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起，“全民阅读”连续八次被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全民阅读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各类阅读推广活动蓬勃开展，阅读基础设施建设得到进一步完善。随着数字阅读技术的迅猛发展，大众阅读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在街头巷尾、通勤途中，总能看到这样的场景：不少人捧着手机、平板电脑或者电子书阅读器，不断点击、刷新电子屏幕。以电子屏幕为依托，人与数字符号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推动阅读方式的演化，阅读内容空前丰富，阅读渠道更加多元化。从某种程度上说，以内容数字化和阅读方式数字化为特征的“数字阅读”已经融入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据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数字阅读行业市场规模达292.8亿元。受疫情影响，居家隔离期间，人们在休闲娱乐方面花费的时间支出增长，居家娱乐需求激增，在线阅读需求也随之增长，线上用户参与度提升，在线阅读优势更为凸显。截止至2020年6月，中国数字阅读行业用户规模已达5.1亿人。^[1]在文化消费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数字阅读已成为文化消费的重要内容。

然而，数字阅读在得到空前发展的同时，也引来了诸多质疑和诟病，如数字阅读往往重形式而轻内容，存在用阅读的分散性取代专注性、用浅阅读取代深阅读等问题。此外，数字阅读对技术过度依赖，给传统出版业造成了重大冲击。那么，数字阅读到底是全民阅读时代的创新机遇，还是加剧传统阅读走向消亡的主要推手？是新一轮的文化普及盛宴，还是人文危机？这些问题都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为此，本文将数字阅读置于新媒介技术构筑的生活方式中予以考察，从感知偏向、空间偏向和内容偏向三个维度刻画数字阅读重塑的现实阅读图景，着重探讨数字阅读蓬勃发展对传统出版业的重要引领作用和意义，重新审视传统出版业在助力全民阅读和构筑数字出版矩阵中的正确发展方向。

在纸质媒介时代，“阐释”的形式往往是线性的、理性的、抽象的。印刷文字被定义成一种有语义、有释义、有逻辑命题的内容，从具体语境中实现话语的转译，从而助力人对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关系进行观察、思考、演绎、归纳。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这种文字习得与思想进化模式持续发展并不断发生变更，但读者相对于文本仍然是抽离的、内省的。

数字技术强化了信息的流动，让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网络时代的阅读，不但涉及身体的活动，而且演变成一种身体实践。^[2]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看书”这种纸质阅读体验逐渐向沉浸式阅读体验转变，使阅读内容从可读到可见，从平面到立体。阅读不再仅仅是行动主体解读抽象符号的过程，它还是语言内容与行动、感知、情感以及神经系统的交互过程。^[3]在纸质阅读时代，当读者翻开一本兵马俑画册，需要通过文字与图片的描述，在脑海中构建秦俑形象。而在5G技术的加持下，读者阅读兵马俑画册时只需戴上一副智能眼镜，各种秦俑立体造型就会直接浮现在眼前。这种全息式的“新阅读”体验赋予读者强烈的具象性、临场感和参与感。纸质阅读时代所铸就的理性、抽象思维习惯逐渐被数字阅读时代的感性、开放思维模式替代。数字化媒介技术的发展实现了文字、图像、音频和视频的深度融合，极大丰富了读者的阅读体验。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进一步推动了“富媒体电子书”的诞生。这种电子书只需要用户轻轻触动屏幕就能够感受到身临其境的立体效果，实现更加丰富和有趣的人机互动。在数字“多媒体范式”中，信息接受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读”者，他们可以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肢体感受，实现多感官融合的全面体验；信息发送者也不再局限于权威组织、精英人士，数字化时代人人都可以是读者和作者，这进一步降低了信息发送门槛，同时提高了信息发送的速度和便捷度。

“碎片化”原意是指完整的东西破成诸多零块。黄升民等学者把此概念引入传播学领域，并广泛将之应用于传媒研究，意指社会阶层的多元裂化，及其导致的消费者细分、媒介小众化。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生活的“碎片化”进程：人们的时间被移动互联网切割成碎片；知识被搜索引擎分割为碎片；人际交往被通信工具分离成碎片。总而言之，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人们的时间和空间都逐渐被碎片化。例如，人们习惯于利用碎片化时间通过手机阅读报刊内容，这种碎片化阅读效果并不亚于人们抽出整块时间阅读报刊的效果。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数字阅读产业的快速发展，人们逐渐适应数字化的生存状态，不再渴求借助碎片化阅读来达到深度、体系化阅读的效果，而是借助“碎片化”的方式建立良好的阅读意识、增强阅读兴趣、提高阅读效率等。

Scott McQuire认为，移动网络时代的媒介是地理媒介，其具有四个特征，即无处不在、位置敏感、实时反馈和多元融合。^[4]数字化信息内容以不可控、不可把握的流动形式存在，打破了纸质媒介提供的稳定空间感。在面对数字文本时，文本的超链接属性发挥了巨大作用，读者的记忆很难在文本空间内准确定位，文本自身的空间变得十分模糊。对读者而言，数字阅读方式是追求自我、个性的必然结果；对生产者而言，数字阅读方式对于产品宣传、内容生产、品牌塑造提出了新的要求。

碎片化阅读不仅影响信息传递方式，更重要的是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碎片化阅读给予读者连续的新鲜信息和“获得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难以抑制刷微信的冲动，微信提供了碎片化写作和阅读的最佳范本，人们无形中采取碎片化的方式利用微信获取和掌握信息，最终将自己沉浸在碎片化的生活场景中。在碎片化阅读时代，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已经很久没有看完一本完整的书了”，“经常上网刷微信和视频，但是很多内容看过以后很快就忘记了”，“看到一篇好的文章总是先收藏起来，准备以后有时间仔细阅读，但后来再也没有打开过这篇文章”。

数字阅读时代，信息呈现方式多样化，除了传统的文字符号之外，图片、音频和视频的应用降低了阅读的门槛。电子阅读器、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数字阅读设备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提升了信息的传播速度和便利性，扩大了信息的传播范围。无论是在商场、办公室还是街头，随处可见盯着手机屏幕的“低头族”。

新媒体带来了知识传播方式和渠道的变革。就经济发展角度而言，在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持续升级的过程中，传统的阅读消费方式已经难以满足人们更高的精神追求。文化诉求的变迁弱化了精英式的、严肃高雅的传统文化范式，大众化的、通俗化的现代文化范式涌现。数字技术降低了传统媒体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人们更愿意通过新媒体接受那些口语化、平民化的信息，新媒体以丰富、多层次的媒介形式实现了碎片化信息的大众化传播。

传统阅读时代，只有少数人有机会著书立说，但随着数字媒介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进行创作。利用新媒体传播知识、发表言论，有利于实现更加公平、对等的信息交流。然而，与纸质文本相比，数字文本的保存效果较差，且缺乏积累和沉淀，很难产生经典、权威的作品。

去中心化是互联网的内核之一。就其结构而言，网络世界既不是一个中心结构，也不是一个层级结构；既没有中心节点，也没有核心层次；不同的节点和分层虽然有着不同的权重，但没有一个绝对的中心。离心化的意义不仅在于去除中心，其重要的意义在于借助节点自由地选择中心。换言之，在离心化的结构中，任何节点都不仅仅是一个节点，还可能成为一个中心；任何中心都不是一个永久的中心，而只是临时的、阶段性的中心；任何中心对节点都不具有强制性，每一个节点都有高度自治的特征，节点与节点之间是开放、扁平、平等的关系。离心结构使得量化自我和算法本身具有了社会和文化的意义，也使得传统出版中的“受众”地位发生了结构性逆转。

传统出版模式往往是单向度的，而数字出版模式则是多向交互式的。去中心化传播方式带来的不仅是传播方式的多样化，更是文化创造方式的多样化。尤其是，数字阅读更加拉近了读者、作者和出版者之间的联系，一方面，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由选择阅读内容；另一方面，作者与读者的互动联系可以给作者提供更多的写作灵感，作者可以结合读者的建议调整故事走向。

数字阅读场景化、碎片化的媒介倾向对传统媒体的权威地位提出了挑战，形成了多媒体共存、协同发展的局面。戴维·温伯格提出了“三阶秩序论”：数据本身为一阶秩序；在经过描写和呈现之后的数据为二阶秩序，如图书和对应卡片目录；在网络技术状态下的数据为三阶秩序，如超文本链接。^[5]数字媒介的出现打破了传统信息技术分类的方法，将所有信息都还原到一种无序且自由的状态。

传统的单一话语方式和消费模式将被消解，传统媒介的话语权威性和传播效能也随之降低，取而代之的是新兴媒介的蓬勃发展和快速传播，带来了更加多样化、个性化的信息传播渠道。传统的精英式、严肃式的文化诉求开始转变，取而代之的是平民化、通俗化、口语化的文化诉求。与此同时，传统纸媒逐渐被电视、平板电脑、手机等电子媒介取代，片段化、流动化的信息通过丰富而多层次的媒介形式发布，供人们阅读和消费。

数字阅读时代的“出版物”不只是阅读内容的载体，它还承担着人际交往的延伸和拓展功能。数字阅读本身成为交往的媒介。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任何媒介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都要在我们的事物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6]媒介的嬗变会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媒介变迁将推动人类社会前行。媒介的不断演进将个体内省式的纸质阅读推向了群体社交式的数字阅读。一方面，以数字媒介为依托，人们拓展了社交范围，实现了异质文化的交流和沟通，认识到不同文化以及社会背景之间存在的差距。另一方面，数字阅读也促进了社交型阅读的发展。公众通过建立或加入某个阅读社区，实现阅读的圈层化。这种将具有相似爱好的人、事、物集聚在一起的社交型阅读，对于传统出版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数字阅读时代，全球结合为一个信息整体，人们的社会生活不再局限于一个小圈子。新媒体可以跨越时空加工和传播信息，使其迅速在全世界范围内扩散，实现人类“同时知道”，推动了世界各地的紧密联系。在公共文化空间构建过程中，新媒体推动了弱势群体的沟通交流。与此同时，新媒体在促进民主和文化解放方面的潜能逐渐得到释放。数字阅读时代的文化消费能够让民众获得便捷、多样化的消费体验，推动了表达空间的不断拓展，文化消费领域的阶级性逐渐消失，这也是文化消费开放性的体现。

阅读和出版互为表里，作为出版的逻辑起点和现实基础，阅读的进化持续推动出版的变革，出版的创新也必将影响阅读的形式和习惯。“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7]出版业作为内容的生产者和渠道的传播者，需要用数字化技术为阅读文化传播与融合构建桥梁，打造移动化、社交化、智能化的媒体融合生态。^[8]从微观视角来看，新技术会优化传统出版业务流程；从宏观视角来看，出版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的挑战。

为应对数字阅读媒介偏向新趋势带来的影响，出版业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积极着手应对。

数字时代，平台、内容、终端“多位一体”，缺一不可。有些出版企业仍以内容加工为主，缺乏创新动力，难以充分挖掘数字阅读的市场潜力，从而失去对整个数字出版产业链的主导权。出版企业应建立自己的内容平台，结合居家、工作、出行等不同场景，采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根据用户所在场景有针对性地推荐数字出版物。有声读物、电子书等都是典型的场景类产品。传统出版企业可以更多地借助场景化思维来实现技术上的扩展，应用新的互联网技术，延伸产业链，发挥内容优势，努力成为数字出版产业链的引领者。

场景化、碎片化为传统出版产业链的延伸带来了新的机会。数字阅读蓬勃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传统出版企业需要积极构建现代化的网状出版矩阵，充分利用内容优势，取得最优的传播效果。一方面，出版企业必须熟悉各个分发平台的分发机制和逻辑，借助数字出版技术向新媒体、智慧城市等领域延伸，构建集纸质出版、门户网站、客户端、新媒体等于一体的网状出版矩阵，提供更广泛的阅读服务，在与分发平台的合作博弈中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出版企业需要调整内容生产流程，从“采—编—发”线性链条的传统出版模式向多重协作的网状出版模式转变。

数字阅读时代，用户成为新的生产力。人们在传统的文化载体中充当的仅仅是文化内容的“解码者”，而互联网载体让人们成为文化内容的“编码者”，参与到文化内容的制造、加工以及传播全链条中。^[9]数字阅读过程不再是单纯的信息接收，而是借助不同平台实现信息整合，以此强化用户的互动参与体验。在阅读和消化过程中，用户不仅仅参与信息消费，还通过信息反馈机制，由信息接受者转变成为信息生产者。用户创造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UGC）是数字时代阅读与写作相结合的最佳体现。例如，用户在使用BBS、社交网站、博客、微博客、文学站点等的过程中同时进行内容创作。UGC模式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用户的主动性和互动性。面对数字阅读的社交化，出版企业应充分利用社交平台，将用户作为新生产力嵌入数字出版的生产系统中，挖掘并利用UGC，可以有效提升内容生产力。出版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要以读者为中心，创新内容表现形态和传播途径，形成自身特色，突出服务差异，从而获得更多读者的青睐。

数字阅读时代，出版业在技术进步和内容创新的驱动下获得了全新的发展机遇。本文梳理了数字阅读带来的三种媒介偏向，分析其对出版业的影响，并提出了应对措施。出版业可充分发挥内容优势，调动读者的生产积极性，采用最新技术调整产业格局，推出技术含量更高、形式更为丰富的数字阅读产品和服务，加快实现产业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