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在文化事业发展中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1]2018年12月底，中宣部印发《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强调要建立健全确保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着力推出更多传承文明、传播知识、推动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优秀出版产品，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指标和评分标准》（以下简称“《评分标准》”）已经颁布并实施。^[2]期刊作为信息传播和交流的重要载体，要坚持贯彻落实“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效益，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统一的期刊社会效益评价考核办法或考核指标体系，有的省、区、市制定了暂行办法，但是，对于其科学性和适用性等还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总结完善。因此，亟须探索构建一套通行的期刊社会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概括起来，已有的关于我国出版工作社会效益评价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3个视角展开：

一是对出版产业的社会效益的评价。例如，杨石华、陶盎然探讨了“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下出版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元型平衡模式”，强调迫切需要对国家政府、出版企业和读者受众的利益平衡进行有效处理，从深化出版产业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出版企业经营策略、变革出版产业内容生产机制等方面提出完善出版产业双元型平衡模式的对策。^[3]

二是对国有出版企业社会效益的评价。例如，杨迎会认为，《办法》的出台不仅明确了社会效益的概念和内涵，而且从出版业务层面构建了社会效益考核的框架和具体指标内容，从坚持正确出版导向、加强内容建设等4个方面提出了出版单位以社会效益为中心的高质量规范化发展之路。^[4]闫松莹对出版企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社会责任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思考了实现三者之间有效发展的具体策略，强调“将社会效益摆在首位”。^[5]施小占、张建初、李志杰着重对高校出版单位社会效益的提升创新机制进行了研究，特别强调要始终将社会效益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在此理念支撑下建立科学合理的创新机制，坚持高校出版单位的历史使命与宗旨，坚持品质第一、读者第一，真正做到为社会大众服务，发挥自身最大的社会价值。^[6]孟旭浩在深刻理解和评价《办法》的基础上，对《评分标准》的指标体系进行了深入分析，继而提出了完善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考核相关工作的建议。^[7]

三是对出版物社会效益的评价。例如，马衍明全面系统地探讨了出版物社会效益评价中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是在互动关系中理解“社会效益”及其构成，强调出版物社会效益体现为“对受众的精神影响”；二是出版物社会效益的实现是多种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三是强调要增强出版物社会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8]鲁云鹏立足当前大科学时代的背景，以“科技期刊”为视角，对期刊社会效益评价进行了初步探索，剖析了科技期刊社会效益评价的理论要素和维度体系，尝试构建了以舆论导向与社会责任、出版管理与内部治理、传播规模与文化影响为主要维度的我国科技期刊社会效益评价体系，以期进一步发挥我国科技期刊社会效益的正外部性，提升我国科技期刊的科学舆论话语权与社会影响力。^[9]

综上所述，近几年出版工作社会效益的评价得到学界高度关注，然而，鲜有学者对期刊的社会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深入研究，虽然有学者初步构建起了我国科技期刊社会效益评价体系的基本框架^[9]，但并没有囊括所有的期刊，这其中大量人文社科期刊及大众期刊的社会效益评价指标体系亟待我们结合理论与实践的最新成果去构建和完善，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内容。

本文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为了突出和实现“社会效益第一”而对社会效益评价的指标体系进行研究。要构建指标体系，我们必须先明确研究基础。

作为一种政策话语，“社会效益”经常出现在党和政府对新闻出版等文化工作进行规制的指导文件、法律法规中。社会效益问题，是一个具有浓厚实践色彩的理论问题，成为学者不断探讨和研究的课题。

期刊的社会效益是指期刊在社会传播、历史传承过程中，通过对受众的精神影响而对社会产生的作用，其本质在于期刊能通过自身蕴含的精神文化内涵来满足受众精神上的需要，影响的是人的精神层面。^[7]笔者结合个人多年编辑工作经验，根据近年来一些省、区、市开展期刊社会效益评价的实践，提出期刊社会效益评价的构成要素主要应包括期刊发挥的舆论引导作用与社会责任担当情况、出版质量与管理水平、期刊的规模与效果、期刊对党的建设与人才培养的贡献等4个方面，构成我们考查和评价期刊社会效益的4个维度。

舆论引导作用与社会责任担当维度是考查期刊能否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取向，高举旗帜、服务大局，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主心骨、汇聚正能量、振奋精气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确保期刊承担并完成好其使命。

出版质量与管理水平维度是考查期刊能否在保证出版质量的基础上，不断推出精品力作，所刊发的文章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同时加强内部管理，注重机制完善，推进严肃办刊、规范出版、优质出版。

期刊的规模与效果维度是考查期刊围绕提高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而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包括期刊的社会影响力、专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应对数字化和媒体融合趋势的举措等。

期刊对党的建设与人才培养的贡献维度是重点考查期刊在新时代为推进党的建设与人才培养，在落实主体责任、加强组织制度建设、加强编辑培训和出版队伍建设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

笔者根据多年期刊编辑出版工作实践经验，结合近两年在福建省期刊界试行的社会效益评价考核指标体系一级指标，展开对二级指标的设计与思考。

“舆论引导与社会责任担当情况”维度下的二级指标重点要考查4项内容：意识形态、主题出版、议程设置和文化贡献、社会评价。从其重要性来看，笔者认为，应给予其35%的权重。具体如下：

“意识形态”考核指标主要包括：期刊社或期刊编辑部的主管、主办单位是否认真贯彻落实《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党委（党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等；是否专会专项研究部署了意识形态工作；是否研究制定了编辑部门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责任分解表；是否成立了网络舆情引导处置领导小组等。通过这些标准集中考查期刊的主管、主办单位是否坚持把意识形态责任贯穿落实到办刊的全过程。

做好主题出版，要求期刊要密切关注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围绕社会热点灵活办刊。“主题出版”考核指标主要是考核期刊社或编辑部是否做到站稳政治立场、保持政治定力、把准政治方向，切实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比如：针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是否策划了专题或专稿；面对诸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等社会重大突发事件，期刊是否适时做好了宣传策划；围绕建党100周年，期刊是否精心做好了主题策划；是否围绕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进行了主题策划等。这些都是考量期刊主题出版指标的重要内容。

“议程设置和文化贡献”考核指标主要指期刊能否及时围绕重大问题和社会关注的热点，设置栏目、组织稿件，刊登的文章是否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科学价值、创新价值等。无论是科技期刊还是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都可以适当加大对这一项指标考核的分值。如福建省某刊物为了澄清误识、正向引导舆论，特别邀约政治学研究专家撰写并及时刊发了《重温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的辩证性特质》一文，就是比较典型的议程设置案例，具有较高的文化贡献。

“社会评价”考核指标主要是社会对期刊办刊质量和办刊水平的评价。就学术期刊来说，有专业机构推出的专门评价体系对期刊质量进行综合评价，比如南京大学发布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数据库、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武汉大学的“RCCSE核心期刊”、中国社科院评价研究院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等；而对大众期刊来说，则是通过读者订阅量、读者构成、公众号被关注度等考核指标来衡量期刊的“社会评价”考核指标。

“出版质量与管理水平”维度下的二级指标应重点考查以下4项内容：内容质量、编校印刷质量、采编行为、管理机制。从其重要性来看，笔者认为，应给予其30%的权重。具体如下：

“内容质量”考核指标主要是考核期刊是否坚持质量为本，严把文章的质量关；发表了哪些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精品力作；历次质检结果情况；作者和读者的口碑等等。对于学术刊物而言，还要进一步考查其是否结合学科建设开设了专业栏目，栏目所刊发的文章是否在专业水准、学术价值、文化贡献等方面也比较突出。

对于任何类别的刊物而言，质量都是刊物的立刊之本。“编校印制质量”考核指标主要是考核期刊是否符合相关出版管理规定和行业标准；是否严格执行了“三审三校”制度；是否实行了出刊前的全面审读；印刷的用纸、规格、装订是否达到标准；印制效果，等等。

“采编行为”主要是考核期刊是否严格遵守《出版管理条例》《期刊出版管理规定》（及后续的2017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第13号文件作的补充规定）等关于期刊出版的相关条款，做到规范期刊的采编业务。

“管理机制”考核指标主要是考核期刊是否以坚持社会效益第一为原则加强期刊社或编辑部内部规章制度建设；是否制定了《稿件管理及编辑加工管理办法》《审稿制度》《编辑岗位职责》《编辑培训教育制度》《稿酬等相关费用发放标准的规定》《保密制度规定》等相关内部规章制度；是否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编辑部工作流程图》并结合实践不断优化。

“期刊的规模与效果”维度下的二级考核指标也是重点考查4项内容：核心产品及新市场开拓、专业影响、国际传播力、奖项荣誉。从其重要性来看，笔者认为，应给予其20%的权重。具体如下：

“核心产品及新市场开拓”考核指标主要是考核期刊纸刊的订阅量、发行量等是否稳定；期刊社或编辑部是否能够应对传播环境变化、积极开发新媒体产品；刊登内容是否有较高的关注度和转载量。

“专业影响”考核指标主要是为学术期刊设计的，重点考核期刊在本领域是否具备较好的专业影响力和学术声誉，体现出较高的学术质量，被业内专家学者所认可。

“国际传播力”考核指标主要是考核期刊是否建立了刊物自身的国际传播渠道并被国外媒体转引、转载、报道；是否能通过国内学术期刊数据库或平台间接被国外媒体所关注。

“奖项荣誉”考核指标主要是考核期刊本身或杂志社、编辑部是否得过相关荣誉奖项；刊物栏目是否获得过“优秀栏目”“特色栏目”等奖项；所刊发的文章是否获得过新闻出版类奖项或“优秀社科成果”等奖项。

“期刊对党的建设与人才培养的贡献”维度下的二级指标重点考查主体责任、组织和制度建设、人才素质和获奖、员工培训和队伍建设4项内容。从其重要性来看，笔者认为，应给予其15%的权重。具体如下：

“主体责任”考核指标主要是考核期刊主管、主办单位是否切实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包括是否出台了领导班子、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班子成员主体责任清单；是否落实“一岗双责”；是否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综治（平安建设）责任制等。

“组织和制度建设”考核指标主要是考核期刊所在的支部基层党建工作是否有序开展；基层党组织是否健全及各项制度是否执行到位；是否严格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是否运行了“党建e家”和“学习强国”平台。

“人才素质和获奖”考核指标主要是考核期刊编辑部人员素质、素养；人才结构是否合理；编辑部成员（包括主编、副主编等）是否得过相关奖项。

“员工培训和队伍建设”考核指标主要是考核期刊编辑部是否对员工培训和队伍建设常抓不懈；员工队伍素质是否过硬；是否形成了良好的团队文化等，比如，编辑部成员每年是否在完成了90学时继续教育培训的基础上，还接受了其他方面的拓展培训。

探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更加科学合理的期刊社会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强化考核的监督激励机制，加强考核结果的社会化应用，最大限度发挥期刊社会效益的正外部性，有利于提升期刊的社会影响力，推动期刊实现其社会责任。但是，任何考核体系和指标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考核指标体系制定者需要根据编辑出版部门贯彻落实试行等情况，适应实践的发展、国情的变化乃至世界形势的变化趋势做出动态有效的调整，结合文化领域的各项配套改革措施，进一步增进对期刊社会效益评价考核指标体系的研究，推动指标体系质量水平的不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