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深刻变革了科学交流与学术期刊出版现状，以作者付费为主要特征的开放获取运动应运而生、快速增长的同时，“假借”开放获取出版模式、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学术信誉与质量不高的“掠夺性期刊”也伴随出现。^[1]在此背景下，掠夺性期刊逐渐进入科研人员和学术界的视野中，并成为研究关注的热点话题。人们在讨论掠夺性期刊的过程中，建设学术期刊预警制度成为其中消除其影响的主要内容。学术期刊预警制度是推进科研诚信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发布学术期刊预警名单及其应对措施、实行动态更新，能够为科研人员投稿提供指导，为科研组织进行科研评价管理提供依据，也能够打击学术不端、遏制学术发表不良风气。

2018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了要建立健全学术期刊管理和预警制度，支持相关机构发布国内和国际学术期刊预警名单。^[2]这也正式拉开了我国学术期刊预警制度建设的序幕。基于此，本文拟通过对现有公开信息的调查分析，厘清当前我国学术期刊预警制度建设的现状，为完善制度建设提供参考。

建立学术期刊预警制度是科研人员的迫切期待，科研人员的态度能够从侧面反映当前我国学术期刊预警制度建设的效果；科研组织是预警制度制订、执行的主要主体，具有学术评价管理的现实需求，也影响着制度建设的现实成效。从这个意义上讲，前者体现了制度建设的效果维度，后者代表了制度建设的主体维度，二者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当前学术期刊预警制度建设的实践现状。鉴于此，本文主要从科研人员态度和科研组织制度清单的角度，通过公开信息的调查分析我国学术期刊预警制度建设的现状。

随着社交媒体的影响，网络学术社区日益成为科研人员学术交流的新空间。有研究表明，以科学网、小木虫、知乎等为代表的学术博客、学术论坛、社会化问答社区，是当前我国科研人员经常进行学术交流的学术社区平台，有着丰富的学术资源和广泛的用户群体。^[3]因此，本研究选择这三个学术交流社区，以“预警期刊名单”“黑名单期刊”“负面期刊”“掠夺性期刊”等进行关键词检索，通过数据自动抓取，调查截至2022年8月底的相关文本资料，并对文本材料进行编码分析。

首先，在核查文本资料准确性之后，参考科研人员情感负荷影响因素模型^[4]，采用开放式编码对收集的文本内容做了逐行逐段分析整理和概念提取，共得到46个初始概念，并根据概念关系进行类属归纳，最终得到15个影响科研人员对当前学术期刊预警制度态度的概念范畴，见表1。

其次，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进行主轴编码，通过聚类分析在不同范畴之间建立联系，提取出5个主范畴，进一步归纳为科研人员、制度、期刊和环境四个维度，得到主轴编码结果，见表2。

最后，围绕核心范畴开展选择性编码，再次精炼和归纳主范畴，从系统层面对主范畴进行聚类，根据范畴的联结关系将范畴串联起来构建关系结构。^[5]基于探究科研人员对学术期刊预警制度态度的目的，确定核心范畴为“科研人员态度”，结合前两层编码，经过检查和对比质性资料，得到影响科研人员对学术期刊预警制度态度的因素，见表3。

科研组织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根据《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GB/T 33250-2016）的界定，科研组织主要是指从事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的单位。科研组织类型多样，从科技创新体系的研发主体看，包括政府科研院所、高校及其科研机构、产业系统的科研机构等。^[6]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3 109个、高校2 738个。^[7]科研组织作为学术期刊预警制度建设和预警期刊名单发布的主体，通过对其发布的相关制度文本及预警期刊清单的调查，可以呈现科研组织层面的实践探索。

以中国科学院及中央部委直属科研机构为代表的中央级科研机构和高校两大体系，在我国科技研发主体中几乎各占半壁江山。^[8]高校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是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研发主体，对学术期刊预警制度有着更强烈的需求，在我国数量、类型众多的高校中，双一流建设高校无疑是研究型大学的典型代表，为此本研究选择教育部第一轮“双一流”建设中公布的42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进行调研。本研究参考《中央级科研机构改革与发展情况调查分析报告》^[9]的附表，对我国约400家中央级科研机构进行调查，对同一研究院（如中国科学院）系统下各分院、研究所视为一个整体进行调研。产业系统的研究机构，因数量庞杂、分散，很难调研，故不纳入本研究调查范围，但在调查高校及科研机构过程中，对其附属医院的调研结果也给予重点关注和收集。

具体调查过程为：首先，对高校、中央级科研院所在其官网上进行相关制度检索，检索词为“预警期刊名单”“黑名单期刊”“负面期刊”“掠夺性期刊”等，并以搜索引擎进行信息查验；其次，通过学术社区、新闻报道、网页资讯等方式补充调查其他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名单公开情况，总计收集整理得到相关政策及期刊清单36条，时间截至2022年8月底。对调查得到的制度文本及期刊清单，采用内容分析法、文本分析法进行整理分析。

分析知乎、小木虫、科学网社区上相关话题讨论文本，可以发现当前我国科研人员对于设置预警期刊名单的期待不断提高，但仍表现出一定的“观望”态度。

有关“预警期刊”“黑名单期刊”等话题的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2010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的图书馆员Jeffrey Beall提出“掠夺性期刊”（predatory journals），并在其博客上发布和更新掠夺性期刊和掠夺性出版商的名单^[10]，开始为学术界所关注。

图1中知乎、小木虫、科学网里有关“预警期刊”问答文章数量时间分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我国，很长一段时间里相关话题的讨论度始终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且较为分散，期间只出现过为数不多的因为某一话题引发的集中讨论。直到2020年12月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分区表正式发布《国际期刊预警名单（试行）》，才有了一个较明显的讨论爆发。

2010年6月，小木虫用户发帖“速度快并且容易中的材料类SCI期刊（更新中）”^[11]，在推荐期刊的同时也给出了一些投稿时需要注意的“黑名单”期刊，但是当时并未激起其他用户对期刊黑名单的讨论。2012年8月，小木虫用户发帖“求助！哪位有哈尔滨工业大学的SCI黑名单？”^[12]，可以看作是第一次引起用户对期刊黑名单集中讨论的话题。

通过对收集问答问题的指向进行归类分析发现，主要讨论的话题涉及投稿咨询求助、期刊评价、预警名单评价，数量分别为67、22、32个，总计121个话题，总讨论数1 588条。部分讨论相当深入，除了对具体名单的探讨之外，还涉及制度设计的背景、逻辑和机制等。如2020年6月，知乎用户提问“如何看待成都理工大学论文认定政策，OA期刊全部不予认可？”^[13]引发了众多网友讨论，有175 195次浏览量、221次关注、97个回答。

预警期刊名单关注度、讨论度的提高，一方面得益于我国期刊预警制度建设不断推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预警期刊对科研人员的学术声誉产生了负面影响^[14]，导致其对相关话题关注度不断提升，对学术期刊预警制度建立的需求也愈发强烈。

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已经注意到了大量发文、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掠夺性期刊现象，及其对于科研生态的负面影响。^[15]三个学术社区中的问答文本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用户对预警期刊及其制度的态度，但是对相关话题的主轴编码分析发现，科研人员对此的态度比较复杂。

总结发现科研人员对预警期刊及其制度的四种显性态度：一是支持，包括支持设置预警期刊清单、支持不在预警期刊投稿、对已列入清单期刊持消极态度，如惩罚机制、主观规范、编辑水平、学术影响、经营情况等概念范畴。二是反对，不支持预警期刊清单、认可在预警期刊投稿、对已列入清单期刊持积极态度等，如学术社交需求、外界评价、奖励机制、竞争压力、发文情况、审稿情况等概念范畴。三是质疑，对预警制度及其权威性有困惑和质疑，如外界评价、科研能力、科研保障等概念范畴。四是观望，对预警期刊及制度无明显倾向、发布有关疑惑或困惑的讨论等，如科研能力、竞争压力、科研团队、科研保障等概念范畴。此外，还有一些如用户身份及单纯发布期刊名单等的讨论，未涉及明显态度倾向。图2是对相关讨论话题态度倾向的统计结果，可见多种态度的相互交织，构成了科研人员对当前学术期刊预警制度认知及态度的现状。

综上，当前科研人员对学术期刊预警制度的态度有观望也有质疑，有支持也有反对，这既表明了科研人员对学术期刊预警制度科学性、权威性的不认可，也反映出了个人论文发表层面的不同选择。“观望”为主，主要是科研人员期待更加科学、权威的名单出现的一种表现；“支持”次之，实际上是对建立学术期刊预警制度、设置学术期刊预警名单事件本身的认可，但并不意味着对已发布的预警期刊名单的认可；“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与“支持”态度的比例基本相当，从二者的态度文本看更多的是对名单科学性、权威性的质疑和反对。可见，随着学术期刊预警制度建设的推进，发布预警期刊名单日渐引发科研人员较为广泛的讨论，但就其合理性和权威性尚未达成普遍共识。

科研人员对于当前学术期刊预警制度建设的态度较为复杂，支持、反对、质疑和观望交织，受到诸多因素影响。通过对反映科研人员态度文本的选择性编码分析（见表3），本文将影响科研人员学术期刊预警制度的因素总结为4个层面。

科研人员个体因素直接影响其态度。科研人员对预警期刊名单的态度表达，主要体现在其是否会选择投稿预警期刊上。分析发现，科研人员在对现有预警制度作出评价时，都是从自身身份、科研素养、学术规划等出发，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如是否选择在预警期刊上发表论文与其发文的压力、对预警期刊清单的认知等都有很大关系。这与部分对科研人员在掠夺性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较一致。^[16,17]

制度因素则是影响科研人员态度的外生因素。科研人员会受到其所在科研组织学术评价机制的影响，如是否制定和发布了相关管理制度，及其制度的完善度、执行度等，均会影响科研人员对预警制度的感知与态度评价。图2呈现出科研人员态度整体上以观望居多，很大程度是对其中部分名单合理性、科学性的质疑和反对，也是对规范制度的期待的表现。

期刊因素间接影响科研人员的态度。期刊作为科研人员学术成果发表的重要选择，其自身经营状况会影响到科研人员的印象和态度。分析发现，发文量巨大、文章质量低下、发文范围不受控的期刊在科研人员群体中普遍不被接受，预警名单收录的期刊与在线社区内其他科研人员对期刊的评价越近似，越会得到科研人员对预警制度的认同。

环境因素也对科研人员态度有间接作用。学术评价政策和现行工作环境中对预警制度的舆论态度、团队共识乃至竞争压力等，也会在无形中对科研人员学术期刊预警制度的态度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科研人员对学术期刊预警制度的态度受多重因素影响，且相互交织，实际上反映出在当前的科研压力与学术评价体系下，科研人员面临着学术声誉与科研发表的两难选择。

自《意见》发布后，国内很多科研机构和高校纷纷建立“期刊黑名单”。本文对收集得到的相关制度文本分析后，发现当前我国科研组织在学术期刊预警建设上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

科研诚信建设工作在我国开展由来已久，但是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学术期刊管理和预警制度则是《意见》发布之后。加之鉴于发布预警期刊名单可能会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很多科研组织可能已经出台了相关制度及名单，但是却只对内公开。基于此，我们在有限范围内调查得到公开的学术期刊预警制度及清单较少。从表4可见，公开预警制度及期刊名单科研组织以高校为主，科研院所等主体存在缺位。从发布时间上来看，以《意见》颁布时间2018年5月30日为界，在此之前发布名单的只有5家组织，在此之后发布的有31家，这表明《意见》对于预警制度建设的推进发挥了积极作用。

调查发现，当前我国已公布各类有关学术期刊预警名单通知、文件的，其主体主要分布在高校，调查发现的医院也全部为高校附属医院，而中央级科研机构公开的信息较少。这可能与高校聚集了大量的科研人员，且近年来高校及其附属医院学术不端频发，对此项制度需求的急迫性最为突出有较大关系。^[18]其中最典型的是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于2020年12月31日发布了《国际期刊预警名单（试行）》，受到了广泛关注，调查发现中科院所属的多个研究所都直接转引这个名单，其他很多高校和学术社区都在援引、讨论这份名单，调研的科研组织中有7家参考或转载了该名单。可见，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发布的名单既作为中科院系统的指导性制度文件，也成为其他科研组织和科研人员的重要参考，实质上发挥了第三方评价机构的功能。

学术期刊预警名单要实现增强科研诚信与规范指导的效果，需要强化对名单的公开和宣传。^[19]当前预警制度除公开的数量较少外，已经发布的制度还存在信息公开程度不高等问题。

从表4可见，在消息来源方面，官网可查的通知有25则，通过机构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有2则，其余9则是通过网络检索搜集相关信息。消息来源渠道直接决定着消息的可靠性和权威性，官网通知是最正规和正式的形式，在公开信息的同时保证了信息的权威性。目前通过其他渠道调查得到的制度信息，多为机构内部通知后被相关人员放到网上，这种形式既不正规，可信度也易受质疑。

清单公开与否和消息是否来自官方意义相似，都代表着可信度和权威性，但是清单公开意味着需要科研组织把预警期刊名单公布出来，需要一定的勇气和担当，这可能也是很多机构公开信息较少的原因所在。

掠夺性期刊近年来有愈演愈烈之势，只有不断更新预警名单^[20]，才能帮助科研组织及其科研人员有效规避掠夺性期刊的学术骗局，这也是Beall从2010年至2017年每年都在其博客上更新、披露名单的原因所在。《意见》也明确提出预警名单要“实行动态跟踪、及时调整”；2018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进一步强调要“建立学术期刊预警监测制度，定期发布学术期刊预警名单和黑名单”。

然而，调查发现，仅有3则通知被更新过，其余的通知发布后尚未更新。名单的更新一方面是根据最新的期刊动态调整相应政策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科研组织对名单的重视程度和使用频率。多数公开的名单公布后没有持续更新，也反映出当前预警制度尚未构建形成动态更新的发布机制。

总体看来，当前我国学术期刊预警制度建设还处在起步阶段，相关制度设计及实践尚不成熟。但是，我们相信，制度建设已点燃星星之火，随着更多主体的加入和配套措施的完善，燎原之势可待。

掠夺性期刊的泛滥式发展，对学术期刊出版乃至科学交流活动的可信度都产生了消极影响^[21]，建立健全学术期刊预警制度业已提上议事日程，需要包括科研人员、科研组织等各方相关主体的协同努力、良性参与。^[22]

首先，需要促进科研人员对预警期刊及其制度的认知。科研人员在学术期刊预警制度中具有双重身份——预警制度的直接影响者与学术期刊投稿行为的实践者，随着预警制度实践的推进，科研人员对相关话题的关注度与讨论度也不断深入，然而，也存在对预警制度认识不足^[23]、对现行预警名单认可度较低等问题。为此，需要促进科研人员对预警制度认知的转变。一是政府管理部门、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机构等组织直接发布，或指导具有较广泛认可度的第三方发布主体，如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发布期刊预警名单，以权威性强化影响力、警示力。二是依托高校、科研机构等加强对其研究人员的宣传教育^[24]，如对新进人员及硕博士生入职、入学的学术道德教育，组织内的图书馆部门的学术发表讲座培训等，设置相关内容，加强宣传教育，提升对掠夺性期刊的防范意识。三是加强对科技期刊编辑职业培训中预警制度内容的培训，通过期刊编辑反向影响科研人员的认知。

其次，提升科研人员参与学术期刊预警制度建设的主观能动性。目前，科研人员对预警名单的讨论热度在持续上涨（见图1），说明其对预警制度的期待，如何在制度建设中发挥科研人员的主观能动性以回应其期待，应当成为制度建设的重要面向。由于学术期刊涉及的学科门类众多，各学科之间情况迥异，需要发挥学科领域内科研人员的主动性提供掠夺性期刊信息。为此，可建立一个开放性的学术期刊预警平台，既有利于预警名单的传播，更便于科研人员主动上传相关信息，形成多元主体参与预警制度建设的良性局面。2022年5月，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表团队发布学术论文预警系统Amend^[25]，平台的推出为科研人员提供了有力的学术预警信息服务支持。当下，迫切呼唤更多更开放的学术期刊预警平台。

当前我国学术期刊预警制度建设中，科研组织存在着部分主体缺位、信息公开程度不高、名单科学性和权威性待商榷和名单的动态更新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强化制度建设，须健全学术期刊预警制度建设的长效机制，包括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机制、预警期刊评价机制、信息公开机制、动态调整机制等。

一是形成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机制。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当前我国学术期刊预警制度的建设主体还存在一定缺位，从全球范围看科研组织、学术共同体在协同治理掠夺性期刊上的合作困境或者无所作为^[10]，是制约预警制度建设完善的重要原因。为此，需要建立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预警制度建设的机制，协调各主体间的一致行动，及信息互通共享。一方面，可以学会、协会等学术共同体为纽带，建立协同联盟，发布学科内的预警名单；另一方面，高校、科研机构等组织间，也可组建信息互通共享联盟，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二是完善预警期刊评价机制。明晰、可执行的掠夺性期刊评价标准，才能确保期刊清单的权威性和认可度。如何加强对掠夺性期刊特征的识别，为其评价标准制订提供参考是当前业界学术共同关注的焦点。^[26]《意见》中提到的“要把将罔顾学术质量、管理混乱、商业利益至上，造成恶劣影响的学术期刊，列入黑名单”，提供了基本准则，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立完善预警期刊评价标准及机制。但在标准的具体评价过程中，则需要发挥第三方评价机构的作用，如前述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等，提供相对客观的评价准绳参考。

三是健全预警制度的信息公开机制。信息公开一方面可以提高预警制度在科研人员群体中的传播度和认知度，另一方面也能为其他科研组织乃至社会提供借鉴和参考，彰显科研组织的社会责任担当和建设科研诚信的决心魄力。信息公开机制，包括确定信息公开的渠道或平台，制定信息公开披露的程度，以及信息公开的对象范围等。如，高校可通过学校图书馆平台面向教职工账号设置预警名单查看权限，既能达到信息向科研人员公开目的，也能将信息公开的影响面控制在组织内部。

四是建立预警名单动态调整机制。预警名单的公布和制度的实施，其目的是警示性地而非永久性地禁止，随着科研诚信制度化建设实践的推进，预警名单随时在发生变化^[20]，相应地，也就需要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及时更新名单。要想达到动态更新的目的，一方面需要建立预警期刊的预警等级及其评价标准，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的名单之所以广被转用，就在于建立了预警等级；另一方面，则需要在此基础上构建预警期刊信息数据库，通过系统数据的分析及其结果，实时更新调整预警等级，从而建立完善的动态调整机制。

科研诚信建设事关科学研究生态、影响科技创新活力释放，而建立完善的学术期刊预警制度是科研诚信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掠夺性期刊的弊端与冲击日益显现的今天，学术期刊预警制度的建立更显迫切。在国家政策出台的带动下，我国开始了学术期刊预警制度建设的实践探索。学术期刊预警制度建设涉及科研生态系统的各个方面，需要相关主管部门、科研人员、高校、科研院所、学会等学术共同体、学术期刊及其编辑、第三方评价机构等在内多方主体的良性参与。本文限于篇幅仅考察了科研人员与高校、科研机构等科研组织，角度较为单一；同时，出于科研组织类型数量众多的原因，仅收集了三个学术社区上的有关话题讨论文本、部分科研组织的公开数据，并未能反映当前制度建设的全貌。科研人员的态度需要通过自我报告式等途径去进一步检验，学术期刊、学术共同体、第三方评价机构等的实践探索也需要给予关照，期望未来有更多的研究基于以上这些多层多维的视角展开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