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产业项目设有严格的申报、审核、专家评审等流程，以科学性、必要性、针对性、可行性为原则，遴选具有战略性、引导性和带动性的项目，着力解决出版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项目建设工作得到了中央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部分省市自治区也建立了文化产业发展引导资金，共同推动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当前，出版产业项目运营管理在制度、建设、实施等方面不断完善，呈现出“申报材料规范化、申报流程标准化、准入条件日趋严格、质量要求日益提高、监管力度不断加强”等特点。

据统计，2020年国家文化产业发展项目库有1 060家单位共申报项目1 141个，在这些单位中，中央单位申报项目211个，其中出版类项目148个，占比70.1%；各省区直辖市申报项目930个，其中出版类项目161个，占比17.3%；全国出版类项目共计309个，占比27%，占到总申报数量的1/3。一批优质出版产业项目的立项、落地，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为实现由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迈进奠定了基础。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因此，出版业从追求规模数量向提高质量效益转变势在必行。

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优质内容生产的精品出版项目，一直是出版管理工作扶持的重点。出版业逐步从规模数量型增长向质量效益型增长转变。所谓“质量效益型增长”，即以最低的资源消耗，创造更多的文化价值，实现最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只有通过传播文化价值带来的业绩增长，才符合出版规律。这一类项目主要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项目，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歌曲创制与推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全媒体创新互动党课平台”等；专业、学术、科技、音乐、戏曲等优质出版内容，如“中文精品学术期刊外文版数字出版工程”“中国航天技术进展出版工程”“中国—东盟民族音乐多语种数字出版平台”“秦腔艺术数字出版与推广服务工程”等；工艺品、古籍、壁画、国学等传统文化项目，如“世界民间藏中国敦煌文献”“山西古代建筑壁画全集”“特种文字地图出版数据库建设”等。随着出版融合发展的推进，出版形态从最初的图书、音像制品向数字出版平台、知识服务平台转变，以多媒介形态融合的方式服务大众。

对出版内容进行质量监管是出版项目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出版形式更加丰富多元，人工审读模式的质量检测已无法满足现实需求。因此，有必要借助技术力量对出版内容进行质量监督与检测，如“出版产品编校质量监测及评价信息服务平台”便是基于分词、关联、自然语言处理、语义分析、云计算等技术，搭建出版物监控监管平台，从内容、编校、运营等方面对不良出版物进行事前防范。不论是从政策层面，还是技术层面，“提升出版物质量”这一理念已成为“互联网+”环境下的出版业共识，一个高品质的出版生态格局正逐渐形成。

我国传统出版单位转型升级步伐不断加快，成效不断彰显，2020年度出版产业项目中新技术、标准建设和版权运营项目层出不穷，融合发展工作模式可圈可点。

随着VR、AR等技术在出版业的运用，新型出版产品在内容、平台、渠道、体验等方面不断推陈出新。例如，“北京日报AR系统建设”项目旨在增强报纸的表现力，读者只需将摄像头对准特定区域，纸上平面静止的图片文字便成为立体动态的内容；“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可视化地理智能教育资源与平台建设”项目则试图利用AR、VR、三维动画等技术，构建可视化、移动化、社交化的多维动态地理教育产品。

“大数据出版”即是在一个大平台上实现“数据化内容”和“数据化受众”的联结。通过数据采集、分析，自动聚集内容，根据受众需求进行内容的精细化投放。如“基于大数据的专业出版经营模式创新示范项目”旨在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通过收集、分析、整合用户数据、交易数据、产品数据和流程数据，重构数字化生产经营管理体系，提升出版社整合营销、印数决策、柔性生产和供应链协同管理能力，从而实现专业出版经营模式从粗放式到精细化的转变。

此外，AI、云计算、语义、智能物流网等先进技术也都渗透到出版业，对出版模式、出版方式、出版载体等产生了一定冲击。如“好孕妈妈人工智能咨询服务平台”试图通过自然语言分析用户咨询需求，智能匹配专业内容单元，从而提供相关的全媒体数字内容；“运用语义分析技术将传统书报刊转化为知识资源数据库”则采用自主研发的语义分析技术，将传统书报刊中的海量非结构化资源自动化、智能化地转化为知识资源数据库，从而为知识服务应用打下基础。

CNONIX是为出版物制定的在线元数据信息描述和元数据交换标准，主要用于满足各类出版物的在线信息交换需求。近年来，出版单位、发行单位、图书馆和书店纷纷搭建数据交换系统，以实现出版与发行环节的互联互通。如“基于CNONIX标准的数据综合信息开放式服务平台”旨在通过技术手段融合出版物信息及服务资源，建设大数据分析、信息交换与共享、移动互联应用、开放式接口和数字融合出版五大平台，从而为行业提供高水平综合服务。另有一些出版社、专业技术企业启动了ISLI/MPR应用推广工作。如“ISLI国际标准应用示范——基于媒体融合的M+Book”项目，通过图像识别技术研制关键标识符，将纸质出版物内容与移动终端中的数字资源进行结合，形成M+Book新型出版形态；“ISLI/MPR全媒体融合出版平台”则尝试基于ISLI/MPR标准体系及底层技术，建立面向出版产业和终端用户的全媒体融合出版平台，对内容提供者产出的内容进行推广和销售，使消费者获取优质内容，并解决全媒体融合出版中的版权保护难题。

版权是出版业发展的基础。在数字出版领域，围绕着版权保护、版权经营、产权交易等版权资源开发、建设与利用的格局已初步形成，版权正从权利人的私家秘藏，成为促进多方共赢的源头活水。如“TSA版权公共服务平台”以可信时间戳为核心技术，通过建立以数字内容版权保护确权、自主交易运营为主的版权公共服务平台，帮助权利人在保护自身数字版权的前提下扩展数字运营渠道，获得更多收益。此外，版权众筹、版权价值评估、版权贸易等也是版权运营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我国出版“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国内出版市场与国际出版市场进一步接轨，国际传播能力和影响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一方面，我国出版物的营销渠道不断拓宽，目前已构建了包括主流零售渠道、海外华文书店、跨国网络书店等在内的立体式国际营销网络，有效解决了多年来我国出版物“走出去”的渠道难题。如“文轩海外文化平台”旨在建立一个以出版物电子商务、出版物供应链协同服务为基础，遍布全球主要区域的华文图书及相关文化产品的海外渠道平台；“基于‘一带一路’的精品文化传播平台项目”则旨在以高科技、高附加值的方式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另一方面，出版企业的海外资本布局在不断加快。如“国学文化（法国）传播交流中心”计划依托秦汉胡同国学书院的师资、内容和品牌资源，结合图书博物馆的内容资源和渠道优势，携手巴黎凤凰书店，构建一个集国学文化传播、教育、交流为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再到“购船出海”，出版企业越来越重视自己的技术、平台和品牌建设，“走出去”已不仅仅是“内容走出去”。

中央高度重视出版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并借力重点工程项目，不断推进对外版权输出。目前，版权输出已成为我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输出对象来看，早年侧重美、英、法、德、日、韩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现在则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并重，大量实务合作领域更是呈现出对发展中国家更为优先的考虑；从数据来看，如“‘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版合作体”依托大学和其他学术机构的教育科研优势，搭建版权交易、资源共享的交流合作平台，为国际学术与出版提供新智慧。目前已有56个国家和地区的319家出版商、学术机构和专业团体加入合作体。

虽然各大出版集团、出版社的海外传播渠道和国际交流平台已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大多数是线下平台，线上平台的建设则略显不足。这为互联网企业，特别是拥有丰富数字化经验的数字出版企业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出版“走出去”想走得更远，数字出版企业就必须抓住这个契机，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构建海外平台和线上渠道，通过渠道了解需求、直面市场、拓展业务，从而最大化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版市场。

出版业持续实施项目带动战略，已初步形成了“规划一批、实施一批、储备一批”的项目滚动发展机制，实现了以项目带动集聚生产要素、促进投资增长的良性发展，对出版业转型升级、融合发展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

近年来，很多出版单位开始通过企业孵化和产品孵化，为初创企业的成长和创意实现提供研发空间、基础设施，以及政策、财务、工商等一系列服务。如“报业集团核心圈内容产品创新孵化”项目旨在通过孵化一批优质内容，全面激发出版业内容生产能力、精品生产能力和融合发展能力；“二十一世纪少儿动漫影视产业孵化平台”旨在构建一个跨领域、跨行业、跨地区的动漫影视产业孵化平台，通过引爆优质IP资源，在推进少儿创意产业融合发展、创新调整方面起到示范作用；“手游出海暨海外独立游戏孵化器”则试图建立一个覆盖中韩两国的独立游戏孵化器，帮助有潜力的独立游戏开发者完成从产品研发到上市营销的目标。

目前，AI、VR、AR、大数据等新技术在内容创作、场景升级、用户体验等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如“第一财经大数据智能写作平台”旨在通过为作者提供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索引、数据挖掘和分布式计算的全方位服务，推动内容生产方式的变革；“融媒体大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则试图将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技术运用到传统出版业中，为传统出版业定制一整套“软件平台+移动应用+盈利模式”的融合解决方案。此外，版权云、物联网、语音识别等技术也逐步渗透进出版业，未来充满无限可能。

随着CNONIX、知识服务、电子书系列标准正式发布，标准化工作进入具体实施应用阶段。如“基于CNONIX的图书发行系统及供应链改造项目”“国学知识服务平台——ISLI标准和技术应用项目”开始探索CNONIX、ISLI在出版—发行互联互通、跨种类、跨媒体、跨区域、跨语种资源管理方面的应用。由此可见，CNONIX和ISLI在出版产业链上下游的信息交换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十四五”期间，相关标准的应用将在全行业进一步推进，为构建出版业数据服务体系创造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

目前国内大型出版传媒集团基本组建完成，布局初见雏形，集聚效应逐渐显现。《2019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国共有经国家出版管理部门或省级出版管理部门批准的出版传媒集团124家。其中，纳入统计的117家图书出版、报刊出版、发行和印刷集团共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 552.8亿元，较2018年增加39.2亿元，增长1.1%；拥有资产总额8 093.0亿元，增加548.4亿元，增长7.3%；实现利润总额351.3亿元，增加31.8亿元，增长10.0%。

此外，一些出版单位通过兼并、重组、上市、融资、收购、并购等形式，不断整合系统内外的出版资源，以进一步扩大公司的规模和效益。如“河北出版传媒集团推进新媒体融合发展投资并购项目”旨在通过收购、参股、合作等方式，加大对数字出版、影视制作、动漫游戏等新媒体和新业态的投资培育，从而推动出版传媒集团战略转型。

“基地（园区）带动战略”是加快出版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也是“筑巢引凤”思路的体现。近年来，出版基地（园区）的建设不仅提升了产业集聚水平，也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辐射带动作用，成为区域经济重要的造血器官。据《2019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统计，目前全国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建设的出版产业基地（园区）共有24家，分布在14个省份，涵盖了出版创意、数字出版、印刷包装、音乐产业、动漫游戏、出版装备等多个类别。截至2019年底，全国24家新闻出版产业基地（园区）共实现营业收入2 744.4亿元，利润总额387.9亿元，拥有资产总额3 318.7亿元。其中，营业收入超过百亿元的有7家，资产总额过百亿元的有13家，利润总额超过20亿元的有7家。

目前，我国出版产业尚未形成一个较为成熟、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多渠道、多方式的投融资体系，中小企业融资难、信用评估担保体系不健全、投融资服务平台建设滞后、银企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依旧突出。针对这些问题，政府提出了诸多政策措施，以撬动更多的市场化资金投入。《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提出，要创新文化投融资体制，推动文化资源与金融资本有效对接，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允许社会资本参与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剧院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和运营，完善文化金融中介服务体系，促进文化金融对接等。由此可见，在政策引导下，出版产业资本运营的路径逐步明朗，“出版企业+金融机构+服务平台”生态圈逐步形成。

为进一步推动产业发展，出版单位应更加注重结合自身优势，不断加深对转型升级、融合发展的认识，不断提高内容整合能力，提升新技术、新设备、新媒介的应用水平，调整业务布局，丰富产品形态，优化人才结构。

出版业比其他行业更能发挥共享的优势，不论是在实践层面还是在消费层面，思想、文化、知识的共享都比物理实体的共享更方便。

对出版业而言，如何拓展优质产业资源共享的深度和广度，通过优质产业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实现读者价值和传播效果的最大化，是决定产业整体发展能力的关键。因此，有必要建立知识内容资源、产权版权资源、数字平台资源等各类产业资源的共享机制，制定资源有偿共享模式和标准，搭建共享与传播平台，从而推进出版业与其他产业在内容、信息、渠道、技术等方面的共享，促进优质资源在产业内外广泛传播，更好发掘资源的潜在价值。

让人民群众切实享受产业发展成果是共享理念的应有之义，它不仅能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还有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实现文化惠民。因此，有必要深入推进全民阅读，通过读书节、读书周、读书月活动，凸显全民阅读的文化价值，并用高质量的内容供给、布局合理的基础设施和高效率的服务平台，为全民阅读提供保障。此外，特别需要关注少儿阅读、特殊群体阅读，以及对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的文化扶贫。

共建是推动共享的有力手段，两者相辅相成。出版业需把握好共享与共建之间的关系，通过打造多形态、多业态、多渠道、多平台的立体文化传播格局，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构建集文化传播、阅读学习、展示交流、艺术策划、公共服务、资本运营等于一体的现代出版体系。同时，应着力通过培育、扶持行业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发挥示范引导和辐射带动作用，鼓励中小企业走差异化、专业化、特色化道路，形成“龙头引领、链条延伸、集群共进”的局面。

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出版业已迎来对创新的更深层次、更高级别的需求，通过资源整合、优势互补来提高自身的竞争优势，已成为出版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现阶段我国出版业资源过于分散，沟通渠道不足，对接渠道不畅，出版企业所处的环境远远不能满足快速发展的需要。不少出版企业虽然有先进的理念，但常常无法顺利整合资源。因此，有必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的作用，打通资源对接渠道，向企业提供“贴身式”服务，对接所需的金融资源、人才资源、技术资源、市场资源等，促使项目落地。如成立企业资源对接服务中心，建设无障碍服务渠道和服务平台网络；聚集出版业上下游各环节生产要素，挖掘各种闲置资源，通过平台进行整合；定期举办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加强企业家之间的沟通联系，促进企业之间的资源高效流动。

随着出版业融合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快，对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虽然政府部门、高等院校、技术企业已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人才的教育、培养、引进和激励，但现有的人才数量与实际人才需求数量仍有很大差距，高层次、高附加值、高成长性的人才更是严重短缺。因此，要进一步加强人才保障，特别是急需人才的培养。

外向型国际人才主要包括高素质、高水平的翻译人才；懂国际市场竞争规则、熟悉国外企业经营方式的管理人才；了解中外版权保护法律和版权贸易知识，以及谈判、合同签署、资料提供等流程的营销人才；具备交流和组织沟通能力，能够组织召开国际洽谈会及大型学术活动的组织人才等。

对出版企业而言，可设立“首席数据官”，建立数据分析团队，从具体项目入手，通过持续循环、不断完善的大数据规划、布局、实施、验证、优化工作，形成应用型大数据人才团队。

作为人才的蓄水池，智库的使命就是整合资源、汇集人才、培养人才。作为科技创新的主战场，智库不仅是人才培养的摇篮，也是人才成长进步的练兵场。智库已成为出版业储备人才的主要手段，随着相关工作的进一步推进，高层次人才匮乏问题有望缓解。

制度是项目管理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也为项目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力支撑。因此，有必要以制度为法，从源头入手，提高项目管理水平，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充分发挥各部门的统领作用，完善制度框架，强化政策供给；同时总结推广经验，将创新做法予以推广。二是构建网络服务平台，实现管理数据化，聚集相关服务资源，打造一整套服务网络体系，并将服务规范化、标准化。三是完善重点项目的建设进度报告制度、例会制度、现场督导制度以及观摩点评制度，查找重点项目建设中的共性问题，着力解决突出问题，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四是聘请第三方权威管理机构，辅助相关部门对项目进行管理，从而提高项目监管的客观公正性。

此外，还可以建立评估机制，逐步推广项目目标管理制度。通过多元动态性评价标准和考核方式，不断完善考核评估体系，帮助企业认清自身实力，制定符合当前实际且能够实现的战略目标；同时也确保出版单位将任务落到实处，形成“你追我赶、创优争先”的局面。

实施重大项目带动战略是出版业改革发展过程中探索出的一条重要经验。通过推动和支持一批出版产业项目落地，夯实了出版产业发展基础，为文化体制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可以预见的是，这一时期出版企业将深入贯彻落实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充分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抓住重点，理清方向，进一步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地增强人民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更好地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