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学出版是“五四”新文学出版、左翼文学和苏区文学出版的延续和发展，同时又是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展开的文学生产、制作、发行、接受和流传活动。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环境，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的封锁打压，使得延安文学出版在异常恶劣困难的条件下曲折推进，在意识形态较量和文学论争中艰难发展，又在政党化的媒介机构、组织和制度的规训下不断丰富，并形成了一整套革命化的文艺政策和文艺体制，确立起大众化、民族化和服务工农兵的文学出版新方向。秉持“五四”新文学和革命文学的出版传统，一批追求进步和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和出版人成为文学创作、出版的生力军，在延安前期相对宽松的文艺政策和后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精神指引下，文学出版出现了两个繁荣期，推动了现代新文学出版的深入发展，开创了现代新文学出版新阶段，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出版的“前史”，直接影响和划定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今70多年的文学出版地图。同时，它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文学出版领导权的进一步巩固发展，为中国革命、政治、文化进步作出了独特贡献，其新文化理念的引领、文艺政策的规约导向、文学出版媒介的意识形态规制等丰富经验，给当代文学出版以多方面的启示。

从1935年开创期到1942年的繁荣期，再到1948年的拓展期，文学出版是延安媒介传播的主要形式之一，在启蒙和精英个人主义的文学出版向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工农兵文学出版转换过程中，从编辑、校对、印制到发行传播，形成了完整的出版链，开创了现代新文学出版新局面，系统化、规范化的媒介组织和传播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进而推动了党的出版事业发展。同时，培养了大批文艺和出版骨干，提高了边区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审美素养，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提供了舆论力量和精神动力，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文学的不同体裁、形态和体制，决定了文学出版的不同路向。延安是边区，也是民国的“特区”，从作品创作到出版、传播和接受，既相对封闭自足，又与国统区、大后方和“孤岛”上海等广大区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也具有相对开放的特征，这样一种特征使得延安时期文学出版既有独特性的一面，也有与国统区、大后方和“孤岛”文学出版相似的一面。从1935年10月共产党中央到达陕北，到1948年3月东渡黄河离开陕北，14年延安文学出版催生了形态多元、题材风格多样、多语体和多媒介类型的文学生态。从体裁上看，延安文学出版几乎对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电影文学、报告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等都有涉及。据初步统计，延安时期的14年，各出版发行机构和各种报刊、社团、大专院校和各种研究会，共组织出版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4 000余篇（部），其中小说（包括长篇、中篇和短篇）215篇^[1]，诗歌650首^[2]，散文766篇^[3]，报告文学497篇^[4]，出版文学著作、作品集共计1 000余部^[5]，文学批评和评论近300余篇^①。从出版的文学作品历史时期来看，有近现代文学作品，也有古代文学作品；从作家和文学作品所属国别上看，法国、苏联、日本等国外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在延安文学出版整体格局中占有一定分量。因此，延安文学出版从其开创期、发展期到繁荣期、拓展期，各体文学、多语种文学和各历史时期文学均有涉及，是相对完整和完备意义上的文学出版。同时，这些丰富多元的文学出版形态之间，相互映衬、互为补充，文学理论译著、著作、论文和文学批评文章的出版，为延安文学出版提供了理论资源，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报告文学、儿童文学等的出版，又为印证和丰富文学理论提供了保障。

受益于前期（1935年到1942年初）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吸收并优待知识分子和文艺政策的引领，以及后期（1942年5月至1948年3月）毛泽东《讲话》和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调整和指导，各种形式、多种形态的文学作品得以出版发行、传播，极大地促进了延安文学的繁荣，也推动了特殊背景下现代文学的深入发展。延安文学出版将“文学家、艺术家的思想转化成可供人们阅读的文字”，为文学家的作品“顺利面世提供了条件，才使得边区文艺的欣欣向荣成为可能”^[6]。尤其是在《讲话》的指导和规约下，一大批知识分子，通过“文艺下乡”，向基层民众学习，和大众同生产劳动，自觉接受社会改造和战争洗礼，加强了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其原有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和启蒙精英意识为大众、平民意识替代，再次成为文学场中积极活跃的因素和文学出版的重要推动力量。如作家兼编辑丁玲，1936年从“孤岛”上海奔赴延安，曾身陷囹圄的独特经历和民主、自由的文化追求，使她成为延安前期文学出版的骨干力量。作为作家、编辑，丁玲不仅积极深入抗战前线创作了大量作品，还策划和主编了“西北战地服务团丛书”，参与编辑《红军长征记》等书籍，担任《解放日报》等多种报刊文艺副刊负责人，是延安前期文学出版中最活跃的人物之一。1942年《讲话》发表后，丁玲公开检讨和反省自己的问题，自觉革除小资产阶级意识，及时转变创作和出版立场。在从主编位置走下来后，她积极参加思想改造和生产活动，很快转变为延安后期文学出版民族化、大众化最积极的实践者。从1936年到1949年，丁玲发表散文300余篇^{[7] 384}，出版的小说和话剧作品也数以百计，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后，在国内外文学和出版界产生了巨大反响。

此外，艾思奇、周扬、萧山、茅盾、赵树理、康濯、马烽、陈荒煤等作家和诗人，既进行文学创作、又兼顾编辑出版。延安文学出版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救亡图存、解放劳苦大众的政治主张和延安等地基层群体识字水平普遍低、文盲和半文盲占大多数的社会实际，探索和开创了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学出版新方向，在文学共同体内部，建立了创作、编辑、出版、发行和传播的制度机制，并充分突显了文学出版的社会功用与政治功能，为40年代及其以后的当代文学出版划定了路线图。

文学和出版分属于不同的学科类别，在社会管理体制中又分属于不同的文化部门。出版是媒介、物质和技术的交融，而文学是“个人智慧、抽象形式和集体结构”的融合。^[8]在此意义上，文学和出版都是媒介，都具有突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属性和功能。因此，文学出版不是文学和出版的简单相乘相加，而是二者之间的正反耦合和多重代入。范军认为，文学出版就是“以不同形式或符号进行记录、复制，并向公众传播的行为，总结其经验与规律”的过程。^[9]而这一过程又始终贯穿着“思想的影响和传播”“经济与社会的合力”“政治和法律的控制”。^[10]

由于对文学动员和组织功能的急切需要，一批文学出版媒介相继出现。在党中央到达陕北的1935年底，出版媒介的恢复和创建工作即行展开。因战略转移而中断运行的出版管理机构，还有一些报纸、期刊和书店相继恢复，多种新的文学刊物、书店和出版机构相继创办。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时期的周刊《斗争》和《红色中华》报相继恢复出版。随着1937年初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成立、《红色中华》报改名为《新中华》报，红色中华社改为新中华社，出版工作迎来了新的转折，也为文学出版新局面的开创奠定了基础。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属下《解放》周刊专设“文艺”、“翻译”和“时评”等栏目，发表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和重要论述，出版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等人的论著，发挥了积极的出版示范和引领作用，“《解放》周刊的出版和解放社的成立，像一支辉亮的火炬，照耀在昏暗的黑夜，指明了中国人民的解放道路”^[11]和党的文学出版方向。从1937年初开始，随着文学运动的蓬勃发展，一系列文学社团、协会和大专院校、专业研究组织和机构的创立，一批文学刊物相继创办，成为文学出版的主要阵地。从1937年1月到1941年1月，延安的各种文学社团和各级组织先后创办了37种报刊^[12]，其中大部分是文学期刊或设有文学副刊，是文学出版的主力军。由于印刷物资奇缺和经济困难，1941年1月以后大部分文学期刊停刊，尤其是1942年5月《讲话》发表后，整合后的纯文学期刊所剩无几，《边区群众报》、《解放日报》副刊是文学出版主要媒介，从1943年到1946年，《解放日报》副刊共发表各类文学作品752篇^[7]387。

文学出版推动文艺的繁荣、文学运动的发展，一批出版发行机构也应运而生。中央印刷厂、解放社、新华书店、光华书局、延安人民书店、西北抗敌书店的创办，党的出版工作形成了从策划选题、分配写稿组稿到编辑印刷、装帧发行的完整体系。1939年9月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成立后，先后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印刷厂和新华书店，积极组织书报出版与发行工作。同时，根据毛泽东和张闻天“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输送的机关”、“要把一个印刷厂的建设看得比建设一万几万军队还重要”的指示，各革命根据地也建立了自己的出版发行机构，形成了“图书专营出版发行机构、专营书报刊编辑出版的报刊社和兼营图书编辑出版的机关、团体、学校”等文学出版发行网络。

由于国民党的围剿和1938年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双重封锁，党在延安时期的文学出版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展开的，出版设备简陋，材料供给不足，专业人员奇缺，发行困难，红色出版人不得不从零开始，自制印刷机械，攻关印刷技术，用土纸、草纸为介质进行木印、刻印、石印等多种形式的印刷，秘密发行。同时又由于党的出版管理机构的多次调整，文艺出版政策的适时变动，报纸副刊和文学期刊时断时续，大多持续时间不长，能够坚持两年以上的报纸和期刊很少。但有的报刊在停刊后，通过改头换面、分属不同组织等方式延续发展，其办刊理念、宗旨、版式、风格等与此前的报刊大体一致。受战争、封锁等各种因素影响，延安时期的媒介发展和文学出版呈现出一种“未完成的现代性”特征。但即使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发扬大革命时期和苏区出版传统，始终把握着媒介控制权，视文学出版为一种“武器”和“战线”，通过疏通关系、打通关节、运用障眼法等策略，积极建立出版机构，组建发行网络，与国统区、“孤岛”和大后方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从而使党的文学出版和发行得以展开，让延安文化场发挥了辐射作用。

在特定环境中生产、以文字形式存在的文学文本，再以不同形式或符号进行记录、复制、制作后成为出版物，通过各种渠道向公众传播，文学文本作用于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读者，使其产生内心体验和情感共鸣，通过影响心理精神，进而推动读者积极参与社会实践，这是文学出版的机制作用。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领袖历来重视创办报刊和出版机构，尤其重视发挥文学出版的作用，翻译出版苏俄作品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著作等，推进“文学革命”。尤其是延安时期，文学出版的这一功能得到强化。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和会议文件，对文学出版的性质、功能作出了创造性阐释。《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有的在报刊及时出版发行，有的被编辑成单行本传播，多形式多渠道地出版传播，“有力地指导了延安出版工作的方向”^[13]。尤其是这些讲话和会议精神再经过周扬、萧三、欧阳山等党的理论工作者的解释阐发，形成具有操作性的文艺方针、政策，进一步引导、规范了文学出版。

以报刊、出版机构等媒介组织为阵地，延安文学出版还培养了大批文学后备力量。延安前期，党通过制定相关文艺政策，吸收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进入延安，尤其是丁玲、萧三、周扬等一批作家的加入，延安的文学生产和出版活动蓬勃开展起来，围绕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民族解放战争，出版了一批通俗易懂、深受群众欢迎的文学作品，这对繁荣文艺、宣传抗战和对敌斗争起到了积极的动员和组织作用。当时，延安等地大部分人识字水平低，文盲、半文盲比例很高，文学出版起初存在着脱离群众实际需要的倾向，导致文学出版和农村、农民的脱节。如鲁艺文艺工作团在部队生活了9个月，其负责人荒煤等人也承认，“我们不能真正了解斗争者的生活、感情和思想，而仅仅观察了其表面的生活和行动。”^[14]后来，文艺小组在延安各条战线上迅速建立起来，文抗分会还成立了文艺小组工作委员会，制订了工作提纲和组织条例，并确定了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文学创作、批评和出版的25类问题。1940年底，延安的45个单位建立了85个文艺小组，成员达667人。^[15]作为文学出版最小单元的轻骑兵，文艺小组推动了社团化的文学出版，推动了人（作家、诗人、批评家、文学爱好者、基层群众）、物和出版媒介、协会和管理机构的融合。解放社文艺小组30多名成员不仅阅读名著、展开各种讨论会，还出版文学作品集，展开各种形式的文学批评。同时印刷工厂文艺小组除学习、创作外，还“挤出时间替《文艺突击》和现在的《大众文艺》排印，因为他们把它当作自己的刊物”^[16]。文艺小组以其大众性和灵活性，不仅改造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还推动了他们和大众的融合，为《讲话》的发表提供了蓝本。同时，一些社团如星期文艺学园和专业院校、文学培训学校也培养了大批文学骨干，并推荐发表文学作品，也成为延安文学出版的推动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文艺下乡政策指引下，几乎所有作家都响应号召，离开机关深入广大农村，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他们的思想和心理，搜集文学创作题材，积极开展文学活动。一批作家从乡土生活中受到启发，积极利用民间文学形式进行创作。最广泛地组织和动员起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乃至国统区和大后方的广大民众和社会力量，促进了作家精英和人民大众的大融合，满足了延安和各解放区人民群众“文化翻身”的历史要求，使延安文学出版有了可靠的大众基础。尤其是1942年5月《讲话》发表后，许多专业作家自觉接受人民群众再教育，与群众文艺运动融合，中国传统民间文学因素在现代新文学精神的烛照下蓬勃发展，反过来又延伸和发展了现代新文学，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文化大融合的形成，为文学出版提供了既有思想深度又见艺术水平的稿源。如赵树理和“山药蛋”派康濯、马烽等作家，都从民间获得创作素材、灵感，创造了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丁玲在转换创作立场后，也积极下乡参加社会实践，与基层群众打成一片，创作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等。这些文学作品的出版，又进一步推动了延安后期民族化、大众化文学的深入发展。

延安文学出版是现代文学出版的新阶段，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化创造性活动，它以大众化、民族化路径最广泛地引导和动员起全社会力量，并形成了全民抗战、建设新民族国家的积极舆论，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为新中国的成立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持和精神动力。

延安时期文学出版第一次实现了文学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融合，创造了文学生产和传播的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形式，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确立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物质保障，并最终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和中国共产党国家领导权的确立。

有关新文化问题，毛泽东在《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文中有集中而深刻的表述，他说，“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与社会革命论。”毛泽东指出了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活动对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开拓性贡献：“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还是经济方面，在政治方面，在军事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17]毛泽东以历史的巨笔，全面概括了共产党文化领导的方向、目标和性质，为处于深重灾难中的中国规划了政治、经济和“文化革命”的远景。在毛泽东的叙述中，文学出版被提升到和政治、军事、历史一样重要的地位。在他看来，文学既是党实施文化领导权的媒介载体，也是党取得政权的具体形式，文学出版在1940年以前已经进行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在1940年更加紧迫和重大的政治任务和革命斗争中，进一步发挥了宣传动员和组织民众参与建设新中国的功能。这一文献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进入延安时期后对文学出版领导的自觉和党的新文化体系的初步形成。

实际上，在毛泽东阐释新民主主义文化性质、属性、阶段划分及与政治、阶级之间的关系前，张闻天也发表过有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论述。在1940年1月5日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张闻天就提出了利用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和文化的武器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构想和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18]主张。和毛泽东一样，张闻天也是在政治、革命和文化的互动关系中来厘清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发展历史。但真正标志中国共产党文学出版领导权确立的是1942年发表的《讲话》。以《讲话》为分界线，党的延安时期文学出版进入后期（1942年5月—1948年3月）。《讲话》是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和文学出版的根本指针，一切文学的内部和外部活动，作家的创作、文学出版和传播接受等环节，都是在《讲话》精神指导下进行的。显然，毛泽东是一个有意图的传播者，他的政治思想和文学理论主张吸收了“五四”、苏联、左翼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中的诸多观念，并紧密贴合中国政治和文化现实，提出的一系列关于文学发展和文学出版的论断和见解，是“二战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论中最有体系色彩且影响最大的论作之一”，成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文艺政策和指导文艺运动的根本指针”，具有无可怀疑的“权威性”。^[19]

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延安方面通过出版中共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15]，确立起为政治服务、与群众相结合、写“光明”的工农兵文学出版理论体系。以《讲话》为指南，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等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也通过组织“艺术至上主义”批判和多种形式的作品批评与讨论活动，牢牢把握文学出版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方向。^[20]《讲话》还界定了文学的无产阶级性质、政治动员功能和“为一般民众接受”的载体形式，推动了文学出版传播的两次“转译”：一是将抽象的理论“转译”为形象的艺术；二是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寓言和感伤、浪漫、痛苦、迷惘的情调“转译”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形式^[21]，从根本上解决了文学出版的核心问题——“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也因此，从政治意义上完全控制了文学生产内容、方向，规范了文体语体，把控了文学出版、制作、流传和接受全过程，在识字水平低、缺少文化的中国底层民众中传播并建构起新民主主义文学，为确立党的文化领导权提供了意识形态引领。

毛泽东的新文化观念和文学与出版的一系列论述，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战争环境和重大历史课题面前，毛泽东以先进的马列主义思想照亮传统文化资源，注重对民间、本土和旧形式的改造、利用，成为既具有传统文化特征，又具有时代性的文化新形式。毛泽东的新文化观念是延安时期文学出版的根本指南和思想武库。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发扬上海时期、中央苏区出版传统，把文学出版视作思想舆论动员的喉舌、革命斗争的武器。张闻天指出，出版、运输文化食粮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从总体上看，党在延安时期对文学出版媒介的管理是不断加强的，是一个由宽到严、由放开到收紧的过程。延安前期，受党的统战政策和国内形势，尤其是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围攻和挑衅，文学出版一直是在自由和相对宽松的语境中进行的，在此种准文化公共空间和抗战形势下，共产党人通过新文化理念和民族国家想象强化文学出版引导，在各种论争中把握主动权，逐步确立起为抗战救亡和为大众的文学出版方向。《讲话》更是明确提出了文学出版内容、话语和接受模式的工农兵方向，构建了文学出版规范体系，从而开创了工农兵文学出版新时期。

同时由于《新中华》、解放社、新华书店等众多出版机构的建立和文学出版的繁荣，对媒介的控制和对文学出版的规约、引导被提上日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服务人民群众、服务抗战救国，是延安文学出版的根本方向。但在延安前期，不同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出版主张，尤其是“五四”新文学出版观念的影响，一些知识分子偏离了这一根本方向，把文学创作和文学出版仅仅视作启蒙大众、揭露黑暗和宣扬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载体，还有些文学家和出版人偏离了文学的自律性。在多种思想纠葛和多重复杂斗争中，特别是抗战救亡主题日渐凸显和国共两党意识形态斗争白热化阶段，我党更加突出了对文学出版的规约和引导。为此，1937年成立了党报委员会、1939年组建了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1940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成立了编审委员会和文化委员会，加强了编审和文化活动管理。1942年初，又成立了中共中央出版局、编译局等机构。随着《讲话》的发表，一批文学刊物的终刊和党报文艺副刊编辑人员异动、栏目和风格的调整，中国共产党对出版媒介的意识形态管理逐步加强。为应对战争形势发展需要，1943年中共中央撤销了党报委员会，成立了由毛泽东任书记的中央宣传委员会，实行集中领导、统一管理出版、宣传和文化工作，尤其是1946年1月出版发行工作纳入中共中央宣传部管辖，党对文学出版的管理得到空前突出。

延安时期的文学出版，是在特定的文艺政策和文学制度所构建的历史语境中展开的。党的重要领导人的讲话和文学理论观点，是文学出版的总纲、方向和指引，而要把这些宏观的、纲领性的理论、方针贯彻到具体而微的文学出版环节中，就需要具体的文艺政策和制度的介入。文艺政策是文艺生产、出版、流传和传播的具体规范，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实施策略和具体规定。毛泽东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文艺政策和制度，关乎党的意识形态构建，是党的根本和生命线。无产阶级政党体制决定了文艺传播的政策、制度，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系列文艺策略，形成了党的文学出版制度的雏形。

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在拯救民族危亡、探索革命道路过程中，尤其在突破国民党集权主义传播体制和严密的审查制度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文艺策略。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既往文艺策略基础上，不断调整和制订新的文艺制度，提出了一系列文学理论观点和文学出版的主张，逐步确立起党对文学出版的领导权。在《讲话》之前，中国共产党没有以“文艺政策”命名的有关文学及其出版的文件发布，但涉及文学、出版等党的宣传、舆论和意识形态工作的文件和指示达十份之多。从1936年到1941年几乎年年都有有关文学、社团、文化人或出版、教育工作的指示和决定，有的年份如1940年和1941年历年颁布各达4份之多。这些“指示”、“决定”和信函，以文化、宣传、教育和组织建设、吸收知识分子为核心内容，其中《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总政治部、中央文委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中央宣传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报纸、杂志的指示》3个文本直接涉及了文学出版。

《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中分3方面规定了文学出版应该注意的问题。一是重视文学生产，尊重作家，为他们的创作提供物质条件，并给予批评的自由；二是重视社团、协会在文学出版组织中的作用；三是培养和建设文学出版后备力量和领导队伍。这份文件从组织、管理和作家队伍建设等方面突出了文学出版的重要性。《总政治部、中央文委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中提出要用文学等形式反映一切现实生活。关于文学出版政策最全面的表述集中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报纸、杂志的指示》中。这一文本从报刊的原则、组织和编辑等8个方面论述了报刊对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尤其对文学出版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可出版一种在党指导下的综合的文化文艺性质的杂志，作为各种学术研究与文艺活动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指导刊物，及文艺作家发表作品的园地。”

1942以后，党中央尤其是毛泽东等领导人通过多种形式的调研和座谈，了解到文学出版的多种不良倾向。过去曾采取过分自由宽松的政策，文学出版虽然走向繁荣，但也暴露出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文学出版与抗战结合不够、艺术标准高于政治标准、自由主义、重提高而轻普及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文学出版界对毛泽东的多次重要讲话精神贯彻不力，一些文学家以艺术至上的名义，对党的政策和决定置若罔闻。同时，由于政出多门，缺乏统一标准，有些政策之间相互抵牾，各种文学论争不断，给文学出版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混乱。这些问题的存在，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动员，阻碍了抗战和民族解放的大局。在这种情势下，毛泽东的《讲话》高屋建瓴，切中时弊，为正确处理文学与政治、革命工作的关系提供了引领，为新形势下文学出版指明了方向。

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的文学出版，发挥了意识形态与文学审美功能，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起社会力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建设新中国的旗帜下，深入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它推动确立了文学出版的民族化、大众化方向，是现代新文学出版的总结概括，也是当代文学出版的先声，为中国革命、文化和出版事业作出了独特贡献，给当代文学出版以深刻启示。

文学是一种特殊的媒介，由于它反映生活的及时、敏感和大众化特征，在任何一种文化形态中都具有极强的普及性和渗透力。它是语言的艺术，是作家、世界、文本和读者的融合，既有突出的自律性，也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有其突出的他律性特征。布尔迪厄说，文学场“在权力场内部占据着一个被统治的位置……无论他们多么不受外部限制和要求的束缚，它们还是要受总体的场与利益场、经济场或政治场的限制。”^[22]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就不难理解柄谷行人的说法——“‘政治与文学’不是什么古来对立的普遍性问题，而是相互关联的‘医学式’思想”^[23]，因此，作为一种特殊传播形式的文学出版，它往往发挥着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等多种功能。

延安时期，抗战建国是全民族的第一主题，也是最大的政治。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凝聚起全国有识之士和中坚力量，成为挽救民族危亡的利器。延安的社会文化实际，更突出了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为了吸引更多知识分子向延安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聚拢，建立更加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同时也为了纠正王明“左倾”主义在苏区时期对知识分子的错误做法，党对知识分子采取了尊重、包容和开明的政策。相应地，对文学出版也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这一时期党的文学出版是“五四”、苏区、左翼文学出版的交汇融合。由于弘扬自由精神，文学作品中的抗战救亡和军队生活、土改和减租等阶级斗争、迷信和婚姻不自主等封建现象、工农业生产等主题得到加强，文学家出版家秉承“五四”的“人的文学”、“美的文学”、“启蒙的文学”和“左翼”无产阶级文学、大众化的传统，多种题材和体裁的文学、以及多种意见相左的文学批评齐头并进，获得了出版合法性，文学出版出现了短暂的繁荣，营造出类似于“五四”前后的准公共文化空间。这是战争语境和特定历史文化环境决定的，也是党面临复杂的国内形势所进行的文化战略选择。此种情势下，共产党人为了把各种文艺力量聚拢到抗日救亡主题上来，同时为了抵制国民党顽固派对文学出版的查禁，先后制订了相关文艺政策，力图突破国民党的打压与封锁。

文学出版、政党政治和人民群众的根本需要联系在一起，最高领导人直接介入文学问题，并领导指导文学发展和文学出版，这是延安时期一个突出特点。张闻天在延安前期主抓文化建设，文学出版是其绕不开的重要工作。为此，围绕抗战和民族解放中心工作，他借鉴苏区经验，制订了一系列推动文学出版的政策、制度，作出相关指示、决定，最广泛地动员起社会各界力量，展开文学生产，推动了文学出版。延安后期，毛泽东亲自过问文学出版，调整和整合出版媒介，并亲自拟写《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征稿启事，为文学出版提供了指引。在《讲话》精神鼓舞下，延安的作家、诗人纷纷转变立场，积极下乡并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吸取民间素养丰富创作题材，文学话语、身份也随之大变，文学出版也因此开创了新局面。

文学出版的根本问题，乃是如何服务人民的问题。从“五四”新文学出版到革命文学出版，再到延安文学出版；从文学出版与人民群众疏离，到文学出版与人民群众融合，积极服务人民群众，凝聚和组织起巨大的舆论力量和精神动力，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道理。因此，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文学出版都必须以服务人民为宗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文化精神和美好幸福生活的需要。坚持服务人民的宗旨，就需要不断创新文学出版机制。从内容选择上，文学出版要以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生产生活实践和精神文化需求为根本追求，优先出版那些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学作品，尤其要把那些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以民间立场、人民话语和身份，用朴素的内心去观照和书写农民本真和原色生活场景的作品作为出版重心。延安时期，一部分文学出版者坚持精英和启蒙传统，力图在革命边区再创造一次类似于“五四”新文学出版的盛大场景和社会运动，但挽救民族危难的紧迫需要和延安与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实际，都不允许文学出版逸出全民族的中心任务和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延安文学出版在意识形态的引领下，实现了立场、话语和身份的转移，成为凝聚人心、塑造人格和营造舆论的重要力量。在众生万象的时代风云中，文学出版只要坚持服务人民宗旨，就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接受认同，也能实现核心价值和集体价值、个体价值的统一。

从话语选择上，文学出版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文学家出版家要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创作和出版那些用人民的语言表达人民心声、诉求和愿望的作品，出版那些为人民群众理解、认同和喜闻乐见的作品。同时，坚持把发动群众和提高群众文化素质相结合，为群众提供看得懂、能理解和会体验的优秀作品，形成文学出版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局面。延安时期，一些文学作品不为大众认同，甚至与群众产生隔膜，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坚持人民中心，只站在狭隘的个人主义和精英主义立场上，把文学出版视作一种身份优势和象征资本，有的为达到个人目的，用文学出版投机钻营。《讲话》发表后，延安文学出版的一些不良倾向，尤其是那些脱离群众，脱离抗战主题，脱离中国共产党中心工作的文学出版被制止，文学出版和抗战救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党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从而开启了文学出版的新阶段。今天处在新媒体时代，文学出版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挑战，出版主体、媒介的多元，文学的过度娱乐化和消费主义倾向，给我们提出了新课题。如何从话语方式和内容生产上对标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思考的问题。但不管时代如何变幻，只要秉持服务人民的宗旨，文学出版就会永远有自己的一片天地。

在传播方式上，文学出版要结合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运用最大众化的媒介进行大众传播，发挥意见领袖在文学出版传播中的导向作用，突出组织传播的意识形态动能，形成文学出版传播的循环效应，不断提高出版传播社会效果。延安时期，由于各种反动势力的查禁、封锁，文学出版媒介发展受到种种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文学出版传播的深入发展。但文化围剿和封锁也无法阻止现代出版媒介的大众化浪潮，一批出版技术人才突破各种封锁齐聚延安，想尽各种办法获得先进印刷出版器械设备，甚至自制松墨、土纸等材料，艰难地推进文学出版。《讲话》后，文学出版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结合，并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文学出版因此进入了大众化发展的又一个繁荣期。延安时期的文学出版启示我们，只有始终坚持服务人民宗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为人民群众接受、认同，文学出版才能有牢固可靠的根基。

文艺政策是文学出版的决定因素之一，它是一定历史阶段国家意志、政党意识的反映。作为一种刚性约束力量，它对文学出版具有突出的规范、引导和控制作用。延安前期，为吸收更多的知识分子进入延安，最广发地发动人民群众，深入开展抗日救国的鼓动和宣传工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布了相关文件，其中有《中央为转变目前宣传工作给各级党委的信》（193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1939年5月17日）、《中央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的指示》（1940年3月18日）、《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1940年9月10日）、《中央宣传部关于充实和健全各级宣传部的组织及工作的决定》（1940年12月14日）、《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1940年10月10日）、《总政治部、中央文委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1941年1月8日）、《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1941年6月20日）、《中央宣传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报纸、杂志的指示》（1941年7月4日）、《中央宣传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群众鼓动工作的指示》（1941年7月10日）等。作为落实《讲话》精神的重大步骤，党又根据形势需要，先后制订了《关于发展群众艺术的决议》（1944年）等多个文艺政策性文件，从根本上解决了文学“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和文学出版方向问题。

《讲话》是毛泽东站在民族国家立场，用新文化理念阐释文学及其出版的方向、性质和功能等问题的纲领性文件，也是延安时期最富思想深度、政治策略性极强并自成体系的文艺工作根本指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讲话》从文学社会学角度，抓住民族解放的根本，论述了文学出版与政治、普及与提高、批判继承与创新发展等重大命题，为文学创作与出版确立了标准，是当代最权威的文艺政策范本。《讲话》发表后的5月28日，毛泽东的《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结合》的讲话和《讲话》前后映照，相得益彰，形成了更加完善和科学的毛泽东文艺政策体系。此后，中央组织部、中央文委组织召开了多次会议贯彻《讲话》精神，1943年3月在“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上凯丰的讲话——《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问题》和陈云的讲话——《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等，成为推动《讲话》精神落实的重要步骤，1943年11月《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1944年《关于发展群众艺术的决议》的出台，标志着党的文学出版走向了规范化和体系化轨道，构成了延安时期后期以及当代文艺工作的政策和标准，党的文学出版政策有了具体遵循。

因此，在文学出版管理上，党的文化管理部门要与时俱进，通过制订文艺政策来指导文学创作与出版规范有序进行。党的文化管理部门要根据形势发展制订纲领性文艺政策，加强规制和引导，使文学出版自觉地服从和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和人民群众的根本需要，在当下更要服务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要把文学出版纳入文化管理的日常工作范畴，加强对文学和出版媒介的意识形态指导。同时又要激发文学出版主体的创造性，激发作家创作和编辑、制作、发行、传播、流传、接受等环节活力。

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人物葛兰西在分析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而德、意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经验与教训时，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战略问题——“一个社会集团（无产阶级）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掌握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24]。他所说的“领导权”，是指意识形态话语权，一种文化领导权，这是无产阶级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葛兰西进一步解释道，“我赋予文化以这样的意义——思想的操控，普遍概念的获取、把因果联系起来的习性”，无产阶级只有掌握文化领导权，才能获得最广泛的社会认同，也才能取得革命胜利和赢得政权。葛兰西，这位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近乎先知般地预测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生动实践和发展曲线。事实正如他所言，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开始，就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文化领导，通过文学出版、社会科学和艺术活动传播占领了舆论和意识形态高地，赢得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最广大民众的精神和道义支持，为最终夺取国家政权提供了充分的文化和舆论准备。尤其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发挥无产阶级政党新文化观念理念的引领作用，通过恢复和健全文学出版制度体制、设置文学论争和批评议程、控制出版媒介，并通过建立文艺政策等形式确立起党的文学出版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