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事业事关人民福祉、民族命运、家国远景，长久以来始终是全社会热切关注的焦点。自2021年7月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1]（以下简称“双减”政策）以来，中国的教育产业历经了重整与洗牌的全频调整，与教育事业紧密相关的链条产业也同样迎来挑战。

在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市场需求转向、行业理念转型的关键时期，“如果教育出版机构对此没有足够的重视，不去掌握新政策和新变化，就会陷入被动应对的局面进而错失发展新契机和转型新机遇”^[2]。教辅出版业亟待因势利导，在新形势下研判自身发展新路，在既往的模式化出版僵局中寻突破、谋良策、创新法，打造更加适合时代发展的教辅出版业态。

“双减”改革是我国教育的顶层设计，自实施以来，教育产业全链条均进入“重置”式调整阶段，面对“双减”改革对我国人才培养模式、教育成果评定标准、未来发展定位的不同需求，教辅出版行业遭遇应对不足与转型受阻等行业瓶颈，无论图书的质化内容还是销量的量化反馈都“疲态”尽显，在可见的一段时间内，教辅图书出版行业都将处于困顿的求存求变局面。

“双减”政策甫始，宏观政策驱动教育改革的力度空前，以“减”为核心指向的改革目标意味着包括教辅行业在内的诸多依靠数量“增”为主打方向的产业必须选择路径逆转，以更好适应宏观趋势带来的变革。

随着“双减”政策的稳步推进，教辅市场失去旧日热度的趋势十分明显。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卷”）发布的《2021年中国图书市场零售报告》显示，2021年教辅教材类图书销售码洋占比为20.2%，仅次于少儿类和社科类，虽还保持着一定的市场占有份额，但与往年同期的占有量相比已大幅缩水，众多从业者已然嗅到教辅图书式微的气息。

与此同时，在改革前的“题海”时代，以量计效的设计思路让众多教辅图书更加倾向于超量堆叠知识点与练习题，意欲通过“丰满”自身容量体现产品价值，或通过照搬照抄同类产品标榜自身权威，如此畸形的设计理念不仅导致教辅出版风格千篇一律，更是严重阻碍了图书品质的良性发展；加之一些出版商盲目缩短出版周期，跟风抢夺教辅行业利益，导致低质量图书一度危及教辅市场。如此旧疾无疑是“双减”改革必须解决的隐患，良莠不齐的图书质量无异于在教育行业埋下一颗危险的种子，读者难以选到真正优质的教辅图书。

“双减”政策作为教育改革的风向标，规范着教辅图书未来发展的路径，也在谋划未来教育的全新蓝图。教辅图书出版行业本应在减轻学生冗余课业负担，让教育返璞归真、重质保量的思路引领积极转型发展，但纵观整个市场环境，应试导向图书所占的比例依旧呈压倒性态势，中小学同步、非同步，中高考考试、作文等图书仍然主导着六成以上的市场配比量，而以课外文教读物为代表的素质拓展类工具教辅明显处于弱势地位。

尽管一直以来，政策的强势扶持会带来新兴力量的崛起，对既有市场形成强劲冲击，然而，新政实施以来的导向转换仍未能让素养类教辅图书撼动应试类教辅图书的“巨树”。根据开卷对教辅市场的监测，自1999年起，到如今逾20年的时间里，以中小学同步为例的教辅类图书牢牢占据了教辅图书的“主阵地”，在其不断强大的产业化生产过程中全方位影响了教辅出版的综合业态，这样的积累导致在短时间内让素养类图书与应试类图书平分秋色具有相当难度，两种导向迥异的教辅类图书将长期共生互竞。

“双减”政策蕴含中国的远景规划与格局设想，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势必依赖教育事业稳定培养适合时代发展、顺应时代要求的综合人才，这也意味着原有教育体系中重负式的固化模态已不适用于今日朝气蓬勃的中国。

较为巧合的是，“双减”改革的实施恰逢信息技术、数字技术深入人民生活、与各产业展开积极互动的历史节点，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以及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与传统教辅出版业态激烈碰撞，教辅图书也随之进入数字化时代。传统教辅出版专注纸质媒介与文字传递的基本形式，附以渠道营销和市场营销的实体运作，让教育产业的每一个链条都咬合均匀，正常运转。但是随着电子书、二维码等技术手段开始拓宽传统教辅出版的边界，融合出版的概念深切改变了教辅出版的格局，包括直播带货在内的新兴营销方式不断重整传统出版样貌。传统与融合这两种代表着截然不同的理念和表现方式的出版模态将在正面对峙中不断吸纳与适应彼此，取长补短。但鉴于新兴技术手段仍在发展与精进中，很难与传统教辅出版形成具有参考意义的典型范式，这导致在现有发展水平下，教辅出版行业将在传统出版与融合出版“交锋”下持续相当一段时间的范式空白。

“双减”改革立足于全盘研判国情民情，扎实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整肃中国教育的业态环境，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在“双减”政策持续推进的当下，教辅出版人需要静下心绪，结合既有经验深挖潜藏脉络，厘清当前困局的诱发因素，尽快找对、找准“破局”之法。

“双减”政策的颁布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教育格局，新规的出台也奠定未来教育“减轻学生过重负担，严加管控教学材料”的主基调，从宏观调控的大方向出发直接颠覆畸形的教育发展市场，谋求教育改革新出路。可见，教育市场的改革趋势已然不可阻挡，全新理念的渗透也必将最终让科学、高效的教育模式服务于国家的人才培养体系，这是从家国立场考量的必然结果。

基于此，身处变革中心地带的教辅图书出版业需要做到从大局观念中汲取力量，调节出发原点，坚定思想，投身改革浪潮。然而，面对全面变革后的转型“阵痛”，相当一部分教辅出版单位仍未正确理解“双减”内涵，仅从自身利益与区域视野等狭隘角度评价政策变动的效果和意义，抵触情绪尚存，主观能动性欠缺。可以肯定的是，教辅出版业的核心理念影响着教辅行业的每个环节，在对整体形势与宏观发展研判不准、大局观念孱弱导致教辅出版韧性不强的被动情况下，教辅出版陷入困局是必然结局。

再者，纵观历次变革后成功范例的宝贵经验，不难发现，越是处在改变业态的风口浪尖，越是要做到果断与坚定，这是最终获取胜利的法宝。然而，短期的残存红利让教辅行业短视与侥幸的论调喧嚣尘上，一些难以割除眼前利益的教辅出版单位在观望中摇摆不定，这不但让其自身错失改革发展的黄金良机，也导致整体行业“双减”化进程的迟缓与吃力。

“双减”改革势必对教辅行业带来强力冲击，但崭新的教育园地仍有广袤的土地可由教辅出版人开垦，教辅出版已开始放弃过度开发与“污染”的土地，不断寻找崭新的充满生机的土壤耕耘。以少儿及中小学市场为例，“双减”政策要求减轻学生作业量，相关的习题类教辅和试卷类教辅销量已严重下滑，但课外文教类图书的需求会随之增长；“双减”政策要求开展丰富多彩的兴趣小组及社团活动，这就带来素质教育品类图书的增长点，这些都是教辅图书出版人的天地。

反常的是，习惯依“题”为要的教辅出版从业者面对更为开放的教育环境显得手足无措，在缺少旧日保障——“题”与“试”的强力支撑后，教辅出版面临着诸如需要在内容上增加多元启发环节和更为开放的解释与引领的新挑战，此时，创新编撰能力、融合开发能力、整合反馈能力等一系列配套的技能辅助明显处于缺失状态，甚至让部分教辅出版单位与市场主流脱节，暂且不说培养具有综合素养的新一代学生，教辅从业者中具备综合出版素养能力的人才也是捉襟见肘，在技术缺失、人才短缺的情况下，教辅图书发展无序而迷茫，核心资源的短缺是制约教辅市场再次繁荣的巨大阻碍。

面对昔日王牌渠道的没落，多数教辅出版企业缺乏筹谋长远发展的底气和耐心，市场震荡的事实已不可更改，与政策对冲也必然失去发展前路，因此必须有规划自身发展的预案和应急手段，也需要用服务意识唤回教辅市场的关注度。

然而，这恰恰是过去近20年教辅图书发展中欠缺的重要环节，无论是品牌的重新打造，还是内容的多元创新，再或者是与新技术融合的长远发展，每一个方面都需要持续投入、耐心收割，在预期规划中不断调整自身路径。当然，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这样的规划能力是魄力，更要有破釜沉舟的勇气，这对当下的教辅出版机构来说是一个艰难的选择题，也是很多机构选择保守方案的根本原因。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要点是“双减”对服务意识的更高要求。“双减”改革前教辅图书在教育中更多承担教师教学的巩固任务，学生获得启发后在教辅中通过检验确定自己对新知的掌握，这让教辅图书沦为工具，距学生更加遥远。但新政之下，教辅图书开始直接服务学生，学生有更多机会直接从教辅图书中获得灵感，加强认知，形成习惯，某种程度上教辅图书成为陪伴学生的新老师。但教辅图书出版还没有适应好这个新角色，甚至一些出版从业者还没有将自身从“工具”特性中提炼出来，反而继续加强原有属性，其必然导致所营教辅图书濒临淘汰的窘境。

“双减”改革经过实践的淬炼，获得了社会的认可与支持，可见卸下“重担”，减轻教育负累顺应全社会的期望，开放与多元的教育模式也响应时代的号召。出版单位要借助“双减”改革的东风，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突破当下图书发展缓慢而困顿的局面，升级自身产业结构，主动求变，融入飞速发展的现代教育教学体系。

“双减”改革通过减少学生不必要的学业拖累，“着眼于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建设，强化学校育人主体地位，回归立德树人的初心使命”^[3]。“减法”的背后是优化教育教学的诉求，力图精益求精，让教育能够跟上当代中国跨越式发展的前行脚步，让育人体系能够担负起未来描画中国美好愿景的责任。

角色转变让教辅图书加入了构建年轻一代学生大局观与世界观的进程，通过与学生开展直接对话，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提升素养能力，强化文化认同，构建人生愿景。“在减负政策的必然需求下，拓展性课程遵循学生学足学好之道，在定位课程育人目标、价值取向、理念落实等方面同减负的实践节律共生共长，为拓展性课程的应教尽教提供了重要依据。”^[4]因此，教辅图书出版业必须在理念方面全面升级，意识到自身产品对国家发展的重大责任。出版人应具有高度的责任意识，秉持责任导向，严检产品质量，保证新改革始终向稳定向好的方向发展。

坚定思想站位是教辅图书重获新生的保证，品牌图书的形成亦可承载思想上的高瞻远瞩。品牌教辅不但是其他图书竞相模仿的标杆，而且展现着当下教育的风向，对市场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教辅出版方应集中力量开发内容品质过硬、广受肯定好评的品牌教辅，结束当下群龙无首的格局。创立品牌教辅为当下处于迷茫阶段的教辅图书出版单位提供发力路径，也让处于探索阶段的教辅行业有的放矢，合力探索具有高品质与新范式的龙头品牌。

教辅图书出版业曾经拥有成熟完备的产业链条，但在“双减”改革的突围中，决不能只依赖于局部升级，需要全产业链集合行动，通力共进。

首先应促进策划人员的能力培养。剥离传统教辅出版的影响，策划人员须彻底摒弃“填鸭式”灌输法，细致思考教辅使用者如何在与教辅的“交流”中接受循循善诱的引领。策划者需设身处地“带入式”验证图书效果，确保图书适应当下教学改革的需要。同时，“教辅出版要向数字化方向发展，教辅出版社相关从业人员就需要掌握数字化的相关知识和技能，也能够适应行业的转型需求”。^[5]

其次是全面优化教辅图书出版的品类布局，加大对学科类读物的深耕与非学科类读物的拓展。对于学科类读物，升学红线还未消失，学生仍需主动提升自己的学科素养，而学科阅读恰恰是通往学科素养的桥梁。出版社可开发各个学科的思维方法类、科普类、文化类、时事类等图书，使学生在训练中形成核心素养。“出版机构应协同研究机构，出版反映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作品”^[6]，让学生为时代发展而时刻努力。

对于非学科类读物，其必将成为教辅出版业竞相争夺的版图。其中三类图书需要引起关注：一是社会实践类，出版社可以充分融合资源，与红色基地、实训基地、博物馆等强强联合，共同开发研学课程所需要材料，为学生提供专业的服务，达成共赢。二是综合素养类，“双减”倡导多样化的课后服务，强调实践教育，这就为科普、文体、艺术、劳动、兴趣等综合性教辅图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三是经典阅读类，以往学生由于要完成大量作业而没有时间阅读，现在“双减”政策让学生有更多自主时间进行阅读，出版单位可以增加经典阅读类选题的开发。

在传统认知中，教辅图书的使用与“分数”和“测试”密不可分，但随着“双减”改革的深入，这种体系逐步瓦解，“双减”改革下教辅图书业已直接服务于国家的人才教育，这种延伸和拓展是当下教辅出版人的机遇，也是教辅图书增能增效的有力抓手。

其一，强化纸质内容与数字内容的融合。教辅图书由平面静态实体向立体动态虚拟的转变是必然趋势，互联网作为第四媒体已然消解了图书与读者之间的时空距离，为数字化出版带来新的发展契机，教辅行业此刻正存在巨大的数字教育蓝海。教辅出版社应在传统纸质形式的基础上，利用互联网媒介、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AR、VR、MR、AI等新技术，为学生提供内容增值服务，克服传统纸书单一化与平面化弊端，让学生打破时间与地域的限制，随时随地进行立体化、多元化的阅读与学习，实现教辅数字化服务升级与教辅产业的边界扩张。

其二，实践新的运营模式。目前，与报纸等传统媒体重视开发新媒体领域相比，教辅出版单位融入的进度是明显落后的。因而，出版机构应合理运用现有资源，通过重组与增值，利用知识公信力，在与数字媒体融合中不断发展壮大。既要与当地媒体、当当网、天猫、京东商城等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还要搭乘互联网这趟时代列车，借助微博、微信、腾讯、抖音、快手、小红书等新媒体平台，建立公共账号，建设自媒体矩阵，以“私域流量”建立以“熟人关系”为依托的社群，线上线下同步，进行售前预热宣传、售中数据监控、售后信息反馈及周边作品组合营销，提高用户黏度，既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服务，又能提高经济收益。

时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际会，全社会对新时代的教育充满新设想，新期待。随着教学改革不断深入，革除积弊，重整教育秩序成为顺应时代发展、持续优化教育的必然选择。教育出版单位亟待保持敏锐的政策洞察力，秉承服务社会的使命，坚持立德育人的初心，抓住机遇迅猛发展。改革打开崭新领域，正需要教辅出版业大刀阔斧，踔厉前行，应坚定使命担当，重铸品牌教辅；补强产业链条，优化品类布局；延伸服务边界，强化教辅效能，进一步改善当前局面，完成产业升级，为我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培养合格的接力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