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以5G技术为代表的尖端科技逐步进入社会，并在日常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范式转型在各行各业中悄然发生，并引发了根本意义上的产能转换与升级。出版业尤为明显。媒体融合时代，出版社自身发展要秉持常态化、动态化、创新化的宗旨，紧扣时代脉搏，完成全媒体化融合转型。

传统出版社是以纸质图书为载体、以优质内容为核心的文化生产者和传播者，这是经受时间考验而形成的具备标准化意义的、较为大众所认可的行业范式。随着智能终端等新媒介的横空出世，纸质媒介原有的垄断地位日渐式微，信息与文化传播的主要渠道逐步从纸质媒介分化至各个终端、各方平台，且对传统纸质媒介出版的冲击在销售量、曝光度、大众讨论度、行业期望度等各个维度都已清晰体现，倒逼传统出版社将战略目光投向媒体融合发展的新场域。此外，新冠肺炎疫情也是诱发新兴媒介急速普及的重要因素，出版业在疫情时期采取的全新应对措施，使稳固的纸质媒介出版衍生出新的形式，并在实践中获得受众的认可。

由此，在载体日趋丰富的客观技术条件下，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不断渗透到媒体融合的场域之中，在突发事件的推动下，超越原有形态的融合出版形式正在成为出版业未来发展的新范式。

从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激光照排技术的诞生与普及，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跃进总能引发出版业的更新换代。但是，过往相当一段时间内，出版社应对技术变革，多是停留在外部合作层面，而原有范式基本不变。然而，在科技强国、文化兴国的战略背景下，国家已经充分意识到融合出版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中指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就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我们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是要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

在顶层设计的宏观指导下，在服务意识不断增强的社会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开始关注以数字出版为引领的融媒体发展趋势，这是全新的价值探索，也是在出版社主观意识层面全新理念的实际体现。

在外力和内力共同作用下，传统出版社媒体融合发展一度呈现“井喷之势”，但“百花齐放”中也暗藏“眼花缭乱”的迷茫。

当下的现实境况是，出版社急于在新兴场域中分得一杯“羹”，继而忽略了对重点渠道的深耕，过于泛化的融媒体实践导致众多出版社盲从与投机的现象屡见不鲜。以目前火爆的“直播带货”为例。这种线上线下联动的营销方式，让紧盯直播红利的出版社纷纷试水，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开展直播营销实践。这种新型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对图书的渠道开发和多模态立体构建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由于产品适配性、直播熟悉度、后续承接度等各种问题，导致投入巨大的网络直播始终处于“雨点大，水花小”的尴尬境地。此外，缺乏行业识别度的出版类“直播带货”照搬其他诸如美妆等赛道直播带货模式，这种泛化无法真正实现出版社的目标。

传统出版的基本环节大体包含4个部分：以作者为核心的文化内容产出部分、以编辑为中心的策划包装生产部分、以印刷制作厂商为中心的实体加工部分和以销售人员为中心的市场推广部分。每个部分的专业人员，在出版社的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主观能动性。

在内容产出部分，出版社可以接受日趋成熟的创作者来创作符合融媒体需要的内容，而其他三个环节的专业人员则有些疲于应对。其中，以编辑为中心的策划包装生产环节最为吃力，面对全新业态的考验，“编辑职能也相应发生改变，不仅要承担职责，还要具有更强的综合能力和更高素质。”这对于已经习惯传统纸媒策划、具备丰富纸媒出版经验的编校人员来说，确实是一项挑战。总体而言，在经历了融媒体发展初试后，相当一部分的编校人员显现出创新能力薄弱、适应能力有限、接受理念迟缓、应对新办法不多等问题。而以印刷制作厂商为中心的实体加工部分面临的更多是产能转换的问题，作为已经融入出版社工作流程的供应链组成部分，印刷厂商在引进新技术支持出版社的融媒体革新上积极性不高，实体加工环节的技术投入直接影响融媒体产品的生产传播。以营销编辑为中心的市场推广环节也略显乏力，在传统图书的营销工作中，营销编辑只需要与图书销售商对接就可以满足工作需要，但是在融媒体发展时代，多渠道、多平台、多领域沟通变得常态化，对营销人员的公关能力与整合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而这也是当前大多数营销人员需要提升的核心竞争力。

传统出版是以“作者—编辑—零售商—读者”为既有传播路径，而多元联动、多方共赢的全媒体出版模式将原本并不紧密连接的两个或多个产业联系在了一起，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这是媒体融合背景下诞生的崭新业态，加入出版流程的中间第三方在现实中增加了出版社沟通与操作的难度，大部分出版社在既有工作范式中不曾涉及此范畴。因此，这种需要进行多领域协同合作、互利共赢的方式让众多出版社陷入无先例可依的混沌境地。

以有声图书为例，在图书中加入二维码、三维码，或者采用点读笔等辅助工具，以期在原有阅读体验的基础上添加价值延伸，而在这中间，出版社需要与网络后台、点读笔制作商、网站开发者等众多中间环节斡旋，沟通成本增加，且后续双效的不可控性都会造成编辑的犹豫。最终结果是多方联动变成以出版社为主导的单线推进，无法形成合力，这是出版社媒体融合发展的一大掣肘。

优质内容资源无疑是传统出版社手握的重要财富，也是融媒体时代出版社制胜的法宝。然而，剖析出版社媒体融合现状后可以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优质内容资源没有得到足够包装与开发，多数出版社采取的“广撒网”式运作，虽然红火了场面，但是最终沉淀下来的精品凤毛麟角。以IP开发为例，同质化扎堆开发现象屡见不鲜，很多项目上马急、制作仓促，产出效果自然不佳，这些“泛化”融合造成了资源浪费。出版社完全可以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合理研判，围绕龙头资源展开深度开掘。“数据能帮助出版企业对自身、竞争环境、产品、用户的情况获得正确的理性认识。”^[1]

媒体融合背景下，缺少头部引领的媒体融合在市场竞争中只能是“无头苍蝇”，而由龙头资源带动的产品矩阵是出版社平稳过渡到新业态的高效手段。因此，出版社必须明确，开发打造口碑认可度高的品牌是在竞品中脱颖而出的重要路径，也是打造产品矩阵的基础。要制定精品战略，优先对既有优质资源和重点资源进行投入，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媒体融合发展中，最终为出版社赢得市场中的一席之地。

从全媒体的融合发展角度看，最重要的是对内容进行多维度开发。“媒介技术吸引读者停留，而将‘停留’转化成‘守候’的还得是优质的传播内容。”^[2]以各地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新型书店为例，由最初的纸质图书阅读，到大屏电子阅读器，又融合有声书、点读笔，再到最新的AR/VR模拟场景，充满科技感的全新体验不断吸引读者的眼球。实践验证，这种联动化的设计与创新，得到了业界与社会的肯定。

全媒体时代，各种应用的边界不再像传统纸媒时代那样分明，新兴技术将各种资源、各种场景整合到一起，用各方资源的长板不断补充短板，打造出一个更有竞争力、更能满足用户需求的产品。如同可以调动眼、口、手、脑等各个身体部位协同完成阅读这个动作一样，声音、视觉，甚至是由此产生的联想，都是新媒体时代完成阅读行为的可行方式，由此对应的切入点就是出版社应该注重的联动着力点。这样的尝试给予出版社极大的启发和鼓舞，小到一本书，大到一个文化品牌的全媒体呈现，联动的思想应该贯穿出版行为始终。出版社应该建立动态化的联动方案组合机制，将多业态联动打造成突破强点，让不同领域、不用业态之间形成互“哺”、反“哺”之势。

智能发展时代，出版社的“出版对象打破了传统地域限制，由原来的区域性变成了全国性，甚至全球性”。^[3]这样的局面下，出版社必然对从业人员的技能提出更高期待，要求出版社的从业人员具备符合融媒体发展的思想与技能。

在出版过程中，从编辑到校对再到营销，必须将全媒体发展的理念融入工作中，共同构建好“内容”基础。“互联网思维、资源整合和应用能力、项目管理能力、计算机多媒体创作加工能力，这是媒体融合阶段对编辑工作的新挑战和新要求。”^[4]这样的要求为出版社提出了人才“两快”课题。“一快”是完成既有人员的能力培养，加快融合出版意识提升，跟上智能化时代的技术脚步，从源头将全媒体发展做实做细。“二快”是储备人才的速度要快。当下，我国互联网专业人才稀缺，融媒体出版人才培养体系尚不健全。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社要加快制定基于媒体融合导向的人才孵化方案，尽早将孵化培养优秀出版人才提升到战略层面。在此基础上，在日常工作中制定连续的融媒体培训，让日常学习常态化、制度化。可以说，“两快”是出版社抢占全媒体化发展制高点的有力保证，是从根本上改变企业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的一场“持久战”。

智能全媒体时代，出版社实现融合发展，打造动态化、精品化出版业态，制作高质量、高口碑、高收效的出版产品，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际需要，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切实举措，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支撑。出版社作为传统纸媒时代“战地堡垒”，在构建新业态、多模态的出版新“世界”时，必然面临巨大挑战，需要克服重重困难。出版社向更高层次的出版范式转型迫在眉睫，但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要以优质内容为重要基础，以精品带动品牌；以人才队伍建设为长久动力，注重融媒体发展的人才孵化与储备；以技术整合为创新手段，以联动优势实现跨业态互“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