模式下重构的价值链能实现作者到平台及平台发布的直接获利，形成古籍整理出版新生态。另外，中华书局也正在搭建“中华传统文化大数据中心”，其内容涵盖我国传世古籍主要种类，能满足全社会对优质传统文化资源的需要。“中华传统文化大数据中心”和“籍合网”的打造，将变革古籍整理出版的运营方式，实现价值链的全面重构。

基于企业价值链理论及上述案例各历史阶段价值链重构过程的分析，可构建出企业价值链重构的四要素模型，如图2所示。

（1）资源禀赋是企业价值链重构的基础与保障。企业资源禀赋是赫-俄理论在企业层面的延伸^①，是指企业在资本、人力、技术与管理等资源方面的丰裕度，是相较于竞争企业的相对水平概念。在上述案例中，不同阶段企业生产性资源基础特征与厚实度亦不相同，该特征成为企业调整价值主张、制定价值链重构策略的首要考虑因素，即价值链重构需以相匹配的资源禀赋为前提条件，而数字技术赋能是科技革命背景下企业资源禀赋演进的新特征，是企业价值链重构的新动能。

（2）价值主张是企业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结合自身资源禀赋所选择的发展布局领域、价值增值方式，是进行价值链重构的立足点。价值主张在管理实践中被认为是商业模式创新的直接动力，企业需依照不同的价值主张选择不同的价值链重构模式与重构策略^[20]。可以说，价值主张是企业价值链重构行为的“指挥棒”，一切价值链重构行为都须在价值主张导向下展开，并以实现价值主张作为经营目标。

（3）重构模式是企业价值链重构的方法论。不同价值链重构模式刻画了企业在不同资源禀赋和战略下重构价值链所面对的难题及其破解方案。重构模式决定了企业践行价值主张过程中所采取的具体行动方案，重构模式的选择可能源于优秀企业的成熟模式，也可是在已有理论模式上的集成或创新。与企业价值主张的选择类似，价值链重构模式本身无优劣之分，企业应以适应性与匹配性为选择标准，重构模式的适度匹配也是决定价值链重构效果的重要因素。

（4）重构策略是对企业价值链重构工具与过程的描述。在确定价值链重构模式后，企业通过重新整合资本、人力、技术等资源，采取先进技术或管理模式，实现价值链条的分解、融合、创新或跨越，保障价值主张的实现。诸如中信书院、籍合网等的引入均是价值链重构策略的常见现实表现。

此四要素相互依赖且在逻辑上逐层递进并构成闭合循环。资源禀赋是企业价值链重构的基础条件，是首要投入型驱动因素，企业对资源禀赋的审视与判别过程也是其分解价值链、识别关键价值环节的过程。价值主张是基于对资源禀赋的客观分析而制定的发展方向，是分析价值链各环节关联结构并确定企业在市场中价值定位的过程。重构模式是执行价值主张的方式，该要素既关乎价值主张能否实现，亦关乎企业如何具体实施价值链重构，是企业评估和选择价值链重构策略的方式。重构策略是企业价值链重构模式的具体实施过程，是企业价值链重构行为的现实表现，重构策略的实施会改变资源禀赋并形成反馈循环。

（1）在价值链重构初始阶段，各要素特征如下。

①资源禀赋。初始阶段，中信出版隶属于中信集团，具有雄厚资本支撑且中信出版社向股份公司改制并发展成出版集团过程中，资本被逐步盘活，即厚实的资本是其相较于同类出版企业的明显优势。初创于1912年的中华书局，以其高出版水准塑造的品牌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专注于古籍整理和学术类著作出版业务更是加固了其专业性，故品牌优势是这一时期的显著优势。②价值主张。随着数字化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广泛应用，出版业对数字技术的引入势在必行。中信出版和中华书局作为出版业的先导企业，采取引入书籍数据库、移动App，并与其他阅读平台进行合作等系列数字化举措，将拓宽产品销售渠道作为这一阶段的价值主张。③重构模式和重构策略：为实现拓宽营销渠道的价值主张，中信出版采取创新价值链环节的方式，专门组建数字传媒中心，在自主开发阅读工具基础上又与各电商开展合作，拓展出版渠道。中华书局亦采取创新价值链环节的方式，自主开发“中华经典古籍库”和销售平台，并成立“古联（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创新出版流程。

（2）在价值链环节重构阶段，各要素特征如下。

①资源禀赋。经过初始阶段的探索，中信出版集团和中华书局均具有将数字技术融入出版价值链多环节的能力，此时两企业的资源禀赋主要体现在技术水平上。②价值主张。数字经济使消费者对消费品提出更高要求。在阅读方面，读者的需求可归结为个性化、便捷化、快速迭代三个特点，即读者希望能快速、方便地获得更多符合自身兴趣的读物。中信出版和中华书局所采取的行之有效的举措就是让读者参与到作品创作过程中，并运用数字技术缩短出版流程，压缩作品至读者的时间。③重构模式与重构策略。为实现上述价值主张，两企业均通过对出版全流程进行数字化变革以缩短出版价值链，从而拉近读者与作品创作之间的距离，即价值链伸缩型重构模式。相应的重构策略则是建立资源整合平台：中信出版构建“出版人平台”，中华书局成立古联（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与搭建数字化整理平台。

（3）在价值链生态化布局阶段，各要素特征如下。

①资源禀赋。随着数字技术在中信出版和中华书局价值链各环节的融合深化，以及读者需求升级，企业生产性资源基础已具备进行深刻数字变革的条件，此时企业资源禀赋可归结为集成能力，即强调对价值链各构成进行有机集合。②价值主张。具备一定程度的资源集成能力后，中信出版与中华书局均不再局限于向用户提供可视化的读物产品，而是转向知识服务，立足成为文化服务提供商。③重构模式与重构策略。为实现上述价值主张，两企业均颠覆了价值创造和价值传递的传统方式，构建了跨越物理空间，打造去中心化的生态共同体式的价值增值模式，即价值链跨越式重构模式，完成从产品供应商向智慧方案提供者转换。与此对应的重构策略主要有：中信出版成立“中信书院”，为用户定制自适应的知识进阶解决方案；并联合发布“共享出版平台计划”，打造全面开放的中后台，将作者、策划人、阐释者和读者关联起来，形成“出版+信息和知识服务+文化新零售+教育培训”四位一体的全新商业模式。中华书局搭建“中华传统文化大数据中心”，构建“中华古籍整理出版资源平台”来实现价值链的跨越型重构，以变革古籍整理出版的运营生态。

在不同阶段，价值链重构要素具有较大差异。企业欲进行价值链重构，需客观剖析自身资源禀赋，制定相匹配的价值主张，并借鉴成熟企业的重构模式与重构策略，构筑核心竞争力。在价值链重构过程中，数字技术赋能作用表现在：一是以数字组件或数字基础设施形式作为工具提高企业生产经营效率；二是搭建信息化平台，将传统价值创造与传递的线性模式转为点对点高效对接模式；三是作为特殊资源能力融入价值创造的网络生态中，将数字平台与数字技术群集成为数字技术域，改变企业组织形态与品牌范式，具体如表1所示。

首先，在重构初始阶段，为拓宽销售渠道采用显效周期相对较短的组织创新是较好选择。数字技术在此期间主要通过组织赋能，以数字组件、数字基础设施等形式融入企业组织架构与营销策略的变革中，通过数字化产品与数字化营销手段实现产品营销渠道延展。其次，在价值链环节重构阶段，因企业竞争的核心转移到更好更快满足用户需求对产品及产品质量的要求之上，该转变要求企业在创作环节推陈出新。数字技术在此期间主要通过平台赋能方式，通过搭建数字化资源整合平台将终端用户、关联主体、创作资源与出版主体关联起来，形成多方资源汇集、信息实时交互的新兴商业模式。最后，在生态化布局阶段，企业竞争的焦点转变为如何更好地提供知识服务，该转变要求企业培育生态理念，编织网络生态，整合其生态系统资源，以更好地为读者提供全方位的知识服务方案。数字技术在此阶段主要通过网络生态赋能范式，将多种数字技术集成为数字技术域，满足用户多元化的知识服务需求。

通过剖析中信出版集团和中华书局的数字技术赋能价值链重构机理，主要得出如下结论：①价值链是决定企业生存期的DNA，紧跟用户需求与市场主导科技的更迭而适时整合价值链是企业实现长足发展的内在要求。本文以价值链理论与出版企业实践为基础，构建了由资源禀赋、价值主张、重构模式和重构策略组成的企业价值链重构四要素模型，该模型可为企业分析价值链现状、识别关键环节、选择价值链重构模式与重构策略提供参考。②数字技术是企业价值链重构的重要动能，主要体现在资源禀赋的提升与重构策略的优化方面。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体现为：通过组织赋能拓宽营销渠道；通过平台赋能将终端用户、关联主体、企业创作资源与出版主体关联起来，拉近消费者与生产者间距离；通过网络生态赋能形成数字技术域，满足用户多元化知识服务需求。③数字技术赋能所形成的新价值链能创造有效价值的关键在于，数字技术能促使价值链各构成间实现有机协同，从而为用户提供个性化且持续迭代的整体价值体验，并实现各主体之间共赢共生的价值链模式。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获得以下启示：首先，数字经济时代，出版企业有必要转变经营管理模式，打造为消费者提供全方位知识服务的商业模式，构建价值创造新生态。其次，随着数字技术赋能企业价值链重构的深化，出版企业需强化价值链各构成之间的有机链接，这是形成网络生态的重点。最后，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出版企业需持续优化各项数字技术的深度集成域，并对照价值链重构不同时期的要素禀赋、价值主张等，动态调整数字技术赋能范式，以保障新价值链增值模式更好契合于发展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