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战略最早是在2000年作为经济领域的战略提出来的，逐渐延伸到文化等其他领域。出版“走出去”战略是在2003年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提出的，从2006年起得到全面实施，国家也为此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2006年，新闻出版业“十一五”规划将出版“走出去”部署为战略重点。2012年，新闻出版总署首次对新闻出版业“走出去”进行全方位布局。此外，还有新闻出版业“十二五”“十三五”时期“走出去”专项规划等政策先后出台。在出版“走出去”战略的布局下，学术出版“走出去”借助各种政府资助的工程、项目和计划实现了快速发展，如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等。

随着学术出版“走出去”实践的深入，关于学术出版“走出去”战略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也在不断地拓展。梳理国内相关文献发现，目前关于学术出版“走出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3个方面。

第一，学术出版“走出去”的理念和价值研究。赵基明将学术期刊国际化的内涵区分为非实质性内涵和实质性内涵，认为只满足非实质性内涵的要求还难以真正走出国门^[1]。姜志达认为社科期刊国际化与我国持续对外开放及和平崛起是密不可分的，我国社科期刊应该通过主动设置议程来实现国家利益^[2]。桑海强调学术出版“走出去”不能迷失主体意识、自我殖民化和臣服于英语的文化霸权^[3]。朱剑认为学术国际化应该关照中国的文化独立性、国际学术话语权、学术期刊命运等国家利益^[4]。张娜认为学术出版“走出去”是文化自信的表现、实现文化强国战略的需要，也是学术发展的自身要求^[5]。

第二，学术出版“走出去”的现状及影响力研究。戚德祥总结了国家支持学术图书出版“走出去”的政策、工程及其成效，如浙江大学出版社与德国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合作建立国内第一个跨国科技出版基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资助屠呦呦《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大飞机出版工程”等^[6]。陆建平认为学术出版“借船出海”的“走出去”模式已经使学术出版行业利益受损、自主发展道路受阻，应该重构评价体系，防止学术成果外流，提升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权^[7]。谭跃认为学术出版“走出去”存在对需求的认识不清、动力不够、产品不足、举步乏力、人才缺乏等问题^[8]。刘杨界定了中国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走出去”的标准，即被国外图书馆收藏或者被国际知名数据库收录，并基于此标准分析了中国社科学术期刊“走出去”的现状、问题与发展战略^[9]。

第三，学术出版“走出去”的路径研究。肖宏认为双语出版是国内外非英语母语国家科技期刊适应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发展的重要举措，主动打破语言壁垒、创新传播方式，才能有效提高服务于国家创新驱动、“双循环”发展战略的综合能力^[10]。谭跃认为传统文化的当代阐释和中国道路的学术表达是学术出版“走出去”的真正底气和独特话语权所在，内容创新、版权输出、海外本土化、资本投放、多媒介应用、数字出版是关键路径^[8]。尹玉吉、李逢超和王姣认为应该明确学术期刊的使命及其出版规律，使用“二维评价方法”评价学术期刊^[11]。刘杨认为应该通过建立长效机制、开拓本土资源、设计差异化内容等措施，促进我国学术出版走进“一带一路”国家^[12]。白中林认为学术出版“走出去”的经济意义和文化意义是一体两面的，学术出版“走出去”重塑世界思想格局，必须首先重塑学术传统和学术出版，进行学术出版“走出去”的供给侧改革^[13]。

从学术出版“走出去”的现状来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走出去”，但是距离真正“走进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学术出版在国外的影响力有限，尚未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因此国外鲜有直接关于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研究，只有少量相关的研究可供借鉴，例如菲利普·G·阿特巴赫分析了英语霸权的问题，认为以本国语言进行的学术研究应该得到支持^[14]。基于理念、制度、文化、市场等原因，在西方出版强国，学术出版“走出去”原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自然也就不需要过多的论证，就像英国的崛起造就了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经典和达尔文的进化论。西方出版强国从“意识形态的媒介”到“产业经营的媒介”的转化早在19世纪就已经完成，在20世纪中后期，学术出版“走出去”成为落实对其他国家发挥思想影响力战略的主要途径，例如美国、法国、德国、英国等出版强国都设置专门的项目、专门的组织或者专门的出版基金来推广本国的学术图书^[13]。

学术出版能够走出国门，走进国际市场，最为基础的支撑和保障就是高质量发展。学术出版的高质量发展，首先是高质量的学术出版产品，包括学术图书、学术期刊、学术出版数字平台等，高质量的内容是学术出版产品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其次是高质量的学术出版主体，包括从业者、出版机构、政府管理机构、社会组织等，高质量的出版机构是学术出版主体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再次是高质量的学术出版制度，学术出版产品和学术出版主体都内生于学术出版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术出版的高质量发展也就是学术出版制度的高质量发展。从学术出版“走出去”的现状来看，学术出版产品“走出去”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是“走出去”的学术期刊和学术图书的产权更多地转让给了国外的出版商，尤其是学术期刊的情况更为严重，因此学术出版“走出去”的问题更多地受制于缺乏高质量的学术出版主体，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出版主体是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当务之急。“借船出海”是目前学术出版“走出去”的主要途径，2019年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收购EDP Sciences，学术出版实现了从“借船出海”到“买船出海”的跨越，通过资本运营也许是实现我国学术出版国际市场利益的合理路径，然后再通过必要的融合和培育，最终实现“造船出海”，在国际学术出版市场上获得应有的话语权。

融合发展的内涵在不断深化丰富，学术出版的融合发展，涉及新兴出版与传统出版的融合，也涉及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融合、汉语和英语等出版语言的融合、人力资源的本土化与融合、资本运营与资本融合、面向国内和国际的出版理念融合等很多方面。学术出版“走出去”的过程，从本质上来看，就是学术出版融合发展的过程。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为学术出版“走出去”提供了不间断的在线平台，可以实现学术图书和学术期刊的全景、三维实物展示和版权洽谈、专业论坛等，扩展学术出版“走出去”的时空边界，开拓学术出版“走出去”的新空间和新格局，赋予学术出版“走出去”全新的生命力。国际交流和国际争鸣是学术的本质属性，因此学术出版内在地需要“走出去”和国际化发展。学术出版从国内市场走到国际市场，实现了市场范围的扩展，自然就需要语言、人力、资本、理念等各方面的融合发展。学术交流首先是面向学术共同体的，而学术共同体原本就应该是跨越国界的，学术出版“走出去”也是学术共同体本身的需要。学术共同体往往是各个学科内部形成的圈子，圈子内部常用的各种交流媒介都是学术出版应该关注和融入的，各种学术交流媒介的融合发展是学术出版“走出去”过程中更应该注重的手段。综合利用各种媒介，能够降低学术出版“走出去”的难度，图片、影像、音乐、艺术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语言的障碍，网络、视频、数字、移动互联平台可以大幅度降低“走出去”的出版成本。

品牌是市场本身的内在机制，学术出版市场的发展离不开品牌机制，尤其是对于要面对语言、人力、资本、理念等各种障碍的学术出版“走出去”来说，品牌塑造就显得更加重要。品牌伴随着企业或者产品的产生而产生，最基本的功能是标记、区分、识别。通常提到的品牌概念，往往指向的是品牌影响力、品牌声誉、品牌价值、品牌公信力等，而不是指向品牌原初的标记和区分功能。自从品牌一词问世以来，品牌就与产品或者企业相伴而生，逐步成为市场本身内在的机制，引导并长期影响着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博弈行为。“品牌商品”“有无品牌”等称谓，严格来说都是不准确的，因为商品都有品牌，品牌对于任何商品来说都是存在的，只是品牌的知名度、认知度不同而已。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经济要发展就得提升效率，包括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要提升效率就得细化分工，而分工后各行业无法自足就得相互合作，合作就需要品牌机制的支撑，因此品牌机制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利益机制，也是长远利益战胜眼前利益的内在逻辑^[15]。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品牌的社会资本就是获得消费者信任的能力，品牌的文化资本就是对消费者的文化吸引力，品牌的经济资本就是支撑品牌良性运转的经济实力，品牌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共同塑造了品牌的影响力、声誉、价值和公信力，形成了品牌的符号资本，例如“权威品牌”“值得信任的品牌”等。我国学术出版要想更好地“走出去”，获得国外消费者的信任，对国外消费者产生文化吸引力，只能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获取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和符号资本，逐步与国外的文化相融合，塑造目标市场的值得信任的权威品牌。从品牌塑造的途径来看，学术出版“走出去”需要以综合的方式实现品牌的多元化融合，包括品牌与内容、与品质、与市场、与科技、与资本等全方位的融合。

学术评价机制是学术出版内容生产和载体选择的导向，不同的评价机制就会产生不同的学术出版业态和市场格局。学术评价机制赋予学术图书更多的权重，学术图书就会生产更多，否则学术论文就会发表更多；赋予SCI、SSCI、A&HCI等指标更多的权重，优质的学术论文就会更多地倾向于选择国外权威期刊发表，国内的学术期刊就会面临优质稿源缺乏的处境。学术评价机制属于学术出版业的外部环境，学术出版业自身难以去改变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如果不改变对于SCI、SSCI、A & HCI等指标追逐的现状，我国的学术论文就会更多地“走出去”，但是，我国的学术出版就会更加难以“走出去”。学术论文“走出去”更多的是帮助我国学术期刊的竞争对手，学术出版“走出去”是学术出版主体“走出去”，与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争夺优质稿源。多年以来，在职称晋升、学位授予、项目评审等方面，学术图书没有被赋予更多的权重，尤其是学术图书“走出去”没有大面积进入考核指标，因此学术图书出版和学术图书“走出去”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在“破五唯”“走出去”等教育理念、科研理念更新的环境下，为了促进学术出版“走出去”，应该充分重视学术评价机制的约束和导向作用，改革学术评价机制，把学术图书“走出去”以及在国内英文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纳入考核指标，通过功利性的学术出版需求加快学术出版“走出去”的步伐。

学术是对自然规律的新认知，也是对文化的总结与归纳，学术出版直接受制于学术文化选择。文化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行为规则。文化是非正式的制度，可以填补正式制度的空白，重要性不亚于正式制度。历史地看，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产，伴随着社会关注和传播热点的聚焦，对民众形成了强烈的集体引导和心里召唤，使民众心中壅塞了很多被美化的历史累赘，却没有提升文化创新的激情和敏感，而对于文化遗产的迷思更会导致中国文化在创新思维上的淡薄。1773到1782年，乾隆皇帝亲自领头，委派纪晓岚率领大批学者编撰《四库全书》，通过“寓禁于征”的方式，进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选择，从此我国学术出版就基本上暂停了“走出去”的步伐。然而就在这十年中间，西方国家发明了蒸汽机、铁轨、钢桥、热气球，成立了科学院；在精神领域，休谟创立了人性论，亚当·斯密创立了国富论，卢梭创立了社会契约论，而伏尔泰、歌德等学者也都发表了关键性的著作。对比之下，我们在搜集古代文献，他们在探索现代未知；我们在注释，他们在设计；我们在抄录，他们在试验；我们在缅怀，他们在创造。按照余秋雨的观点，文化是一种成为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最终会沉淀为集体人格。中西方不同的文化方向，实际上是不同的文化选择，本质上是创新型人格和复古型人格的分野。人格是指一个人的生命格调和行为规范，集体人格是指一批人在生命格调和行为规范上的共同默契^[16]。现实地看，我国应该调整文化人格选择坐标，提升创新型集体人格，学术界更应该起到文化引领作用。学术出版“走出去”需要内容创新、模式创新、理念创新，需要选择创新型文化人格，努力避免过度功利化、内卷化的文化选择，走出过度追求数量、追求速度的囚徒困境。学术出版能否“走出去”，从本质上来看，还是中西方在学术文化选择上的较量。

学术研究所发现的规律和建构的逻辑，原本就应该是世界共享的。共享理念源于古希腊的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只求使用不求拥有，超越了公有与私有的藩篱，正在推动着社会发生多维度的改变，互联网的出现加速了共享的进程。学术出版“走出去”本身就是学术共享理念的产物，“走出去”就是为了共享、交流、借鉴。学术出版的内容生产是支撑“走出去”的基础条件，学术界执行学术共享理念的程度制约着学术出版“走出去”的质量和效益。科学已经从小科学时代发展到大科学时代^[17]，仅靠个人的单打独斗越来越难以推动科学的快速发展，学术共享理念成为大科学时代科学发展的基石，也是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底层支撑条件。长期以来，我国学术评价的“五唯”导向，使学术研究沿袭传统的“小作坊”模式，为了成果数量的产出诉求，重复、跟踪、分散研究成为常态，学术内容生产缺乏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融合创新，学术出版也就自然地难以真正“走出去”。在破“五唯”的环境下，我国学术界应该强化学术共享理念，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全球科研学科交叉趋势，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集中优势科研资源，组建大科研团队、大科研平台，最大程度地实现协同创新，努力提高学术创新链的组织化程度，将集体协同创新与个人独立探索有效结合，通过新型举国体制汇聚创新动能，通过学术创新成果的系列化、规模化实现品牌化，为学术出版提供有吸引力和影响力的学术内容，为学术出版“走出去”和学术国际话语权的获得提供根本保障。

学术出版“走出去”正在艰难地探索之中，各种内容选择、出版模式、传播渠道等都在选择实践的路上，但是学术出版“走出去”的目标和基本诉求应该是相对清晰的。从经济市场的角度来看，学术出版“走出去”应该兼顾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从长期来看应该能够实现自负盈亏、可持续发展。从思想市场的角度来看，学术出版“走出去”应该服务于国家利益，塑造国家形象，获取国际学术话语权，传播中国思想理念，逐步从“借船出海”转向“买船出海”，最终实现“造船出海”。从出版主体的角度来看，学术出版“走出去”应该有效发挥政府的作用，充分依赖市场规律，借助和引导社会组织，综合运用政府、市场、社会三方面的力量，追求市场、产权、平台、形象、渠道、话语权等多维度的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