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及国际地位的提高，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国家形象建设、国际话语权建设等软实力的提升。近些年来，国家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并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成效。然而，相较于经济地位而言，文化软实力的水平与经济地位还存在较大差距。学术出版“走出去”是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学术话语体系是学术交流和话语体系构建中最基础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学术话语若要走出国门，在国际社会立足并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可，就必须具有科学的体系。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包括源自中国的学术话语（自源性学术话语）及进入中国学术体系的外来话语（他源性学术话语）两个方面，后者并非中国学术体系构建中需要关注的重点，但也是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建立科学系统的话语体系，就必须处理好自源性学术话语和他源性学术话语之间的关系，还要处理好二者在国际表达上的一致性。

相比其他话语来说，学术话语在整个话语体系的构建和传播中占据核心地位，对话语体系传播发挥着关键作用。学术发展的过程就是生产知识的过程，学术话语是科学知识的载体和表达。近些年来，中国在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催生出许多新思想、新概念。这些新思想和新概念表达出来，以新术语的形式进入学术话语，不断更新着学术话语体系；一些生命力较强的术语进入公众领域甚至官方领域，成为官方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术无国界，学术话语更易于为世界人民所接受，走向世界。学术是具有科学性、专业性、系统性的学问，很多学术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近些年来，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很大拓展，为对外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从学术的角度建构和传播话语体系，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提高传播效能，提高中国话语体系在国际社会的接纳度。

学术话语体系是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推进学科发展。系统科学的话语体系是学科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当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关注学科框架及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边界，这就需要重新梳理学科知识体系及话语体系。有了学术界公认的学科话语体系，学科建设及学术交流才能顺利进行。在“走出去”的视角下，学科话语体系的构建不但要取得中国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也要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学术出版是汇聚和传播学术成果最为重要的渠道。学术出版是将学术成果公之于众，学术出版“走出去”是要让学术成果在国际范围内传播，拥有更广泛的认可度。

学术出版“走出去”，有利于提升中国学术研究机构及研究者地位，在学术活动中占据更多的主导权，从而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世界知名学术机构及知名专家往往位于学术圈的中心，对学术话语的生产和推广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是科技论文生产大国，据统计，2009—2019年，中国科技人员发表国际论文数量排名世界第二，但就影响力来说，与世界水平存在一定差距。究其原因，与中国学者的国际学术地位密切相关。学术出版“走出去”，让世界对中国学术、中国学者有更多的了解，才能争取更多的学术资源和更高的学术地位。

学术出版“走出去”，有利于出版行业更好地了解国际社会需求及行业运作模式，在出版产业国际化进程中争取主动权，主动输出和传播中国话语体系及中华文化。国际社会对中国学术出版的需求并不均衡，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需求，不同学科领域也有不同的需求。因此，必须在对国外市场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制定精准的出版计划。版权贸易、版权代理、国际合作、设立海外分支机构、海外并购都是常见的输出方式，每种方式都有其适用范围，都需要权衡利弊做出最佳选择。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出版产业国际化已成为必然。中国学术出版企业多着眼于国内，国际化进程起步较晚，与国际上的学术出版巨头存在较大差距。只有主动“走出去”，面向国际社会需求，吸取国际出版行业先进经验，不断调整运作方式，因地制宜地建构和输出话语体系，才能在国际出版行业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学术出版“走出去”，有利于促进我国学术圈和出版圈的资源整合和人才培养，提升争取学术话语权及国际话语权的能力。学术圈和出版圈密不可分，学术出版始终围绕学术成果进行，也是学术成果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必经阶段。学术成果为世界所认可的过程，也是话语体系得以构建和传播的过程。然而，目前学术圈和出版圈还存在一定的隔阂，未能实现深度融合，无法产生合力。出版“走出去”将推动学术和出版资源重组，催生既懂学术和出版、又熟悉国内外出版行业和市场的专门人才。这样，我们才能具备足够的能力，争取更多的学术话语权和国际话语权。

总体说来，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在总体规划、知识体系、术语体系及学术出版体系构建等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

从规划层面来看，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在项目资助规划、项目选题规划、术语体系规划方面都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在项目资助规划方面，学术出版“走出去”存在多龙治水、资源分散现象。近些年来，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指导意见，各部门实施了各类“走出去”工程项目，如：2004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新闻出版总署启动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9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新闻出版总署启动了“中国文化著作对外翻译出版工程”，新闻出版总署启动了“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10年，新闻出版总署实施“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设立了“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014年，中宣部批准“丝路书香出版工程”立项；2016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启动“图书版权输出奖励计划”，等等。这些工程资助项目数量较大，但在内容设计、连续性、海外市场等方面尚缺乏精细的研究和布局，项目各自独立，缺乏体系性，“走出去”难以产生显著的影响力。在项目选题规划方面，学术出版“走出去”还缺乏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制定具有前瞻性的项目选题规划并不容易，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需要广泛征求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意见，需要对国际出版市场有细致的分析。各个国家的学术出版情况都不尽相同，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参考。中国对于项目选题规划的制定，还需要做更多的调研，优化选题规划。

知识体系是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基础和前提，话语体系受到知识生产的制约，“走出去”的过程，也是接受国际社会检验和重构知识体系的过程。长期以来，西方价值观渗透到哲学、政治、经济、历史等学科领域，对国际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知识体系的认知，与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相符。就知识体系本身来说，欧美知名高校的国际化程度更高。以语言教育为例，美国教育系统能提供200种语言教育，而目前中国语种最多的高校能提供的语言课程不到100种，外语类人才和知识体系的匮乏也影响了“走出去”的进程。

此外，话语体系构建的核心是建立一套科学系统的术语系统。从清末、民国、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一直重视术语工作，并制定了相关术语规划，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涉及术语工作的各部门之间至今仍然存在缺乏协调机制、公布术语不一致等问题。目前，从国家层面组织术语标准化规范化工作主要有两个机构。一方面，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了140余种规范名词，以出版物形式呈现，覆盖了基础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农业科学、医学、人文社会科学、军事科学等各个领域；另一方面，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国家标准，协调、指导和监督行业、地方、团体、企业标准工作等，仅2020年就发布了术语相关国家标准58项、行业标准6项、地方标准5项、团体标准53项^[1]。两家机构各自的公布渠道和用户群体都比较成熟，但机构之间的协调机制还有待建立，相关成果还有待进一步协调一致。

国际性的学术出版体系，包括出版视角国际化、出版流程国际化、出版内容国际化、出版形式国际化、出版主题国际化等，都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从出版视角来看，中国传统出版业主要面向国内，目前出版企业虽然有580多家，但相对分散和独立，各企业运作模式并不完全相同，缺乏一定的行业规范。虽然近些年来开启国际化进程，但国际视野还相对缺乏，在国际出版事业中缺乏足够的话语权和国际地位。

从出版流程来看，不论是书籍出版还是期刊出版，传统出版周期都比较长，不利于信息传播和知识更新，各出版企业在出版流程的具体安排上也不尽相同。从出版内容来看，近些年来，我国积累了大量数字资源，但数字资源相对分散，缺乏统一的布局，数据标准不一，调用起来存在很多问题，无法与国际接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出版内容的设计布局。

就出版形式来说，出版是学术和艺术的统一，既要注重科学性，又要有设计感。中国传统出版重内容轻设计，在出版形式方面需要做更多的探索。

从出版“走出去”的主题来看，还非常单一。总体来说，文学文化类、概论类及中国主题类图书占比高，政治/经济/科技类、高学术含量类、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关主题图书占比低^[3]；就文化类图书来说，其国际传播更多地集中在中医、武术、佛教、自然和人文风光等文化表层，未触及中国文化的深层精神^[3]。单一的主题模式不利于学术出版的国际化，也不利于政治、经济领域话语权的争夺。只有实现主题多元化，学术出版才能真正走向成熟，我国的学术出版才能在国际社会占据一席之地，产生更大的影响。

为了使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取得更好的效果，学术出版“走出去”至少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国家层面可考虑建立一定的工作机制，由一个部门统筹，多个部门共同参与，在深度调研的基础上，制定翔实具体的出版“走出去”规划。学术出版为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学术出版“走出去”项目资助规划方面，以推出学术经典、学术精品为目标，避免资助同质内容出版。这就需要国家出版管理部门组织相关出版机构建立信息共享平台，避免出现部分选题“扎堆”，部分选题无人问津的现象；对于同一选题所涉及的不同作者群体，也应促进相互之间的交流，增进合作。

在项目选题规划方面，向跨国、跨地区合作出版项目倾斜。项目选题规划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学术出版质量。跨国、跨地区的合作出版项目，往往凝聚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域出版界或学术界专家的智慧，有更广阔的视野，有利于推进出版和学术事业走向国际舞台。

在术语体系规划方面，可考虑从国家战略层面提升术语规范化工作的定位，将术语工作纳入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工程，建立相关工作机制，加强规划和协调，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之间建立协调机制，使公布的同一概念表达一致。

中国近些年高速发展，知识体系不断更新，却在国际社会缺乏应有的话语权。学术出版“走出去”责无旁贷。中国的知识体系是在吸收了各种外来知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具有多元化、多视角的特点，不同知识源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整合内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完善的知识系统并非易事。因此，我们需要首先在知识体系构建方面实现质的飞跃，在学术出版中构建科学性、系统性、规范性的知识体系，使之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以此为基础构建话语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很大程度上是以术语为落脚点的。不论是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还是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术语，都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就学科或行业领域来说，同一概念在不同领域有不同名称，或同一领域的同一概念，不同名称各行其是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知识体系的科学性，为世界人民接受中国话语体系制造了障碍。尤其是在出版“走出去”的过程中，存在大量翻译工作，而翻译工作者未必都具有强烈的术语规范意识。从话语体系的构建来说，缺乏对已有话语体系的整理、研究和加工，输出的不止一个声音，也并非一套话语体系。就工作层面来说，加强这类术语工作机构之间的沟通，尽可能地协调一致，十分必要。因此，需要借助一定的营销手段对多元化的话语体系进行整合，各出版企业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和企业资源优势，构建和优化不同学术领域的话语体系。

科学的学术出版体系，具体表现在形成国际化的出版视角、出版流程、出版内容、出版形式、出版主题等。

出版视角非常重要。跨国、跨语种、跨文化出版已成为国际出版行业的发展趋势。如，企鹅兰登出版集团有250家遍布世界各地的出版公司；西班牙行星集团、桑提拉纳出版集团旗下的多家出版社设在北美或拉丁美洲国家^[1]。出版是一个行业，更是一种产业，在学术出版国际化的进程中，国外大型的科技出版集团如爱思唯尔、施普林格等学术出版巨头，不论是数字出版还是在线服务都走在国际前沿，积累了丰富的出版经验，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就传统出版模式来说，我们实现超越的难度很大；但就现代出版模式来说，紧跟国际趋势，整合相关资源，在国际出版竞争中争取主动权已迫在眉睫。数字出版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和挑战，与国际出版巨头合作，主动获取国外需求，将极大地推进中国出版事业国际化进程。

国际化的出版流程也是必需的。学术期刊尤其是科技期刊国际化是期刊出版事业的主要发展方向。最近几年，不少国内刊物优化出版流程，与国际接轨。投审稿方面，搭建国际化、智能化的平台，根据国际惯例，对专家群体、作者群体及稿件进行智能化管理；刊物内容传播方面，在相关数字平台以优先出版或网络首发的形式提前发布，大大缩短出版周期；更有部分期刊，积极与国际著名出版集团合作，如Transactions of Tianjin University，在稿件录用后1个月内即可在SpringerLink平台上在线优先出版。图书出版流程的国际化在进程上虽不如学术期刊，但也是学术出版走向国际舞台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目前各出版机构在投审稿、专家资源管理、内容传播的及时性、数字资源版权保护等方面都还普遍存在优化空间，图书出版流程的国际化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出版内容及出版形式的国际化也需要考虑。一方面，国家可从规划的层面搭建数字化的平台，大量汇集资源，储备出版内容；另一方面，出版企业也需要对国内外市场做细致划分，整合相关商业资源，提供多元化的消费模式和产品类型，培育消费群体。近年来，我们在出版内容的挖掘上做了一些尝试，但还有广阔的拓展空间。整合、拓展、深化已有的出版内容，定点投放相关出版内容，及时接收反馈信息，是十分必要的。此外，出版也是一门艺术，不论是纸质出版物还是电子出版物，呈现给读者的形式是非常重要的。高质量的出版内容，需要配备高质量的装帧及版式等设计。

出版主题国际化不可忽视。出版主题既要有中国特色，又要有国际性。如果只是遵从国际习惯，不利于中国国际形象和话语权的构建；如果只是遵从中国传统，又不利于中国出版的国际传播。因此，有必要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策略，打造跨国、跨地区的出版人才队伍和出版体系，策划既分享文化知识、又能引发思考的主题，引导中国出版在国际舞台占据重要地位。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在出版主题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策划出版了《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东京审判”系列、“大飞机出版工程”等图书，通过聚焦时政热点、与国外知名出版社合作、介绍中国优势产业技术等方式，仅2011—2016年间输出的版权就达300多种；又如，2020年，人民出版社、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等均围绕抗疫主题实现版权输出。

总体说来，在学术出版的国际化进程中，话语体系的构建势必会经历最严峻的考验，同时也将迎来更多的机遇。学术出版“走出去”与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学术出版的国际化将推进话语体系的科学构建与传播，话语体系的科学构建与传播也必将助力学术出版走得更远。在政府主管部门的支持下，在出版企业的努力下，中国的学术出版产业将迎来更大的发展，中国的话语体系构建将得到更多的国际认可，中国文化软实力将进一步得到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