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进步与发展有诸多因素，其中一个重要且有效的因素是科学研究成果的交流和传播，学术期刊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期刊出版随着科学的发展不断地更新迭代，服务于科学研究成果的呈现和传播，表征了其所在学术领域的话语权。回望期刊发展历史，既有不断发展的期刊成为百年经典，也有不适应科学发展方向的期刊停止出版，更有不断涌现的新刊。近几年，我国新刊的创办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特别是英文期刊的创办数量前所未有。新刊的创办尤其是英文期刊的创办，表明我国期刊一方面积极响应科学研究的发展，另一方面突破本土化传播的局限，跻身国际学术交流体系。进一步了解国际出版商创办期刊的情况，有助于我国新刊的布局和发展。

本文基于乌利希国际期刊指南收录的期刊数据进行分析。乌利希国际期刊指南（Ulrich’s Periodicals Directory，以下简称“乌利希数据库”）1932年创办于美国，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本信息描述最全的国际连续出版物目录数据库。^[1,2]

本文所有数据采集于2021年2月23日，在乌利希数据库中检索出版状态为“正在发行中”，创刊年在2013—2020年期间，在此期间创刊并已停刊的期刊不作为计算对象。出版国选择中国和G7国家，即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期刊类型限定为学术期刊。学科领域选择自然科学、工业技术和医药卫生领域（以下简称“STM期刊”）。根据乌利希数据库的编目规则，不同的ISSN即作为一个编目记录，当一种期刊有网络版、印刷版、缩微平片等版本并有印本ISSN和网络版ISSN时，则同一期刊有两条及两条以上的数据记录，在本文里将同一种期刊不同载体合并处理，以期刊所有载体的最早开始时间作为期刊的创刊时间。

从期刊发展的定位而言，我们选择了全球科技发达且具有一定出版量的国家进行对比分析，因此选择对象为G7国家。在统计时间内，G7国家新创办学术期刊数量之和占到中国以外所有新创办学术期刊数量的一半，在一定程度可以反映出国外新刊整体发展趋势和特征。2013年是中国科协“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的启动之年，自此我国每年都有计划地资助英文新刊出版，新刊出版进入了规模发展的时期，故此本文选择了2013—2020年作为统计时间窗口。

满足以上检索条件，确认中国以及G7国家（以下简称“8国”）的STM新刊3 485种。在数据处理过程中，综合分析期刊的特征，借鉴国内外关于期刊出版研究的结果，剔除了1 035种掠夺性期刊^[3]，8国实际可分析的期刊有2 450种。在国别处理方面，中国期刊依据其主办机构做了国别归属修改，其他国家则依据乌利希数据库的标注为准。为分析期刊的学科分布特征，将乌利希数据库的杜威十进分类号与中图法进行映射，建立依据中图法一级、二级学科的学科类目。

2013—2020年期间，8国共有2 450种新出版期刊（见表1）。英国是出版量最多的国家，其次是美国，英美两国出版量占8国期刊总量的三分之二。我国新出版213种期刊，位列英国、美国、德国之后。法国、加拿大、意大利新刊出版很少，8年间新出版期刊尚不足百种，年均出版量为个位数。日本、加拿大2019—2020年间没有新刊出版。

从出版年分布可以看出，G7国家期刊出版量均成年度下降趋势。2013—2014年是英国、美国、德国新刊创办的高峰年，自2016年开始美国、英国、德国的新刊出版量明显下降。2020年英国新刊数量是2012年的四分之一，仅有43种。我国新刊的出版量相对平稳，2019年是新刊出版最少的年份。2020年中国新刊出版量超过德国，位列第三。我国与美国、英国、德国是新刊出版的主要国家。

从期刊的载体特征来看（见表2），网络版是重要的载体形式，尤其是英美两国不仅新刊出版量最多，也是网络版出版量最大的国家，英国70%、美国68%、德国54%的期刊仅有网络版；纸质版与网络版并存的期刊占比，英美两国为30%左右，德国为40%；纸质版期刊的占比极小。加拿大、意大利两国的新刊出版量虽然较少，但仅出版网络版的期刊占比也达到了70%以上，可以看出网络版期刊已经成为主流的传播载体。

在亚洲，网络版期刊的发展有些缓慢。日本的出版模式仍旧保留着传统的载体模式，新刊出版仍然以纸质版为主，纸质版期刊出版占其出版量的65%。

我国期刊载体以纸质版网络版共存为主，占比87.3%。网络版的表现形式有3种，分别为：期刊通过自建门户网站，实现纸质版论文的网络发布；期刊利用合作出版商平台，这种情况主要表现为英文期刊与国际出版商合作，使用国际出版平台实现网络出版；期刊与第三方集成平台合作，实现网络传播，例如期刊与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平台的合作。仅有纸质版的期刊占比也不高，说明我国新刊已重视网络对科学研究传播的作用。

在语种分布上（见表3），5个非英语国家新刊语种均有英文和本国语言，并有少数英文与本国语言兼有。除日本以外，中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均是英文新刊数量超过了本国语言期刊，尤其以中国、德国最为突出，中国英文新刊占比为61%，德国为81%。自2014年起，我国每年新创办的中文科技期刊数量及其在当年所有新创办科技期刊中的比例均逐年下降。2014年，我国共创办了20种中文新刊，超过当年新刊总量的一半；而到了2018年，我国仅创办了2种中文新刊，仅占当年新刊总量的8.3%。我国英文新刊数量的增加得益于中国科协“卓越行动计划”高起点新刊的资助。从2013年开始，中国科协每年资助英文新刊创办，取得了良好的进展。英文期刊的涌现表现出各国融入国际学术交流圈的积极性。

期刊学科属性说明了各国对不同学科领域发展的积极应对，反映了期刊传播特质。2013—2020年，8国医学领域期刊出版量是最多的，其次是工业技术类期刊，物理、化学、数学、天文学、地球科学等基础学科的新刊数量相较于医学和工业技术两个领域而言，新增期刊数量过少。数学、交通运输、农业科学、化学、航空航天年均期刊增长数量不足10种（见表4）。

法国、加拿大和意大利新刊数量相对较少，所有一级学科的新刊数量均不足30种，因此，我们仅分析英国、德国、美国、日本4个创办新刊数量超过100种的国家和中国（以下简称“5国”）新刊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占比分布情况。

新刊服务于科学研究发展。我们分析新刊的学科特征，可以看出我国与其他国家期刊学科分布的异同。从各国期刊学科分布的特征看，既有相似之处，也各具特点。医学、工业技术两个学科领域是各国共同重视的学科方向，各国这两个学科的期刊占比都位列前茅，日本表现最为突出，医学期刊占比达到58%，英美两国的医学期刊占比也超过了40%。物理学、化学、数学领域等经典基础研究领域的新刊占比都很低，说明各国新刊更强调了医学健康和基础研究与技术应用相结合的特征（见表5）。

我国期刊的学科布局也是在医学、工业技术两个领域占比最高，不同的是工业技术领域期刊占比略高于医学领域，这两个学科占比分布特征与德国一致；在环境科学领域的期刊占比超过了其他国家；生物科学领域期刊与英美两国的占比大体相当，交通运输、农业科学、航空航天领域期刊占比远超过其他国家。从“高起点新刊计划”的资助要求看，“在传统优势、新兴交叉、战略前沿、关键共性技术领域创办”，因此我国期刊学科布局说明了我国在优势学科领域发展态势，反映出我国科学研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发展方向和热点，期刊学科整体分布与国家科技布局相适应。《“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4]中对我国2016—2020年间科技战略作出部署，新启动了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深海空间站、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机、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深空探测及航天器在轨服务与维护系统6个重大科技项目。我国在此期间倾向于在相关领域创办新刊，因此航天航空、地球科学、工业技术、物理学等学科上期刊数量分布较多。尤其是覆盖两个重大科研专项的航天航空领域。“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提出以来，2016—2018年和2020年每年均创办了航空航天领域新刊。此外，我国从2015开始进入生态文明建设阶段^[5]，陆续推出了保护环境和发展节能技术的一系列举措。^[6]我国在2013—2020年间创办的诸多环境与安全科学类和工业技术类新刊也配合了相关政策，鼓励中国科研人员将环境方面的最新成果和成就通过新刊分享交流。

医学和工业技术两个一级学科大类下包含诸多二级学科，我们进一步对5国在这两个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期刊分布特征展开分析（见表6）。在医学领域，从二级学科期刊布局的全面性来看，英美两国覆盖领域最为全面，不仅有内科学、外科学，而且有耳鼻咽喉科学、眼科学等较小的研究领域。从二级学科分布的态势看，5国具有相似性。内科学、外科学、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是5国新刊数量最多的二级学科，这3个二级学科期刊占医学期刊的三分之二以上，而内科学新刊数量占比超过三分之一，国内外期刊在医学领域的学科分布聚焦点十分相同，同时也说明我国期刊进入国际学术交流体系中面临稿源竞争的挑战。5国在预防医学、药学、基础医学3个学科期刊分布占比大体相当，中国、日本在临床医学占比较高。中图分类法中，临床医学包含了康复、护理等内容，更表现出中日两国医学应用的研究特征。

表7展示了5国工业技术二级学科期刊分布特征。相较于医学领域，5国在工业技术二级学科新刊覆盖范围大体相同，几乎覆盖了所有的二级学科。5国均聚焦于自动化技术与计算机技术、能源与动力工程、一般工业技术3个二级学科，表现出我国与其他4个国家的工业技术学科发展关注度的一致性。中国和日本在工业技术二级学科期刊数量分布比例十分一致，突出表现在化学工业、建筑科学、电工技术、电子技术、轻工业、金属学等领域。德国在建筑科学领域上分布比例较其他国家更大。

从一级、二级学科的期刊分布特征看，我国与其他4个国家期刊学科布局均聚焦于医学、工业技术两个一级学科；在医学、工业技术的二级学科领域中也聚焦于少数学科方向，与期刊的学科领域布局方面具有一致性。

2 450种期刊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学协会、出版商出版；出版者构成主要有三种模式，即出版商独立出版、出版商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学协会合作出版、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学协会独立出版。

259个出版商参与出版了1 687种期刊，施普林格·自然集团的出版量遥遥领先，出版量最多的前10个出版商出版了1 024种期刊（见表8）。160个出版商仅仅出版了1种新刊，典型呈现出少数出版商出版大量期刊的现象。在前10个出版商中以独立出版的期刊数量为多，但也开展了与学协会、高等院校合作出版期刊的模式，其中，威立集团合作出版期刊量最多，剑桥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量占其出版总量的47.8%，合作出版是新刊出版的主体，学协会、高等院校借助了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专业性出版服务及传播渠道。

我国科学出版社与爱思唯尔合作的科爱出版公司以50种新刊进入出版量前10行列，已具有一定的期刊体量，在国际出版商中占有一席之地。由于在科爱网站的期刊介绍信息中无法确认合作出版机构，因此在表8中未做区分。

从非商业出版机构的角度看，英国、美国、德国、日本明显集中于学协会办刊，美国非商业出版机构出版的期刊中76%来自学协会。中国期刊出版中科研院所办刊较为突出，学协会、高等院校、非商业机构合作出版期刊数量大体相当，其中机构合作出版主要表现为学协会与科研院所或者高等院校的合作，由于学协会挂靠于科研院所或高等院校，因此这种合作出版是我国科研机构特征的体现（见表9）。

468个非商业出版机构参与办刊的数量为763种，平均每个机构仅办刊1.63种，出版1种期刊的非商业机构有403个，出版机构具有分散性特征。创办新刊最多前10个非商业出版商（见表10），主要分布在美国。IEEE以出版51种期刊位列第一，如果不计算出版1种期刊的机构及其出版期刊数量，前10个学协会的出版量占比二分之一，也表现出一种集中性特征，作为世界知名学协会的IOP、RSC、ACS、IET等机构依旧展示了学协会出版的实力。中华医学会以强劲的出版实力进入非商业机构新刊出版的前10名，显示出我国学协会集群化出版的成果。

通过上述2013—2020年的新刊数据统计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创办新刊是出版界适应科学研究活动变化的一种行为，满足科学成果发表的需求，G7国家与中国是新刊的主要出版国，但G7新刊数量呈年度下滑趋势。从2013年开始，新刊出版数量一直处于下降态势，2020年新刊出版数量仅是2013年的三分之一，虽然仅仅从这个单一的数据难以分析出新刊出版没有持续增长的原因，但综合近年来期刊出版平台化发展的特征，我们看到随着开放获取、优先出版等出版模式、流程的变化，期刊出版早已突破了纸本期刊固定出版论文数量和出版时间的局限，面对巨型OA期刊的诞生、期刊平台空间无限性的挑战，是优化、完善已有期刊的出版，做强做大，还是通过创办新刊的方式，做精做深，需要进一步探讨。

（2）新刊网络出版成为主流。中国、日本则为纸本、纸本与网络版本相结合的出版模式为主。从数据可以看出，网络出版成为期刊出版的必备模式，期刊出版在不断适应学术交流模式、信息发现方法、信息获取途径的改变，为用户提供更好的阅读、信息获取服务。从纸本向网络版转型，不仅是为了提高阅读文章的机会和频率，同时也创造数据共享的环境和科研协作的工具，因此忽视网络出版模式将对期刊的传播带来不利影响，无法形成期刊的品牌优势。

（3）新刊学科覆盖具有一致性特点，中国与G7国家的新刊出版都聚焦于医学、工业技术两大领域，传统基础科学领域，例如数学、物理学、化学领域新刊出版极少，新刊出版更关注应用领域。我国新刊出版学科布局与我国重大项目规划有密切的关系，显示出顺应国家科技发展、服务于国家重大成果传播的特征。

（4）新刊出版机构具有分散性与集中性并存的特征。分散性凸显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学协会等学术团体创办新刊的规模不小，2013—2020年创办新刊763种，但分散性较强，1个机构平均出版1.63种期刊，期刊的集群化特征不明显。集中性特征表现在施普林格·自然、爱思唯尔、威立、泰勒弗朗西斯四大出版商依旧具有规模化出版的优势，4家出版商新刊数量占新刊出版总量的30%。世界知名学协会也是新刊的主要出版者，在出版规模上可以与商业出版商相媲美，表现出学协会的出版实力。科爱出版集团、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均跻身出版期刊最多的前10名行列，表现出我国集群化出版的发展态势。

本文在数据分析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首先是思维的惯性导致仅关注科技发达国家和学术出版巨头的出版动态。随着开放获取运动的开展，全球涌现出来不少新兴的出版商，以开放获取为号召，快速出版大量的OA期刊，形成了规模效应，例如印度、瑞士等国具有百种以上规模的出版商，出版期刊同样采用网络出版模式，聚焦于工业技术、医学领域。对这部分数据的忽视，在一定程度上会弱化期刊出版的竞争态势，一方面有老牌的出版商、学协会在引领学术出版，另一方面新兴出版商进入市场，以快速发表吸引用户，两方面加持，深化了期刊对作者、读者的争夺。其次，我们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先删除了掠夺性期刊1 000余种，希望消除噪音。但在甄别出版机构的过程中，根据比尔·杰弗瑞对掠夺性期刊的定义，可以判断出某些出版机构具有掠夺性期刊的特征，而这些期刊干扰了正常出版，新刊鱼龙混杂，需要用户认真识别，方能慧眼识珠。

新创办期刊必定与学科发展态势有密切的关系，期刊的持久发展是稿件质量、服务深度以及出版技术相叠加。对我国新刊而言，应进一步加强学术辨识度，积极争取全球优秀稿件，提高学术品质，提升传播效能，实现期刊所在学术领域的学术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