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一步加强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推动出版单位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促进出版业健康繁荣发展，中共中央宣传部于2018年年底印发了《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考核办法”）。“考核办法”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以来，涌现出一大批社会效益成绩突出的图书出版单位，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连续两年社会效益评价考核以接近满分的成绩获评“优秀”。笔者对“考核办法”进行深入研究与分析，并结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会效益评价考核工作经验，提出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相关工作建议。

为了做好社会效益评价考核工作，出版单位首先应理解和把握“考核办法”制定和出台的时代背景，吃透读懂“考核办法”所蕴含的深刻内涵。“考核办法”具有以下5个特点。

党和国家一直以来高度重视出版单位的社会效益。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国有文化企业两个效益的辩证统一关系。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为新时期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提供了根本遵循。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再次将“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考核办法”的发布与实施是深化出版体制机制改革、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时代要求。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已成为出版业界共识，但是如何将社会效益考核落到实处，从政策、制度上切实推动出版单位社会效益提升，一直缺乏政策层面的明确指导意见。社会效益如何评价、如何量化，一直是工作难点。“考核办法”的出台解决了社会效益不易评判、考核无法量化这一问题。“考核办法”特别公布了《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指标和评分标准》（以下简称“评分标准”），为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考核提供了完备的评价体系和详细的评价标准，为全面推动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考核办法”和“评分标准”既是考核评价依据，也是工作要求，引导出版单位改革和健全社会效益体制机制。以往一些出版单位对于两个效益的理解存在一定的误区和偏差，例如，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甚至放松出版质量；盲目追逐热点，放弃传统专业优势和出版特色；单纯以出版物获奖为指标，忽视出版物的媒体宣传和社会影响力；仅重视国内市场，忽视海外推广；等等。“评分标准”的制定，既划定了考核红线（如严重政治导向错误出版物的“一票否决”），又明确了社会效益考核的范畴和各项指标权重，明确了社会效益工作的着力点，能够促使出版单位对社会效益的理解和把握更加全面，从而更好地发挥政策引导作用。

“评分标准”设置了两个级别的考核指标。一级指标包括出版质量、文化和社会影响力、产品结构和专业特色、内部制度和队伍建设等几个板块，覆盖了不同维度的考核指标。二级指标在奖项范围、出版物载体形式、出版物内容类型等方面也体现了全面覆盖的原则。此外，“考核办法”第八条还针对特殊类型的专业出版单位实行差异化评价考核，设置了加权调整系数。这些考核指标的设计不仅充分考虑了我国出版业的结构布局和行业特色，确保不同类型的出版单位都能在社会效益评价考核中找到工作抓手，把握各自的得分点，也体现了支持专业出版、鼓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政策扶持方向。

“评分标准”设置的各项考核指标以相关工作的结果、成果为导向，便于采集与佐证。例如，对于“内容质量”的考核，依托我国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出版机构完备的质量检查监督体系和每年的质量检查情况，将该考核年度有无严重政治导向错误的图书这一事实结果作为考核依据。对于“文化和社会影响力”的考核则以入选重点项目和获得奖项荣誉的出版成果作为得分点。对于一些不易量化的考核指标，“考核办法”也设置了客观的评分依据，避免考核浮于表面，流于形式。例如，“社会评价”以出版物宣传报道数量计分，“国际影响”以版权和实物输出品种、重要海外合作成果为得分点。此外，“评分标准”按不同指标的级别和重要性设置不同分值，并特别规定了不重复计分的规则，体现出“评分标准”制定的科学化和精细化。

社会效益考核实行百分制打分评价方式，满分为100分。根据得分情况分为优秀（90分及以上）、良好（75-89分）、合格（60-74分）、不合格（59分及以下）四个等级。“评分标准”设置了两个级别的考核指标，各项指标占有不同的得分权重。一级指标如图1所示，二级指标如图2所示。以下对一级指标各板块内容进行分析。

图书质量是出版工作的生命线。“评分标准”一级指标“出版质量”一项占到了50%的分值，足见出版质量在社会效益评价考核中的重要性。出版导向更是图书质量的第一道红线。“考核办法”第十条特别指出，“图书出版单位的出版物出现严重政治导向错误、社会影响恶劣的，社会效益评价考核实行‘一票否决’，年度考核结果定为不合格”。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自觉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是图书出版单位最基本的职责要求，触碰了这一红线，出版单位的社会效益也就无从谈起。

国家新闻出版署每年组织全行业的出版质量专项检查，通过出版单位、省级出版管理部门和主管部门、国家新闻出版署三级图书质量监督管理机制，解决出版产品同质化、编校质量低劣等突出问题。“评分标准”二级指标“内容质量”指出：“出版物出现导向偏差，被主管部门或省级以上出版管理部门批评、处罚的，视问题严重程度扣分（被主管部门处理的扣5-6分／种，被省级出版管理部门处理的扣8-10分／种，被国家出版管理部门处理的扣10-12分／种）。”这一指标即是三级图书质量监督管理机制在社会效益考核中的具体应用，通过考核能够进一步强化图书出版单位的导向意识和质量意识。

出版物立项与获奖情况是反映出版单位社会效益最直观的一个方面。“文化和社会影响力”二级指标“重点项目”的指标设置体现了统筹兼顾的原则，既有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国家出版基金等国家级项目，也包括省部级以上重点出版规划；既有古籍、辞书、民族文字等具有显著专业特色的出版项目，又包括列入义务教育教学用书目录的图书、国家规划教材等教育图书，可以说兼顾了不同地域、不同专业特色的出版单位。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年度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每种计1.5分，是单项分值最高的项目，体现了主题出版项目是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考核中的重中之重。此外，将出版物入选规划和实际出版分别计分，突出了执行落实项目规划、确保项目成果产出的重要性。

“文化和社会影响力”二级指标“奖项荣誉”的指标设置也体现了统筹兼顾的原则，既有“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这三大国家级图书奖项，也包括其他省部级以上的地方图书奖项；既有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文学类图书奖项，也有科普出版物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教育教学类出版物的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其中，三大国家级图书奖项的分值最高，正奖每种3分，提名奖每种1分，凸显了三大国家级图书奖项的行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

“文化和社会影响力”二级指标“社会评价”主要以受众反映好、社会影响大的出版物作为评价依据。如果说获得重大项目和重要奖项对于中小出版社、专业出版社有一定难度，那么“社会评价”这一考核指标则提供了更大的得分空间。不同类型、不同体量的出版单位都可以通过出版物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推动科技进步、行业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并获得相应的得分。此外，被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核心媒体以及其他省部级以上媒体和专业领域权威媒体宣传报道的出版物也可计分，这有利于引导出版单位重视出版物的宣传推广，通过媒体扩大优秀图书的社会影响力。

“文化和社会影响力”二级指标“国际影响”以出版物版权输出数量和实物输出情况为量化依据，不仅表明推动出版物海外传播是出版单位社会效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体现了近年来出版“走出去”工作的基本方略。考核指标以年输出出版物版权品种数量作为得分点，同时要求提供外文版样书或版权收入证明。这说明不但要推动中国图书“走出去”，更要“走进去”，发挥输出实效。此外，出版物实物输出、海外出版机构建设或合作出版取得重大成果的指标设置，是出版单位把握“走出去”工作的抓手和着力点。

《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推动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着力提高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坚持立足主业发展，形成内容优势和传播优势，扩大市场占有率和话语权”。二级指标“产品结构和专业特色”将产品结构合理、符合出版社宗旨和定位的图书品种占比纳入考核内容，鼓励出版单位立足主业发展，优化选题结构，不断提高专业化水平。此外，要求出版单位既要有规划、又要重落实，如要求出版单位制定体现专业特色的中长期选题规划，有成规模、成特色的品牌产品板块（年出版新书品种超过10种以上），这符合出版企业全面提质增效的改革要求。非合作出版图书占比和非引进版图书新书占比则体现了鼓励原创、增强出版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政策导向。

推动出版企业体制机制改革，制度建设是根本。在二级指标“内部制度建设和执行”中，“在企业章程和规章制度中体现社会效益优先原则，制定并有效执行企业内容社会效益考评机制”，旨在引导出版单位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两个效益相统一落实到企业的规章制度中，落实到体制机制和企业文化中。按规定执行三审三校、重大选题备案、书号管理、样本缴送等出版管理制度，诚信经营，未出现侵权、盗版等违法违规及失信等考核项，进一步强化了出版单位作为文化企业应遵守的最根本的行业管理制度以及作为社会企业应当坚持的基本准则。

高质量发展要依靠高质量的人才队伍。高质量的出版专业人才队伍是造就精品出版、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动力和源泉，是出版单位“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二级指标“队伍建设”对员工教育培训、任职资质管理制度以及中级以上出版资质人员占比情况进行量化考核，鼓励出版单位加强人才培养与管理，不断优化人才结构，进一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党组织机制是否健全、党风廉政建设是否良好的考核项，体现了推动党委领导与法人治理结构相结合的文化企业体制机制改革的工作要求。

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自2019年启动以来，出版单位的社会效益评价考核成绩和基本情况已具备一定的统计基础，体现了各家出版单位的社会效益建设能力和水平。在此基础上，国家出版管理部门可进一步推动考核指标落地，加强考核结果应用，对社会效益考核成绩优秀的出版单位在政策上给予奖励和支持。例如，可将考核结果应用于年度书号核发差异化试点，支持社会效益评价考核优秀的出版单位出版更多的精品图书；在国家重点出版规划、国家出版基金等项目申报中，给予社会效益考核成绩优秀的出版单位更多的申报名额；在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出版单位奖等重要奖项的评选中，将社会效益考核成绩纳入评选参考指标；等等。

2018年底，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以“试行办法”的形式出台，为根据形势变化调整完善考核办法和评分标准预留了空间。在近三年的评价考核过程中，无论是主管部门还是出版单位都积累了不少有益经验，同时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和不足，主管部门可积极吸收相关经验和建议对考核内容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完善。例如，在二级指标“重点项目”中，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等重要项目纳入考核得分点；在二级指标“奖项荣誉”中，针对“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以及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等评选空缺年份造成的奖项得分点不足的问题，纳入其他重要奖项作为补充，可将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以及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等领域的重要奖项纳入考核范围。

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开展以来，已涌现出众多社会效益考核成绩优秀的出版单位，它们好的做法和经验可以作为示范向全行业推广。要加大出版单位、高校、科研院所对社会效益评价考核相关研究工作的支持力度，加强社会效益评价考核的形势政策研究、案例研究，组建由不同地区、不同出版领域的优秀代表构成的专家队伍，定期组织各种形式的表彰会、宣讲会、交流会，讲解形势政策，交流经验，吸收建议，从而全面提升整个图书出版行业社会效益评价考核的质量和水平。

在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世界形势和格局的大变化的背景下，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这对我国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考核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人民为中心，深入研究新形势下出版单位应担负的文化责任与社会责任，推动出版单位形成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两个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将社会效益评价考核作为引导出版单位改革和发展方向的指针长期坚持下去，使之成为助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