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关于大学出版社主题出版研究多从国家主管部门、行业等宏观、中观层面开展，而微观层面——普通编辑，特别是青年编辑在主题出版这一重要活动中应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已有研究鲜有提及。通过对江苏、上海、辽宁等地大学出版社青年编辑做问卷调查和访谈法了解他们关于主题出版选题策划方面的认识，梳理出主要的思想认识偏差，并予以辨析。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大学社与大学母体共生发展的关系，就青年编辑主题出版内容建构方向上做出探索。

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来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在政治和思想上的反映，是第二性的。思想上层建筑必须根据政治上层建筑的要求来服务经济社会运行。从这个社会结构来分析，出版活动是思想的上层建筑，作为国家宣传思想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国家意志，是国家政治权利的有机构成。意识形态具有价值导向、行动导向和大众导向的特点，出版工作是意识形态工作的表现形式，我国的出版活动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为指引，注重对大众的理想信念、价值观、道德观等的引导，发挥出版在宣传党的执政理念方面的作用。^[1]青年编辑作为出版业的新人，需要加强政治学习，充分认识到出版工作本质上属于意识形态范畴，虽然出版是文化产业，但根本上它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是培养和树立文化自信的主力军。

主题出版作为一种出版活动，自然也带有出版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政治属性。主题出版必须为巩固政治上层建筑服务，必须无条件地弘扬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流思想文化。^[2]它是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进行的重大出版活动；是党和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宣传思想舆论的重要载体；服务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文化战略，是构建中国话语权和中国叙事体系的重要力量。它是贯彻和落实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治意志、国家意志、决策战略的表现，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政治属性，超越了一般的出版文化属性。^[3]

2003年以来，主题出版的概念在不断发展完善，特别是2012年“迎接党的十八大重点主题出版物”的选题征集开展后，主题出版走上了更高的发展层面，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2017年，时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司司长周慧琳提出：“主题出版是以特定‘主题’为出版对象、出版内容和出版重点的出版宣传活动。具体来说，就是围绕党和国家重点工作和重大会议、重大活动、重大事件、重大节庆日等集中开展的重大出版活动。”^[4]青年编辑需要认识到，主题出版不应是单一的政治出版，它有着更丰富的内涵。柳斌杰指出：“主题出版就是对这个时代主流价值、主流思想、主流文化的文艺表达，它不是单一的政治出版。”随着时代发展，出版界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重点工作进行主题出版的策划活动，主题出版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换而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属于主题出版的核心内涵。这些论述都丰富和扩大了主题出版的内容建构，把主题出版从单一的政治出版拓展为“泛主题出版”，为出版人从事主题出版打开了思路，开阔了视野。青年编辑要以培育文化精品为己任，立意高远，牢固把握住思想文化宣传领域的制高点，服从于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善于围绕党和国家意志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作为主题出版的重要力量，中央级出版社以其权威性以及选题种类的多样化一直独占鳌头，地方出版社结合地方特色和优势也能顺势而为，大学出版社虽然也积极参与主题出版，但表现稍弱。根据2021年1—5月市场上主题出版的品种占有率来看，中央级和军队出版社占比62%，地方出版社占比25%，而高校出版社只占13%；从码洋占有率来看，中央级和军队出版社占比达到93%，其余两类出版单位码洋占有率不足7%。^[5]根据笔者对江苏、上海、辽宁三地12家出版社青年编辑的调研来看，除了主题出版的优秀作者资源有限这一出版社普遍面临的现实困境之外，高校出版社青年编辑在主题出版选题策划方面也存在认识误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受访青年编辑表示主题出版是一项政治活动，与自身无关，作为新人，只要埋头做好自己本专业相关的学术图书策划工作即可。图书出版虽然是一项文化活动，但更是党和国家在宣传领域的重要阵地，它服务于党和国家重大工作大局。根据《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的要求，学习和吃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髓，以此来指导选题策划、审稿编辑全过程，这是图书出版单位各项业务的出发点。大学社青年编辑首先需要转变观念，改被动接受主题出版的政治任务为主动参与主题出版，积极谋划如何将主题出版与日常选题策划工作相结合，在内容、形式、形态上进行创新。

部分青年编辑认为主题出版是政治出版，经济效益弱，甚至没有经济效益。主题出版物是政治性、学术性、市场性的统一^[2]，只要市场营销推广得当，也会有较好的经济效益。现有的实践也表明，被列为中宣部重点主题出版物的图书不仅社会效益好，得到主管部门和广大读者的赞誉，而且受到大批读者的追捧，取得不错的经济效益，上海交大出版社《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教育卷）》就是典型案例。

主题出版物中，为保证权威性，代表国家形象，国家领导人传记、党建类读物、重要会议文件等出版物必须由中央及军队出版社指定出版，这也就导致受访大学社青年编辑纷纷反映主题出版高不可攀。主题出版不等于政治读物的出版，有研究者将主题出版物分为4种类型：“元典型”“研究型”“例证型”“创作型”^[6]，上述选题仅为其中的“元典型”。主题出版的选题类型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党史、国史、军史、重大节日、重大活动等选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新科技、当代中国现实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也都是主题出版选题范围。选题角度也不是一定要以国家、党、军队等重大主题为代表的宏观层面，也可以是地域或行业为代表的中观层面，还可以是普通人的生活为代表的微观层面，形成立体化的主题出版选题结构。大学社因自身从事学术出版和教育出版的优势，可在“研究型”“例证型”主题出版方面着力，完成擅长业务——涉及学术出版领域的主题出版，并使之系列化、精品化、常态化。^[7]

大学出版社主要服务于高校教学、科研，主要出版学术专著和高校教材，编辑日常也浸淫于学术研究的氛围中，加之青年编辑毕业离校不久，容易产生只有原创的理论著作才是主题出版的误解。主题出版既有阐释理论的学术著作和权威性解读的政治读本，也有小说、纪实文学等大众读物。主题出版是基于出版的学术性之上，注意大众阅读，把政治主题、学术功底和大众阅读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扩大主题出版物的受众，真正走进群众，符合国家大力倡导主题出版的初心。主题出版不单是政治读物的出版，它可以是学术专著、大众读物，也可以是教学用书、少儿图书。各个图书编辑室的编辑都可以从事主题出版图书选题的开发，青年编辑因为入行不久，注重学习新的思维方式和出版模式，在内容主题、表现形式上着力创新，舍弃路径依赖。青年编辑需要在主题出版的严肃性、学术性、专业性基础上，注意大众化、普及化、精品化，策划大学学科优势与自身出版优势的主题出版项目，深度参与国家重大出版工程。^[8]

有研究者认为从事主题出版，普通编辑的政策水平、理论水平、组织能力有所不逮，社会活动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也有所欠缺，^[9]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普通编辑就可以缺席主题出版。在厘清主题出版属性和新内涵的基础上，辨析现有大学社青年编辑中普遍存在的关于主题出版认识误区后，解放思想，激发青年编辑的创新活力，便可在主题出版的内容建构方向上积极谋划。基于大学出版社对标高校“双一流”建设顶天、立地、树人要求，大学社青年编辑可以从“顶天”“接地”“树人”3个方向在主题出版内容建构上有所作为，在主题出版“策划储备一批、计划规划一批、打磨出版一批、宣传推介一批的良性机制”^[4]中做好“一颗螺丝钉”。

当前，我国科技领域面临一批“卡脖子”问题，高新科技领域的攻坚克难离不开高校在基础研究方面的夯实推进。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指出，高校需要“加强基础研究，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并从我国改革发展实践中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高校先进的科研成果需要大学出版社承担出版传播的职能；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也离不开出版物这一载体。上海交大出版社的《大飞机出版工程》是科技方面主题出版的典型代表，现已实现对外版权输出。“双一流”院校拥有领先的科技研究和高水平的学者队伍，为高校出版社开展科技出版活动提供了基础。结合我国当前发展需要迫切破解的“卡脖子”问题，高校出版社的可以瞄准国际学术前沿，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约稿尖端的科技研究成果。例如，南京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一批聚焦高精尖科技类专著，如《卫星轨道力学算法》《晶体生长的物理基础》，已故闵乃本院士的《介电体超晶格》一书基于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项目成果出版，与德古意特出版社和施普林格自然集团进行版权输出签约，实现了中国科技学术出版“走出去”，成功推介了中国学者的优秀学术成果，传播了中国学术声音。

各地主题出版强调结合自身实际，展现地方特色，例如江苏省委宣传部2021年推出“礼赞全面小康　致敬建党百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评选，一批介绍江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就的图书获评，由南大社青年编辑策划出版的《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与绿色发展》也得以入选。大学社在围绕高校的学科优势推出具有特色的主题出版物已有成功实践，依托大学成立的高校智库也是不容忽视的主题出版选题来源。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辅相成，学术研究与成果应用相互促进”。智库的设立是为了研究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问题，其研究成果为具体问题提供解决对策，也是具有专业性、原创性的理论成果。例如江苏省高校智库就涵盖了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建设、沿海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等国家重大战略问题，其研究成果自然也是主题出版的范畴。大学出版社与高校智库建立合作有着天然优势，是学术研究与成果应用之间的“桥梁”，而青年编辑理应利用师生、校友等学缘联系，加强与高校智库研究者的学术交流，做好“桥梁的建设者”，为自身开发主题出版获取内容资源和专家作者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9月在教育文化卫生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衡量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最重要的不是看经济效益，而是看能不能提供更多既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又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产品”。根据《高等学校出版社管理办法》要求，大学出版社应该“主动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文化教育进步服务，积极出版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需要的出版物，为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提供更多的精神产品”。大学出版除了做好学术出版和教育出版之外，还需要提高政治站位，策划为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服务的主题出版，其中特别需要注重开发面向青少年、农民等特殊群体的主题出版选题。大学出版社基于教育出版优势，现已开发了面向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主题出版图书，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面向农民群体的主题出版选题开发，需要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这一党和国家的重要战略高度谋划。要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离不开用先进文化武装的农民，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给予的精神力量。农家书屋作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重要力量，在其中发挥着桥头堡作用，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2020年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中明确提出要“配备一批加强疫情防控、革除滥食陋习、改善人居环境的优秀出版物”。大学出版社青年编辑可以利用面向青少年群体主题出版的成功经验，探索运用“大众化、通俗化、时代化的语言”将科学原理阐述出来，传播科学精神，开启民智，引导农民群体形成基本的科学素养。

主题出版已是大学出版社的重要历史任务，需要充分利用学术出版、教育出版的基础优势，扎实推进主题出版。大学出版社青年编辑应在深刻领会主题出版新内涵的基础上，“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积极投身主题出版；依托自身与高校学者联系密切的优势，立足地方特色，在坚持主题出版学术性、专业性的基础上，推进主题出版走进大众，创新性地开展主题出版选题策划，推出高质量的主题出版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