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转型是指运用新技术，挖掘新业态，优化生产要素，重塑生产流程，强化网络空间话语权，协同推进数字出版产业发展与事业提升，其外延包含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转型升级。^[1]学界从数字出版、媒介融合、大数据、知识服务等角度对出版转型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目前，国内出版转型论题较为多元，主要集中于体制机制改革、技术创新、知识服务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出版转型研究成果增加态势显著，但对现有出版转型研究成果的系统量化分析仍付之阙如。鉴于此，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学的共词分析（Co-Word Analysis）方法，绘制我国出版转型研究的知识图谱，以期直观地把握该领域的研究态势，为出版转型的后续研究者提供全局性的观照视角。

作为当前分析学科热点最常用的方法，共词分析亦称共现分析，隶属于内容分析的范畴，20世纪70年代由法国文献计量学家卡隆等在引文耦合与共引的基础上提出。^[2]共词分析通过对词群进行分层聚类，揭示词与词之间的亲疏关系，进而分析它们所代表的学科和主题的结构变化。^[3]文献的关键词在共词分析中占据基础性地位，因此本研究的共词分析单元为受控性强、被公开标引的文献“关键词”。关键词是论文的核心词汇，是对文章内容的精要浓缩和学术观点的高度概括。笔者通过对出版转型关键词建立共词矩阵，在此基础上展开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进而直观地展示出版转型研究热点，判断前沿主题所在。

2010年，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布了《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强调依托数字技术赋能编辑出版，引领出版转型跨入新征程。鉴于此，本研究将纳入采集和分析的文献发表时间确定为2010—2019年。依据英国著名文献学家布拉德福提出的“文献信息集中与离散分布规律”，本研究将文献来源限定为“CSSCI来源期刊”，以有效反映出版转型研究前沿和热点。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CSSCI数据库，通过布尔逻辑组合以“出版转型”or“出版变革”or“出版改革”为检索词进行主题检索，从2020年3月14日展开文献采集工作，共搜集文献741篇，对检索结果进行处理后，最终纳入研究的有效文献为657篇。

文献数量直接反映一个科学知识量的变化情况，是衡量某一学科或领域研究进展的重要指标，对评价该领域所处的阶段以及预测未来趋势和发展动态具有重要的意义。^[4]由图1可见，随着我国出版业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出版转型研究于2010年至2011年迎来爆发期，2018年达到最高峰值87篇，其他年份总体上维持较为平稳的论文发表数量，上述数据表明学界对出版转型的研究热度居高不下。

本研究共提取关键词1 436个。为减少统计误差，对所有关键词做进一步的规范与修正，以保证研究的准确度和分析的有效性。例如，把“出版转型”“转型出版”统一为“出版转型”，“VR”“虚拟现实”统一为“虚拟现实”。预处理后的关键词共计1 169个，累计出现频次为2 869次。

在阈值统计处理的基础上，本研究选取词频10次及以上（阈值n≥10）的关键词作为高频词，共获得高频关键词32个，如表1所示。高频关键词累计出现频次为1 010次，在全部关键词词频中占比35.2%，超过知识图谱规定的27%的分析标准，是出版转型研究中的“热词”。依据高频关键词的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和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结果，“数字出版”“出版转型升级”“体制改革”“专业化出版”“出版国际化”“技术创新”和“出版人才培养”是出版转型研究较为集中的题域。

总体来看，关键词“数字出版”出现次数高居榜首，由此可见出版转型升级与数字出版的高度勾连性，表明数字出版既是当下出版转型最为关注的议题，也折射出学界的探索与业界的实践呈呼应之势。笔者进一步梳理高频关键词的内在逻辑关系后发现它们之间呈现某种程度的关联性，凸显出可辨识的聚类化特征。具体表现为，现有的出版转型研究主要围绕“出版转型升级”“数字出版”核心概念展开，并有5个相对独立的出版转型研究子群：出版转型的制度性安排、技术赋能、知识服务转型、国际化布局和出版人才定位与培养。首先，立足宏观视角思考出版转型制度，如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转型等；其次，从中观视角出发探析产业融合创新、新型出版业态打造等；最后，从微观视角入手探讨出版技术创新、出版企业的知识服务转型、出版企业的经营管理、抢滩海外市场及与之相适应的出版人才培养等。

中心性是测量关键词网络中心化的重要指标。运用共词分析工具，可计算出关键词的中心性数据，包括点度中心性、中间中心性和接近中心性3个指标。对已获取的中心性数据加以综合解读，既可判断该领域当下的研究热点，也可展望该研究热点未来的发展趋势。

笔者利用Ucinet 6.0软件得到32个高频关键词的点度中心性、中间中心性和接近中心性，部分高频关键词的点度中心性、中间中心性和接近中心性如表2，关键词“数字出版”和“出版转型升级”的点度中心性明显高于其他关键词，表明它们在研究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对其他关键词的影响巨大，也是无可争议的研究热点，有力印证了前一部分的因子分析结果和聚类分析结果。“融合发展”“内容为王”“创新”等关键词的中间中心性较高，但其点度中心性和接近中心性较低，则代表该节点是新兴的研究趋势。^[6]进一步结合新闻出版业的“十四五”规划以及行业发展现状，未来有关出版转型升级的研究将聚焦以内容竞争力为根本、创新驱动下的融合出版转型。

本研究在高频关键词的共词分析基础上，以多维尺度分析得出的研究主题为基本范畴，对有关文献再次检索、阅读和分析，以深入的二次文献分析解读出版转型研究的五大热点。

历经“资本化”“集团化”“转企改制”等探索性改革之后，在数字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出版转型进入产业化发展的快速通道。与此同时，学界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制改革”“产业化”等主题探讨数字出版产业链的构建之策，即转型的制度性安排。

有学者认为，需继续深化体制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确立出版单位市场主体地位。^[6]一方面，要强化党媒中涉及公众利益部分的事业属性和公共属性；另一方面，让能够市场化的部分真正市场化。^[7]积极推进现代出版企业制度的建设，需进一步完善出版产业链条，并且保障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我国虽已跃居全球出版产业大国的行列，但仍存在供给侧结构性失衡、内容供给与用户需求不匹配等深层次问题。为解决上述实际问题，供给侧改革是实现出版转型的必然选择，出版业必须以调整和优化供给结构为抓手，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目前已有学者对出版业供给侧改革的内涵和重点进行了研究，接下来亟待深入探讨的是如何借助要素创新发挥更大的驱动力，助推制度改革。

出版与技术的关系一直是出版转型升级研究的热点议题。如何理解技术对出版的作用机制，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的出版实践与战略选择。

从出版业运用新技术的可能性到可行性，诸多学者试图厘清其中的机理，分析出版信息技术的演进和实际影响，如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物联、人工智能（AI）、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5G等技术赋能下，出版产品融合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内容呈现方式，产品形态日臻多元化。“互联网+”时代，出版转型的一大表现即是数字出版升级为融合出版。创新技术的融合，将传统纸质书演变成“声音+3D画面”的多媒体出版物，丰富了内容呈现的方式，增加了附加值，延伸了出版的产业链，同时改变了出版流程。^[8]

依托数字出版的转型升级之路，可拓展新技术应用的深度和广度。与此同时，技术创新有利于推动传统出版实现低成本、高产出的目标。如对于大数据可能带来的技术红利，研究者关注到大数据技术以超体量的数据规模、高速的数据流转、动态的数据体系和多样的数据类型等优势推动出版转型向纵深发展，并从内容生产、组织管理和产品营销等维度展开论述。大数据技术改写了传统的出版营销规则，出版企业构建大数据平台，可以实现数据信息与出版物营销的匹配，修正传统出版营销中的数据偏差。^[9]构建生产经营行为数据库，有利于出版企业实现以数据为中心的管理观念创新和实践创新。

在新技术赋能的大背景下，要有效整合新技术并使其融入出版流程，如采用数据挖掘技术辅助出版选题遴选，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协助出版内容策划，采用AR/VR技术建构场景化和可视化的出版物内容呈现方式，依托机器深度学习研发出版物自动定价和动态广告系统，拓展“互联网+”模式下的销售渠道，引入聊天机器人提供售前、售后服务，等等。

媒介融合推动了读屏的常态化，从纸质书、电子书、有声书，到融音频、视频、文字等于一体的增强型电子书，阅读载体不断迭代。但是，技术创新只是推进出版转型的外在驱动力，出版企业应遵循“内容为王”的原则，打造和提升核心内容竞争力。

传统出版业向知识服务业转型已成为业内共识。知识服务是基于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具体需求，对知识资源进行整合、重组和创新的过程。^[10]各类出版企业的知识服务路径不同。专业出版企业依托内容优势，建立多元和垂直服务体系^[11]，一方面向一线科研人员和技术人员等提供深度加工的专业知识服务产品，另一方面推进专业知识的大众化，转型成为知识付费内容生产商和平台提供商^[12]；教育出版企业执行个性化知识服务战略，借助融合出版体系，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学习方案，为教师推荐个性化教学方案。^[13]大众出版企业则以核心内容为基点，开拓泛内容产业的IP模式，将内容产业链延伸至影视、游戏、动漫等细分领域。综上，以内容为王的知识服务强化了对内容的价值肯定，又积极注入网络化、社会化、融合式的思维基因。^[14]

不可否认，部分出版企业在知识服务层面仍囿于纸质图书及周边产品的开发。因此，出版转型需打造知识服务战略，对内容的竞争力和服务力提出更高要求，接下来的研究议题将会涉及专业出版企业如何整合专家资源打造出版智库，提升专业知识服务竞争力；教育出版企业如何深度挖掘知识付费的红利，同步推进线下教育产品的开发与线上教育服务的平台化和全过程化；大众出版企业如何“捕获”和“投喂”读者，全方位营造愉快的用户体验，提升用户的获得感与满足感。

出版“走出去”是打造出版强国的应有之义。出版国际化转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是学界的重要研究议题。可以达成共识的是，出版企业开拓海外市场，以出版物为载体讲好中国故事，对提高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具有积极作用。

相关研究也耙梳了国外出版企业的商业模式，如国际知名的老牌出版集团康泰纳仕（CNI）已基本脱离了传统出版的管理体系，转向互联网和科技公司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15]；施普林格的专业期刊与图书出版模式、爱思唯尔的文摘和引文数据库模式、培生集团的教育服务模式、亚马孙的电子书模式、牛津大学的按需出版模式等^[16]，为中国出版“走出去”提供了有益借鉴。一些研究者建立了图书出版业国际化转型能力的评价模型，以现实转型能力、核心转型能力、基础转型能力和潜在转型能力为定量系统，以盈利水平、市场份额、贸易绩效、关联产业、市场需求、文化软实力等定量要素和定性要素作为评价指标^[17]，为出版业国际化转型提供了直观的评测依据。

优化中国出版的海外发展策略、拓宽出版“走出去”的渠道、高效对接国际市场、创新国际出版合作方式、加快版权输出等成为当前出版国际化转型研究的热点论题。未来，相关研究仍将跟进中国出版的海外空间布局策略，包括以国家形象建设工作为核心，基于文化自信视角的新时代海外出版战略，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的共生型国际出版合作等。此外，后疫情时期，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各种不确定因素频生，政治风险的负向影响显著^[18]，如何建立中国出版“走出去”的风险评估体系，适时调整战略部署，在疫情变局中寻找新机遇，探索“走出去”新路径等，将是学者们关注的新方向。

随着数字出版产业的不断升级，出版人才的市场需求和培养定位发生了深刻改变。有学者对出版人才做出了新界定：具有编辑出版的基本知识和专业技能，基于自己的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在图书、报纸、期刊、互联网等出版单位进行创造性劳动并用出版物进行商业化运作的知识型人员。^[19]复合型出版人才成为大势所趋，他们既具备传统编辑的政治素养、文字功底和专业技能，又能进行创意生产，且能敏锐解读市场信息。

人才是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核心要素。有研究指出，新型出版人才的匮乏已然成为阻碍出版转型的一大瓶颈。目前，高校编辑出版人才的学科定位、培养目标、培养方案、教学内容和方法等，与出版行业发展的实际脱节。^[20]为纾解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脱节的困境，高校需改变出版人才培养理念，厘清研究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的差异，在培养模式和课程设置上与时俱进。例如，发挥出版企业对人才培养的协同作用，既有助于准确了解行业的实际需求，又给学生提供了出版实践机会。此外，传统编辑向数字编辑的职业转向之路并不顺畅，两者在训练思维、文风标准、版面设计、选题策划等方面具有高度差异性。^[21]传统出版人亟须强新媒体技术应用等方面的培训，为熟练适应数字出版业务夯实基础。

随着技术的迭代更新与市场的升级变迁，出版人才的能力结构将会发生明显变化。大数据时代，如何培养出版人才的数据应用能力、市场洞察力和市场拓展力；在算法日趋影响出版决策之后，如何提升出版产品的人工审核和把关能力等，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待解议题。在技能的需求侧方面，出版人要进一步运用“互联网+”思维，提升直播带货、短视频营销等技能；在人才的供给侧方面，高校需要加速制定数字出版人才培养改革方案。

本研究基于共词分析理论，运用多维尺度分析方法对出版转型研究现状与热点进行了量化分析，研究结果客观反映了该领域内的知识图谱和研究热点，提炼出5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子群：出版转型的制度性安排、技术赋能、知识服务转型、国际化布局和出版人才定位与培养，并结合政策安排、行业实践和高频关键词的中心性指标，展望未来出版转型研究趋势。用合适的研究方法推进出版转型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无疑是一种有益的探索，但本研究对关键词的规范性处理和整合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此外，囿于共词分析所不可避免的时滞性，本研究中的低频关键词也可能演化为未来的研究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