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信息技术的长足发展和互联网的不断普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如藏语文的数字内容在新媒体空间的需求张力开始显现，这种需求从初期的数字新闻资讯向体系化内容和深度阅读延伸。遗憾的是，作为藏文数字出版产品供应主要力量的传统藏文出版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尚处于初期阶段，用户需求不能及时得到满足，产生了供需层面的矛盾。笔者在《藏文数字出版内容供需问题及其根源初探》一文中提出：传统藏文出版机构数字化转型主要受制于理念、平衡、资金、人才和技术等主观及客观因素。^[1]如果希望系统性、整体性地推进藏文数字出版事业，需要逐一破解这些掣肘发展的问题。

藏文出版数字化转型面临的关键问题与全国出版业整体数字化转型面临的挑战有共性，也有区别。共性主要体现在理念和人才层面，而不同之处则表现在平衡、资金、技术等方面。之所以将行业共性问题也纳入藏文数字出版领域进行探究，是考虑到这些普遍存在的挑战在特殊领域显得更加严峻，解决的途径更加迂回，费用更可能高于行业平均成本。在前期现状调研和问题溯源的基础上，本文将全国藏文数字出版作为一个整体考量，初步提出解决传统藏文出版机构数字化转型问题的对策。

处于某个时期的行业群体，其整体发展理念深受传统影响，自觉地在短时间内做出改变非常困难。藏文出版作为一种国家公益行为，由于体制因素影响，藏文出版机构与原生市场的传导性趋弱，要借助市场外力促成藏文出版机构的理念革新较之一般出版机构更具挑战。然而，这种体制属性所带来的禀赋也可能促成藏文出版机构数字化转型的创新尝试。

鉴于出版业面临的变革形势，传统藏文出版机构的主管部门应在对传统藏文出版机构的考核指标体系中增加新媒体影响力维度。新媒体影响力应该成为衡量一个公益性出版机构工作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传统藏文纸质出版当下的规模和收益掩盖了传统藏文出版机构对新媒体用户需求紧迫性的感知，市场变化就无法成为内容供应者的晴雨表，只有通过行政力量引导传统藏文出版机构进入新媒体市场。

出版机构决策层的知识结构必须通过行政压力或者自我学习得到深层的优化。相较于完全成长于市场环境的民营企业，传统藏文出版机构的决策层形成往往是行政规划的结果。长期以来，传统藏文出版机构决策层知识结构的调整无法通过用户及市场反馈完成，因此也就很难产生面向新兴业务自上而下的战略谋划。新媒体市场对产品适应性的渴望决定了产品供应方的决策层应具备与之相匹配的知识结构，这种知识结构能够引导整个机构进行资源配置调适，从而为新媒体用户架构稳定的、可持续的数字产品体系。

理念的形成除了借助外力因素，出版机构内部应该通过优化年龄结构冲击传统保守意识，进而促进执行层及决策层的理念升级。90后和Z世代被称为互联网的原住民，他们是互联网各种生活方式的最热情的拥抱者和笃行者。提升出版机构数字出版理念的方式之一是在短期内加大执行层及决策层互联网原住民的占比，让这个年龄群体在机构内能够独立孵化新产品、创建新的管理模式。

按照主流经济学观点，通过市场自身的调节机制解决供需平衡的资源配置问题是最为合理的。如果把藏文出版放在市场的维度，那么将藏文数字出版在平衡协调方面存在的问题交由市场自身的调节机制去解决即可。不过事实上，藏文作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其读者数量和市场规模无法支撑起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正因如此，国家将少数民族出版纳入公益性范畴，通过国家力量介入来保障民族文字及民族文化在传承和传播方面的均等性。政府及行业力量可分别从政策统筹、标准制定及平台建设3个方面推动解决藏文数字出版在行政范畴和区域分布维度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

藏文出版机构分布于中央及5个省区。2个中央级出版机构分属于2个不同部委，6个地方级出版机构分属5个涉藏省区。从行政维度看，由于其在行政层面不具备垂直属性，要统筹协调不同层级、不同区域的藏文出版力量缺乏抓手。新中国成立以来，涉藏省份协调发展问题在国内各民族区域发展问题中是比较突出的。因此自1980年起，中央已经不定期召开了6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研判并部署涉藏省份面临的任务及解决这些任务的方针政策。随着全国及涉藏省份经济工作的长足进步，文化发展及繁荣日益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藏文出版作为涉藏省份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新媒体方向的发展问题应该成为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的关切，应从中央层面对全国的藏文数字出版进行谋划布局。这是藏文数字出版工作在政策调配方面的行政依靠力量。从行业维度看，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全国藏文图书出版发行协作会议至今已经举办20届，这个会议及其领导小组是我国藏文出版工作垂直领域唯一的、全国性的行业协调力量。在传统纸质出版不断萎缩、数字出版势不可挡的当下，如何共同应对来自新媒体空间的挑战应该成为全国藏文图书出版发行协作会议新的关切。这是藏文数字出版工作在合纵连横方面的行业依靠力量。

藏文数字出版的政策设计应该由行业力量发起，然后经由行政力量进行政策制定并督促落实。政策目标关注三点：其一是通过行政督促藏文出版机构决策层理念升级，实现团队知识结构优化；其二是加大人才培养，推动现有藏文出版机构的新媒体人才队伍建设；其三是从资金层面解决数字化转型基础设施及存量内容资源数字化的投入问题。以上政策着力解决传统藏文出版机构数字出版事业中的理念革新、团队建设和资金保障等问题，能够促进传统藏文出版机构及社会相关力量数字化转型的平衡协调发展。

藏文数字出版标准最为重要的目标是确保藏文数字资源传播效果最大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行业力量需要从3个方面入手推进藏文数字出版标准化、规范化进程。其一是藏文数字资源的编码规范化。在藏文Unicode编码被三大操作系统（Windows、Mac、Andriod）认可并最终实现系统级别的藏文输入输出支持之前，数字形态的藏文资源编码方式五花八门，这种差异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信息传播的效率。时至今日，仍然有一些非国际标准编码的藏文编辑软件活跃在藏文内容生产领域。藏文出版行业必须将Unicode作为数字资源存储的唯一编码标准，以确保内容资源在数字空间高效、自由传播。其二是藏文数字资源的存储规范化。藏文出版机构应关注每一单元数字内容的结构化存储问题。对于文字内容来讲，具备统一编码属性后，结构的规范性将决定检索、交互和传播的效率。XML（可扩展标记语言）是全世界范围内最受欢迎的内容结构标记语言之一，也是目前电子书开放格式先锋Epub采用的标记规范。藏文出版行业应该确立基于XML的数字内容资源加工及存储标准，在藏文内容结构层面形成合纵连横的局面，使资源的传播利用具备基础适配性。其三是数字资源的元数据规范化。数字内容本身的结构化完成后，需要建立描述这些资源的规范，也就是元数据规范。元数据（Metadata）也被称为数据的数据，其主要目标是提高每一个资源单元的可发现性。藏文数字出版所存在的资源不易被发现的问题，元数据未规范化是其重要的成因。藏文出版行业必须建立统一的藏文内容资源元数据标准，使得所有沉淀在各个机构的藏文资源可见于数字资源渠道商，可见于互联网藏文数字用户群体。

在国家政策和行业规范的保障下，我国的藏文出版机构可以联合起来，建立全国统一的藏文数字产品信息发布和交易平台。由于协调难度大，大语种出版要建立统一数字平台几无可能，反观藏文出版力量，国家认可的具有正式资质的藏文出版机构一共有8家，根据国家版本图书馆数据，2000年至2020年，这8家出版机构出版的藏文图书品种数占全部图书品种数的92%。在规范内容资源编码、结构标记及元数据的前提下，可以协调8家藏文出版机构建立全国统一的藏文图书及数字资源中心，直接开展线上资源交易，为藏文产品销售渠道和最终用户提供便捷的服务。与此同时，可以将藏文公益性选题直接转化为数字产品，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一部分，直接在平台上向全网读者提供在线服务，从而树立藏文数字出版国家公益服务的良好形象。

资金掣肘是国内很多出版机构在数字化转型升级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数字出版的趋势毋庸置疑，但数字出版的盈利模式还在探索之中，那些先行的出版机构的数字产品收益尚无法应对试水初期的投入。多年来国内许多出版机构的数字化投入得益于国家财政在这一领域的专项支持，如“文化产业发展基金”“新闻出版数字化转型升级”“数字出版精品遴选推荐计划”等项目。当然，还有一批民营企业完全白手起家，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资金筹措，按照互联网流量思路进行产品设计、制作及分发，一些成功案例已为业界津津乐道。然而，少数民族文字的用户规模及其应用场景无法支撑其数字出版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因此发展藏文数字出版事业，应该从财政专项支持、政府采购保障及社会资本联动3个方面入手。

一般来说，国家助推产业发展的政策主要体现在2个维度。一是国家垂直领域的支撑政策，主要来自中央各大部委；二是区域行政方面的自主政策，主要来自各省、市、自治区。显然，按照现行模式，中央面向垂直领域安排的资金无法聚焦到某种单一文字的数字出版方向，藏文出版机构在全国新闻出版数字转型各类支撑项目的角逐中鲜有所获。再看地方层面的产业发展扶持能力，5个涉藏省、市、自治区的经济实力在全国排名靠后，可以用于发展新型业态的资金可谓捉襟见肘，依靠地方财政支持藏文出版数字化转型存在现实困难。国家层面没有针对具体语言文字的数字出版进行政策规划，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应用所处地的经济发展情况和财政能力各不相同，可能导致各民族文字数字出版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党中央和国务院历来对涉藏省区稳定及发展重视有加，文化安全和文化发展在新时代更作为重中之重得到关切。文化安全和发展的根基是阵地，建立藏文数字出版阵地是建立和拓展藏文数字空间话语权的基础性工作。中央及国务院统筹涉藏省区工作的相关部门应该设立藏文数字出版财政专项扶持资金，帮助藏文出版机构全面完成数字化转型，建设新媒体阵地，助力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在网络空间的广泛传播。

可持续的发展往往需要依靠市场机制来实现。设立藏文数字出版财政专项扶持资金是在藏文出版机构新媒体转型这一特定时期的权宜之计，它解决的是藏文出版机构阶段性的数字化转型问题。而藏文数字出版发展的驱动力离不开市场，但有别于常规意义的市场概念，这里的市场指的是公共文化服务市场。藏文出版作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的一部分，其数字产品应该作为公共文化数字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引导藏文数字出版的可持续发展，国家应该建立长期的政府采购机制，将藏文数字产品作为公益文化服务的内容组成部分，设立科学的年度采购计划，一方面将藏文数字产品源源不断输送到各个藏文新媒体聚集的网络空间；另一方面鼓励藏文内容生产机构向新媒体产品配置更多资源，加大投入，开拓新媒体阵地，筑牢藏文网络空间话语权。

藏文数字出版缺乏基于市场的收益回报投入再生产的机制可能，因此无法吸纳市场资本进行创新或者扩大再生产实现资本回报。如果上述政府采购保障政策能够稳定施行，培育出一定体量的藏文数字出版规模，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一些市场资本和社会公益资本有可能注入藏文数字出版领域。市场资本参与藏文数字出版可能出于两方面的动力，一是通过持续的政府采购保障其获得长期的收益回报；二是其经营的其他市场业务能够借由这种公益性公共文化服务得到隐性的或者间接性的回报。随着我国公益事业的不断推进，少数民族文字在新时代、新媒体环境下的发展必将受到社会各方的关注。藏文数字出版机构应该抓住这个机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优化内部管理体系，积极联动市场资本及社会公益资本，共同打造数字化的藏文公共文化服务矩阵。同时，政府方面应该制定相关优惠政策，鼓励市场资本和社会公益资本加入藏文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发挥传统出版机构的内容和人才资源优势，培育出一个良性的、可持续的藏文数字出版发展模式，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添砖加瓦。

要解决藏文数字出版的人才队伍问题，首先要分析藏文数字出版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传统纸质出版的人才结构非常稳定。数字时代，出版的载体、呈现和传播都发生了变化，传统出版机构现有的人才结构无法应对技术进步带来的全方位挑战。新的产品形态和传播方式要求传统出版机构组建新的人才队伍。然而，无论形态和渠道如何变化，产品和营销一直是主题。藏文数字出版人才队伍的建设自然也要围绕这两个主题进行。

产品维度涉及产品设计和产品制作，前者需要熟悉藏文知识界、藏文读者群体和藏文互联网，后者需要熟悉各类文字、音频、视频处理软件及藏文信息处理技术，能够把前者的设计思路落实到具体的数字产品中去。

数字产品设计、制作和营销岗位对人才的任职资格要求是有差异的。显然，设计和营销需要具备较为丰富的从业经历，是经验型工种；而制作则是仰仗特定工具的技术型工种。传统藏文出版机构应该依据不同岗位任职资格的特性来制定数字出版人才队伍的培养计划，通过社会人才转化和学校联合培养等方式逐渐丰富藏文数字出版人才队伍。但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就当下传统藏文出版机构的实际情况而言，立即建立藏文数字出版人才队伍是一个不现实的目标，因为市场上没有这样的人力资源供应。前面提及学校联合培养的模式，需要时间成本，适合作为藏文出版人才培养的中长期计划。而短期的人才需求只有通过具体的藏文数字出版项目对人才进行动态、实时的转化，促进内容、技术和市场人员之间的交流合作，逐渐形成目标一致的数字出版团队，并且从中培养能够通晓产品和营销的复合型人才，将其培养成为未来藏文数字出版的中坚力量。

我国少数民族文字的基础性信息化工作历来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这种关照和支持尤其体现在出版业中，助力了少数民族文字出版脱离“铅与火”的轨道而顺利迈入“光与电”的时代。藏文数字出版事业的开启与发展依然离不开国家在信息化、数字化方面的关键技术支持，这些关键技术事关藏文数字出版的效率、应用和传播问题。

藏文文字识别技术近几年来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基础研究层面，目前印刷体藏文的识别率已经接近理想状态，手写体藏文也取得了比较可观的成效。一些企业基于研究机构的成果参与藏文数字产品层面的研发和推广，但是参与的热情因为市场的局限得不到持续的保障，从而使一些零星的藏文数字产品在应用层面无法持续得到优化。文字识别技术关乎纸质藏文内容批量数字化的效率问题，更涉及藏文在移动设备上各类识别应用的可行性问题。政府可以充分利用“产学研”模式取得的经验，支持研究团队和高校学者持续优化藏文OCR识别的效率，并将研究成果通过企业转化为产品，让产品用户的反馈成为下一轮基础研究的动力。

近年来，主流语言的语音识别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其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排头兵，无论是语音转文字还是文字转语音都找到了非常生活化的使用场景，语音识别的准确率越来越高。藏语语音识别的试验性产品虽然已有应用，但还完全没有达到普及的可能，加之藏语方言差别因素，产品级的藏语语音识别解决方案尚未落地。语音识别是一项对语料有着重度依赖的研究，语料建设又具有高投入、长周期的特点，国家应该鼓励更多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参与藏语语音识别关键技术和海量语料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并给予持续的政策和财政支撑。

自然语言处理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个分支，其目的在于使机器能够理解、处理和生成人类语言。自然语言处理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数字出版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加，尤其在内容的智能聚合和自动审读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藏语自然语言处理的基础研究将决定未来数字藏文内容智能聚合的效率和藏文内容自动审读的可靠性，甚至关乎藏语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传承。因此，加大对藏语自然语言处理基础研究的投入，是一项着眼未来藏文数字出版发展的保障举措。

相较其他民族文字的使用群体，藏语言使用群体在地域分布上的分散性和在地方性语言上的差异性增加了藏文数字出版工作的复杂性。因此，笔者选择藏文作为一个标本，基于广泛的调查研究和深入分析，证实我国民族文字数字出版工作是具备合理性的。期待我国传统藏文出版机构能够探索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数字化发展之路，为我国民族出版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