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与“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与决胜阶段，也是我国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融合发展、向数字出版强国迈进的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政府持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提出了数字出版的发展目标、发展任务与发展路径，为数字出版的发展注入强大动能^[1]，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取得了可观成绩，产值由2011年的1377.88亿元飙升至2019年的9881.43亿元，增长幅度超过717%。在“十四五”时期，数字出版产业也将继续受到重视并向纵深推进。在此背景下，认真分析与总结上一个十年我国数字出版的发展情况就显得格外重要。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针对当下问题提出前沿看法并引导人们向前迈进，其中核心期刊更是公认的专业与权威^[2]，在反映学科研究上具有重要的指标意义。因此，本研究以CSSCI（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收录的数字出版相关文献为数据源，利用关键词共词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究2011—2020年间我国数字出版的研究热点，并在此基础上对数字出版的发展提出合理展望。

数据获取与研究方法对研究结果的科学性有直接影响。CSSCI是我国人文社科评价领域的标志性工程，据此，本研究以CSSCI来源期刊作为数据来源，以确保文献的新颖性与权威性；研究方法则采用“共词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两种经常用来判断与描述学科热点的研究方法，具体内容阐述如下：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CNKI）的学术期刊论文库为数据来源，在“高级检索”功能下，将检索字段设为“篇名+关键词+摘要=数字出版”，文献发表时间范围限定为“2011—2020年”，文献来源类别勾选为“CSSCI”，以此条件进行检索，总共得到相关文献856篇。

在此文献基础上，首先进行初步的数据清洗，通过人工识别方式，剔除掉一些不属于CSSCI来源期刊的文献，以及一些会议通知、人物访谈、业界讯息等，最后剩余655篇文献，共计2 546个关键词，本研究即以此655篇文献为样本进行后续的计量分析。

“共词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是人文社科领域两种较为经典的研究方法，前者主要是对能够表达某一研究主题或研究方向的专业术语（通常是关键词）进行分析，通过统计专业术语在同一篇文献中共现的频次，以此判断专业术语所表达的研究主题或研究方向之间的关联，进而展现该研究主题或研究方向的研究结构和价值位阶。^[3]“社会网络分析法”则主要用来对网络中不同行为者之间的关系进行量化分析^[4]，其主要反映在“点度中心性”（主要测定某一节点在其网络中掌握权力的大小）、“中间中心性”（主要测定某一节点在其网络中控制资源能力的大小）与“接近中心性”（主要测定某一节点在其网络中不被其他节点影响的程度大小）。^[5]由于本研究主要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进行研究热点分析，故将以“点度中心性”作为后续分析的切入点。

综上，通过对“数字出版”领域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共词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可以相对准确地判断与描述数字出版领域的研究热点。

本研究对前述检索所得的655篇文献以及2 546个关键词，分别进行发文数量、发文单位与刊物、关键词共词频次与社会网络派系统计，其详细内容阐述如下：

将2011—2020年间CSSCI期刊上的数字出版文献按照发文量年度排布（如图1所示），可知近十年来：（1）数字出版文献的发文量整体呈下降趋势，但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当的数量层级（≥30篇/年）；（2）发文量在2013年达到最高点，多达108篇；2019年则跌至最低点，只有30篇；（3）从发文量的年度变化趋势来看，2011—2013年发文量一直呈上升趋势，2014年开始逐年下降，直到2017年再次上升，2018、2019年又呈下降趋势，2020年则再次回升。

经过调研发现，以上计量分析结果与我国2011—2019年数字出版总产值及其增长率变化保持一致（如表1所示）：①2011—2019年，我国数字出版总产值连年持续增长，但增长率趋于缓和，因此虽然数字出版研究热度回落，但始终保持着相当的热度；②数字出版产值增长率在2012年达到最高，必然会激励来年研究热度的增长，反映在发文量上就是2013年发文量最多；相对地，产值增长率2018年最低，2019年的发文量也落到最低；③2011到2012年数字出版产值增长率提升了将近10个百分点，相关研究自然越来越热；但2013年的增长率又下跌10个百分点左右，直到2108年一直呈下降趋势，映射到学术研究热度上，就是从2014年发文量一路下降（其间2016年发文量小幅回升未体现在增长率曲线上，考虑是“十三五”规划的政策引导与带动作用）；直到2019年，数字出版产值增长率再次回升，反映在下一年度的研究热度上，就是2020年发文量又开始回升。^[6]

对CSSCI期刊上发表数字出版相关文献的单位进行统计，得到该领域近十年发文量排名前十的单位（如图2所示），可知：①发文量排名前三的单位分别是北京印刷学院、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和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其中北京印刷学院发文量多达50篇；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发文量紧随其后（41篇）；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发文量则与前两者拉开了一定差距（20篇）；其他单位的发文量则大概都在10篇左右。②在发文量排名前十的单位中，虽然既有学术研究机构（北京印刷学院等），也有出版机构（地质出版社），但前者占比远远高于后者（9∶1）。

这是因为：①北京印刷学院、武汉大学与南京大学的信息管理学院都是实力较强的学术研究机构，其中北京印刷学院是我国出版传媒专业院校，早在2008年就与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共建“中国数字出版人才培养基地”，还有专门的数字出版与传媒研究院；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也于2010年成立了数字出版研究所，长期承担国家、地方数字出版产业的科研与顾问工作；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则在2013年与江苏亚东建设发展集团、南京大学出版社等合作成立了出版研究院，全面推进出版学研究。②目前的数字出版研究大多还是依托科研院所与高校的专业资源，这样还可以整合其学科综合优势与高素质的教学、科研队伍，因而科研院所与高校仍是研究的主要阵地。

再对近十年发表数字出版相关文献的CSSCI期刊进行统计，得到该领域近十年发文量在5篇以上的8种CSSCI期刊（如图3所示），这8种期刊均属编辑出版类，而且基本都设有数字出版相关栏目，其中排名前三的《出版发行研究》《科技与出版》和《中国出版》分别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清华大学出版社和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主办，分别代表了国家级新闻出版专业研究机构、顶级学术出版机构和国家新闻出版机构转型之龙头企业，可见其在数字出版研究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

针对前述655篇文献2 546个关键词的共词频次进行统计，然后提取出共词频数排名前10的词组（共1 191组）作为关键词高频词组，如表2所示。

进一步将655篇文献的关键词共词矩阵导入Ucinet软件，使用Netdraw软件对其进行可视化处理，并且将关键词共词频次的筛选标准设定为2次以上（即最少3次），在得到的可视化图片中，根据点度中心性分析，得到了点度中心性最高的3个派系，分别是“数字出版—产业价值链—盈利模式”派系（点度中心性为20+3+25=48）、“传统出版—数字化转型—数字出版”派系（点度中心性为21+3+16=40），与“数字出版—大数据—知识服务”派系（点度中心性为13+3+5=21）。

本研究综合上文的关键词“共词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结果，提出5个研究热点，以下进行深入的阐述与分析。

由表2可知，“盈利模式—数字出版”和“产业价值链—数字出版”分别是排名第1和第4的关键词高频词组；派系分析图谱又清晰显示“盈利模式”“数字出版”和“产业价值链”三个关键词共同组成了一个派系。这反映出数字出版的盈利模式成为该领域最受关注的热点议题之一。

何以如此？21世纪以来数字出版成为出版产业的热点，吸引了国家、出版社、新媒体等机构纷纷投入，但经过一阶段的探索，数字出版的发展一度走入了死胡同：主要就是数字出版的盈利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一方面，传统上以B2B（主要是传统出版社作为内容提供方与数字出版技术提供商合作）等为核心的盈利模式走到极限，再难创造可观的收益；另一方面，新盈利模式的探索尚未完成，导致不仅前期的大量投入没有收回，新创造的收益也远远达不到预期，人们发展数字出版的热情走低。^[7]于是，探索能够盈利的新商业模式就成为数字出版求发展的重要关切所在。而盈利模式不是一个单独的问题，它关系到对整个数字出版产业价值链的构建，需要以积极态度去拥抱新技术、适应新形势，过去十年间数字化阅读终端的改进与普及、非线性的数字出版流程^[8]，以及近年来出现的大数据、区块链、AR、知识付费等新技术、新风潮，要求数字出版在每一阶段都能建立起适应当下形势的盈利模式与产业价值链。^[9]

从表2还可看出，“数字化转型—数字出版”和“传统出版—数字出版”分别是排名第5和第6的高频关键词组；而且“传统出版”“数字出版”和“数字化转型”三个关键词也共同结成了一个派系。这反映出，不断促进出版的数字化转型是近十年我国数字出版发展的重要任务，其中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的转型受到格外的关注。

何以如此？在过去十年中，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移动阅读终端等的迅速发展，数字出版成为国家、出版业界、学术界等各层面的关注热点，整个社会都在大力推动数字出版的发展，再加上近十年来，随着“融合发展”、“互联网+”“知识付费”等成为潮流，正好为其依托自身已有的内容、平台等优势深化转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10]而在这场整体深化的转型潮流中，大学出版社、专业出版社、学术期刊、科技期刊等传统出版模块之所以引起特殊关注，因其一方面具有开展数字出版的独特优势，即专业而优质的内容资源、相对集中的目标读者，其数字出版也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另一方面，与那些数字化起步较早的大型出版社相比，其整体数字化水平还有待提升，表现为积累少、底子薄，出版形式单一，尚未构建起成熟的运作模式等。^[11]

在表2中，“大数据—数字出版”是排名第7的高频关键词组；而且派系分析图中，“大数据”、“数字出版”和“知识服务”三个关键词相互联结成了一个派系。这反映出，近十年我国数字出版领域对大数据技术及其相关应用高度关注；三者之间的派系关联，则进一步反映出大数据技术与方法已经被用来为广大用户提供个性化、多元化的知识服务，进而成为数字出版新的增长点。

何以如此？随着科技发展与时代进步，我们进入了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付费的浪潮也随之而来。^[12]而长期以来，出版一直扮演着为读者提供知识服务的重要角色，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则为数字出版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不仅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进一步促进出版的数字化转型，例如为选题策划提供参考、优化出版流程等；^[13]还可以借助大数据技术更好地提供知识服务，例如亚马孙（Amazon）旗下的Kindle电子书阅读器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原有的个性化书籍推荐策略进行了优化，爱思唯尔（Elsevier）则在其引文数据库与科研绩效评价工具的基础上，利用大数据技术瞬间分析巨量论文与引用数据并得出可视化结果。^[14]

从表2可以看出，“版权保护—数字出版”是排名第2的高频词组，可见过去十年间，版权保护问题一直是我国数字出版发展进程中至关重要的问题。

何以如此？与传统出版一样，数字出版的核心价值仍然在于内容，因此，处理好内容的归属是数字出版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而在近十年推进数字化转型与融合发展的过程中，版权保护不到位一直是阻碍我国数字出版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例如2011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小说《古炉》的电子版权归属引发争议，就集中反映了这一问题。^[15]事实上，出版转型不仅是纸质印刷转向数字网络出版这样一个发布与传播模式转型的问题，还必然涉及版权模式的转型。随着出版转型不断深化，所有出版人都必须不断更新版权意识，否则将局限自身的发展。

在表2中，“人才培养—数字出版”“编辑—数字出版”分别是排名第3和第9的高频关键词组，可见数字出版人才尤其是数字出版编辑的培养也是近十年我国数字出版发展进程中密切关注的议题。

何以如此？据前文分析已知，推进出版的转型升级与融合发展是近十年我国出版业的主要任务，然而出版转型的同时也要求人才转型，况且对于任何行业而言，人才都是发展的第一资源与决定性因素。过去十年随着转型的不断深化，已经暴露出我国数字出版人才队伍水平参差不齐、迫切需要创新型、复合型人才的现实，迫使人们日益认识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事实上，编辑工作是数字出版的基础，编辑人员是数字出版的生力军，传统出版的数字转型是否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编辑的数字转型。也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下，“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强数字出版人才队伍建设”的任务。^[16]探究合理的数字出版人才培养模式，乃成为近十年数字出版的重要研究热点之一。

经过对2011—2020年数字出版研究热点的阐释与分析，我国数字出版在过去十年间的发展任务、发展目标、发展的突出特点及一些方兴未艾的热点，都更为清晰地呈现出来，据此可预见其在未来一段时期的若干发展重点、趋势及发展进程中需要格外注重的事项，对我国数字出版的发展做出合理展望。

由过去十年的发展经验可知，虽然数字出版能够凭借广阔的发展前景吸引社会各界对其大力投入，但归根结底，数字出版的盈利才是其自身造血的关键，决定了它能否长期葆有强劲的发展动力；而且对于前期的大量投入，人们也会越来越关注其随时间推移产生的效益与回报，这也使得数字出版的盈利直接关系着人们在更长远时间范围内愿意投入的资源。因此可以预见，数字出版要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势必仍然要将以盈利为核心关切的产业价值链构建作为重中之重，并且要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调试和优化产业价值链，尤其是要抓住互联网大发展（用户规模扩展、黏性提升，社群形成并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社交）与知识付费带来的内容创业风潮，探索多元而高效的数字出版盈利模式，为数字出版的发展提供源头活水。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虽然我国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一些大出版社的数字出版业务已经做得风生水起，人们的目光也开始延伸到学术出版社、专业出版社、学术期刊、科技期刊这些独具优势但数字化水平有待提升的“第二梯队”。然而，依目前的发展来看，“第二梯队”的数字化转型仍然存在出版形式单一、平台局限、尚未构建起成熟运作模式、发展不均衡等明显问题，需要我们今后继续不懈努力；更多中小型出版社的数字化转型更是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存在数字出版人才短缺，产品形态单一、与市场需求之间差距较大，数字出版收入较低等诸多问题。况且，即便是那些相对而言走在前列的大型出版单位，与数字出版更为发达的国家相比也还有不少需要学习、借鉴的地方。总之，抓住方兴未艾的“互联网+”“知识付费”“融合发展”等机遇继续深化转型，推进数字出版的全面升级，仍然是我国数字出版的重要任务。

数字出版是以网络信息革命为机遇兴起的，回顾其过去十年的发展历程也始终与网络信息技术的进步息息相关。简而言之，网络信息技术的迭代升级一方面能够为数字出版提供巨大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能否跟上网络信息技术更新的步伐，也是数字出版保持生机所必须面临的挑战。因此，依托高新技术、顺应互联网风潮、不断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就成为数字出版与生俱来的发展宿命。现今5G商用进程正在推进，对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VR、AR、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开发应用还有很大空间，这些技术在数字出版领域的应用落地必将为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广阔的前景。此外，更多的新技术随时可能被开发出来，互联网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也在继续深入，数字出版要在目前的技术基础与发展模式上寻求新机，就必须密切关注最新的信息技术和互联网风潮。

人是一切资源的生力军，也是调度一切资源的主体，人才培养是推进我国出版转型任务的根本决定因素。虽然在过去十年中，数字出版人才的培养已经成为关注的热点，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国数字出版发展的历史并不长，其人才队伍建设必然在较长一段时期都亟待加强。另外，随着出版转型的不断推进，也要求人们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版权保护模式。例如随着数字出版与国际的接轨，要求我们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数字版权规则，网络信息技术的迭代升级也必将带来数字版权管理平台、技术与模式的转型等。^[17]总之，数字出版从业者要始终保持敏感的数字版权意识，不仅积极寻求相关政策法律的支持，也要主动出击，积极延揽优质作者与内容的数字版权。

我国数字出版未来的发展，不论是探索更优的盈利模式、构建新的产业价值链，还是继续推进出版的转型升级，抑或将前瞻性的网络信息科技应用于数字出版领域、在新的互联网风潮中发现新机遇，以及新型数字出版人才的培养、数字版权模式的转变，这些无一不需要创新思维的贯彻与整合。而参考国际数字出版的发展路径，其从一开始主要关注互联网电子商务模式，然后逐渐将关注重心转向技术创新，最后则通过开放式的创新整合服务建立起成功的盈利模式^[18]，可见随着数字出版发展进程的推进，会越来越需要人们打开思路、发挥创新的开拓与整合作用。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要更加主动地向创新寻求驱动，不仅要发挥技术创新的引擎带动作用，还要注重体制创新的保障作用^[19]，双管齐下地促进数字出版向前迈进。

本研究以2011—2020年间CSSCI来源期刊收录的数字出版相关文献为数据源，利用关键词共词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法进行，指出近十年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存在以下5个热点：①以盈利为中心的产业价值链是核心关切；②全面深化的数字化转型是主要任务；③借助大数据开展知识服务是新的增长点；④数字版权保护仍然至关重要；⑤培养新型数字出版人才是当务之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4点展望：①不断优化以盈利为核心的产业链，为数字出版提供强劲动力；②继续深化数字转型，推进我国数字出版的全面升级；③密切关注信息技术与互联网风潮，为数字出版创造新机遇；④始终重视人才培养与版权保护，为数字出版提供基础保障。希望通过以上研究，能为“十四五”时期的数字出版发展指明方向，有效推动我国从出版大国转为出版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