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言：“印刷术的爆炸延伸了人的头脑和声音，在世界规模上重新构造人的对话，这就构成了连接各个世纪的桥梁。”^[1]媒介作为人类身体的延伸，每一种新技术和新媒介的出现，势必会对原先的文化边界和生产方式带来深刻的变革，这一规律既适用于古腾堡的印刷时代，也同样适用于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层出不穷的智媒社会。无论是在文明未开化的中世纪欧洲，还是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智媒社会，古腾堡的革新精神始终是人类需要的。具体而言，古腾堡精神指的是在技术变革型社会中，利用既定的技术条件不断改良、创新文化生产工具，为整个社会文化与知识生产带来一系列的破坏式创新，从而实现整个社会文化范式转移与知识跃迁的革新精神。回顾梳理500多年前古腾堡发明的西方活字印刷术产生的深远变革，将有助于人们以史为鉴，反思当下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对在新一轮技术革命背景下如何实现产业转型和迭代升级、如何构建富有创新力的文化生态极为重要。

古腾堡精神起源于人类社会对技术生产工具的探索与实践。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历史，技术的进步势必会极大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从而提升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带来社会结构的变革。尤其在当今智能技术日臻成熟的社会中，技术与文化社会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技术如何在破坏性创新中不断重塑文明价值体系？这需要以古腾堡革新精神为历史参照，从文化范式与传播技术两个维度来阐述人类精神文明的起源，反思对现代社会的指导意义。

古腾堡精神核心在于：不仅在技术层面突破了既有的印刷工艺，更重要的是为知识的广泛传播与教育普及创造了有利条件，直接驱动了整个人类文化范式的迁移。“范式”这一概念最早由托马斯·库恩于1968年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范式”代表的是一种理论体系，由理念、价值、假设、方法等不同部分构成。“在科学实际行动中某些组织被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仪器设备统统在内的范例——为某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2]早在古腾堡机器印刷技术诞生之前，以神学为精神主导的中世纪欧洲在文字传播上大多采用的是粗陋的雕版印刷和工艺笨拙的木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阅读的文字想象力和理解力。直到1450年前后，金银匠出身的古腾堡对印刷流程的重要环节进行技术创新，不仅以点带面地影响了中世纪欧洲的整个文化出版业态，也为人类由“物质轴心”时代步入“精神轴心”时代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于1949年在其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首次提出“轴心时代”的概念。“轴心时代是全球化和网络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交流、比较和达成共识的需求作用的结果，还是从复杂化到简单化在新的空间中的对立与统一。”^[3]值得反思的是，卡尔·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局限性在于只突出反映了物质文明主宰的轴心时代，而真正使人类走向精神轴心时代的动因并未谈及。实际上，古腾堡机器印刷技术的普及使得受众的信息交流更加趋于成熟和理性，对真理和科学的求知欲也更加强烈；再加上之后人类理性的大觉醒与科学的重大突破，使欧洲挣脱了宗教神学的禁锢，在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影响下，才真正步入了精神轴心时代。

技术的跃迁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建立在前人不断积累、探索、试错、优化、创新的基础之上。古腾堡精神的独特之处在于尝试将各种印刷理念、流程与技术系统地糅合在一起，从而使印刷业完成了“商业化、世俗化、民间化并转型为一种非人工的、‘由机器带来的产业’”^[4]的历史性转变，机器文明逐渐取代手工文明，印刷资本主义方兴未艾，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地理格局也悄然改变。在技术逻辑框架下，古腾堡的革新精神逐渐由工具层面、实践层面延伸到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层面，直接带来了社会机体的“集体大手术”。

技术跃迁的驱动因素是复杂而多样的。首先，技术创新的初始动因一般离不开如何更好地满足人类的需求——更好地克服生产和生活中的时间和空间限制——这一问题。真正的限制并非我们个人大脑的容量，而来自我们一直用来超越我们大脑局限的媒介。^[5]印刷术的出现改变了知识获取与传授的场地，不再受限于地点和时间，以承载知识和文化为主的大众书籍的出现，延伸了大众的记忆力与承载力。其次，技术的开发重塑了社会秩序与文化体系，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又影响着技术的改良与创造。古腾堡的机器印刷术使得工商业贸易范围不断扩大，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才激增，以商业贸易为中心的新型城市开始出现，印刷工厂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书籍的印刷与生产逐步专业化并以产业的形式出现。

20世纪30年代，刘易斯·芒福德将机器体系和机器文明划分为“互相重叠和渗透”的三个阶段，即始生代技术时期、古生代技术时期和新生代技术时期。他从能源和原材料的维度划分了对应不同历史分期的技术体系，依次分别对应的是“水力—木材”技术体系、“煤炭—钢铁”技术体系、“电力—合金”技术体系。从人类生产实践的角度来看，刘易斯·芒福德的分类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仍未涵盖人类文明发展的全部，尤其是对计算机诞生后引发的信息革命与今后的智能技术革命没有提及。现阶段，以计算机为核心的数字化体系日臻成熟，智能文明崭露头角，与新生代技术彼此依存、相互融合，但要实现从机器文明到智慧文明的跨越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未来对智能技术的不断优化与创新，智能文明终将塑造出全新的社会生产实践方式，帮助人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自由与全面发展。

在智媒时代，古腾堡精神正在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唯技术主义”“唯数字化”困境：互联网技术是否会对人类的智能和文化生产造成负面影响？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种负面的影响会导致哪些后果？这是智媒时代许多学者特有的人文忧思和存在焦虑，而且类似的焦虑总是出现在文化的转型时期。当互联网文化浪潮袭来，人们不得不担忧起碎片化阅读对文化的消解以及对人的“弱智化影响”。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之间的角力正在上演，究竟是我们主导科技，还是科技主宰我们？至今尚未形成定论。技术的发展使人类从繁杂冗余的社会劳动中解脱出来，但也在信息爆炸的社会氛围中造就了浅薄的乐观主义，陷入“娱乐至死”的消费社会，古腾堡革新精神也难逃“成功悖论”，虚无主义、信息焦虑、无隐私社会等，成为这个时代最司空见惯的文化痛点。

古腾堡革新精神带来的技术加速已经超越了原子世界的文化控制范畴，将原子世界“比特化”，即越来越多的数字虚拟产品与人类生活紧密结合，这种颠覆性的改变直接引发了公众对文化是否会向技术“投降”的担忧。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当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万物互联的智媒时代，技术对文化的侵袭范围进一步扩大，甚至会造成技术垄断的局面。在涉及信息大爆炸时代文化日渐式微这一问题时，美国传播学者尼尔·波斯曼清楚地认识到，一旦进入技术垄断文化阶段，技术将不再受文化的束缚，反过来，由于技术发展产生的大量信息垃圾会混淆人们的视听，使人们逐渐丧失判断力，人类只有服从于技能和技术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人类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比机器更低。这也是尼尔·波斯曼的忧虑所在，即当文化向技术缴械投降，当信息的失控使现实社会更加难以捉摸，人类很可能会沦为信息技术的奴隶，最终被杂乱无章的信息海洋吞噬。

在古腾堡革新精神影响下，技术的不均衡发展以及文化建设的区域性差异是否会导致“知识沟”不断变宽，从而对智媒社会中的个体自由全面发展产生不可逆影响，已成为新的历史性问题。一般而言，任何系统结构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出现无序现象，并随着时间推移呈递增趋势，在智媒时代亦是如此。信息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如果长期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中，就会造成文化的极化，一方面是由信息不均衡对称造成的“数字鸿沟”不断扩大，部分欠发达地区的人们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另一方面则是由技术发展引发的“时空压缩”，导致文化的话语场和认知场发生巨大变化。1989年，美国学者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提出了“时空压缩”的概念。正是这种时间—空间维度势不可挡的变化造成了一个在文化特征上的“拼贴社会”。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上看，“时空压缩”现象的出现是历史必然，时间与空间作为有限的社会力量资源，需要在动态的社会中实现优化配置。但在合理使用时应警惕文化语境是否会被改写，是否会与文化内在旨趣相悖。现代社会文化中的“时空压缩”，主要表现在时间线性链条的断裂和文化价值判断力的消解。例如，大众对生产快餐文化的偏好和文化内容企业对流量的过度追逐，舍弃文化价值而追逐经济价值，虽然短期内能带来可观收益，但舍本逐末，必然会陷入文化生产的恶性循环。

正如法国出版史学家罗杰·夏蒂埃所言，我们今天的这场革命，无疑要比古腾堡革命彻底得多。但就人工智能技术本身而言，从诞生到投入社会生活实践，面临着从技术到文化伦理的诸多挑战，完备的智能技术体系尚未建立，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古腾堡精神重塑的重点在于如何在未来的智能社会中平衡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而真正服务于人类的多元诉求。在知识网络化与商业化的智媒社会中，要有效突破技术带来的一系列文化价值悖论，应从如下三个向度对古腾堡精神进行重塑。

熊彼特最早在1912年提出了“破坏式创新”的概念，认为：“所谓创新就是把一种从未有过的有关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系统。”^[6]这种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恰恰是现代知识型企业迫切需要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智能技术无疑是颠覆性的。就价值体系而言，它打破了传统组织逻辑严谨、自上而下、由内而外的集中式管理模式，企业组织要想在这场变革中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打造一个扁平化、分散化、流动性、无边界的经营管理网络，重新规划组织发展顶层设计，重构新的文化价值网络，这就需要在古腾堡革新精神的基础上注入“破坏性”因子，建立一种新的文化生产函数，在流程再造中使组织实现从定量系统向变量系统的转化，从而在智能浪潮中求得数字化生存。

首要任务是不断找寻文化生产新函数。一是由内找寻，即始终保持开放式系统，将企业视为具有自然属性的生命机体，在动态调整中不断进化；将员工与用户视为文化价值创造的主力军，在相互磨合、相互协作中彼此成就，实现共赢。二是向外探索，既要融入网络社群，充分利用企业组织平台优势，不断聚合网络知识资源，为用户提供更多精准化、有价值的信息，也要在追求价值差异化的过程中发挥平台管理者的角色，合理筛选网络价值标签，避免信息资源浪费。

其次应重构新的文化价值网络。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在《创新者的窘境》一书中明确了“价值体系”的概念，即“公司识别用户的需要并做出反应，解决问题，获得输入，对竞争者做出反应并且努力创造利润的环境”。^[7]不同的企业文化价值体系决定着企业战略选择与决策方向，直接影响了组织的存续；与此同时，现代企业组织中也存在着价值悖论，企业文化、愿景、使命、战略规划等在促成企业走向成功的同时，文化自身的惰性也容易使企业无力应对市场中的破坏性变化。这就需要进行常态化的悖论管理，通过互联网共享信息与智能化决策系统进行科学评估，以价值创造为衡量指标，以价值实现为立足点，不断优化重组企业价值因子，打破企业文化窘境，维持组织内部的动态平衡。

英国社会学家约翰·B.汤普森在其著作《文化商人》中，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商业和出版业面临的诸多挑战，在着重描述出版运作流程的同时还深度剖析了出版商等角色的转变。在谈及数字革命对今日出版业带来的冲击和重塑时，他认为，这是一场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的“隐藏的革命”。它对内容出版行业的影响方式主要有四种：运作系统、内容管理和数字工作流、销售和市场、内容传递。^[8]这场在其他文化创意产业内引起的变革使得从业者焦灼不安，电子图书销量的剧增、网络文学产业的繁荣、实体书店的举步维艰等，都迫使所有行业内的参与者重新考虑自身的定位。

要塑造智媒时代中新的文化商人，就必须以古腾堡革新精神为价值坐标，重新定义自身的使命、角色和身份，打破惯性思维，以更为开放、多元的视角在有限的生存空间中管理好现代社会的文化语境，努力与消费者建立创造性接口，利用智能化分析技术快速感知消费者的需求或者创造需求，弄清楚文化企业自身的价值增长点。就图书而言，从古腾堡时代一路走来，它一直是广受优待的交流方式，能够帮助人们对世界进行深入的思考，或是对自己的行为方式提出疑问。图书已经被证明是充满张力的文化形式，因此短期不会被数字化作品取代，但作为文化的载体，如何在生产和传递文化知识中适应新型象征性的信息社会仍有待考究。

古腾堡精神重塑需要建立一个全新的文化范式，而智媒时代的文化“理想国”是一个生态系统，良好的文化共同体拥有强大的组织张力，能够赋予个人更多的机遇和创造力。一个健全的智能社会应是“用更加丰富的人性来让机器获得与人之为人更加一致的发展，把技术作为文化的一部分”^[9]。在具体文化实践上，要创设一个系统性的文化“理想国”，就需要站在不同历史阶段，利用全球化视野来审视文化范式的创新与发展，实现智能文明社会中的文化控制与治理。在刘易斯·芒福德机器体系理论的基础上，又创设了新的“智能时代”维度，分别从价值观、技术体系、内容生产机制、主要媒介形态、主要传播方式、传播的政治七个方面来描绘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范式。

古腾堡的革新精神给了智媒时代的我们新的启示，那就是成为一个智慧的人，不仅能够利用智慧和经验创造工具，还要在功用和伦理上用好工具。这需要有信心，也更需要有高于一切工具本身的人的智慧。这是智媒时代古腾堡精神的新启蒙，它的核心是人类把自己当作工具的主人，保有独立自主的思维认知，这正是与技术工具的本质区别，也是未来面对更多不确定性时的重要底线。

总体而言，从古腾堡时期一路走来，在其技术革新精神的影响下，文化业态始终在破坏式创新中不断重塑与再重塑。在人类逐渐迈入智媒社会的新时代，技术与文化也正在实现由原子世界到比特世界的进化，这就需要人们在秉承古腾堡革新精神基础上，富有更多的人文关怀，紧紧把握时代机遇与现实使命，创建更具生命活力的智能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