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门应用社会科学学科，出版学经过几代学者的热忱研究，已越来越成为一个学科事实。然而，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外界和内部对它的质疑也从未间断。毫无疑问，出版学是基于出版实践的理论归纳和演绎，而来自学科外部的质疑也不可避免地集中在出版理论和实践及其关系之上的三个方面：就理论体系而言，出版学的概念体系、范畴体系、逻辑体系还未形成完全共识；就学科建构而言，对学科分支或二级专业的建构，诸如对出版管理学、编辑学、发行学、复制学、作者学、读者学、阅读学、出版史等的研究，还需要更为深入和系统地拓展；就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而言，二者脱节的现象不减反增，甚至存在出版理论试图摆脱出版实践活动的动向。究其原因，是目前学界和业界对出版学研究对象的概念和范畴体系构建不完善，对出版基本规律认识不完善，对出版实践中主要问题的解决方案提供不完善，对出版学本学科研究方法论提炼不完善。基于以上观察，本文从出版学研究对象的基本范畴、出版实践基本规律、出版实践中基本问题和出版学研究基本方法论4个层面，试图构建一个在定位理论概念下的出版学基本定位认识框架，以推动出版学理论研究向出版实践活动方向进一步靠近。

任何一门新兴学科之所以能够从原有的学科门类中独立而另起门户，最基本的原因是它已经拥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可以与原知识门类相区别的、独立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出版学之所以成立，是因为20世纪以来兴起的传播学、新闻学、管理学等学科，已不能全面、完整、系统地覆盖图书、报纸、期刊、音像、电子、网络、数字等出版行为所构成的知识认知体系，由此需要对人类出版行为进行系统的、全面的、完整的重新定位和界定，对其研究对象和内容边界、基本规律和概念范畴体系、研究方法和问题导向及解决路径等进行理论思考并构建一个新的知识认知体系。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在数字出版、网络出版和智能出版的三重加持下，其研究的宽度、广度、深度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与其知识认知体系相匹配的新学科，由此推动人类的出版认知发展。

新学科需要新定位。出版学的定位，不同于美国杰克·特劳特（Jack Trout）在1969年提出的“定位”概念，也不同于其在《定位》《新定位》《重新定位》三部著作中基于心智、差异、品牌的商业定位，更不同于《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原理与方法》一书中所实践的卫星导航系统。我们所提出的“定位”是关于出版学科的定位，是关于一个学科建立在古今历史事实比较和归纳、建立在同时代中外地理文化区域横向空间事实比较和归纳的内容定位，是关于出版学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研究定位。出版学的内涵和外延，定位得越清晰、越准确、越明确，出版学的地位将越稳固、越巩固、越牢固。

出版学的研究对象是出版活动及其规律，“出版”一词由此成为出版学范畴体系中的核心。围绕“出版”这一核心范畴而展开的相关概念和范畴则构成出版学范畴体系。也就是说，出版学的逻辑起点是出版，出版的逻辑起点是出版活动，而出版学的逻辑终点则是对出版活动中基本规律的总结和把握，其最根本的目的是用规律性的理论去指导出版活动和具体实践。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推论，出版学的概念范畴体系必须覆盖出版活动的全部内容，出版学由此才可以成为一门经得起理论和实践考验的学科。而欲对全部出版活动进行综合性的概念概括，则需要对全部出版活动进行清晰的定位。因此，准确定位出版活动，成为出版学科的理论出发地。

以往的出版学教科书，均不同程度地对出版学范畴体系进行了研究和构建。但就目前所见之教科书内容，普遍存在一个根本问题，即所构建的基本范畴体系往往存在缺漏和标准不一，有的失之过繁，有的失之过简。笔者从业界经验出发，试图用8个层面的16个概念来概括整体的出版活动，具体内容为：

（1）出版要素和出版角色。构成出版的基本要素有7个：符号系统、载体材料、复制技术、内容体系、组织业态、传播方式、生态环境；出版角色主要有6个：作者、编辑、出版商、复制商、发行商（传播商）、读者。

（2）出版意义和出版利益。出版是由意义和利益两个共同体构成的，出版意义共同体包括5个子系统，即出版的文化记录、存储、积累系统，文化传承系统，信息、知识和思想传播系统，教育教化系统，文化娱乐系统；出版利益共同体主要由5个利益系统构成，即经济利益和利润分配系统，话语和权力系统，名望和权威系统，社会和社交影响力系统，角色自我价值实现系统。

（3）出版路径和出版成果。出版路径主要有6条：资本化、技术化、规模化（集团化）、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出版成果则主要指出版物、出版产品、出版商品、出版商业、出版产业、出版事业，出版物则包括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网络出版物、数字出版物等。

（4）出版目的和出版关联。出版目的体现于作者创作目的、出版商出版目的、读者（受众）阅读（接受）目的3个层面，出版关联主要体现在出版角色之间关联、出版要素之间关联、出版业与外部行业产业之间关联、出版理论与相关学科之间关联等方面。

（5）出版向量和出版管控。出版向量包括出版方向、出版体量（人员、资产、经营规模）、出版数量、出版质量（内容、编校、印制）；出版管控包括宏观管控和微观管控两个层面，宏观管控主要包括管控形式（预防制管控、追惩制管控）、管控主体（国家政府管理机构、出版行业组织）、管控手段（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社会管控）、管控内容（机构设置、内容审查、非法出版物、市场监管）；微观管理主要包括出版战略、出版组织、出版人力资源、出版财务、出版流程、出版风险管理等。

（6）出版流程和出版科学。出版流程和出版科学是相对应的关系，出版流程包括编辑流程、复制流程、营销推广流程、经营流程、用户流程，而出版科学则对应为编辑业务流程标准规范、复制业务标准规范、营销推广业务标准规范、经营业务标准规范、用户业务标准规范。

（7）出版创意和出版工艺。出版创意分产品创意和模式创意两大类，出版工艺分手工工艺美学、印刷工业美学、数字技术美学。

（8）出版边界和出版传播。出版边界包括出版符号边界、内容载体边界、复制技术边界、出版媒体边界、内容形式边界（数据、信息、知识、思想）、内容呈现方式边界、知识产权边界；出版传播主要为技术传播、组织机构传播、知识思想传播、物理传播、虚拟传播。

笔者认为，以上16个出版概念范畴，基本上可覆盖古今中外的出版活动、出版实践和出版行为。对出版学基本范畴体系进行不断新思考和再构建，应当成为未来出版学理论研究的一个基础课题。

任何一门成熟的学科门类，都必须围绕一个根本问题或基本问题展开研究，否则，这门学科便不成立。这个基本问题普遍寓于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之中。出版学也不例外，在构建出版学理论之初，我们必须找到并准确定位出版学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也就是说，在我们明确了出版活动及其规律是出版学的研究对象之后，我们必须继续追问并确定：出版活动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出版活动的基本规律是什么？二者是否为一个问题的两种表述？

在回答问题之前，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下“规律”的概念和含义。规律就是自然界和社会诸现象之间必然、本质、稳定和反复出现的关系，哲学意义上的规律是指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具有必然性、普遍性、客观性和永恒性的特点，规律可分为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思维规律。自然规律的主体是自然界，社会规律和思维规律的主体是人。思维规律是人的主观思维形式对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的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对立统一的规律是宇宙的基本规律，这是规律中的基本规律。基于以上对规律概念的理解，我们认识到，出版活动的基本规律必须是存在于整个出版活动之中的诸角色和诸要素之间的普遍的、客观的、必然的本质联系和关系，它不是出版史上某一时段一时的，也不是某一文化区域自有的，而是人类出版活动中共有的。

出版活动归根结底是人的活动，是人的主观思维活动，是人发现和创造的信息、知识、思想、智慧、艺术作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活动。出版活动中的主角是人，笔者将出版活动中的角色划分为作者、出版人（出版商）、编辑、复制人（印刷商）、传播人（发行商）和受众（读者）6个主要角色，他们共同参与出版实践。构成出版活动的其他要素还包括符号系统、载体材料、复制技术、内容体系、组织业态、传播方式和生态环境等，这些要素是出版角色在出版活动中的工具、手段和路径，出版角色创造出来的出版物最终服务于人和社会。出版角色与出版要素、出版成果与服务对象间呈现一种网状的错综复杂的联系。这个出版关系网络，是我们概括和提炼出版活动中基本问题和基本规律的观察对象。

观察出版网络关系，我们可以从出版活动内部、出版活动外部作用对象和出版价值3个视角展开。首先，我们来观察出版内部诸要素的关联。出版活动内部的关联基本存在于出版诸角色与出版诸要素之间，在这个人与技术、人与内容、人与组织、人与环境的网络中，在出版活动的流程和环节中，他们共同围绕人的思维活动的成果——出版物内容而展开，由不确定走向确定，由无序走向有序，由出版物成形并走向有效传播，这个产品是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统一、是文化性和商业性的统一、是个性化与大众化的统一，无论出版活动的过程和结果如何，在整个出版活动中出版角色与出版要素之间的互相增值和制约是基本关系。简言之，出版角色与出版要素间增值和制约关系是出版活动内部的基本规律。

其次，让我们分析一下出版行为作用于外部社会的关系。出版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已经得到诸如邵益文、罗紫初、李新祥、庞沁文、王鹏涛、董中锋等诸先生的关注和论证，他们的认识与观点均颇有见地。在领悟诸观点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出版实践是出版物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相统一的基础，作为一种物质产品，出版物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作为一种意识活动，出版物是人特有的精神活动的成果，它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映像产物，也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映像产物，同样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作为精神产物，出版物对物质产品形态具有依赖关系和能动作用，但它们都统一于客观的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可以说，出版物是人类精神和物质的完美统一。出版实践作为一种事物存在，具有客观物质性、主观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出版实践过程中充满本质和现象、原因和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感性和理性、意识和观念、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出版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出版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出版实践和社会需求的基本矛盾。简言之，出版实践供给和社会需求的对立统一关系是出版活动作用于外部的基本规律。

总结出版活动基本规律的第3个视角是出版实践的价值。我们认为出版的价值就是创造意义和利益，出版价值共同体由意义和利益两个部分构成。出版作为一种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社会是一个由社会经济结构、社会政治结构、社会意识结构所构成的复杂有机整体。社会经济结构即一定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社会政治结构指一定的政治上层建筑及其结合方式，而社会意识结构则是指由各种意识要素和观念形态按一定关系和方式组成的有机系统。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认为，社会基本矛盾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基于以上理解，我们认为，出版实践的利益创造对应于经济基础，而意义创造则对应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社会的经济关系的体系，即生产关系的总和，出版的经济基础内容主要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出版实践组织形式和出版利益分配方式，与出版生产力中的出版角色、出版生产工具和出版物相匹配，出版利益共同体其具体内容则为出版资本和资源所有权、出版生产组织主导和话语权、出版利益和利润分配权、出版权威和软实力影响权、出版角色自我价值实现名誉权。上层建筑是指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的总和，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两个部分，对应于出版而言，出版物内容所体现出来的精神、观念和思想则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以人类所发现、创造、出版的信息、知识、思想服务于社会，以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方向、方式、效果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具体体现为出版意义共同体的构建，主要体现于出版物内容的记录积累和存储、内容传承、内容传播、内容教育和教化、内容娱乐等。由此可见，出版的价值产生于出版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之中，随着二者的作用与反作用不断变化发展。因此可以说，出版的基本规律是出版的意义和利益的辩证统一规律。

出版学的立足之地是出版实践活动。一切的学科门类都不能离开它的研究对象，否则便无从谈起。定位于研究出版活动及其规律的出版学，必须倾尽心力去观察、关注和研究出版实践活动，出版理论源于生动鲜活的出版活动，但同时它也需要指导出版实践。我们在明确了出版基本规律之后，还要进一步确认，在出版实践活动中，隐于出版基本规律背后的是出版活动中的基本矛盾，而隐于出版基本矛盾背后的则是出版活动中的基本问题。换言之，所有出版活动都是围绕着如何解决出版基本问题而展开的。出版活动中的基本问题与基本规律是表里关系，准确发现与定位出版活动中的基本问题，是解决出版基本矛盾、遵循基本规律的前提，同时，问题的定位和充分破解也成为出版目的所在。

我们根据对出版规律的认识发现，出版实践活动中的基本矛盾是出版意义和利益的辩证统一问题。由此我们认为，出版活动的基本问题是如何解决出版意义和出版利益的辩证统一问题，也就是说，如何构建辩证统一的出版意义共同体和出版利益共同体，成为出版业和出版学共同的需要长期解决的根本问题。

目前的出版学教科书几乎缺失对出版基本矛盾和基本问题的讨论，只有少数教科书在论述出版的基本规律时涉及出版的基本问题。由庞沁文主编的《现代出版学概论》一书中，提出出版人与出版物的相互作用规律是出版活动的基本规律，出版人与出版物的矛盾是出版活动的基本矛盾，出版人与出版物的关系问题是出版的基本问题，出版的基本问题具体表现为为什么出版、出版什么、怎么出版三大问题，这三大问题也是出版学的基本问题。^[1]这一论述是笔者所见的对出版基本问题最为明确的观点。我们认为，出版学家并不是有意忽略这个根本问题，造成研究缺失的主要原因是出版学家将研究重心偏向到了关于出版、出版业和出版物的属性上，围绕出版属性发表了近百篇论文，而大多数的出版学教科书也不同程度地论及出版和出版物的双重属性，所论及的概念表述主要有：出版的事业性和商业性、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精神产品和物质商品、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所论各有侧重，但共同的指向是出版具有文化和经济双重属性，而更为流行的表述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就二者的关系而言，文化与经济并不是必须处于矛盾对立的状态，从书籍史的角度去概观，二者相统一的出版物更多，用辩证统一、作用与反作用、互相增值与制约来概论也许更符合出版活动的实际。我们将构建辩证统一的出版意义和利益共同体作为出版基本问题的主要原因也正在于此。同时，我们认为，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效统一并不能涵盖所有的出版现象，而构建统一的意义和利益共同体则可以覆盖古今中外的所有出版实践。

提出问题的归宿是解决问题。在确定了出版基本问题之后，我们还要研究如何解决这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找到正确的路径。我们认为，出版既然是不同社会发展的一项兼具文化和经济的活动，那么这一社会活动必然也处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之中。换言之，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方法和路径也同样适用于解决具体的出版问题。循此逻辑方向，我们认为，解决出版基本问题的路径主要有3条：①始终将提高出版生产力作为解决出版基本问题的内在动力基础，在出版生产力出版工具、出版物和出版人三要素中，出版工具——也就是应用于出版活动中的各种科学技术，如载体材料技术、复制技术、传播技术等，尤其是进入信息文明时代，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5G、大数据、云计算、云存储、AR/VR、区块链等技术日益成为出版生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成为出版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重要标志。②始终将调整与出版生产力相适应的出版生产关系作为解决出版基本问题的内在利益基础，在出版生产关系、出版资本所有制形式、出版人地位和利益分配方式三要素中，出版组织所有制，也就是出版资本的构成方式和出资人所在出版组织中的主导地位和决定形式，这是基于货币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生产资料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出版组织的性质和出版方向，决定了出版物的生产组织、内容变化和效率效益提高，决定了出版意义和出版利益的分配权。③始终将构建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出版物内容体系作为解决出版基本问题的外在影响力基础，出版物内容是不同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通常包括思想的、观念的上层建筑和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两个部分，观念上层建筑对应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哲学、美学、宗教等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政治上层建筑对应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国家政权、政治组织等相应的权力体系和意识形态，出版物内容服务于国家、政党、组织，以实现弘扬主流、控制方向、达成稳定为目的，以实现出版意义和利益达成为目的，以实现社会全面健康发展为目的。

科学的出版学研究方法和方法论是出版学这门学科成立和成熟的必要条件之一。无论是传统学科还是新兴学科，都具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出版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同传统学科一样，在确定了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学科范畴体系之后，确定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就上升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可以说，确立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方法论是出版学诞生的基础，是出版学生存和成长的基础，也是促进出版学未来发展和拓展的基础。

方法论探讨科学方法，探讨以获得科学认识为目的的方法。德国逻辑学家、哲学家阿·迈纳在《方法论导论》一书中提出：“方法论不是严格的形式科学，而是应用科学，就是说，它与人的活动有关系，它给人某种行动指示，说明人应该怎样树立自己的认识目的，应该使用哪些辅助手段，以便能够有效地获得科学认识。”^[2]阿·迈纳对方法也进行了定义引证，即“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对一个对象所采取的任何一种应用方式都叫方法”。^[2]阿·迈纳将方法论区分为普通方法论和专门方法论。专门方法论是适用于各门科学的特殊方法，以普通方法论为前提，并包括大多数的普通方法论内容；而普通方法论则是普遍应用于各门科学的元科学方法论。无独有偶，来自英国的凯利·E·豪威尔教授在其《方法论哲学导论》中也对方法和方法论进行了区分，他认为：“方法论被定义为一种研究策略，该策略概括了个人从事研究工作的路径；而方法则描述了经验数据收集的方式或模式。”^[3]两相比较，结合出版学科，我们认为，出版的方法论应区分为普通方法论和专门方法论两种形式，还应当区分出版学方法论和方法，方法论偏重于更客观的思维方向和路径，而方法偏重于应用方式、具体工具和手段。

出版学自发轫之时起，关于方法论的研究就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中国学者余敏、罗紫初、袁亮、倪子明、康秉礼、彭建炎、庞沁文、吴赟、李新祥等，以及日本学者清水英夫、吉田公彦，韩国学者李钟国等对出版学方法论提出了各自的学术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在出版学建立之初，在未找到自身的专门研究方法论时，应大量借鉴关联学科的方法论，如借鉴哲学、传播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语言学、美学、文献学、图书馆学、法学、统计学、数学、政治学等学科的方法论应用于出版学研究，实际上，相关学科为出版学提供的方法论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另一种观点认为，出版学在借鉴和传承其他学科方法论的同时，应积极探索本学科的方法论。在具体的出版学理论研究过程中，中国出版学家对出版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体现在3个方面：①普遍认为出版学方法论应以哲学方法为首要方法，尤其是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思想，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出版理论研究；②多数观点认为出版学方法论应当将人文主义方法论和实证主义方法论相结合，人文主义偏重于定性研究，实证主义偏重于定量研究；③对出版学的具体研究方法进行了较多地探讨，具体方法主要包括调查研究、实地研究、文献研究、整体研究、个案研究等，具体的理论分析方法有统计、比较、类型、因果、矛盾、归纳、演绎、结构、功能分析等。

综合以上论述，以往的出版学研究方法论比较集中于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种方法论的探讨，比较注重对普通方法论和借鉴其他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对自身专门方法论的研究还没有取得突破性共识，这是一个缺憾。创新出版学专门方法论将成为未来出版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基于对当前出版理论研究成果的消化，基于对出版实践活动的认知，我们提出出版学定位研究方法论，试图对出版学理论做一点补充。不同于关于事物的质的定性分析，也不同于事物的量的定量分析，我们试图从事物的位置角度去把握事物的变化与发展。作为一门应用社会科学学科，出版学的研究对象是出版实践活动，运用什么样的思维方法，对出版实践活动的整体进行定义、区别、划分、观察、分析、论证和判断，最终得出一个出版理论，这个理论“由一个处于论证联系的命题系统组成”，它所得出的结果，也就是具有普遍规律的方法论，不仅恰当地解释现在的出版活动，也能预测未来的出版活动走向，并且能够发现和解释迄今尚未认识的过去的出版事实，这是出版理论形成的过程，也是思维方法应用于研究的过程。我们认为，出版实践活动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事物，它由出版角色和出版要素组成，出版的生产方式由出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出版活动形成的成果是出版物，出版物具有精神属性和物质属性，出版活动的目的是构建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族群或组织的意义和利益共同体。出版目的服务于族群或组织，族群或组织主导出版活动和实现出版目的，两者的辩证统一是出版活动这一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所在。因此，如何定义和定位、观察和分析、论证和判断出版角色、出版要素、出版生产力、出版生产关系、出版生产方式、出版经济基础、出版上层建筑、出版意识形态、出版意义和出版利益就成为一系列核心问题。定位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多个外部的观测点和观察视角，这些观察视角也可以理解为研究角度。对一个事物只有采取多视角、多维度、多层次、立体地、全面地、交互地观察和研究才能准确地定位并加以准确地认识。我们认为，无论什么状态的出版活动，至少有4个研究维度是不变的，具体来说就是时间与内容、空间与内容、介质与技术、受众与反馈。这4个维度也是4个视角，它们具有出版历史性、现实当代性、地域适应性、外部参照性。从这4个研究视角去综合研究历史上的出版活动、不同文化区域的出版活动，当前的出版活动，并将是否适合当时国家、族群或组织的意义和利益需要作为出版目的和衡量标准，如此我们将更有把握地得出符合事实的认识和判断，得出一个接近事实的结论和理论。简单地说，定位研究方法论强调准确定位研究对象和问题，通过至少4个论证视角对同一个对象和问题进行不断变化着的时间、空间、位置、距离、速度、效率、效益等因素的立体的综合定位研究，从而对研究对象和问题得出一个正确的位置和移动的结论。

总体来说，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出版学作为一门与传播学、新闻学相并行的学科门类，当属实至名归。我们之所以对出版学的基本范畴、规律、问题和方法论进行再研究与再认识，其目的乃是站在出版业界的角度进行理论再补充，尤其是提出定位方法论，更是希望借研究方法论的新视角和新探索，从而让出版学更具历史关照性、现实指导性和未来拓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