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大学出版社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并为中国大学建设和出版行业发展做出了应有贡献。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大学出版社建设依然面临着体制机制不完善，品牌建设不充分，低水平、同质化竞争，以及数字转型难等现实问题。随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出版强国建设等战略的实施，以及数字化浪潮冲击下媒体融合的加快发展，中国大学出版社建设面临着新的机遇和使命。如何抓住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时代契机，充分利用出版强国战略和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红利，适应数字化和融媒体时代的机遇和挑战，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是理论和实践工作者都应深入思考和长远谋划的问题。

继国务院出台《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等文件后，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由此可见，“双一流”建设工程是新时代我国推动高等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托。“双一流”建设工程明确将一流师资、一流人才、一流学科等发展目标统筹纳入任务体系中，大学出版社在“双一流”建设工程中，既需要提供高水平、高质量的服务，反之，工程本身也为我国大学出版社的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根基。首先，国家出台多项政策文件，在大学的科研平台建设、学科体系发展等方面予以大力支持，大大促进了大学科研能力的提升和科研成果的增加，这为大学出版社的学术出版提供了源头活水；其次，多所大学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大规模引进学科前沿的专家学者，力图打造“人才高峰”与“学科高峰”，如此一来，根植于大学的大学出版社便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汇聚专家学者资源。因此，“双一流”建设之东风必将推动我国大学出版社朝着“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的方向大步迈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四个自信”，并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坚持文化自信，既体现在对于传统优秀文化的坚守，又要求与时俱进地推动文化强国建设，因此，作为我国文化建设版图的重要组成，出版强国战略的实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打造出版强国，既表明出版行业具备巨大的发展潜力与竞争优势，同时也彰显了出版行业在我国文化产业中的主力军地位，蕴含着国家对出版行业发展的愿景与期许。而大学出版社作为我国学术出版的“领头羊”，是我国出版行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员，更是我国建设出版强国过程中无可替代的支撑力量。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将文化建设放在“十四五”时期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这更加需要大学出版社明确自身在国家文化工作中的重要位置，担当起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责任与使命，推动我国从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迈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产业发展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并且其中多项政策对于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在出版的“上游”环节，国家通过政策规划（如“十二五”“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扶持（如丝路书香出版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资金拨款（如国家出版基金、中央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等基金拨款）等方式为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其次，在出版的“中游环节”，国家为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通过税费减免等形式帮助大学出版社解决自身发展需要，例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2021年3月明确提出要继续实施宣传文化增值税优惠政策。而在出版的“下游环节”，国家颁布了一系列公共服务政策，为大学出版社营造了良好的阅读氛围与发展空间，如2014年以来，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倡导“全民阅读”等。近年来，国家不断完善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这些政策的出台为教育出版、专业出版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大学出版机构相比于其他出版机构，具备根植高校科研平台等先天禀赋和更权威的品牌优势，能够从这些政策中享受到更多的发展红利。

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文化产业升级与科技成果应用的结合更加紧密，融媒体时代的到来为出版业的建设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当前，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化建设已经延展到出版业的发展过程中，并为出版社的产品形式创新、服务模式优化、传播途径拓展提供了技术支撑。大学出版社作为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能够深切感知到数字化浪潮的“来势汹汹”，也真实获得了来自数字化建设的技术赋能。首先，从出版流程管理来看，数字系统的引进与应用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帮助大学出版社实施更加科学的精细化管理；其次，从图书印刷工艺来看，新型数字印刷技术不仅能够节约印刷时间，更大大降低了印刷成本；另外，从产品传播形式来看，新媒体技术与平台成为出版物传播、营销的新渠道，推动着大学出版社转变营销理念。因此，大学出版社应走在前沿，引入数字技术，推动“内容资源+管理模式+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从而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趋势。

2007年，大学出版社在教育部、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指导下开始转企改制的探索，并逐步在市场中确立起企业经营的合法性身份。一直以来，政府部门、社会各界都希望大学出版社“做到学术和市场同行，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1]，但随着行业竞争愈演愈烈、企业生存压力不断增加，大学出版社的学术性与商业性失衡问题日益显著，不少大学出版社只顾追求经济利益而背离了学术使命，致使出版物的质量与口碑跌入低谷。这一现象的产生是多种原因共同造成的结果，如来源于高校等部门的经济考核压力、学术市场缺乏规范、大学出版社自身定位不清等。2015年，教育部、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教育部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出版工作的意见》中强调，高校出版社应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因此，大学出版社应明确自身定位，坚守出版使命，处理好学术性和商业性的关系。

尽管大学出版社通过转企改制实现了“身份”的转变，为自身发展注入了市场活力，但其自身管理体制中的深层“痼疾”仍未得到有效解决，这也成了大学出版社发展道路上的一座大山。首先，从企业组织架构来看，很多大学出版社在完成转制后仿照现代企业组织形式，在原有的框架中增设董事会等机构，但是由于归属不清、权责不清等问题，致使新型企业架构未能与出版运营流程、战略发展方向实现自洽；其次，从管理体制机制来看，大学出版社缺乏有效的人才管理机制和激励机制，导致“留不住人才”等问题常常发生，难以维系自身的人才队伍建设。另外，大学出版社与母体大学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仍然难以厘清，常常处于“多头管理”的局面，不利于充分激发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活力。由此可见，大学出版社管理体制问题引发的权责脱节、效率不高等一系列问题，严重阻碍了大学出版社的发展与扩张。

“同质化”与“内卷化”是当前我国大学出版社所处的激烈竞争环境的真实写照。由于我国大学出版社长期处于各自为营的行业格局中，彼此之间缺乏信息共享与合作交流，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致使学术著作出版、重大出版项目、数字资源建设、平台建设等方面产生了严重的同质化问题”^[2]，这一问题严重阻碍出版行业的创新发展。并且，随着出版社数量的增长、行业竞争的加剧，不少大学出版社为了增加自身曝光度，完成业绩考核指标，不惜降低学术著作出版的门槛，为一些低水平著作“开后门”，使得很多选题老套、理念陈旧、粗制滥造的作品充斥市场。这些出版社的做法既不利于自身的长远发展，又严重违背了学术规范，扰乱了学术环境。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必须依托于世界一流大学，牛津、剑桥、哈佛、普林斯顿等大学的出版社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关键就在于其母体大学的高度重视与鼎力支持。首先，这些大学的领导层将下属的出版社视为大学的重要组成，并躬身于大学出版社建设的实践探索中，积极为大学出版社的发展谋篇布局。其次，通常而言，大学出版社天然需要承担起经济盈利的重任，但是很多国外的大学出版社不仅没有利润上缴的硬性指标，还得到了来源于母体大学的经济资助。以普林斯顿大学为例，普林斯顿大学设置专项基金用以支持出版社发掘和出版长期学术价值大于短期商业收益的作品。国外很多大学通过减轻出版社的经济负担，引导其将经营重心从“商业创收”转回“学术出版”，将出版高品质的出版物作为根本追求。不仅如此，国外的很多大学出版社与其母体大学形成了相扶相持的互动机制。一方面，大学出版社从母体大学所具备的师资力量、科研平台等条件中汲取养分，培育学术资源，为学术出版扎稳根基，比如，依托于全世界诞生最多诺贝尔奖得主的高等学府，剑桥大学出版社能够获取剑桥大学强大的学术资源；另一方面，大学出版社也通过出版和传播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从而提升大学的学术影响力，从而反哺于大学建设，如牛津大学既凭借强大的科研力量和丰实的作者资源成就了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同时也凭借牛津大学出版社的高质量出版物的出版与传播收获了更高的知名度，自身的学术影响力随之进一步扩大。

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在出版物的品质把控方面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并在发展过程中根据自身的特点，建立起符合自身需要的规范的审查流程与评审制度，以确保学术著作符合出版要求。以剑桥大学出版社为例，为了保障出版物的质量，剑桥大学出版社始终坚持“传播知识，发展教育，推进学术”的目标，并将这一目标贯彻于出版审核中。^[3]剑桥大学出版社在组织架构上聘请了18位学界权威学者组成学术理事会，专职负责出版物的选题论证与书稿评议；在评审过程中实施匿名评审的形式，确保评审过程的公平公正。再如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评审小组的组长直接由校长担任，组员由5名编辑理事会成员担任，直接对出版物的质量进行把关，严格监控出版流程的各个环节，以确保出版物符合出版要求。与剑桥、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设置专门的职能部门的做法不同，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则将管理重心放在出版流程上，设置“专家学者—编委会—出版社理事会”的三轮评估环节以确保出版物的质量达标。不单是剑桥、普林斯顿、芝加哥这三所大学的出版社，牛津、哈佛等大学的出版社均置了严格的评审制度和审核流程，以实现对出版物品质的源头管控。由此可见，高度重视出版物质量、严格把关出版环节，正是这些大学出版社打造出享誉世界的知名学术品牌、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的重要保障和必备条件。

国外很多大学出版社在建设过程中非常重视内部管理制度的创新，强调业务流程的优化。如牛津大学出版社创设了“两个委员会”模式，即“代表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的职能分工、各司其职模式。代表委员会各委员由牛津大学不同学科的权威专家组成，主要负责内容审核和品质把控；监督委员会则由牛津大学的校长领导，由牛津大学的教职工担任委员会成员，主要负责出版社整体规划与流程监管；二者协调配合共同构建了一套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质量管理体系。再如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集约化管理模式，其推行“少而精干”的理念，并将这一理念应用在人力资源管理等过程中。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职工数量很少，其中多数是从事技术开发、业务联系领域的职员，少数职员从事专业的编辑工作，而具体的文字编辑工作常常外包给社外人员或兼职编辑，既减轻了出版社的人力成本，又优化了资源，依靠集约化经营，大大提高了出版效率。^[4]

伴随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范围的“数字革命”正在冲击着传统的出版行业，以数字出版为代表的出版模式正在持续开展。在对待数字化建设和转型方面，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均保持着开放的态度，并且积极融合媒体技术，紧跟时代潮流趋势。牛津大学出版社作为推行数字化转型的先行者之一，首先整合自身的学术资源优势以建立牛津学术在线、牛津辞典在线、牛津文献在线等数字化资源库；其次，牛津大学出版社不仅在自有的官方网站建立购书平台，提供网络购书服务，也积极与亚马孙等平台进行合作。另外，牛津大学出版社也积极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图书营销，既方便读者了解出版图书等产品的相关信息，又提升了图书销量。而同样作为数字出版先行者之一的剑桥大学出版社，则通过与微软、谷歌等企业达成电子书项目的战略合作，把出版书籍、校内图书馆藏书扫描成电子书，并以新兴的网络平台为渠道开展网络营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新时代，大学出版社应扎根大学沃土，服务“双一流”建设，肩负起出版强国建设的历史使命，用好国家的政策工具，推动我国文化建设迈上新的台阶。首先，一方面大学出版社要抓住“双一流”建设的发展契机，充分发挥大学的平台优势，整合科研成果和出版资源，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大学出版社要服务于“双一流”建设过程，成为推动高校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引擎。其次，新时代赋予了大学出版社新的使命，大学出版社站在新的历史高度，要坚决贯彻党的方针，紧紧围绕中心，自觉服务大局，坚持正确的出版方向；要时刻心系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聚焦时代发展的潮流与趋势，助推出版强国战略的实施。与此同时，大学出版社应准确把握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和着力点，认真学习国家的各项政策文件，将国家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红利转化为自身发展的强劲动力。

“学术是文化的精髓，学术著作出版是一个国家学术水平和学术成就的集中反映，也是文化繁荣发展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5]大学出版社作为我国学术出版的“领头羊”，应将经营重心放在学术出版，不断提升自身学术出版的核心竞争力，努力打造一流的学术品牌。首先，大学出版社应认清自身的战略定位——是为大学教学科研服务的出版机构，而不是只为盈利的“钱袋子”部门，并将注意力聚焦于学术著作出版、教材出版等核心业务。其次，大学出版社应转变发展理念，从“多数量”向“高品质”转变，不懈深耕学术出版，努力出版高水平、高质量的出版物，杜绝学术市场的不良风气，推动学术市场繁荣。另外，大学出版社应树立品牌意识，通过建立严格的审核机制等一些措施强化对于出版物质量的监督管控，从而打造具有高知名度、强影响力的学术品牌。

“十四五”时期，不仅出版产业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大学出版社也进入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时期，这需要大学出版社进一步改革自身的管理体制，解决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制度弊病。通过学习国外一流大学出版社的先进经验可以得出，大学出版社应在发展过程中创设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管理体系。因此，我国大学出版社也应进一步开展管理制度改革，引进国外大学出版社先进的管理理念，并根据自身的战略定位、业务流程特点，构建出权责明晰、运营规范的管理模式，从而充分激发人才、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的活力。大学出版社应明确各部门、各机构的职能分工和权责归属，建立部门间沟通协作的长效机制，从而提升出版社的运营管理水平。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出版社的发展离不开人才梯队建设。为了进一步提升出版物的品质，大学出版社必须着力培育复合型人才，打造一支具备综合素养的人才队伍。首先，大学出版社需要深入思考“建立一支什么样的人才队伍”的问题。作为学术出版的主阵地，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物以学术水准高、选题专业性强的著作为主，这要求编辑具备较高的学术素养，能够精准辨识书稿中的专业性问题，从而避免出现专业性纰漏；但是随着出版社规模的扩张、业务范围的扩大，单一学术型人员并不能支撑大学出版社的发展需要，而兼具学术素养、办公技能、管理技能等多项职业素养的综合型、复合型人才则是当前大学出版社发展的刚需。其次，大学出版社还需要回答“如何建立并维系人才队伍”的问题。大学出版社应“知人善用”，建立公平透明的人才招聘和人才晋升的体制机制，持续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同时，大学出版社应坚持引进、使用与培养并重，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帮助职工提升职业能力并制定长远的职业规划。除此之外，如何留住人才，克服人才流失问题，也是大学出版社亟待解决的重要难题，这需要大学出版社加快完善“物质+精神”并重的激励机制。一方面大学出版社应提升工资水平，完善奖金等福利制度，优化职工的薪资结构；另一方面，大学出版社应注重“精神奖励”，通过评奖评优等形式给予职工精神鼓舞，并且通过团建等活动来增加职工的集体意识。

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明确强调出版行业“要以先进技术引领驱动融合发展，用好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革命成果”。随着信息革命的不断推进，我国文化产业迎来了新兴的发展机遇，也给我国传统的出版行业提出了新的挑战。大学出版社应紧跟时代步伐，学习国外一流出版社的建设经验，推进数字化转型。首先，大学出版社可以通过借助母体大学力量或者与平台运营商达成合作的形式来建设自有的数字平台，为数字出版业务的开发打下基础；其次，充分挖掘自身的学术资源，结合数字技术，创新出版产品形态，如电子出版物、在线教育课程等；另外，在数字时代到来之前，大学出版社只是以教材、著作出版为单一职能的出版机构，而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大学出版社也应根据人们阅读习惯、消费诉求的转变而进行职能的转变，因此，大学出版社应更加关注读者的需求，根据读者的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数字服务。

党的十九大将文化建设摆在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使得出版业特别是大学出版价值凸显。新时代，我国大学出版社既迎来发展机遇，也面临着艰巨挑战，应积极学习国外大学出版社的先进经验，不断探索，朝着“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的方向大步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