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从物的表现层面来看，就是承载中华民族文明和文化的大量古籍代代传承，从未断绝。保护、传播和传承这些古籍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伟大事业。以往，限于观念的保守、技术和载体的落后，绝大部分古籍都“藏之名山”“束之高阁”，世人难见其貌。古籍数字出版是在古籍内容数字化的基础上，通过筛选、点校整理和编辑加工后，以数字产品的形式提供给用户的一种出版活动。古籍数字出版解决了古籍数字化内容庞杂与用户需要进行规制后的古籍信息的矛盾^[1]。

随着古籍数字化业务的发展，古籍数字出版研究也逐渐丰富，但是既往研究集中在古籍数字化的价值、功能、方法层面，主要关注其公共属性，缺乏其作为一种商业类型的考量；另一方面，研究对象集中在图书馆古籍数字化行为及其产品上，而对古籍数字出版作为出版产业的一部分该如何发展的研究则较少。虽然部分研究人员从出版产业的层面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试图构建古籍数字出版的产业链和经营模式，但是混淆了理论与实践的不同语义层次，难于实行。理论上的缺失难以为出版社制定古籍数字出版发展战略和实现战略目标提供支撑，出版社在古籍数字出版工作中的缺位也阻碍着理论层面的拔高。

在纸质出版时代，出版社引领着古籍出版发展的方向。进入数字时代后，一些商业公司率先开展古籍数字化业务，通过与专业古籍整理机构和人员合作，开发出大型古籍数据库，有效填补了古籍数字产品的市场空白。如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开发的《中国基本古籍库》、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推出的《清代档案文献数据库》等。

出版社古籍数字出版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复制化/数字化古籍出版，依赖微缩摄像技术和扫描设备的普及，出版者将古籍内容拍摄或扫描后以影像形式存储在光盘中进行出版。这一阶段数字古籍的检索阅读功能还比较简单，大多数都是以书号、书名、著者等题录信息进行检索后找到原文影像进行阅读。如武汉大学1997年出版的“《四库全书》电子版”，它将文渊阁《四库全书》200多万页逐页扫描，压缩到150张光盘中^[2]。这类古籍出版物能满足一般读者的检索与阅读需求，但是由于不能进行全文检索，难以满足用户运用古籍开展学术研究的需求。

后来者在对古籍进行影像化后，进行文本化、内容结构化和碎片化处理，并将古籍影像和文本建立索引关联，既可以实现全文检索，又能将图像原本和文字本进行对照，还可以复制摘录等，极大提高了阅读效率，这是第二阶段。如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和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上海人民出版社合作开发的文渊阁《四库全书》、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五史》多媒体全文检索阅读系统等就属于此类。此时，古籍数字出版进入“碎片化”阶段。同时，专业古籍出版社也开始在网上发布一些古籍数据库，供读者在线浏览，扩大了古籍的传播范围，而且，在对读者影响最小的前提下完成产品迭代和内容更新，节省了出版社和读者的成本，方便读者进行阅读和从事相关研究。如中华书局开发的早期《中华经典古籍库》就是如此。另外，此阶段内容资源的重复建设比较严重，仅《四库全书》就出了多个版本。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光盘出版物及其载体已经逐渐退出市场，古籍内容被赋予了新生命，古籍数字出版也迎来第三阶段：体系化/数据化出版阶段。相比于前两个阶段，有两大创新，一是出版社不再简单以扩充数据库古籍内容存量为目标，而是转向对已有古籍内容进行特征提取和信息标引，增强其可识别度；二是改变了原有的古籍内容组织形式，各类古籍数据库产品都有适应各自内容的资源分类、组织与呈现方式，既可独立使用，又可以统一于一个平台之下，利用知识标引深度链接起来，形成一个古籍知识元自由集成系统。目前，中华书局的《籍合网》已经整合包括《中华经典古籍库》在内的十多个古籍数据库，用户仅利用这一个平台就可检索使用多个数据库。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推出的《汉籍数字图书馆》，包含传世文献库和甲骨文献库、金文文献库、石刻文献库、敦煌文献库、明清库、书画文献库、舆图文献库、中医药文献库等八大专库。虽然这些平台当前在内容聚类和知识创新发现层面还处于探索阶段，但是已经为后续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一阶段，除了载体和传播媒介，另外一个变化在于部分专业古籍出版社开始进入古籍数字出版市场，除中华书局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凤凰出版社等古籍出版社均开始布局，开发了一些代表性的古籍数字产品。同时有更多大学出版社进入此领域，如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大学出版社的入场，可以将高校培养的古籍出版人才和高校图书馆馆藏的古籍内容资源带入市场，促进行业发展^[3]。

然而，出版社的古籍数字出版转型与我国古籍出版事业蓬勃发展的态势和出版行业数字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趋势不相符。从事专业古籍出版的出版社大多未开发网络版、移动版等符合移动互联时代产品特征的古籍出版物。从商业模式来看，除了古籍数据库开发外，出版社还缺乏个性化的数字古籍知识服务模式。总的来说，对于作为技术要素不占优势、市场化竞争能力相对不足的出版社来说，如何在古籍出版技术不断发展变革的时代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仍是一个待深入探索的问题。

关于商业模式（business model），一般认为它是将企业运行的内外要素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高效、具有独特核心竞争力的运行系统以实现用户价值的最大化，同时以最优实现形式满足用户需求，并使系统达成持续赢利目标的整体解决方案^[4]。从价值视角看，商业模式反映着企业如何创造价值、传递价值和获取价值。亚历山大·奥斯特瓦德（Alexander Osterwalder）、伊夫·皮尼厄（Yves Pigneur）通过对传统商业模式和现实商业模式的深刻洞察，提出一种商业模式的演进和创新技术，指导企业在剧烈的转型环境中如何定位商业模式，并对组织的商业模式再造提供了方法论和工具。这就是商业模式画布（the business model canvas）。商业模式画布是一种用来描述商业模式、可视化商业模式、评估商业模式以及改变商业模式的通用语言^[5]，可分为4个部分：用户评估^①、价值主张、基础设施、财务模式^[6]。

商业模式是企业良性运行的保障，决定了企业的兴衰成败。出版社要向古籍数字出版转型发展，在古籍数字化市场的竞争中取胜，破局的关键在于出版社能统合内外部资源，利用有效的工具和方法进行战略规划设计，最终找到合适的古籍数字出版商业模式来实现发展的转型升级。因此，应该从商业模式的角度切入出版社古籍数字化以沟通理论与实践，进而从业务层面建构出版社古籍数字出版的实现路径。

商业模式画布作为一种工具，适配于古籍出版社的转型发展，便于出版社扫描内外部环境，分析评价各商业要素，通过整合优化商业路径，确定并实施具体的商业模式。具体来说有以下层面的适配性：首先，都以用户评估为起点，价值取向都以用户为核心。古籍出版社可以从确立服务的细分用户群体、建立良好的渠道通路、维护管理与不同类型用户的关系3个层面着手，来考虑提供差异化价值。对出版社来说，不论是纸质图书选题策划还是数字产品开发，都要充分考虑读者需求。商业模式画布中，发现用户是一切商业模式的起点，服务用户是贯穿整个商业模式的主题。其次，都强调将申明价值主张作为建立商业模式的重要考量，当确立了目标用户，出版社就应明确自身的优势及对用户的价值，并且将这种价值主张以古籍知识服务或数字出版产品等形式来满足特定用户的需求。传统古籍出版模式，是由出版社作为主导向读者提供古籍读物，较少考虑为读者提供多样化的价值主张，而数字时代市场对古籍出版社的定位和用户对出版服务方式的要求更加细致，出版社可以利用商业模式画布中的价值主张画布制定更加精细的价值主张。要保证各项价值主张可达，出版社对自身拥有的资源禀赋进行全方位的评估是前提，也就是说，出版社要对实现价值主张的各类“基础设施”有全面的认识，保证强化优势、补足短板，以便于建设古籍产品或开展具体服务时对技术、古籍内容等资源能及时调度。最后，商业模式画布指导出版社从两个方面进行财务模式的优化^②，一是分析并控制成本结构，确定可削减成本和必需成本，保证商业模式能正常运转；二是依托价值主张获取利润，通过制定收入方式，来促使收入、利润和现金组成的财务扩张战略落地。商业模式画布理论以定位并且再造商业模式为落脚点，全面地涵盖了出版社商业模式的九大要素，打通了出版社从古籍创意到古籍产品和服务再到实现利润的全部商业过程，最终归宿是实现出版社古籍数字出版业务的创收及发展，能够有效指导出版社进行古籍数字出版商业模式设计。

以商业模式画布理论为依据，出版社应当从古籍数字出版用户评估、依据“双效”原则确立价值主张、完善古籍数字出版基础设施3个方面构建古籍数字出版商业模式。

用户评估是指出版社认识、发现、联系用户并将古籍数字出版产品传递给用户的过程系统，包括用户定位、渠道通路、用户关系三大构造块^[7]。

任何商业模式都是以定位用户为起点的，商业的目的就是让用户“消费”价值主张，因此要求出版社全面准确掌握用户的各项属性，根据用户的动机和需求类型、使用场景等属性，合理细分用户市场，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不同用户精准画像，才能更好地策划古籍内容全媒体形态产品。

出版社在策划古籍出版产品时，必须以用户为中心，从研究用户的动机与需求入手，优化用户体验，推动用户进行“消费”行为。通过研究古籍数字出版用户的行为，可以深度还原古籍数字出版产品中用户的行为规律、访问方式及操作特点等，进而复现用户群像。从服务对象看，古籍数字出版产品主要有机构用户和个人用户两类。机构用户包含高校、科研院所这类科研机构和图书馆等。科研机构在古籍数字出版产品使用过程中，除了基本的检索操作之外，还倾向使用能辅助科研工作的功能，如文本聚类、知识关联、知识挖掘等；图书馆则倾向于产品有丰富、准确、完善的内容，以节省购买资源的成本、便于进行阅读推广。机构用户需要古籍数字出版产品具备“大而全”的特点，能够满足更多人的需求。个人用户往往是古籍爱好者或者受传统文化教育者，这类用户更倾向于阅读经典善本古籍，更重视阅读体验和视觉感受，对应的产品应该是“小而精”，更具定制化、个性化的特点。

在数字时代，整个社会媒介环境呈现出多元化、碎片化的特点，在新的营销环境和新的出版模式下，用户行为也呈现出主动化、碎片化的复杂特征，往往在线上线下的多种场景、多个终端、多个媒体和渠道中跳转，变动不居^[8]。如果说“以用户为中心”是商业模式设计中颠扑不破的真理，那渠道就是通向核心的桥梁。在古籍数字出版中，产品和服务本身就是渠道的一部分，它直接触达用户，表明出版社的价值主张。因此，根据用户群体细分构建多维立体的服务渠道至关重要。具体要求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建立高效便捷的互动沟通模式。无论是实体渠道还是数字化渠道，沟通效率都是渠道建设首先要重视的。首先建立职业化渠道客服队伍，以有效记录并向专业人员传达用户反馈的古籍数字出版产品和服务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其次，要建立相关的客服知识库，便于正确应对用户的咨询和反馈。最后，对用户咨询或反馈的问题要建立台账，跟踪流程，并及时向用户反馈进度。第二，健全数字化全方位服务渠道。用户对古籍数字化产品的使用具有泛在、共享、即时全天候、跨媒介等特点，随着用户对移动媒介依赖性加强，数字化服务渠道不仅可以适应用户的节奏和沟通方式，也能服务更多用户。因此，既要建立固定的数字化信息发布平台以及时传达产品相关的新信息，又要通过建立24小时在线的人工和智能客户服务系统等方式及时获取和反馈用户的意见。第三，加强渠道情感化。古籍数字出版产品相对比较小众，要保证价值主张的持续输出，就得在提高用户黏性方面着力。情感化的渠道系统能够使出版社为用户营造真诚、平等、尊重的互动仪式氛围，塑造、展现和传播出版社的文化，通过这种情感链接，使用户有获得感、参与感、成就感、被尊重感，从而增加对古籍数字产品的忠诚度和信赖度。一方面，可以为机构用户配备固定的服务人员和独立的服务渠道，有助于及时解决产品和服务中遇到的各类问题，让其有被重视感；另一方面，将个人用户纳入趣缘社群进行运营，在不同社群中创设具有仪式感的沟通情境，给予人文关怀，如举办主题交流会、专题讲座、知识竞赛、对反馈使用意见的用户抽发古籍文创产品等，吸引用户自发地进入渠道中。

用户关系管理是指出版社通过积极有效的交流沟通，理解并影响用户行为，最终实现提高用户获得、用户保留、用户忠诚和用户创利的目的。在古籍数字出版实践中，体现为获取新用户、维系老用户、提升用户满意度以促进“消费”。它既是产品价值主张的肯定和对渠道的补充，又是影响着出版社核心资源和收入来源的决定因素。基于用户当前价值、潜在价值的高低可以将用户关系分为：攻守型、维持型和弃守型^[9]。

（1）强化攻守型关系，吸引忠实用户参与出版社产品规划和品牌成长。

一些用户对出版社的忠诚度极高，自身与出版社有共同利益，且具有丰富的资源，在行业内有较大的影响力，除了自身的“消费”外还能通过自身资源和影响力为出版社带来更多用户、收益和市场影响，与出版社形成“攻守型关系”。高校科研机构及图书馆就属于此类用户。古籍数字化产品在一定意义上作为上述用户科研实力和服务能力的象征，同时，这类组织机构购买产品和服务后会向个人或其他组织团体推荐使用，增加产品的美誉度和营收。因此，出版社要对此类用户保持高度的主动性，保持经常沟通以获取他们的使用反馈，并根据反馈将主要资源用于满足其需求。同时通过进一步强化同这类用户的关系来挖掘他们的潜在价值，不仅始终让他们坚信出版社是他们最好的供应商，而且要让他们认识到双方的关系是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双赢关系，从而使用户不断采纳出版社的价值主张并且主动参与出版社产品的升级优化和品牌的成长，促进出版社经营业务的改善。

（2）巩固维持型关系，为一般用户提供多样化产品。

还有一部分用户对出版社也有较高的忠诚度，但是主要体现在对古籍数字出版产品的信任和依赖上，他们总是能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满足自己的一些需求，如获取传统文化知识、享受古籍美感等，这些用户一般为普通个体，与出版社形成“维持型关系”。在古籍数字产品用户中，此类用户基数最大，提供了相当重要的收入来源，但是他们的需求也最复杂，是最容易影响产品定位的群体，同时也是最有意愿让产品进行迭代创新的群体。出版社跟他们应该保持比较紧密的联系，投入一定的资源，通过新产品研发不断满足其新的需求，提高满意度，并争取使其成为产品研发和推广的参与者。

（3）辨识弃守型关系，培养潜在客户。

一些用户具有十分个性化的需求，实现其需求的成本较高，但用户基数很小，忠诚度较低。比如，专业用户需要阅读小众细分领域的古籍，而出版社在该领域几乎没有任何内容资源的积累，要满足其需求比较困难，而且资金等方面也不足以支撑出版社开拓新的业务。对于这部分用户，出版社应该果断放弃发展为忠实用户的想法，避免因投入过多成本和资源导致影响其主要业务。但在具体操作中，应秉持服务意识，为其推荐其他能够满足其需求的出版社产品或者服务。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提高用户对出版社的口碑，培养潜在用户；另一方面，能在市场划分中掌握一定的主动权，促进形成与其他主体的差异化竞争格局，还可促进商业盟友的发展。

价值主张是出版社面对用户和市场开展新业务、设计新商业模式时，对用户根本性需求的洞察，以及如何运作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假设^[10]。“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是我国出版社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因此，出版社古籍数字出版价值主张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公共性价值主张，二是营利性价值主张。

从公共性价值主张来说，出版社要承担起保存我国文化遗产、传承民族文化特色、弘扬华夏文化经典、促进社会文化发展的社会责任。当前，中国现存古籍分散在全国各地图书馆和科研机构，还有一部分为私人所藏，国外也有流传。小型收藏机构古籍数字化能力欠缺等原因给古籍内容的保护、传承和信息共享带来困难。出版社积极进行古籍数字出版是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和坚持出版方针的表现。所以，出版社应充分重视古籍全面数字化工作，确保现存古籍能完整留存下来。同时，古籍出版又承担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古籍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重要来源和支撑，“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从党的指导思想高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角度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命题^[11]。这突出表明了出版社在古籍数字出版工作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此，出版社除了按照现代阅读方式和阅读习惯对经典善本古籍内容进行数字化整理出版，形成公共服务产品以外，还要利用其优势，主动作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广泛邀请作者提取、转化古籍中包含的丰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赋予其新的形式和多样的载体，形成群众喜爱的文艺作品，厚植整个社会的历史文化根基。如《典籍里的中国》聚焦中华优秀文化典籍，从中精选优秀传统文化作品，以“文化节目+戏剧+影视化”的方式，讲述典籍的成书、核心思想以及流传过程中的故事，吸引了大批观众。出版社可以此为鉴，与主流媒体、音视频网站开展深度合作，在古籍数字出版业务中进行创新性发展^[12]。

营利性价值主张是指除了面向大众，出版社还以产品或者服务满足个性化用户的特定需求来创造价值。出版社古籍数字出版主要有3种营利性价值主张。一是为学术研究提供服务，包括通过全面系统的文献集成实现“广罗异本”、通过细致的文献校雠和精注精释实现“求是”、通过语义分析和文本聚类实现“会通”、通过深度知识挖掘和加工实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等^[13]。二是为一般用户提供经典古籍的阅读服务。这类价值主张下的产品可读性强、易普及、基础资源易得，但是需要注意，这种普及性内容的多媒体形态和内容的生动有趣是扩大价值主张的关键点。三是为同行业盟友提供服务。不同的出版社在长期的传统出版历程中会积累丰富多元的资源，但这些资源在后期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不一定都能利用得上，可以将冗余资源授权或转让给同行业中的盟友或者非竞争性企业，促进其发展，这样既可以促进行业的整体上升，又有利于促进商业联盟或者利益共同体的效益增长。如凤凰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等出版社与中华书局下属的古联数字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将内容授权给古联公司进行数字出版，实现共赢^[14]。

古籍数字出版基础设施包括核心资源、重要合作和关键业务3个层面。核心资源使得出版社能够创造和提供价值主张、进入市场、与细分用户群体建立关系并获得利润。重要合作是让古籍数字出版商业模式有效运作所需的供应商与合作伙伴的网络。关键业务是出版社为确保古籍数字出版商业模式可行，对资源的协调和业务的安排。

出版社古籍数字出版应重视核心资源开发，广泛搜集善本古籍进行整理，加强自主研发能力，积极将传统古籍出版物读者转化为数字古籍产品用户。

（1）广泛搜集善本古籍进行整理，加速已整理出版古籍的数字化。

在进行数字出版商业模式探索中，内容资源是最重要的资源。不同的古籍数字化主体中，图书馆是占有古籍内容最多的单位，但是一般图书馆的古籍数字化工作较少做点校整理，内容质量缺乏保障。由于国家和出版社的一系列质量管理制度的落实保证了古籍数字内容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所以经过编校整理的高质量古籍内容资源是出版社的核心优势。一方面出版社要主动出击，吸收更多古籍善本进行整理出版，扩大自己的优势。另一方面，出版社在纸质出版时代，影印或整理出版了大量的古籍文献。出版社可以通过购买版权、合作出版等方式广泛地收集整理这些内容资源，根据行业标准和通行规范将其数字化。根据中国知网建设的中国图书引证统计分析数据库的数据，从1949—2020年，出版社共计出版各类古籍39 611种。如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人民文学出版社等数十家出版社共同参与出版的《大中华文库》等。

（2）加强自主研发能力，提高自有技术比重。

古籍数字出版离不开技术的支撑。国内古籍数字出版进程刚开始时，技术是出版社的弱项，但是随着出版社对古籍数字出版认识的深化，开始相关领域的技术研发和积累，个别出版社在古籍数字化技术上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如中华书局牵头和中科院软件所、中信所、中科软和古联公司共同建设的“古籍数字化与知识工程重点实验室”成为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于2016年12月批准的首批重点实验室，并探索研发出一系列古籍数字化技术和工具。实验室已向国家专利局申报“古籍书名识别方法以及装置”“古籍专名识别方法以及装置”“面向古籍出版的繁简语言处理平台”等发明专利。技术资源对出版社商业模式的影响越来越大，除了利用文字识别技术、编码技术进行古籍全面数字化以外，自动分词、词性标注、古籍专有词汇识别、自动断句标点、文本挖掘、智能校勘、智能编纂、古文机器翻译、古籍知识检索、GIS深度交互等数字学术、数字人文的相关技术将成为古籍数字出版商业模式的新的增长点。因此，出版社要充分重视该领域的技术研发和积累，应从战略层面制定技术发展规划，避免在业务发展中因技术短板被“卡脖子”。

传统出版是一种单向的冷媒介，出版社业务线和供应链单一，在古籍出版领域更是如此。而数字时代表现出内容信息的超类聚合，供应链、产品链、渠道类型复杂多样，要在市场中赢得竞争，必须要在各种合作中发挥自己的优势，弥补不足。

出版社从事古籍数字出版工作，主要的合作对象有以下四类：一是高校和科研机构，主要指从事古籍文献整理教学和研究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这类机构是进行古籍点校整理的主要主体，可以协助出版社实现对古籍内容的规制化处理，同时可以以专业视角为出版社产品设计提供专业的意见和指导。二是图书馆，主要指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这些图书馆拥有大量的善本古籍，出版社可以和尚未进行古籍数字化的图书馆合作进行数字化的整理出版，也可以和已经进行数字化的图书馆合作进行内容整合加工和产品开发。三是技术公司，缺乏自主技术研发能力的中小型出版社可以利用技术公司已经成熟的古籍数字化技术或者相关产品的研发技术打造自己的产品，也可以借用技术公司开发的古籍数字化平台运营自己的内容。技术合作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古籍内容的存储呈现技术，如北京汉龙思琪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专门研发了“古籍数字化加工管理系统”，为出版社及图书馆提供古籍图像数字化加工和元数据著录等服务。另一方面是对古籍内容的自动处理和知识发掘技术，如中文在线集团与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研发的“吾与点”古籍自动整理平台已包含自动句读、命名实体识别等功能，并在知识图谱构建、历史人物年谱可视化方面继续着力。四是其他出版社。出版社面对具有同样的价值主张，在古籍数字出版资源占有上各有优势的出版社时，可以形成战略合作。若两家出版社实力相当，但是对方具有市场上唯一或易得的能弥补自身缺陷的要素时，可以形成竞合关系。如上文中提到的中华书局，利用古联公司的技术优势，聚拢巴蜀书社、齐鲁出版社、辽海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的古籍内容资源，合作开发古籍数据库产品，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关键业务指的是出版社采取的商业模式得以成功运营所必须实施的最重要的项目，它随着商业模式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价值主张和用户细分群体决定着古籍数字出版的关键业务方向，核心资源是实现关键业务的条件。出版社古籍数字出版的关键业务主要有三种：基于古籍知识标引的古籍数据库开发、面向数字人文的古籍数字出版平台建设、基于大众化古籍内容的移动应用开发。

（1）基于古籍知识标引的古籍数据库开发。

古籍数据库开发是当前古籍数字化市场中的主流业务，也是盈利较为明确的成熟业务。从类型上来说，有书目数据库、全图像数据库、全文本数据库、图文型数据库等。书目数据库主要用来揭示图书馆馆藏或者介绍古籍分布，学术价值和商业价值有限。从知识服务的角度看，出版社应该主要着手建设图文型古籍数据库。图文型古籍数据库中，一方面将古籍原貌存储在数据库中，另一方面基于古籍知识标引的方式将古籍的所有信息编码形成古籍知识网络系统。原版与文本版互相映射并结合多种检索、处理工具，以此广泛地集成古籍内容。图文型数据库是古籍数据库建设的主要趋势。古籍数据库是古籍数字出版产业中最基础的产品形态，也是出版社进行后续业务拓展的“基础设施”。出版社古籍数据库产品的用户主要是科研人员，产品特征是内容聚类规模大，以知识集中化的方式向用户提供服务。由于其传播信息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因而具有信息组织、传播等多方面的优势，为进一步利用古籍数字化内容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其对词性、词义、人名、官名、时间、事件等方面进行多维度、多粒度的古籍知识标引，为古籍知识的深层组织、关联，进而开展关系挖掘与知识发现打下坚实基础^[15]。

（2）面向数字人文的古籍数字出版平台建设。

一些出版社开发了多种内容优质的古籍数据库，但是在数据库开发之初，出版社就按不同的分类法把社内大量的古籍内容人为地分布在不同数据库中。这样虽然避免了单个数据库内容储量过大导致的运营维护的难度过高，但是数据库之间彼此独立，不能进行数据关联和统一逻辑下的运算和分析，严重限制了古籍数字内容的充分利用，也不利于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古籍知识产品。总体来说，弊大于利。近年来，随着数字人文理念的兴起和相关技术的发展，除了在数据库中进行古籍内容的检索发现，一些学者有强烈的需求去借助信息技术来发现、整合、挖掘、可视化古籍内容，以支持自身的学术研究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当前，基于文本挖掘技术的古籍深度分析、基于GIS技术的古籍数字化地图分析、基于文本可视化的古籍数字化知识建构、基于语料库的电子化古籍研究和古籍整理^[16]等领域的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一些学者借助开源的数字人文软件自行开发出一些小型数字人文工具辅助自己的研究。如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韩昭庆利用ArcGIS软件对37幅《皇舆全览图》进行数字化后，分析《皇舆全览图》长城以南地区绘制精度的空间分异^[17]；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李斌以古汉语自动分析技术为基础，对史学名著《左传》进行了词语切分、词性、时间、人物ID、地点GIS信息标注，进而实现了热点人物、人物关系网、人物游历轨迹与距离等量化统计与可视化^[18]。但是对于个人来说，一方面缺乏充足的信息算力，难以处理大量信息；另一方面占有的数字化内容较少会影响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同时缺乏相应的技术工具的发现和使用能力，给进一步深化研究带来困难。目前在这个领域，仅有学者个人的试验和摸索，缺乏大型古籍出版机构在场。因此，对于有能力和资源提供数字人文工具的出版社来说，十分有必要将已有的古籍数据库充分整合，在数字人文理念的指导下，结合最新的信息技术搭建古籍数字出版平台来有效填补市场空白，满足用户需求。

（3）基于大众化古籍内容的移动应用开发。

从数量上来，对传统文化和古籍感兴趣的一般用户要远多于专业学者，因此，除了服务学术研究外，坚持为一般用户提供经典古籍的阅读和欣赏的价值主张要求出版社布局移动端业务，贴合大众阅读方式和知识获取方式进行业务调整，如移动终端应用开发、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开发等。在应用设计上要符合大众用户的使用场景，在界面外观设计、文字和音视频等多媒体内容的建设、用户社群搭建、UGC内容转化、用户意见反馈等方面做好产品设计。出版社走古籍普及化、大众化路线，对个别适宜内容进行深加工和对大多数内容进行简易化处理是两条可行之路。一些商业公司对本身就广为人知的古籍内容进行再创造赋予其新的生命力，如“凯叔讲故事”针对儿童群体，将四大名著、声律启蒙等读物进行二次开发，通过长时间的打磨，推出了《凯叔·西游记》《凯叔·三国演义》《凯叔·诗词来了》《凯叔·声律启蒙》等优质音频产品，获得了家长和孩子的广泛认可。出版社在常年的工作中最擅长的就是打磨图书，理应可以将这种能力转化为打磨数字产品的能力。古联数字公司开发的微信小程序“句读pro”是一款极易上手的古籍标点小游戏，因为其趣味性和文化性吸引了大批古籍爱好者，同时成为大批古代文学、语言学专业学生备考各类古文考试的“神器”。该小程序开发成本低，用户使用便捷，是一次将古籍内容大众化的有益尝试，但是客观来说，其功能还比较单一，只能进行简单标点，而且作为单独的产品，不能与其主要产品联结成为产品矩阵的一部分，不利于产品的整体规划和设计。出版社可以借鉴市面上一些已经在大众化古籍内容开发上取得成功的企业，打造出具备自身特色的古籍数字产品。

出版社古籍数字出版商业模式画布模型包括用户评估、基础设施、价值主张、财务模式四个方面，目标用户、价值主张、渠道通路、用户关系、成本结构、核心资源、重要合作、关键业务、收入来源九个要素（见图1）。

出版社应以目标用户为中心，首先根据用户需求和动机，进行用户调研并细分为机构用户和个人用户（模块1），为出版社构建切合自身的古籍数字出版商业模式以实现其价值主张奠定基础。为了完成价值主张的设计（模块2），出版社需要根据用户与市场环境审视自身内容、技术等核心资源（模块6），并在准确的自我评估的前提下寻找合作伙伴如高校和科研机构或公共图书馆，与之建立合作关系（模块7），共同开展古籍数据库开发、古籍数字出版平台建设、移动应用开发等业务（模块8）；之后通过高效的情感化跨媒介沟通渠道与用户进行沟通和互动（模块3），并在此基础上根据精准的用户画像来维护和管理与用户的关系（模块4）。上述模块都会引起出版社成本的产生，只有优化成本管理，通过目标成本管理和在产品和服务运营中持续产生正向收益，出版社古籍数字出版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构建商业模式时，还要注意画布内各模块之间的相互关联推动着价值、信息等在利益相关者之间运动与转化，构成一个多方在场、价值循环的生态体系。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层次不断提升，大众对传统文化的兴趣越来越浓，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对数字人文应用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古籍出版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意味着从事古籍出版的出版社进行数字出版转型参与古籍数字化市场竞争已成定局。转型期同样是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意味着多种战略方向和定位，只要选定准确的发展战略，制定可盈利的商业模式就能在转型中取得成功。商业模式画布中的九要素模型完整地反映了出版社探索新型古籍数字出版商业模式的战略定位、运营过程和利润来源。本文将商业模式画布视为一种工具来分析出版社古籍数字出版商业模式的各种路径，通过一套通用流程，揭示了不同商业要素之间的关系，尝试在战略层面为出版社做全盘梳理，为具体出版社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和转型提供一种可行的思维方法和思路。然而，由于古籍数字出版商业模式的多样性，本文只能从相对宏观的产业角度去总结古籍数字出版3种关键业务，具体采用哪一种或者创造出更具适配性的古籍数字出版商业模式还需要出版社结合自身实际进行企业甚至部门层面更加细致、全面的分析梳理。因为商业模式画布这种工具在商业领域应用的普适性和可操作性，出版社的任何层级都能以此来分析以后的工作战略和可能的得失。另外，在具体实践中，商业模式画布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画布和分析模式是固定的思维框架，画布中的分析内容应该是动态的，随着业务的发展而更新调整填充的。出版社的决策制定者们在遇到市场变动或业务遭阻时随时可以用这套工具分析现状及判断未来情况，以保证出版社良好的运营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