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科技资源的争夺已成为国际竞争的关键变量。中国76.24%的期刊均为单刊出版。如果以出版规模较大的中国科传、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北京卓众、中国激光杂志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和有科出版（原为有研博翰）6家出版机构为例（其中5家是卓越行动计划集群化试点单位），其期刊数量也远远不能与国外知名出版机构相比。国际大型出版商利用其平台和规模效应，不断整合重组已有期刊或推出新刊，对“单打独斗”的中国科技期刊的影响力提升带来了巨大挑战。

《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20）》数据显示：2010—2019年，中国作者发表的SCI论文数增加了269.20%，SCI收录中国科技期刊发表的论文数仅增加了4.26%，绝大部分SCI论文发表在国外^[1]。中国科技期刊出版能力不强的现状与中国科研实力的增强不相匹配，中国科技期刊亟须资源整合，推动集群化发展，改变“散、小、弱”的客观现状，提升出版能力，抢占科技资源制高点。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科技期刊发展，对期刊的资助力度不断加大。国家自2013年起组织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鼓励创办英文新刊，凡是活跃的集群化刊群，都在申报项目中获得明显优势^[2]。2019年“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针对中国科技期刊“散、小、弱”的特点，科学施策，在期刊国际化、集群化、数字化发展方面，均有针对性的具体举措出台。2021年，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指出要推进集群化、集团化建设，以优质学术期刊为龙头重组整合资源，建设一批导向正确、品质一流、资源集约、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学术期刊集群^[3]。

在国家大力发展科技期刊的政策背景下，中国科技期刊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已经形成了一批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出版传媒机构。但与国外出版集团相比，国内出版机构在平台建设、运营模式和平台服务功能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故本文对科技期刊集群化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指出当前存在的障碍，思考适合国内期刊的集群化发展路径。

国外科技期刊主要依托商业出版机构、学会或协会出版社、大学出版社实现集群化、集团化发展。国外不同集群类型的出版机构在平台建设、运营模式和平台服务功能方面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国际上优秀的商业出版集团通过不断地兼并重组、衍生子刊以及打造数字出版平台，在集团化发展中日趋成熟。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大型出版机构通过收购和剥离，强化核心能力，将资源集中到优势项目，提高出版机构的竞争力。爱思维尔、施普林格·自然和威利三大专业出版集团专注于STM出版，持续调整学科门类。1997—2008年，爱思维尔逐步剥离消费出版、教育出版等非核心业务，收购了科学出版、专业出版和信息服务业务，聚焦STM和专业出版^[4]。爱思维尔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收购具有很高声誉的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1999年收购了分子生物学顶级期刊出版商细胞出版社^[5]。2008年，施普林格收购了BioMed Central。2015年，施普林格与自然出版集团和麦克米伦出版集团合并成立施普林格·自然，造就了世界最大的科学出版集团^[6]。

除并购外，国外出版机构通过国际合作来扩大市场占有率。爱思维尔与世界上超过500家学会及出版社建立合作关系，如2013年爱思维尔与中国科传合作成立合资公司——北京科爱森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目前出版期刊122余种。施普林格·自然与中国多家高校、出版社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早在2005年，Springer就与中国科传、中国科学杂志社、清华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中国科学院研究所等中国出版合作伙伴分别签署了重大合作协议。合作出版也是威利进行全球扩张的重要战略，其拥有850余家学会或协会合作伙伴，是全球最大的学会或协会合作出版商^[6]。

国外出版商依靠其拥有的丰富的内容资源和雄厚的资金，搭建了众多功能强大的数字平台，业务已经延伸到科学研究的全过程。爱思维尔致力于打造一站式科研服务平台，分为编辑出版平台、核心工具研究平台、在线学术社交网络平台、知识服务平台^[7]。旗下知名的平台如全文数据库ScienceDirect、文献摘要和引文数据库Scopus、学术社交网络Mendeley以及超级医学平台ClinicalKey等。施普林格·自然发布了很多配套的在线平台，包括SpringerLink、自然科研（Nature Research）等，其中科学技术和医学类在线全文电子数据库平台SpringerLink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专业领域知识服务平台。此外，施普林格·自然还打造了专业领域学科集群平台Springer Materials^[8]，这个平台针对材料科学进行了优化的搜索功能，例如可通过元素组成或化学结构进行搜索，快速找到材料特性数据；增强的数据可视化功能可显示交互式晶体结构，并带有导出选项以供进一步分析；平台拥有众多的材料科学专家，致力于确保平台的高质量内容。

科技期刊出版的集团化还体现在品牌子刊的衍生，母刊结合学科发展以及市场变化，在某个或更多领域不断孵化、衍生期刊，不断扩大学科刊群力量和优势。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当属Nature系列，除Nature主刊外，还有Nature Research系列子刊32种、Nature Review系列子刊20种、Nature Communications以及npj系列期刊23种^[5]。《柳叶刀》除了旗舰出版物之外，还利用矩阵战略出版了21种高影响力期刊。在特定的疾病领域，如《柳叶刀-肿瘤学》《柳叶刀-神经病学》和《柳叶刀-艾滋病毒》；横向研究如《柳叶刀-全球健康》《柳叶刀-数字健康》和《柳叶刀-健康长寿》^[9]。细胞出版社也采用了与Nature类似的模式打造“Cell主刊-Cell子刊-Cell Reports”三个层级的出版格局，目前已出版了50多种科学期刊。

专业学会或协会具有较强的学科专家优势，其实质也属于学科集群。

纵观国际三大学会或协会出版社，都属于非营利性学术出版社，但大多采用市场化运行，其运营利润用于补贴学会或协会。如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IoPP）商业运作的资金盈余需要全部上缴英国物理学会。尽管学会出版社隶属于学会或协会，但学会或协会一般不直接控制和管理其出版社的日常工作，而是设立出版、编辑部门或委员会进行管理^[6]。如美国化学会（ACS）成立出版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出版社；英国物理学会通过设立出版编辑部门进行管理。

国外学会或协会很注重会员服务，服务形式包括学术交流及商业展会、奖励和资助、教育和培训、职业帮助和支持等。依托完善的会员服务，吸引了大批活跃会员^[10]。美国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的学术会议在学术界享有盛誉，每年举办或资助超过1 800场会议。目前已有超过160个国家的42万余名会员加入IEEE。ACS为研究者提供财务支持；设立贝克兰奖，鼓励在化学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研究者。ACS还通过与科研院所联合举办ACS研讨会、论坛等活动，扩大品牌影响力。目前ACS全球会员人数超过15万名，来自140个国家或地区。

大学出版社集群化运营模式，由于凝聚了大学专家资源和学科资源，其出版物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水准。

与学会或协会出版社相同，国外大学出版社也属于非营利性学术出版机构，但都采用市场化运行机制。剑桥大学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OUP）正是因为有着商业性内核，避免了依赖于大学拨款和社会捐赠，能够保持良好的盈利能力，甚至能够每年向大学上交数额不菲的盈利额，支持教学与科研活动。

对于大学出版社而言，学术品牌的建立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大学本身。OUP的成功离不开牛津大学作为世界一流学府的品牌效应的推动，这也保证了OUP在学术出版领域的权威性^[11]。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学术期刊是与“剑桥大学”这个品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剑桥期刊重视对期刊品牌的塑造、维护和衍生，将剑桥大学这个品牌应用到其期刊产品上。

大学出版社与各国联手，积极推动合作出版。OUP的学术期刊是其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托期刊资源，出版社与全球众多机构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合作伙伴包括欧洲心脏病学会、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等209家机构。OUP目前出版期刊400余种，其中三分之二是与相关学会或协会及国际团体组织合作出版的。2005年，OUP进入中国期刊市场^[12]，截至2021年，在中国共合作出版23种高影响力刊物。剑桥期刊水平之所以高，完全得益于剑桥大学出版社和众多世界知名学会或协会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至2019年已有超过60%的剑桥期刊是与学会或协会合作出版期刊^[13]。

近年来，中国科技期刊正在通过组建期刊群、出版集团等形式改变传统的单刊运营模式，实现出版方式的集群化和规模化。中国科技期刊集群模式分为依托商业出版机构集群、高校期刊集群、学会或协会集群、学科集群。中国不同集群类型的出版机构在平台建设、运营模式和平台服务功能方面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随着市场的发展和竞争加剧，中国科技期刊逐步从分散经营走向规模化、集约化经营，这其中以商业出版机构为主导的期刊集群发展最为明显。

中国一些商业出版机构打造优势领域，成为行业期刊的典范。北京卓众出版有限公司借助刊群战略，扎根汽车、工程机械、农业装备等专业领域，在每一领域精耕细作，为行业提供全方位服务^[14]。有研博翰出版有限公司引入中国有色金属学会作为第二大股东，有效服务有色金属领域的科技创新和成果应用，构建了有色金属特色行业刊群^[1]。

中国科技期刊正在探索出版企业介入办刊模式，通过引入企业力量协同办刊，推动产学研深度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研博翰突破地域限制、体制隔阂，成功与江西理工大学合作创办《钨科技（英文）》^[15]。此外，有研博翰联手中国有色金属学会、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中南大学出版社等行业重点单位整合行业内高校、学会或协会、科研机构、企业的优质期刊资源，汇聚行业龙头期刊68种。

中国出版机构通过中外合作、收购并购，壮大中国科技出版整体实力。2019年11月，中国科传在法国巴黎举行了收购EDP Sciences100%股权的签约仪式。这是中国科传完善国际化布局、实施国际化战略的重要一步，也是中国科技出版机构第一次完成对西方国家科技出版机构的并购^[16]。北京科爱森蓝传播有限公司致力于为中国英文版科技期刊提供高水平、国际化编辑出版服务，为科技期刊和科研机构提供评价服务，以及利用爱思维尔和科学出版社品牌创办高水平的英文版期刊。2021年，高等教育出版社与Wiley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以此为起点，在学术期刊出版及科研服务、数字化领域进行深入合作，共同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高质量英文学术期刊集群。

当前中国多数英文期刊均以国际合作的方式将内容资源发布在海外出版平台上，虽短期国际影响力得到了提升，但不利于维护中国科技文化主权和科技信息安全^[17]。《中国科学》杂志社于2014年启动了“中国科技类学术期刊国际传播平台（SciEngine）”项目，自主研发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全流程数字出版平台，为推动中国科技出版“造船出海”发挥作用。

中国一些顶尖的领军期刊通过子刊衍生打造高质量期刊群。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程院院刊Engineering旗舰引领，打造1+9+1的期刊集群^[18]。子刊包括机械刊、信息刊、化工刊、能源刊、土木刊、环境刊、农业刊、医药刊、管理刊。

中国部分高校对所属期刊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形成了以各自期刊社为主的高校期刊集群模式。如清华大学出版社期刊中心、上海大学期刊社、浙江大学出版社期刊中心等。

上海大学期刊社率先突破高校期刊“小、散、弱”困境，提出实施高校期刊集约化管理与运行的理念，对全社人力、物力、财力实施统一管理，实现资源共享，共同发展^[19]。开发了中国首个期刊集群化智能管理系统，包括出版流程管理系统、财务管理系统、发行管理系统，有效整合各部门信息资源。期刊社根据学科建设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办刊思路，实行差别化定位，专业化办刊。在对外宣传方面，期刊社将11种期刊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推广^[20]。清华大学出版社期刊中心对各刊行政、财务、营销、人力工作实行统一管理，期刊资源共享、人员共用、集中管理、统一制度建设、统一宣传发布平台建设^[21]。

高校期刊深度结合优势学科，实现学科与期刊的共办共建。浙江大学出版社期刊中心紧紧依托所在高校的优势学科和“双一流”建设学科，优先创办和发展相应的专业科技期刊，服务于学科国际化水平和学术声誉。例如，借助浙江大学高水平学科优势，高起点创办Food Quality and Safety、Bio-design and Manufacturing等新刊^[22]。上海大学期刊社针对期刊定位重叠、同质化倾向严重等问题，以学科建设为依托，整合资源，去同质化，重新塑造期刊特色。如《上海大学学报（英文版）》由综合性期刊转型为专业性期刊^[19]。2011年，《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英文版）》改变了办刊的学科方向，从大而全的综合性学术期刊转为集中于信息专业领域。同时，清华大学出版社期刊中心积极创办优势领域的新刊，如2015年创办《计算可视媒体（英文）》^[23]。

以学会（协会）为主体的出版机构学术期刊在期刊集群化建设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中华医学会杂志社是学会或协会集群的代表。

企业化运营是集约化乃至集团化发展的必经之路。中华医学会于1988年成立了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开始了集约化管理的尝试；又于2009年投资成立《中华医学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实行企业化管理，对其主办的期刊管办分离。《中华医学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的出版单位，正在积极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进运行机制、人事制度、劳动制度、分配制度改革，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不断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24]。

科技出版的三个服务阶段分别是知识服务、信息服务和数据服务。中华医学会利用卓越行动计划之集群建设五年规划，努力实现从内容出版商到知识服务商的转型。《中华医学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已完成中台型系统构建，为知识服务提供保障能力。杂志社整合论文资源、图片资源、视频资源、继续教育资源、医学会议、医学资讯，推出中华医学期刊网、中华医学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临床案例成果数据库、中华医学网、中华医学知识库、网刊发布系统、中华医学期刊App、继续教育，加快知识服务转型。

《中华医学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正在追求自己的英文期刊出版平台，以改变国内英文期刊只能依赖国外出版商的数字出版平台的局面。2020年，《中华医学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与Wiley开展战略合作，在Atypton的技术支持下，共同打造世界一流期刊和学术平台MedCentral.net。2021年年底将有19种英文期刊上线，未来还会有更多英文期刊上线。

学科集群是以学科领域为纽带将专业类学术期刊通过网络平台进行聚合。目前已形成中国光学期刊网、材料期刊网、中国航空期刊等集群平台。

集群平台的运维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企业化管理是维持平台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光学期刊联合编辑部从2002年开始就确定了联合发展、集约发展的期刊改革思路^[25]，并以相同专业为导向，以“共享资源，共享经验，抱团取暖，做大做强”为宗旨，以中国光学期刊网为基础，组建了一个跨主管、主办、地域的中国首个专业科技期刊联盟^[26]。2008年，编辑部改制成立《中国激光》杂志社有限公司，实现了期刊管理体制和运营体制改革，期刊的主办权和经营权分离，初步体现了产权明晰、责权明确、管理科学等现代企业特征^[27]。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材料期刊社创新出版运行机制，成立联合编辑部。按照规模化、集约化的运行模式，统一人员管理，统一财务管理，统一出版公共技术平台^[28]。2015年，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和中国科传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建材料期刊网，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29]。

学科集群平台通过举办线下会议、培训、展会，提供科研服务，在服务行业和学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激光》杂志社打造“光学前沿”学术会议品牌，举办专项技术培训，形成了覆盖光学制造的整个产业链的培训体系。中国光学期刊网旗下的平台“光电汇”自2018年起，负责策划并承办国内光学界三大展会之一的“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在光学行业有很强的号召力^[30]。

材料期刊网结合科研人员的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科研服务，在作者选题论证环节、项目申请环节、实验环节、项目结题和论文写作过程提供指导。构建虚拟的学术圈，提供国内各重点实验室的列表，分析科研人员之间、实验室之间、科研人员与实验室之间的关联度，帮助用户寻求科研合作和技术支持^[7,31]。

中国激光杂志社从建立中国光学期刊联盟伊始，就一直坚定地自建数字平台。2004年中国光学期刊网上线，加强其在数字出版服务方面的功能建设，包括期刊集群管理系统、光学资源数据库、光电产品数据库、光学知识社区、光电博客聚合系统、光电学术会议系统、新闻发布系统等功能。2019年，杂志社自主建设的英文光学期刊出版平台CLP Publishing（www.clp.ac.cn）上线，收录了国内绝大部分英文光学期刊。该英文平台对标国际一流出版社的出版平台，初步实现了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2021年，杂志社服务于多学科的专业平台Researching上线^[2]。

目前中国期刊集群化发展最大的障碍除了期刊管理体制的约束外，还体现在人力、物力、财力和运营能力4个方面。期刊集群平台从前期建设到后期运维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更重要的是，期刊编辑部找不到能实现自我造血功能、可持续发展的运营模式，这是阻碍中国期刊集群化发展的根本原因。

在财力方面，期刊的集群平台建设需要大笔资金的投入。以卓越行动计划为例，集群化试点项目虽有500多万元经费，但既要求建数字平台，又要求培育优质期刊，创办新刊。集群内期刊均在50家至上百家，相比于单刊的资助体量，集群化项目的经费无异于杯水车薪^[2]。又如航空期刊集群的网站建设及专业化的大数据运营需要大量、长时间的数据积累，需要期刊主管部门给予持续的资金支持^[32]。

在国际合作出版过程中，中国多数英文期刊的内容资源发布在国外数字出版平台上，科技文化主权和科技信息安全存在隐患^[33]。虽然已有一些标杆型的出版机构“造船出海”，打造了SciEngine、CLP Publishing、MedCentral.net等国际出版平台，但国内绝大部分英文期刊选择了国际出版平台。因此，加强全流程数字化出版平台的自主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在人力方面，期刊集群平台集期刊投审稿系统、文章在线发布、全文数据库等知识服务于一体，需要固定的专职人员建设管理。而目前多数编辑部人力资源紧张，编辑在自身工作繁忙的情况下，无法投入更多精力运维集群平台，导致平台内容陈旧、数据更新滞后。

在运营能力方面，期刊网络集群平台由于缺少独立的法人统一运作，其组织结构非常松散，刊群自身的营利能力有限。通过网络平台加盟的期刊，分属于不同的主管主办单位，办刊体制各不相同，且多数编辑部无经营自主权。即使已和加盟期刊签订了相关协议，但无论是从法律角度还是从期刊的主管、主办角度都对期刊的出版权和经营权没有强制性约束，期刊集群的统一运作主要依靠协调来进行^[27]。有些情况下，即使期刊编辑部有集群发展的意愿，但缺少独立的法人统一运作，其组织结构非常松散。有可能是名义上组成集群了，但实际上集群形同虚设。集群成员间有些利益或矛盾冲突难以协调，权属关系难以理顺。

国外商业出版机构通过兼并重组，实现规模化、集团化发展。中国科传收购EDP Sciences，第一次实现对国外出版机构的并购。未来，中国实力较强的商业出版机构，应加大对高校院所“散、小、弱”的期刊的合作力度，实现规模化发展。编辑部只负责学术编辑工作，商业出版机构统一对期刊进行集约化生产、数字出版、经营管理、市场化推广与营销，进一步推进“编营分离”的集约化运营模式，实现在不同管理体制下的期刊集群化发展。

科技期刊应助力学科建设和科技创新。国内外商业出版机构通过收购剥离、打造行业刊群实现专业化经营。高校期刊依托大学优势学科，创办和发展相应的专业科技期刊。而学会或协会出版机构其实质也是以学科为纽带实现集群化。

在当前体制尚无突破的情况下，以学科为纽带，以平台为载体，是探索科技期刊跨主管、主办、地域集群发展的可行路径。通过构建专业期刊出版平台，提供同一学科领域的论文资源、行业资讯等，使之成为凝聚科研人才、服务学科建设和行业发展的平台，易于在行业内形成巨大的影响力，有利于推动学科建设和行业发展。

国内已有部分出版单位尝试成立了具有法人资格的杂志社或杂志社有限公司，以此推动期刊的集群建设。如中国光学学会的《中国激光》杂志社有限公司、中华医学会的《中华医学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有研博翰出版有限公司等。未来应探索“学会+企业”“高校+企业”“科研机构+企业”等多种协同办刊形式，尝试以企业化运作打破体制机制壁垒，使自发松散的联盟向有法人资格的实体转变，提升刊群运营能力。

国外知名学术出版机构，如爱思维尔、施普林格·自然、威利、美国化学会出版社等，均与国际三大平台技术服务商Atypon、Silverchair和HighWire合作^[34]，或通过收购方式（如2017年威利收购了技术服务商Atypon）共同开发数字出版平台。中国也有不少出版机构通过自主研发或由平台技术服务商（如玛格泰克、仁和、北大方正等）提供支持，完成平台建设。但由于规模较小的出版机构很难开发出成熟且具有影响力的在线出版平台，故建议平台建设可采用与平台技术服务商合作的方式开发。

中国医药卫生类期刊共有1 135种，占4 958种科技期刊的五分之一，是科技期刊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以学会集群的中华医学会系列期刊只有147种，其他多数医学期刊仍以单刊发展为主，尚未形成大的医学期刊集群。可尝试开展医药卫生期刊集群建设。

重庆市高校期刊研究会2020年成立了期刊集群工作委员会，致力于期刊集群研究和实践工作。重庆市高校期刊研究会期刊集群工作委员会拟打造“渝出版”集群平台，并设立医药、材料、建筑领域垂直平台，未来医药垂直平台将形成《第三军医大学学报》《烧伤与创伤(英文)》《基因与疾病(英文)》《重庆医科大学学报》《中国药房》《中国药业》及中国高校医学系列期刊等国内医药卫生期刊集群，以大刊名刊为龙头，辐射行业内其他期刊。

目前，缺乏能实现自我造血功能、可持续发展的运营模式，是中国期刊集群化发展的最大障碍。未来，中国期刊应充分调研集群平台服务功能需求、运行机制、盈利模式、成员期刊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目前国内外主要平台技术服务商能够提供的服务功能，在此基础上构建期刊集群化发展模式，保障在刊群建设中集群平台服务功能完备、运行机制完善，盈利模式清晰，权属关系明确，期刊各方利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