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将科技创新放于国家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2020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时强调，“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十四五’时期以及更长时期的发展对加快科技创新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我国出版传媒产业正处于转型期，需要加快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以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

自熊彼特在创新经济学理论中提出“创新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之后，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界和业界人士开始关注科技变革、科技创新与产业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针对科技创新体系，我国早在2006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就重点指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是“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化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各类科技创新主体紧密联系和有效互动的社会系统。”^[1]我国出版传媒产业的科技创新体系涉及政府、产业（市场）和企业等科技创新主体。

21世纪是全球科技创新空前活跃和发展的时期，以移动通信、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迭代性研发和广泛性应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颠覆性地重构世界创新格局，驱动全球产业经济变革。科技创新及其成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刻地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规划了建设科技强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蓝图，对国家科技创新作出了全面、系统的战略部署。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出版传媒产业是知识密集型产业，其转型需要建设科技创新体系，这将会加快我国传统出版传媒产业改造的力度和深度，并促进新兴业态的融合与协同。

一是改造传统出版传媒产业。我国传统出版传媒产业绝大多数的市场主体，如出版社、期刊社、报社和广播电台等，正在由生产主导的内容信息提供者向由需求驱动的知识数据服务商转变。建设科技创新体系，传统出版传媒产业中各要素资源将以数字化、网络化、平台化的形式，实施流通、交易和管理等环节，有利于加强价值开发和利用。

二是促进新兴业态的融合与协同。目前，出版传媒产业的新兴业态主要是指新一代信息科技与文化创意产业的深度融合。科技创新是新兴业态与传统业态开展多层次、立体化融合与协同的核心驱动力，能够实现知识内容软实力与科技创新硬实力融合的产业内生与外延生态系统的形成。

我国出版传媒产业实施科技创新，是时代引擎、国家战略和产业需求的结果。通过创新行为和创新成果而实现的科技创新绩效，可进一步促进出版传媒产业发展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2]笔者将从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两个方面，来分析我国出版传媒产业的科技创新现状。

依托国家战略，我国出版传媒产业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产业组织机构和企业等创新主体，积极推动科技创新，目前已在国家科技创新布局、产业科技创新融合和企业科技创新结构三个层面取得了一定成就。

一是国家层面的科技创新布局。主要体现在不同政府职能部门在政策、实验室和科技工程等方面的布局。首先是政策制定，以2019年8月科技部、中央宣传部等六部委共同发布的《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为代表，从国家层面对包括出版传媒产业在内的文化产业实施“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战略部署。其次是实验室建设，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于2016年和2017年先后公布了出版融合发展重点实验室名单和新闻出版业科技与标准重点实验室名单；2019年，科技部批准建设传媒融合与传播等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第三是科技工程实施，“国家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工程”和“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研发工程”等出版传媒产业重大科技工程“已取得了较为显著的阶段性应用成果”。^[3]

二是产业层面的科技创新融合。主要体现在多主体协同推进的科技创新业态已初步形成，并不断趋于完善。该业态涉及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等科技创新主体：中宣部和各省委宣传部等政府职能部门，采用科技政策、基金项目和市场治理等方式，以优化产业科技创新环境，不断提升服务水平；以出版传媒上市集团等为代表的企业，通过对行业标准、共性技术等的研发和应用，助力产业科技创新版图生成多个“增长极”；武汉大学等高校、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等科研院所，在创新人才培养、重大领域科研攻关等方面发力，成为产业科技创新的中坚和骨干力量。各类产业科技创新主体立足自身定位和优势，正在努力探索形成我国出版传媒产业一体化的科技创新网络。

三是企业层面的科技创新结构。目前，我国出版传媒企业不仅加大了科技创新研发的各类资源投入，还加强了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创新。这形成了我国出版传媒企业层面的科技创新结构，即“投入（研发）—产出（应用）”的二元结构，前者主要体现在费用和人员上，后者则关注专利和软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通过分析我国出版传媒领域的多家上市企业发现，其科技创新研发投入持续增长。例如，浙报数字文化集团2020年研发费用达5.18亿元，属历年最高。同时，企业创新成果向科技含量更高的“系统软件开发与应用类”项目转移。以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早期以“一种多规格印版打孔机”等印刷技术类专利开发为主，近几年则关注“读者全媒体信息化管理及分析系统”等软件著作权开发。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尽管我国出版传媒产业及其各类创新主体积极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产业科技创新研究和应用。然而，我国出版传媒产业的整体创新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在全面改革、主体协同和企业定位等方面均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

一是全面改革的步伐滞后于产业科技创新需求。相较于完全遵循市场导向的产业而言，我国出版传媒产业处于国家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地位，在产业创新战略和创新机制改革上稍滞后于产业科技创新需求，尤其是传统出版传媒产业市场主体，国有企业居多，受资产保值增值压力、市场认知不足等原因影响，政府主管部门和管理者对科技创新战略制定和机制全面改革持谨慎态度。不过，在新兴出版传媒领域，通过科技与内容的深度融合，以在线教育、网络文学等为核心业务的民营企业，对于产业科技创新的市场敏感度更高、改革执行力更强。

二是产业科技创新主体间缺少高效协同。信息时代，我国出版传媒产业科技创新主体多元化，给高效协同带来了一定的障碍。产业融合和媒介融合背景下，我国出版传媒产业正处于传统业态和新兴业态的高度融合发展期，互联网信息服务商、投融资机构等依托市场对数据和资本等要素配置过程中的有效流通优势，纷纷进入产业市场。这极易导致产业各类科技创新主体，与对应的政府主管部门、人才供给侧（高校）和科研孵化机构等其他创新主体，难以实现统一归口管理和行业标准化，在一定程度上给产业科技创新主体间的协同和整合造成障碍。

三是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功能不够明晰。受产业属性影响，我国出版传媒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功能定位是不明晰的。我国出版传媒企业一直肩负“引导社会意识形态正向传播”和“促进文化教育产业繁荣发展”的双重任务，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在以科技创新为代表的创新效益实现方面，我国出版传媒企业虽然越来越关注科技创新投入包容性和产出价值性，但在基础性的科技创新能力培养和创新应用实践方面仍存在不足。一方面，立足企业特色和能力范畴开展基础研究的力度不够，“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和能力”；^[4]另一方面，难以立足产业任务，未能聚焦特定领域科技创新应用中的社会服务功能打造。

建设我国出版传媒产业的科技创新体系，是实施国家顶层创新战略、完善产业市场创新生态、优化企业主体创新环境的关键。通过政策引领、产业协同和企业增效等环节的整合优化，真正形成“政、产、学、研”等多主体共同参与、共同建设的科技创新体系。

在加快文化科技创新、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政府能够而且应该发挥重要作用。^[5]从宏观层面展开政策引领，其主要功能是为我国出版传媒产业创新发展建立有效、有力的科技创新生态。通过加强政府的创新政策引领和创新机制改革等，可最大化发挥国家对出版传媒产业创新发展的战略部署作用。

思想引领，是我国出版传媒产业科技创新的精神和旗帜。我国出版传媒产业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从整个国家文化思想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全局性、长远性问题出发，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一方面，要始终坚持意识形态工作的正确导向，借助数字出版、数字教育等新业态，做大做强红色精神、优秀传统文化类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要借助自媒体、社交软件等工具，增强全社会的文化创新活力和动力，促进传统出版传媒产业市场创新。

战略引领，是我国出版传媒产业科技创新的道路和支撑，特别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的道路和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支撑。习近平提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同时要“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我国出版传媒产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中的战略引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科技创新方式上要跨产业、跨媒介；二是在科技创新选题上要重存量、寻增量；三是在科技创新理念上要守本分、创新态。

促进科技创新机制改革，主要包含科技创新的评价、激励和交易等机制的改革。科技创新评价机制改革，应立足我国出版传媒产业的“双重属性”，严格遵循“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科技创新激励机制改革，要将对科研组织方、资助方和实施方的创新激励，与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教育产品服务的需要等社会福利需求进行权衡；科技创新交易机制改革，则更多涉及知识产权的利用、保护和管理等方面。

构建科技创新体系的产业化机制改革。要大力推进我国出版传媒产业科技创新体系的产业化机制改革，以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经济的深度融合。产业化机制的改革创新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要提高新产品、新工艺等的研发与应用，提高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能力；二是要紧紧围绕“为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服务”这一根本性任务，利用科技创新集聚效应、增长效应，实现我国出版传媒产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实现这两个目的，有利于加强我国出版传媒产业生产关系变革，推进产业向更深层次的创新驱动发展。

从产业升级视角来看，我国出版传媒产业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要坚持协同驱动的全员科技创新。通过建设和完善市场主客体相结合的产业科技创新系统（主体包括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组织，客体包括内容、人才、资本和数据等要素），能够提升我国出版传媒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我国出版传媒产业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多元化的创新主体——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组织的参与和有效互动。尤其是移动通信、大数据和区块链等产业共性关键技术的创新研发和应用，更是需要出版传媒产业多主体之间开放共享。例如，江苏省教育厅和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战略合作的智慧教育大数据服务项目、浙江华媒控股旗下子公司华泰一媒等参与的杭州市互联网法院司法区块链建设项目等均是代表性的多主体协同创新产业案例。

可通过建立和完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来实现创新主体的有效互动。一方面，探索建立各方有效互动的平台，如产业科技创新战略联盟、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等；另一方面，加强各类创新主体在利益保障、风险平衡和信息共享等方面的管理运营。其中，区域性、领域性的创新主体有效互动，将会对我国出版传媒产业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更有针对性。

加强市场的要素配置和协同作用。建设我国出版传媒产业科技创新体系，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通过产权明确、价格制定和价值交易等市场行为，可最大化实现对内容、人才、资本和数据等创新要素的全效率配置。同时，市场驱动下的科技创新还会通过不同创新主体的博弈和互构等竞合模式，实现各方优势互补，增加创新要素的协同收益，保障各类创新要素的合理化配置。

构建市场化的创新要素改革体系。创新要素的市场化协同本质上是对内容、人才、资本和数据等创新要素在市场绩效驱动下的重新组合，涉及内容生产流程、人事管理制度、资本分配模式和数据利用方式等的变革和调整。依托创新要素改革体系，才能真正实现创新要素的市场化协同和有效组合。例如，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就是通过整合内容、人才和资本等创新要素，介入了市场盈利效果很好的互联网游戏和互联网彩票行业。

企业是我国出版传媒产业科技创新的主力军。不管是宏观层面的国家科技创新战略，还是中观层面的产业科技创新体系，企业端是两者得以实施和建设的主要微观基础。基于企业提质增效的多层次科技创新，涉及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和特定领域的应用创新等。

建立科学、持续的企业基础研究创新机制，有利于我国出版传媒产业形成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产业原始创新力。企业端的基础研究创新实践，需要企业根据自身规模和资源整合情况，打造多层次、分类别的原始创新模式。大型出版传媒企业是产业基础研究的骨干力量，尤其是各大地方出版传媒集团，更要发挥区域原始创新的“领头羊”功能，而大多数中小型出版传媒企业受体量影响，创新能力有限，应将重点放在基础研究的微创新上。

产学研合作是我国出版传媒企业提高基础研究能力的有效途径。高校、科研院所一直以来都是高层次基础研究、创新人才培养和高新技术原始创新的主要创新主体。出版传媒企业通过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全面合作，不仅可以引进、培育创新人才，还可依托这些主体的实验室、科研平台等软硬件资源，开展科技创新活动。例如，中航出版传媒公司在2016年与北京印刷学院共建“数字传媒联合实验室”，“促进科研成果的应用和转化”是该实验室的主要目的之一；上海睿泰集团与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合作成立数字媒体产业学院，其基础性的科技创新研发和应用功能明显。

出版传媒产业是提升我国文化自信的担当，应加强文化领域的科技创新应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是我国人民群众的文化基因，通过数字化开发、网络化传播和智能化链接等方面的科技创新应用，促进我国优秀文化繁荣发展，是我国出版传媒企业的科技创新重点。例如，人民出版社利用媒体融合技术，打造了老一辈革命家的第一本视频书《耿飙回忆录》。^[6]此外，我国出版传媒企业还应关注信息安全、舆情引导等特定领域的科技创新应用。

出版传媒产业和教育产业有着天然的联系，我国出版传媒企业应重视教育领域的科技创新应用，如高教社的立体化多媒体教材和人教社的电子教材。^[7]一方面，根据各类科技创新成果在不同层次教育体系的应用，明确其“准公共品”的程度，不能唯“市场导向”。另一方面，要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应用的教案化和教材化，提高企业科技创新对教学素材积累、应用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贡献度，进一步提高我国教育系统的先进性、前沿性和创新性。

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离不开创新驱动战略下的科技创新。在开放式创新环境下，一些固有的价值观念和方法论被颠覆。^[8]建设我国出版传媒产业的科技创新体系，可以更好地实现出版传媒产业“推动社会进步，记录生活进程”的根本任务^[9]，更好地满足人民对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要。

在科技日新月异的当下，我国出版传媒产业需要正视当前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通过加强政府的宏观引领、促进产业主体和要素有效协同、推动企业增效创新，助力我国出版传媒产业建设多层次的科技创新体系，从而取得核心创新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