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早期组织开始，就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从出版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100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史。100年来，我国不仅出版了以《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概论》为代表的大量单行本，而且出版了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为代表的诸多汇编本，涵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所有经典著作。在建党100周年之际，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情况进行梳理，以理清脉络、总结经验，更好地指导今后的出版实践。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中国的先进分子和党的早期组织已开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版的探索，并实现了从节译到全译、从在报刊上发表到出版单行本的重要转变。1919年4月6日，陈独秀、李大钊发起创办的《每周评论》第十六号刊发了成舍我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中部分内容，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节译版在中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创办的报刊上首次发表。1919年5月9日至6月1日，李大钊主编的《晨报》副刊“马克思研究”专栏连载了食力翻译的《劳动与资本》（即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第一个中文全译版。1920年8月，陈独秀创建的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成为《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第一个中文全译版，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第一个中文全译单行本。1920年9月，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了李汉俊翻译的《马格斯（马克思）资本论入门》。1920年10月、1921年1月，新青年社先后出版了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恽代英翻译的《阶级争斗》。

这些图书出版后，成为各地党的早期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必读材料，对当时中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中曾提到：“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毛泽东讲到的3本书就是社会主义研究社、新青年社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阶级争斗》，这段谈话足以说明上海早期组织出版图书的重要影响。中国的先进分子和党的早期组织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版方面的探索，为党成立后开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版工作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回顾建党100年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历程，以1921年成立的人民出版社、1938年成立的马列学院编译部、1949年成立的中宣部出版委员会、1977年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为时间节点，可分为有计划的出版、系统化的出版、大规模的出版、精深化的出版四个阶段。

1921年9月，党的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创建。同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刊发了李达撰写的《人民出版社通告》，通告就办社宗旨指出：“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人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2]此处的新主义、新学说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1921年11月，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签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要求：“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3]为了完成这一使命，时任中央局宣传工作负责人李达为人民出版社制定了一个出版计划，包括15种“马克思全书”、14种“列宁全书”、11种“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丛书”以及9种其他丛书。以此为标志，党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人民出版社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出版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工钱、劳动与资本》共3种“马克思全书”，《讨论进行计划书》《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劳农会之建设》《列宁传》《共产党礼拜六》共5种“列宁全书”，《共产党的计划》《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俄国共产党党纲》《第三国际决议及宣言》共4种“康民尼斯特丛书”，以及《俄国革命纪实》《两个工人谈话》《劳动运动史》共3种其他丛书。其中“马克思全书”是中国第一套马克思主义丛书，“列宁全书”是中国第一套列宁主义丛书，开创了我国以丛书形式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先河。

1923年，人民出版社与新青年社合并后，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计划未能完全执行，但是上海书店、长江书店、新青年社作为党中央在大革命时期的重要出版机构，不仅大量翻印了已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新出版了部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上海书店于1925年8月以“上海解放丛书社”名义出版了柯柏年翻译的《哥达纲领批判》，新青年社于1927年1月出版了瞿秋白翻译的《列宁主义概论》，其中《列宁主义概论》是该著作在中国的第一个中文全译单行本。

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地下组织在以上海、北平为代表的国统区，领导以无产阶级书店、昆仑书店、华兴书局、神州国光社、北方人民出版社为代表的党的出版机构和进步出版机构，以瞿秋白、郭沫若、华岗、陈启修、柯柏年、吴黎平、朱镜我为代表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新出版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哲学的贫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著作单行本，其中许多著作是在中国首次出版中文译本，如陈启修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朱镜我翻译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党组织在以中央苏区为代表的全国各苏区，以中央出版局、马克思主义研究总会编译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编审处为代表的出版、编译机构，有计划地编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附〈雇佣劳动与资本〉）》《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作单行本。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虽然党在国统区的出版要面对国民党白色恐怖的迫害，在苏区的出版要克服编译人才匮乏、出版条件艰苦、出版物资紧缺等困难，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文全译本出版依然有很大增长，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经典著作都有了中文全译本。据统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文译本，1921—1927年期间出版了31种，1927—1937年期间出版了113种^[4]，增加了82种。

1938年5月，党中央在延安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简称“马列学院”），该院下设编译部，成为党的第一个专门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编译机构。马列学院编译部先后在张闻天、陈伯达、张仲实领导下，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化出版的征程。1938年10月，中央军委编译处在延安成立，专门负责翻译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著作。1941年5月，马列学院改为马列研究院，不再设翻译部，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编译工作由中宣部编译室负责。1943年5月，党中央在《关于一九四三年翻译工作的决定》中提出成立翻译校阅委员会，组织翻译工作者编译马克思主义著作，重新校阅已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译本。在延安时期，经过以上编译机构的共同努力，解放社、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抗日战争参考丛书”，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系统化出版的标志性成果。

“马克思恩格斯丛书”由解放社于1938年6月至1942年7月期间出版，包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政治经济学论丛》《革命与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资本论〉提纲》《哥达纲领批判》《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法兰西阶级斗争》共10本。这些著作由马列学院编译部的张闻天、吴黎平、成仿吾、徐冰、柯柏年、艾思奇等人翻译，其中《〈资本论〉提纲》是英文版《马克思文选》未收录的《资本论》文章的汇编，《政治经济学论丛》《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是《马克思文选》中政治经济学的文章和书信的汇编，其他7本书均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原题命名。这套丛书是中国出版史上第一套较为系统的马恩著作。人民出版社虽然在1921年制定了系统出版的计划，但最终未能完成，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上海泰东书局、上海平凡书店也曾出版过“马克斯（思）研究丛书”“马克思学体系丛书”，但是这两套丛书只有少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中文译本，大多数是马克思主义思想阐释性著作的中文译本。

《列宁选集》由解放社于1937年7月到1946年11月期间出版，该版选集以1930年代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列宁选集》和英文版《列宁选集》为蓝本，计划出版20卷，正式出版了16卷，最后翻译完成的2卷因国民党进攻延安没有来得及出版。翻译、出版的18卷《列宁选集》中有10卷是翻印莫斯科中文版，有8卷是翻译莫斯科英文版，吴黎平、张仲实、何锡麟、杨松、艾思奇等人参与了8卷本英文版的翻译、校订工作。正式出版的16卷《列宁选集》并不是按照莫斯科版选集的卷次顺序出版，最先出版的是第12卷，于1937年7月出版，第1卷直到1942年12月才出版，第18卷于1946年11月最后出版，第14、15卷未正式出版。该版选集是中国第一部《列宁选集》中文版。

《斯大林选集》由解放社于1938年5月至1939年3月期间出版，该版选集以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列宁主义问题》《论反对派》、中国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言论选集》、解放社出版的《列宁主义概论》为蓝本，收录了从1924年到1938年期间斯大林的重要演说、讲话、文章共59篇，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出版了5卷本。该版选集是世界上的第一部《斯大林选集》。

“抗日战争参考丛书”由八路军抗日战争研究会编辑处编辑、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该丛书中收录了《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列宁读战争论的笔记》《新德意志帝国建设之际的暴力与经济》共3部著作，由中央军委编译处的焦敏之、杨作林、何思敬、曹汀等人翻译、校订，分别于1939年12月、1939年10月、1940年12月出版。该套丛书成为中国第一套收录多部马克思主义军事著作的丛书，其中《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是我国翻译出版的第一部恩格斯的军事论文集，收录了恩格斯的《军队》《步兵》《炮兵》《骑兵》《欧洲军队》等重要军事著作。

在全面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延安作为中国的红色出版中心，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化出版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通过发挥编译部门集体翻译的优势，以及对已出版著作中译本进行重新校阅，极大地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文译本的质量。以《共产党宣言》为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及其早期组织共出版了5个版本，第一版是1920年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陈望道以日文版和英文版为蓝本翻译的版本。第二版是1930由上海华兴书局出版、华岗以英文版为蓝本翻译的版本，该版附录了《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是中国第一个英汉对照版《共产党宣言》。第三版是1938年由解放社出版、成仿吾和徐冰以德文版为蓝本合译的版本，该版是中国第一版依据德文原版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四版是1943年解放社出版的博古译本，该版是依据俄文版对第三版进行重新校阅、翻译后的版本，还增加了俄文版序言。第五版是1948年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乔冠华译本，该版是依据英文版对第三版进行重新校译后的版本，是新中国成立前在香港出版的《共产党宣言》。5个版本中，博古译本是新中国成立前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版本，被党中央列为干部必读的马列经典之一。延安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译本的质量，从各根据地、解放区甚至是国统区、沦陷区大量翻印也能得以印证。据不完全统计：延安版大多译著都重印10个版次以上，其中博古校译版《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重印分别超过70版次和50版次。

正是由于延安时期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版的高度重视，特别是有关专门编译机构、出版机构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工作，才使得译本种数在全面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比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有了较大幅度增长。据统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文译本，1937—1945年期间出版了192种，1945—1949年期间出版了186种^[4]，这些著作绝大多数都是在根据地、解放区出版，也有少部分是党的地下组织领导进步出版机构和进步人士在国统区、沦陷区出版，如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3卷本《资本论》就是由读书出版社于1938年9月在上海出版，作为《资本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出版历史上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

1949年2月，中宣部出版委员会在北平成立后，为了提高全党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从1949年6月至1950年6月，以“解放社”名义出版了“干部必读”丛书，包括《社会发展简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共12种，其中有6种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原著。1950年9月16日，时任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在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包含12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干部必读’已经全部出齐，印行的总数达300万册。”^[5]印行数量不仅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版史上的“奇迹”，而且拉开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大规模出版的帷幕，此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印行数量较以前有了大幅增加。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宣部在1948年《斯大林全集》翻译组的基础上设立了《斯大林全集》翻译室，专门负责《斯大林全集》的翻译工作。1949年6月，中央俄文编译局成立，承担苏共中央文件及资料的翻译工作。1953年1月，党中央决定将两个编译部门合并成立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简称“中央编译局”，其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6]。中央编译局成立，标志着党长期领导和不断推进的马列著作编译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不仅计划更加详细、内容更加系统，而且出版发行规模更加宏大，在出版的众多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最大的成就是《斯大林全集》《列宁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斯大林全集》由人民出版社于1953年9月至1958年6月期间出版，该版全集以1946年至1951年出版的俄文版《斯大林全集》为蓝本，共13卷，1～3卷为1901年至1917年10月期间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前的著作，4～7卷为1917年11月至1925年期间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以后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著作，8～13卷为1926年至1934年1月期间斯大林在苏联实行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时期的著作。13卷本《斯大林全集》共收录文献491篇、340余万字，印数691万册。^[7]《斯大林全集》的出版，为我国学习苏联革命和建设经验提供了重要文献，如时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华罗庚在《科学通报》发表的《斯大林的学说是我们的照路明灯》一文中所言：“斯大林全集中译本出版了，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国科学界的一件大事”“因为全集中整个刻划出这位巨人的伟大思想体系，而这种思想正是我们中国科学家所迫切需要的”。^[8]

《列宁全集》由人民出版社于1955年12月至1963年2月期间出版，其中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出版了38卷，作为出版界的献礼工程。该版全集以《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为蓝本，共39卷，1～17卷为列宁1893年至1912年4月期间的著作，18～26卷为列宁1912年4月至1918年2月期间的著作，27～33卷为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的著作，34、35卷为列宁在当时未发表过的书信，36卷收入俄文第四版出版以后发现的列宁著作，37、38、39卷分别是列宁的家书集、《哲学笔记》、《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39卷本《列宁全集》共收录文献4 280余篇、1 500余万字，印数438万册。^[7] 1956年1月8日，《读书月报》刊发了《关于〈列宁全集〉》的介绍文章中指出：“‘列宁全集’翻译成中文出版，这是我国人民思想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列宁丰富的、珍贵的思想遗产，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列宁主义的思想像阳光一样照耀着中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由人民出版社于1956年12月至1974年11月期间出版，其中“文革”前出版了19卷。该版全集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为蓝本，并参照德文原版作了修订，共39卷，1～26卷是著作卷，27～39卷是书信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及其后来出版的11卷补卷共收录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2 000多篇、书信4 000多封、文献资料400多件，总字数达3 200余万，印数604万册。^[7] 1986年5月5日，时任中宣部部长朱厚泽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出版座谈会上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10亿人口的民族，把人类思想文化发展上最重要的结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全部出齐，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10]

3套全集，无论是收录文献数量，还是印行册数，都远超之前任何一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汇编本或者丛书。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虽然受“左”倾错误思想以及“文革”影响，成就依然很丰硕。据统计：从1949年至1978年，共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单行本及汇编本640余种^[11]，除3套全集外，还出版了4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选》、4卷本《列宁选集》、2卷本《列宁文选》、2卷本《斯大林选集》、1卷本《斯大林文选》等汇编本，以及《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哲学笔记》《自然辩证法》《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等著作的单行本。

1977年12月，国家出版局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此次座谈会是“文革”后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出版工作会议，标志着出版领域开始拨乱反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也随之迎来了春天，进入到翻译更加精准、出版不断深入的阶段。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工作。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举行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了“要加大经典著作编译力度”“要深化经典著作研究阐释”的要求。自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版的精深化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是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补卷和《列宁文稿》。在我国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过程中，苏联出版了全集补卷，即第40～50卷，收入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写作《资本论》的各种手稿以及书信共计1 000余篇。在我国出版《列宁全集》后，全集俄文第五版出版，收入了第四版没有收入的著作和书信共计300多万字。为了保证两大全集的完整性，中央编译局和人民出版社于1975年商议翻译、出版补卷，实际启动是1977年，到1985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1卷补卷出齐，到1990年12月，《列宁文稿》17卷出齐。

二是出版《列宁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1982年5月，中央决定编译、出版《列宁全集》第二版，以俄文第五版为蓝本，1990年12月完成60卷的出版，1～43卷为著作卷，44～53卷为书信卷，54～60卷为笔记卷，第二版比第一版多21卷，比俄文第五版多5卷，收录文献共计9 000余篇、约3 000万字，成为我国自行编辑出版、世界上收录文献和字数最多的列宁著作集。1991年4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在庆祝《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出版发行座谈会上指出:“这是马列经典著作编译出版的一大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传播马列主义的一大贡献。”^[12]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列宁全集》第二版，在编译、出版全集的过程中，还编辑了《列宁全集总索引》，包括总目录、主题索引和中文版与俄文版页码对照表。在《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出版后，根据新发现的文献还编译出版了2卷本《列宁全集补遗》，其中的重要文献编入了2010年至2017年出版的60卷本《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增订版全面校订了第二版正文和注释中出现的马恩著作引文，修订和勘正了第二版各卷译文中存在的问题，修订和充实了第二版各卷所附资料，增订后的全集总字数超过3 300万，是《列宁全集》第一版字数的两倍多。

1986年7月，中央决定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以苏联共产党、德国统一社会党两个党的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编辑出版的历史考证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为蓝本。历史考证版收录了已发现的马恩全部文献，而且以原著文字（马恩著作使用过德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俄文、拉丁文、希腊文等文字）出版，并附有著作说明、引文注释以及著作索引、报刊索引、人名索引和名目索引等详尽的资料卷，因而是马恩著作最权威、最可靠的版本。历史考证版计划出版约130卷，从1975年10月由德国柏林蒂茨出版社正式出版以来，至今尚未完成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计划出版70卷，1～29卷为著作及其手稿、草稿、提纲，30～46卷为《资本论》及其有关著作和材料，47～60卷为书信，61～70卷为笔记、礼记等，自1995年6月开始正式出版以来，截至2020年底仅出版了30余卷。由于中文第二版根据历史考证版原著文字直接翻译、校订，因而成为我国最权威、最精准的马恩著作版本。

三是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列宁专题文集》。2004年1月，党中央在《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简称“马工程”），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是该工程的任务之一，为此，专门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点著作译文的审核和修订课题组，根据德文、俄文原版重新审阅、修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译文和注释。2009年12月，出版了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两部文集以编选精当、译文准确、体例新颖、注解翔实而著称，成为比已出版两部全集更权威且扼要的译本。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两部文集出版座谈会上指出：“两部文集的编译体现了中央的要求，代表了当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的最高水平。”^[13]

改革开放以后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出版的大发展、大繁荣时期，据统计：仅1979年至2008年的30年间就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单行本及汇编本492种。^[14]除上述全集、文集、文稿外，还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第三版，《列宁选集》第三版及其修订版，以及《列宁著作特辑》《资本论》等。

建党100年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不仅在党和国家的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版工作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经验，对今后的出版实践有诸多启示。

从文献源头上来看，在德国、苏联（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挖掘和整理在不断的发展、丰富过程之中，为中国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文献，不仅有越来越多的经典著作单行本出版，而且全集、选集、文集等汇编本也不断修订，出版了多个版本。以《列宁选集》为例，除新中国成立前出版过一版外，新中国成立后共出版过四版，分别是1960年出版的第一版、1972年出版的第二版、1995年出版的第三版、2012年至2020年出版的第三版修订版。从传入渠道来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经历了从以日本为主到以苏联、德国为主的发展过程，翻译的蓝本由以日文、英文为主逐步转变到以俄文、德文为主，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出版以来，中文版开始以原著文字为蓝本，翻译更加精准。正是由于始终坚持与时俱进，才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版的内容和种类不断丰富。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经历了由节译到全译、由个人翻译到集体翻译、由单一版本到多个版本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译者和党的编译部门高度重视已出版版本的校阅、修订乃至重新翻译。译者校订以吴黎平翻译的《反杜林论》最具代表性。1930年，上海江南书店出版了吴黎平翻译的《反杜林论》，成为该著作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毛泽东读后赞扬吴黎平“功不在禹下”。虽然第一版已获得如此高的赞誉，此后，吴黎平根据俄文本、德文本、英文本，于1940年、1954年、1973年还是进行了3次校订^[15]，先后由延安的解放社、北京的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译部门校订以《共产党宣言》最为典型，不仅新中国成立前有5个版本，而且中央编译局成立后还进行过5次校订，先后于1959年8月、1964年9月、1992年3月、1997年8月、2014年12月出版了修订本。正是由于在编译上的精益求精，才使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版的质量越来越高，打造了诸多标志性成果。

在马列学院编译部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个人翻译或者多人合译为主，完成《资本论》这样的大部头著作和国外已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汇编本非常困难，因此，就先出版单行本，然后出版“马克思全书”“马克思学体系丛书”等丛书。在马列学院编译部成立之后，集体翻译的优势，使汇编本编译成为可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选集、全集、文集出版了多个版本，由于汇编本出版时间跨度比较长，为了及时将编译的成果奉献给读者，在汇编本出版过程中，会同步出版单行本，如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出版过程中，从1995年开始，中央编译局和人民出版社开始编辑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库”，陆续推出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节选》《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哲学笔记》《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单行本。正是由于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才使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除“大跃进”时期外，都能够稳步推进，确保了出版质量。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始终与党和国家的实际需求相结合。在党建立初期，为了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党员，人民出版社制订了“马克思全书”“列宁丛书”的出版计划。在全面抗战时期，为了更好地指挥军事作战，中央军委专门成立编译处，翻译出版了恩格斯、列宁的军事著作。在新中国成立初，为了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中央的编译机构大量编译出版斯大林的著作，1949年至1954年期间，出版马恩著作、列宁著作单行本分别为38种、43种，而出版斯大林著作单行本却高达66种^[14]，是1955年至今出版斯大林著作单行本的近3倍。另外，为了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有关工作的开展，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经济危机》等专题文集；为了方便不同读者阅读，出版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编（党员干部读本）》、“干部必读”12本图书大字本、《共产党宣言》绘图本，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盲文版、少数民族文字版。正是由于始终坚持联系实际，才很好地满足了党和国家以及读者的需求。

建党100年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始终是党领导的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有计划、系统化、大规模、精深化四个阶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版的品种、数量、质量都有了大幅提升，涌现出了一大批经典、权威版本，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深入、系统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党的建立、发展和壮大，为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取得伟大胜利、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伟大成就，提供了强大思想理论指导，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