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数字信息技术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2021年6月18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ISTIC）与威科集团（Wolters Kluwer）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期望共同推进医学学术出版领域的信息资源开发和应用的融合并进^[1]。学术出版领域朝着知识服务转型的全新产业生态正在形成，知识服务成为学术出版的目标和发展趋势。

我国针对学术出版知识服务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知识服务发展现状、问题及发展策略等方面进行阐述。有文献提出出版业从制造业转型为服务业、出版商从产品生产商转型为知识服务商和出版价值链重塑三条转型路径。^[2]部分文献则从理论、技术与实践角度对语义出版相关研究和应用进行综述，提出深化科学论文语义结构、功能研究与构建新型语义出版物模型两条发展路径。^[3]还有文献基于平台功能、内容建设、决策分析、出版流程和数据仓储开发等方面对国外学术出版集团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策略进行总结。^[4]总之，当前学界的研究视角集中于对某一环节或要素的分析，缺乏对不同主体及其联系的宏观考量和整体观照。此外，目前研究大多关注出版知识服务的发展和转型路径，而针对学术出版领域知识服务的研究较少。本文从中外对比视角出发，在综述和分析国内外学术出版相关政策和实践的基础上，立足我国学术出版知识服务发展现状，提出符合我国实际的学术出版知识服务发展策略，以期提升我国学术出版竞争实力。

“知识服务”始于20世纪90年代欧盟提出的知识密集型服务（knowledge 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简称KIBS）概念，指以技术密集、人才密集和知识密集为一体的高附加值的服务。^[5]该概念首次将知识型服务与一般的劳动密集型服务区分开。出版物的公共物品属性和出版行为的外部性共同决定了出版机构需要承担知识生产和传播的社会责任。^[6]从出版领域知识服务内涵的界定来看，有文献指出：“出版领域知识服务的本质在于特定知识应用场景中，知识产品所蕴含的知识内容从知识服务主体向知识服务客体传播。”^[7]还有文献从人的属性出发，认为“知识服务是源于人类智力的、面向用户的、以人的需要和满足为归宿的活动”^[8]。部分文献则从技术角度提出知识服务是“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出现的，是建立在数字与网络技术基础上的新兴服务形态”^[9]。概括我国出版领域知识服务的概念研究，总体包含以下要素：（1）内容资源的数字化和结构化加工；（2）面向用户提供针对性服务；（3）以数字信息技术为依托。学术出版是指对知识进行全方位加工、传输和增值的过程，其终极目标在于传播知识，满足社会各阶层的知识性需求^[10]，因此学术出版和知识服务的契合性较出版其他领域更甚。

从概念来看，一方面，学术出版知识服务包含出版领域知识服务的共性，另一方面，学术出版又因其独特的运作机制使知识服务发展呈现不同路径。因此，本文将“学术出版知识服务”这一概念界定为：“针对用户的学术性和知识性需求，借助数字信息技术实现知识内容的搜寻、组织、分析、重组，以融入具体知识使用场景，并最终实现知识增值和创新的服务。”首先，学术出版知识服务以用户的学术性和知识性需求为导向，专业性和垂直化程度更高。与数字出版其他领域相比，学术出版产品与服务提供商在内容体量储备上的要求更高，用户对内容的专业性依赖更大。其次，学术出版知识服务的发展高度依赖知识服务水平和数字信息技术的保障。学术出版产品与服务提供商的知识存量与用户的知识存量之间往往存在一定差距^[11]，需依靠专业的知识服务水平和知识处理技能保障和提高各方对于学术知识内容的产出、吸收和创新效率，不同要素之间的联动效应显得更为重要。

由此归纳，学术出版知识服务主要具有以下几点特征：一是社会性，学术出版知识服务与特定社会政治体制、经济环境、思想文化和技术水平紧密相关。作为一种知识文化服务形态，学术出版知识服务发展规律和内在运行机制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宏观引导和规范的影响。二是专业性，学科性质决定了学术出版知识服务内容垂直化程度和门槛较高，科研人员、学术出版商、学术服务商、科研资助机构、学术协会和学会等学术主体对内容的质量和专深性要求更甚，这也是其区别于出版领域其他知识服务形态的重要一点。三是整体性，学术出版知识服务涉及产品与服务提供商、产品与服务分销商、技术开发与平台提供商等主体的通力协作，不同要素之间的统筹协作和联动机制对于学术出版知识服务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政策支持是学术出版知识服务发展的重要保障，学术出版知识服务应用也反映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现状。因此，对比国内外学术出版知识服务政策和应用情况，有利于我国深入探索学术出版知识服务的多元生态和发展趋势。

国外学术出版知识服务发展起步较早，在政策、知识处理、服务优化和技术创新等方面率先展开学术出版知识服务尝试，可为我国参考借鉴。

为应对数字环境下学术交流加速、数据信息爆炸和用户需求多元化等新挑战，提升科研人员获取资源、管理数据的便利性，各国科研资助机构和国际组织要求科研人员在存储库中提供研究数据，提升数据共享能力。欧洲开放科学云（European Open Science Cloud，简称EOSC）通过协议和标准支持互操作性，OpenAIRE项目支持国际数据库之间的合作，为欧洲研究人员提供无缝访问研究数据和服务。欧盟“地平线2020计划（Horizon 2020）”敦促各会员国加快将“知识转化（knowledge transfer）”定为一项战略任务，以促进学术交流和知识传播，在保护知识产权前提下进行跨境合作和知识转让。国外科研资助机构和国际组织通过开放共享学术论文和研究数据，促进产业共融，在尊重知识产权的基础上，将内容的开放访问作为提升学术出版知识服务水平的重要前提，同时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为开放数据发展提供底层架构支持。

国外学术出版知识服务实践关注行业整体构建和联动机制，其发展呈现内容加工精细化、用户服务精准化和技术应用深层化的趋势。国际知名学术出版机构和语义出版平台凭借资源禀赋实现知识内容集成，以技术开发促进产品创新和服务改进，在内容集成和细化处理、前沿预测和精准服务、深度挖掘和技术创新等方面推动学术出版知识服务不断发展。

一是内容集成和细化处理。国际出版机构大多在资源获取和信息库容量方面享有巨大优势。2009年，爱思唯尔实行“Article of the Future”项目，计划借助Science Direct平台开展多学科领域的语义出版实践，从内容、呈现形式和上下文相关信息等角度着手实现传统学术文献服务的创新^[12]。在学术资源的开放获取和共享方面，施普林格于2014年推出了Springer Compact，允许科研机构以固定价格获取多数期刊上的订阅文章，进行无限制的OA出版^[13]。同时，国际学术出版机构在海量数据资源集成基础上致力实现知识的细化处理，将智能信息服务融入资源检索排列等过程^[14]。知识内容资源是学术出版机构进行知识服务实践的基础，数据库知识内容的集成整合为学术交流和资源互惠提供了便利，基于海量内容的深度加工和细化处理日益成为学术出版知识服务的重要发展趋势。

二是前沿预测和精准服务。通过研究前沿分析平台帮助科研人员了解领域趋势，是出版机构实现精准化知识服务的重要形式，国际学术出版机构在对学科热点进行充分挖掘的基础上开发学术前沿分析工具，构建开放交流平台，为其提供针对性的知识服务内容。爱思唯尔推出的SciVal研究前沿识别分析平台对Scopus数据中的论文及引用链接进行直接引用和聚类分析后形成研究主题，评估科研机构的表现定位及研究领域前沿主题，挖掘潜在学者。施普林格则于2015年推出图书影响力分析工具BookMetrix，帮助学术决策人员实时分析学术图书网络关注度和国际学术影响力，进而根据学术图书的市场状况分配有限预算开支^[15]。国外学术出版知识服务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针对性服务，根据科研人员的学术交流和科研决策情况形成不同的研究主题和分类体系，提供个性化解决方案。

三是深度挖掘和技术创新。学术出版知识服务与语义出版、关联数据和深度标引等数字信息技术密不可分。2009年，David Shotton等人开始对公共科学图书馆出版的《PLoS被忽视的热带传染病》杂志进行了语义增强实验，对其提供实时DOIs和超链接，对文本术语进行语义标记等^[16]。动态内容和实时资源链接成为常见技术辅助手段。Reflect是爱思唯尔旗下的知识增强平台之一，主要对生命科学学术文献中的蛋白质、基因等术语进行动态标注并提供相关资源链接。另外，国际学术出版机构以加大科研投入、合作或并购高新技术公司等形式获得新的技术资源。施普林格与Digital Science、Unsilo、InfoChem、Ontotext等多个软件技术开发公司展开合作，不仅为平台核心基础结构功能开发给予支持，且提供了高质量的可靠数据集和支持数据高效录入的语义图形数据集^[17]。国外学术出版知识服务的发展以技术深层应用作为学术出版知识服务的外在实现路径，知识服务科研技术的高水平发展也是衡量学术出版机构发展实力的重要标准之一。

学术出版知识服务作为我国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享有良好的政策环境发展条件。整体来看，我国学术出版知识服务已从总体上改变了早期对知识内容的简单堆砌。

国家相关部门自上而下的推动对我国学术出版知识服务发展具有统领和指导作用。首先，政府制定纲要规划驱动学术出版领域知识服务在战略层面的数字化建设。2006年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和2011年的《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均把国家“知识资源数据库”建设列入重点文化建设项目，知识服务成为学术出版发展的重要方向。2017年发布的《关于深化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新闻出版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探索知识服务模式，并进一步强调了数据库出版在知识服务中的作用。其次，政府积极展开知识服务试点工作，由点及面推动学术出版知识服务发展。2015年至今，我国先后开展了三批“专业数字内容资源知识服务模式试点”工作，共遴选出110家“专业数字内容资源知识服务模式试点”单位和28家知识服务技术支持单位。2016年初，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正式批复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筹建知识资源服务中心，标志着国家知识资源数据库工程进入实施阶段。2017年，国内首个学术期刊动态语义出版与知识服务重点实验室成立，意在以应用为导向促进学术期刊语义出版和知识服务技术及产业发展。

我国政府以专项注资、推进试点和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等形式助力学术出版知识服务发展，从政策层面为学术出版知识服务产业理论和实践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

我国学术出版知识服务实践基于内容资源、用户需求和技术深化三个维度展开，学术出版知识服务模式创新升级的步伐不断加快。

一是基于内容资源的知识整合与组织。整合知识内容资源，推动以知识创新为目标的知识服务，是学术出版知识服务的长期追求。基于内容资源的知识整合与组织的学术出版知识服务实践主要可分为两类：（1）将纸质产品转化为电子资源数据库和互联网产品，实现内容资源的数字化组织和处理。科学出版社的“中国生物志库”和人民法院出版社的“法信”平台是源于专业出版社的知识库与知识平台产品，借助自有海量版权资源构建了全面的知识服务体系。“E知元”依托电子工业出版社内容资源，利用大数据、知识图谱等技术对电子技术类图书资源进行二次开发和可视化呈现^[18]。（2）加强现有数字资源集成与深度加工，建立专业知识服务平台。对于文献资源的集成管理和基于知识网络数据的互联链接是数据库和OA平台知识服务的重要形式。中国知网（CNKI）将自有知识产权框架内的不同数据库资源纳入统一检索平台，并根据特色信息资源进行系统开发，以加强数据库之间的资源交流。

我国学术出版产品与服务提供商基于自身特色资源的先天优势进行内容整合，在版权体系内开发出具有市场竞争力和代表性的知识服务产品，是目前我国进行知识服务实践的主要形式。

二是基于用户需求的个性化定制服务。学术出版知识服务机构根据用户的行业领域和场景需求进行细分，提供不同应用场景下的知识服务产品，具体形式包括行业报告、专业知识库和增强型电子期刊等。中国农业出版社与百度知道联合打造农业知识服务平台，对权威内容进行抽取、分类和个性化分发，精准匹配用户需求。此外，我国学术出版知识服务实践面向企业决策咨询和个人专有需求提供知识服务解决方案，为用户提供决策工具，如交互式咨询和融学术成果发布、交流为一体的学术出版知识服务模式等。“十三五”以来，南京大学出版社搭建了中文学术图书引文索引数据库（C-BKCI）、民国文献资料库和人文社会科学双语术语库，初步形成了作者投稿、知识元数据的抓取和分析、学术成果的出版和评价的闭环，将学术出版知识服务融入用户知识内容共享的全过程。

学术出版知识服务是以用户为中心提供定制化、多样化的集成知识或解决方案的活动，针对不同应用场景下的需求创新知识服务应用，在理解用户行为基础上帮助用户分析、筛选和决策，实现服务精准化匹配。

三是基于技术深化的知识服务创新应用。技术赋能是推动我国学术出版知识服务发展的内在要义。我国学术出版知识服务应用以技术为内核开发新型知识服务产品、构建知识服务平台，促进知识发现和知识关联。“自然资源大数据平台”作为大数据技术在新闻出版业的融合应用，通过网络爬虫技术持续扩充资源，可支撑用户数据模型及交互数据的可视化展示。科技情报大数据挖掘与服务系统平台AMiner利用数据挖掘、自然语言处理和社会网络分析与挖掘等技术构建科学知识图谱，帮助提供语义信息抽取和趋势分析等功能。此外，部分出版机构开始关注新兴数字出版平台构建，打造全媒体知识服务体系。中国激光杂志社将纸媒服务、网站服务、移动客户端服务、社交媒体服务和其他服务载体形式在线融合，打破媒介壁垒。技术变革背景下，我国关注数字信息技术对于学术出版知识服务发展的加成，以知识服务产品和平台的创新应用加快技术深化，推动我国学术出版知识服务模式的创新升级。

近年来，我国学术出版知识服务已逐步将建设重点转向知识内容质量提升与服务功能改进，但相较于国外相关实践，我国学术出版知识服务应用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

学术出版知识服务的体系化发展牵涉不同主体的通力协作，更离不开国家层面对学术出版知识服务的政策支持和战略部署，学术出版知识服务的顶层设计可为其发展提供良好基础。国外学术出版知识服务的政策导向更加注重学术论文和研究数据的开放，注重加强与不同区域主体之间的数据共享及联动效应，同时资助相关学术科研项目，为学术出版知识服务发展提供顶层保障。而我国学术出版知识服务各主体之间尚未形成体系化的联动效应，对接不畅，导致知识资源共享性差和互联互通困难等矛盾。此外，我国学术出版知识服务发展尚未形成有效的管理体制和统一的运行标准，不同标准下的元数据开发会阻碍知识内容的多元利用，导致数据信息的处理困难。因此，如何促成学术出版知识服务各主体之间的联合和资源共享，以及在宏观层面构建适合我国学术出版知识服务发展模式的有效管理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尝试。

我国学术出版知识服务发展起步较晚，内容储存和知识在体量上较国外知名学术出版机构还有很大差距，内容沉淀和积累方面需要不断加强。除此之外，基于海量知识内容的深度加工和细化处理，是国际学术出版知识服务的重要发展趋势。我国大部分学术出版知识服务机构在知识服务方面的探索局限于扩展性知识服务范畴，即基于现有版权资源进行不同形式的内容开发，尚未形成具有示范性、引领性的知识服务模式和方案^[19]。除基础信息资源的开发之外，对于知识内容的深度挖掘和语义标引等细化知识服务内容还很欠缺。

互联网背景下，用户获取知识服务内容途径增加，学术出版知识服务需求趋于多元化，国外学术出版知识服务实践针对学术出版市场用户多结构、深层次需求形成不同的研究主题和分类体系，提供个性化的解决方案，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针对性知识服务成为提升和优化市场服务水平的重要途径。而我国对用户潜在和动态需求的学术出版知识服务模式较为单一，面向用户的精准化和高效化服务还存在困难。

学术出版知识服务与大数据、语义计算与分析、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关联数据等数字信息技术应用密不可分。国外学术出版知识服务实践将技术的深层应用作为学术出版知识服务的外在实现路径，通过技术升级实现语义动态标记、可视化处理和深度加工等功能，同时加大科研投入，以并购或合作形式推动关键技术突破性创新。我国大部分出版机构在知识服务应用模式上还存在应用层次浅、语义处理程度低和知识服务关键技术不完善等问题。在理论层面，除微型出版物模型和纳米出版物模型外，新型出版知识服务模型等资源匮乏，直接导致了知识服务技术开发创新和应用的不足。随着知识内容资源的爆炸式增长，大体量的数据资源对语义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算法技术精确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缺乏集成语义出版技术及应用的学科化平台，知识集成、结构化处理和分析服务功能也较弱。

学术出版知识服务良好生态的构建，需要内容、服务和技术三大要素的平衡发展和通力联合，也离不开政府机构的宏观调控和顶层设计。我国政府机构和学术出版知识服务相关主体应发挥各自在知识服务产业体系中的角色优势，对学术出版知识服务发展予以支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学术出版知识服务的发展需要宏观政策管理和机制保障，具体可从管理保障体系、人才资源保障体系、技术保障体系和服务保障体系着手进行规范。

政府管理为学术出版知识服务发展提供法律支撑。数字环境下知识内容获取便捷性提高，知识产权问题层出不穷，政府机构需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障制度和版权资源管理体系，将知识产权保护纳入国家管理保障体系，通过必要人工干预减少知识产权纠纷。我国在2017年已经完成了国家数字出版研发保护工程，形成了一套在数字环境下对文本、音视频、图片进行不同加工追踪的有效体系，并逐渐将其应用到出版体系中。未来，除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工程之外，可着力发展专业化技术交易知识产权运营机构，建设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为出版机构提供知识产权一站式检索、保护和咨询等服务，同时强化监管部门职能，大力打击侵权行为，为我国学术出版知识服务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人才资源是促进学术出版知识服务发展的重点和前提。我国学术出版知识服务的发展必须重视基于机制和实践的人才资源保障体系的建立。一方面，培养了解知识服务原理、通晓知识产品研发、洞察知识服务规律的高素质复合型学术出版知识服务人才队伍，建立管理与激励机制，改革专业教育体制，促进知识服务人才教育体系化和结构知识完善化。另一方面，政府机构作为人才资源保障体系的制定者和领导者，可从合作办学、订单培养、共建实验室和实践教育基地等方面打造协同育人机制，着力培养实践型和应用型人才，为学术出版知识服务发展提供后备人才和智力源泉。

技术创新为学术出版知识服务发展提供路径工具，以知识抽取技术和知识关系揭示技术等为代表的知识服务关键技术，对加快出版知识服务数字化进程、建立支撑知识管理的技术设施具有重要意义。数字出版是出版业与技术融合的产物，学术出版知识服务是数字经济下的新兴产业发展模式和全新增长点。针对我国目前知识服务内容资源标准不一导致开发困难的问题，政府机构应从知识内容的采集、加工、存储、分析和发布等过程入手，建立标准化的信息处理规范和信息技术保障体系，为知识内容资源开发的规范性提供衡量依据。

服务保障为学术出版知识服务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学术出版知识服务的良好发展离不开政府机构对知识服务运营体系、质量控制体系和软硬件设施等基础设施和服务保障体系的支持和推进。我国知识服务资源建设、基本流程和开展方式等亟须统一的标准规范，相关部门应重点关注全新时代背景下产业的发展缺口，帮助提升知识资源价值和知识服务水平。政府机构还可通过一系列产业扶持政策推动构建知识服务保障体系，帮助出版企业在资金资产、内容资源、版权管理、人力资源、软硬件等条件方面不断提升，应对激烈竞争。

学术出版知识服务由知识内容聚集、知识内容加工与发布和知识内容服务等环节组成。产品与服务提供商、产品与服务分销商、技术开发与平台提供商等相关主体需要明确各自的角色定位分工，同时树立整体观念，加强与其他主体的联系，推动内容、服务和技术三大要素的统筹协作。

知识服务以各种显性和隐性知识资源的收集、分析为基础，对知识资源进行深层次加工与整合。鉴于目前大部分知识资源存量的分散性，学术出版知识服务提供商首先需要重视出版物存量资源和上游行业资源、学术背景资源与互联网资源等存量资源的有机整合，推动大型出版机构联合中小期刊资源进行传播，补足知识内容资源分布不均和知识信息不全面等短板。注重提升内容质量，形成专业化的内容生产模式和品牌效应，拓宽内容生产上游环节发展空间。在系统加工内容资源的基础上借助数字信息技术，对碎片化的知识内容资源进行动态重组和细化处理，根据不同细分学科的逻辑规律建立可视化的知识链接网络和知识图谱，解构内容，构建领域知识本体。

学术出版知识服务作为一项服务产业，从本质上来说是针对用户需求提供高附加值、高层次的知识服务产品和解决方案。一方面，我国学术出版知识服务的发展需要打破自上而下的单向出版模式，强化学术出版的服务功能，将用户纳入资源分销的考虑范围，形成用户参与和互动的知识服务产品共享、发布和传播机制。另一方面，产品与服务分销商应着力提升知识服务的用户体验，基于大数据等技术细分用户需求、工作环节和适用场景，感知用户适配服务，同时根据市场反馈挖掘知识服务需求增长点和潜在用户群体，拓宽产业服务范围，推动学术出版知识服务朝着智能化、精准化和个性化方向发展。

我国学术出版知识服务要实现长足的发展，势必聚焦科学理论和相关数字信息技术的创新，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打破技术垄断的信息壁垒，进而构建良好的学术出版知识服务生态。技术开发与平台提供商应以学术出版平台开发创新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保障。同时，学术出版知识服务的发展涉及不同环节和主体的通力协作，各主体之间存在大量信息和技术资源的输送反馈，须加强不同要素之间的交流和联系，发挥各主体协作优势，打造学术出版知识服务一体化发展模式。技术开发与平台提供商需要将技术的深层次应用贯彻到学术出版知识服务的每一个环节，建立不同环节的技术协作机制，如和产品与服务提供商、产品与服务分销商建立纵向战略联盟，从而为学术出版知识服务的精准化、智能化和数据化服务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

随着数字信息技术和文化产业的深度融合，学术出版领域不断朝着细分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知识服务成为学术出版行业的发展共识和目标。本文对比分析国内外学术出版知识服务在宏观政策和实践应用上的差异，针对我国学术出版知识服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市场体制待完善，内容、服务、技术要素尚未统一等问题，认为应推动形成政府宏观调控下各主体要素分工明确和合作共通的良性互动机制，将体制保障、内容创新、服务精准和技术升级结合起来，进而打造我国学术出版知识服务发展的良好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