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包括数字出版在内的数字经济和媒体融合发展，在相关政策推动下，出版融合发展思路日益清晰，总体规模快速增长。但传统出版社数字出版产值仍然偏低、融合发展深度不够，与党中央提出的“媒体深度融合”“占领新媒体制高点”的要求还有差距。原因并非单纯的产品创新问题，而是从行业宏观层面到企业微观层面都还存在瓶颈和制约因素，相关机制不健全，配套措施不到位，数字出版生态体系还需进一步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数字出版发展迅速，出版业推进深度融合发展取得实效。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2020—2021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年收入达11 781.67亿元，较2012年增长509%。^[1]从出版传媒类上市公司财报中也能看出，数字出版等新业态营收规模不断扩大，利润率不断提升。根据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与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2021年联合组织的调研显示，填报投入产出数据的118家出版社2020年数字出版收入达到7.2亿元，较2016年的3.4亿元增长了121%，并且有17家单位年收入超过了1 000万元，总体呈现上升态势。^①

出版社融合发展模式日趋多元，产品项目不断丰富完善，形成一些有影响力的亮点产品，培育出一批融合发展的先进企业。在国家新闻出版署组织实施的“出版融合发展工程”中，“数字出版精品遴选推荐计划”自2019年起申报项目多达1 500余个，遴选出的优秀产品也有180多个；“数字出版优质平台”11家，包括高等教育出版社的“爱课程”、人民交通出版社的“车学堂”、中华书局的“籍合网”等优秀平台；出版融合发展示范单位20家。这些产品、平台、入选单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出版业深度融合发展的成果，体现了出版融合发展的持续深化。

产业发展的背后隐含的是产业环境的不断改进与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媒体融合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数字出版的顶层设计和总体布局日益完善，产业发展环境有了根本性改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有力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2015年3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印发《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立足传统出版，发挥内容优势，运用先进技术，走向网络空间，切实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2]2020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阐明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目标任务、工作原则，提出要推动新闻媒体主力军全面挺进媒体融合主战场。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了《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描绘了出版业发展蓝图和工作方向。其中，以“壮大数字出版产业”为主题，对出版业数字化转型与融合发展的思路、目标、举措进行了阐述，为“十四五”时期推进深度融合、实现产业转型与升级指明了方向。2022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了《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专题围绕加快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做了部署，包括战略谋划、内容建设、技术支撑、重点项目等方面共20项主要举措，为出版单位探索融合发展新模式、新业态、新领域提供了行动指引。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明确“到‘十四五’时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化服务供给体系”。^[3]这是国家积极应对互联网快速发展给文化建设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厚植数字时代文化自信的高度，对国家文化数字化作出的战略部署。

除此之外，国家对于数字经济的大力推动也为数字出版营造了良好发展环境。2022年1月，国务院发布了《“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这是我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首部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提出“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参照国家统计局颁发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出版业在数字经济产业5个大类中均有涉及，集中分布在10多个中类和20多个小类中，在“数字要素驱动业”大类、“数字内容与媒体”中类中，设有专门的“数字内容出版”小类，不仅为数字出版的核算统计提供了指引，也将数字出版纳入数字经济这条经济发展主赛道。同样，近些年我国高度重视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转型的推动，陆续发布了推动大数据、电子商务、“互联网+”发展的政策文件，都在宏观层面为出版融合发展营造了良好氛围，打下了坚实基础。

标准化建设是规范、引导行业有序健康发展的基础，近几年采取政府主导与市场自主协同发展策略，形成企业标准、团体标准、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相互补充支撑的立体化标准体系。数字出版方面，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为主体，吸收数字化企业参与，标准化制订工作不断提速。协会公布的2019年以来立项的团体标准多达50余项，覆盖了内容资源、数字教育、数字阅读、有声读物、电子出版物、网络文学等多个数字出版领域，极大满足了融合发展需要。为更好发挥科技与标准在行业发展中的作用，国家新闻出版署还组织开展了“出版业科技与标准创新示范项目”试点工作，2021年评选发布了科技与标准创新成果13项、应用示范单位14家，取得良好成效。

版权保护制度日益健全，打击盗版力度不断强化。2021年6月，第三次修订的《著作权法》正式实施，不仅完善了著作权法律制度，还加强了与其他法律的衔接，为维护版权秩序、提升版权治理效能提供了重要法律支撑，在我国著作权事业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最新修订的《刑法》，将信息网络传播权、表演者权纳入刑事保护范围，提高了涉及侵犯著作权两项罪名的法定刑上限。同时，国家版权执法监管还积极应对新业态、新领域版权问题，主动探索版权保护新方法、新路径，所开展的“剑网2021”专项行动，将短视频、网络直播等领域版权保护作为重点任务。针对网络文学等盗版重灾区，政府主管部门加大整治力度。据报道，2021年各级版权执法监管部门查办网络侵权案件1 031件，处置删除侵权盗版链接119.7万条，网络版权环境得到有效整顿肃清，网络文学版权保护迈入“政府主导、行业自律、技术赋能”的生态共治阶段。^[4]

在科技支撑方面，近些年相关部门大力推动数字出版重大关键技术攻关，扶持建设一批科技与标准重点实验室，实施创新科技与标准创新示范项目等工程，有效提升了行业技术支撑能力。2021年2月，国家新闻出版署确定“新闻出版智能媒体技术重点实验室”等42家实验室为出版业科技与标准重点实验室，涵盖生产技术与装备、资源编码与管理、知识挖掘与服务、内容呈现与表达、产品传播与营销、数据管理与运营等方向，推进出版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化应用，激发出版业科技创新动能。

在行业管理方面，加强网络空间治理，逐步健全治理体系。2021年9月，国家网信办出台《关于进一步压实网站平台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的意见》，就把握主体责任内涵、健全内容审核机制、规范信息内容传播、严格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提出明确要求。同月，网信办出台《关于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对互联网信息服务规范算法应用提出具体要求。针对具体领域的各种管理措施也相继出台。2021年4月，国家网信办联合8部门出台《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对网络直播营销平台和网络直播营销活动做出明确规范。2021年8月，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对网络游戏管理作出了更明确具体的规定。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网络游戏行业防沉迷自律公约》，网络游戏防沉迷机制进一步健全。网络阅读领域，国家新闻出版署自2020年开始，启动“优秀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网络文学出版工程”，引导规范网络文学方向。数字教育出版方面，继2019年发布《关于严禁有害App进入中小学校园的通知》后，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正式落地贯彻“双减”政策。2021年12月，教育部发布相关通知，暂停学科类培训App审批，并将所有学科教育类App从备案管理平台下线，推动与“双减”政策衔接。上述规范与引导，切实维护了市场秩序，提升了价值引领作用，为数字出版发展打下坚实的市场环境。

2021年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与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联合进行的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200多家出版单位中，仅有1.42%将融合出版作为“上级交代的任务”来被动实施，这说明出版机构普遍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意义。为推动融合发展，不少集团和出版社都积极探索机制改革与创新。有的推进并购、重组，通过整合外部数字化企业达到快速发展，如江西出版集团、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等；有的围绕内部资源整合推进内部机构重组，建立融合出版专业团队，如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安徽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等。在内部考核激励机制方面，不少出版社尝试建立针对融合出版业务特点的考核机制，探索数字出版项目的考核办法。

首先，数字经济持续强劲，推动各产业领域发生深刻变革。《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的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39.8%。数字经济年均增速高达15.9%，显著高于同期GDP的平均增速，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5]数字人民币研发试点进展快速，“截至今年8月底累计交易笔数3.6亿笔、金额1 000.4亿元”，“数字人民币在批发零售、餐饮文旅、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领域已形成一大批涵盖线上线下、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模式”。^[6]其次，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普及推广，推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不断演进迭代，催生信息消费新产品、新应用、新业态。《中国信息消费发展态势报告（2022年）》显示，2021年中国信息消费规模为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新型信息消费与民生服务密切相关，通过数字化方式重构消费行为，进而催生新业态新产业，为包括出版在内的文化产业转型提供动力。

综合来看，得益于政府、行业的大力推动，植根于产业内外环境的不断改进，这些年数字出版总体规模快速增长。但也要看到，数字出版总体产值中超过95%都是由互联网企业、通信企业创立的，传统出版社占比过少的局面十几年来没有根本性变化，这说明出版社的转型发展亟待提速，传统出版社内部机制及外部发展环境尚待进一步优化。

虽然近几年相关部门出台了很多关于融合发展的政策，对提升业界认识、明确发展方向起到很大作用，但与其他产业政策相比，在推动手段与配套措施方面还有不足，资金扶持、减税降费等财政手段不多。总体来看，当前出版企业普遍已确立融合发展理念，转型意向比较强烈，但如何转、怎样转还存疑问，最大的困难是转型能力不足，转型过程存在制约因素，很多企业处于有想法却无办法的情形。因此，政府要增强政策针对性，强化落地配套措施，着力在扶持企业主体、营造市场需求、推动产业环境优化等方面拿举措找办法，特别是要注重采取各种措施，增强出版企业人力、资金、技术实力，解决转型发展支撑资源不足问题。

从产业发展角度看，出版业对传统生产要素如土地、资金需求不大，人才方面也有长期积累。而对于数字出版来说，一方面生产运营节奏大幅加快，工作内涵增加；另一方面大量互联网企业涌入，产业生态已发生很大改革，不仅需要更强大的人力、资本、资源等传统生产要素支撑，而且高度依赖技术、数据等新兴生产要素的引领，所以必须大幅提升生产要素水平。

传统出版企业的生产要素不足体现在几个方面：①数字出版人才不足与结构性失衡。很多人员多由传统出版转岗而来，思想观念和知识结构都有局限，难以满足数字化产品研发运营需要。本次调研发现，现有融合出版业务人员中86.52%都是从已有编辑人员中进行调用。数字化思维、经验、技能欠缺，策划、运营能力不够。②资金实力不足。资本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力量，更是数字出版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但资金不足仍是当前数字出版的普遍性困难。在2021年凤凰集团与南京大学联合开展的数字出版调研中，88.65%被调查单位认为数字出版“缺乏资金支持，投入成本太高，营利模式不明”，成为制约数字出版发展的最大障碍。有调查显示，大学出版社推进数字出版的障碍因素很多，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缺乏专业人才”，占比79.66%；排在第二位的就是“缺少资金支持”，占比66.1%。^[8] ③技术与数字应用能力不足。内容与技术是数字产品不可分割的两翼，相对于内容，出版业在技术研发方面往往力量更加薄弱，很多企业都难以自主完成数字产品研发。④内容作为最重要的企业资源，还存在普遍性问题。出版业作为创意产业，内容是最重要的资源，而在推进数字出版的各种要素中，可能拥有的最大优势也无疑是内容，但从行业整体来看，出版内容存在一些普遍缺陷：一方面版权不健全，很多内容往往只有5～10年的纸质图书出版权，缺少数字出版所需要的各种音视频开发、数据库加工、知识课程开发等权利；另一方面内容丰富度差，专业化、垂直化、体系化内容少，富媒体化内容不足。

在市场培育及秩序规范方面，互联网平台已经形成一定垄断优势，市场规则不健全，出版社在平台及上下游合作中处于比较被动局面，议价能力弱，产品经营不理想，积极性受挫。所以从行业整体环境看，一方面需要强基固本，增强生产要素支撑，另一方面也必须规范秩序，培育市场，促进主体与市场的共同发展。

数字出版本质上是出版与技术相结合的跨界产业，对于传统出版业来说，虽然离不开造纸、印刷等产业，但生产与运营独立性很强，与上述产业的合作基本上可以做到钱货两清。而数字出版与外部产业结合极深，数字内容发布与消费本质上是互联网产业的一部分，平台开发也是内容与技术的持续深入融合。数字化最大的特点是跨界、联通与融合，数字出版不仅是与传统出版融合，更深层次是与互联网等产业的深度融合。从长远来看，图书未来是什么样子？出版业在数字时代运营模式如何？具体形式很难说，但这种跨产业属性肯定会日渐增强。出版社在推进出版融合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些片面认识：有的将技术看作工具手段，忽视与互联网产业、各大网络文化消费行业的深入融合，关起门来搞转型；有的则将数字出版作为传统出版的形式变化，产品、手段单一，融合属性不强，视野过于狭窄。产业发展中已经出现了诸如技术发展很快而行业应用却很少、互联网产业发展迅速而数字出版运营模式变化不大等情况，其根本原因是出版社没有看到数字化所带来的巨大产业变革机遇，与相关行业融合发展不够。

出版社融合发展理念虽然普及，但组织架构与运行机制跟不上融合发展新态势，机制改革有待深化。综合管理方面，社内的各种工作流程机制、考核评价都基于传统业务，数字出版生产运营过程有很多独特之处，按照传统业务方式管理必然造成矛盾和失当。组织机制方面，虽然有的设立了专业化公司或团队，但总体上力度不大，普遍存在新公司或新团队运营机制老化、成效不佳现象。在数字业务与传统业务一体化、数字业务考核评价、技术管理机制等方面，缺乏系统性改进，容易造成传统业务与新兴业务的实质性分离。人才培育方面，引才、用才、留才措施不足，人才建设缺乏长远化、体系化，与社内传统产业相比，数字出版总体产值偏小，很多还处于亏损状态，从业人员缺乏成就感、事业感，容易造成人才流失和转行，复合型人才匮乏的情况多年未有根本性改变。

在企业数字能力建设方面，数据基础薄弱，运营能力不足。数字能力是企业深化应用数字技术，灵活配置与整合内外部数字资源的能力，是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保障。但长期以来，出版社信息化水平不高，大多数都未建立起体系化信息化管理系统，生产流程数字化水平也很低，内容生产与产品发布均以传统线下为主，内容、用户及过程性数据资源很少，缺乏数据处理和利用能力。

首先，要压实各级政府及行业协会的组织实施责任。《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各级新闻出版部门和出版单位主管部门要加强政策和制度衔接，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确细化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确保扎实高效推进。应以此为准则，加强执行监督，避免“以文件落实文件”。其次，应进一步对上述文件中提出的保障措施予以细化，特别是涉及生产要素、市场培育、扶持激励部分的内容。从其他产业推进政策来看，多从提升企业生产所需的土地、财税、资助等生产要素入手，着眼于通过条件改进、市场培育来促进企业发展。数字出版投入大、竞争强，出版社推进不利的重要原因是缺少资金、人力等生产要素，应尽力丰富落实相关保障措施。再次，抓实重点工作。《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了“出版融合发展工程”，这是规划的落脚点。该工程2021、2022两个年度分批稳步实施，取得了实效，后期还应进一步加强引导推动工作，抓好跟踪、扶持、展示、带动等环节，做到遴选一批、培育一批、成熟一批。

数字出版作为跨界融合的全新领域，产业形态比较复杂，且发展日新月异，需不断探索完善行业治理体系。

首先，分类指导，加强规范。与传统出版的产业完整性、边界明晰性不同，数字出版作为跨界融合产业，定义相对模糊，产品形态比较复杂。《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数字出版是指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内容编辑加工，并通过网络传播数字内容产品的一种新型出版方式。目前数字出版产品形态主要包括电子图书、数字报纸、数字期刊、网络原创文学、网络教育出版物、网络地图、数字音乐、网络动漫、网络游戏、数据库出版物、手机出版物（彩信、彩铃、手机报纸、手机期刊、手机小说、手机游戏）等。^[9]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每年发布的数字出版年度报告大致包括互联网期刊、电子书、数字报纸、博客类应用、网络动漫、移动出版（移动阅读、移动游戏等）、网络游戏、在线教育、互联网广告、数字音乐等。就上述定义和范围来看，数字出版的产业跨度很大。一方面横跨了新闻、出版、影视、文化、广电、电信服务等多个传统产业，另一方面即使一个产品的全产业链中也涉及多个产业领域。例如在线教育行业，《2020—2021年中国数字出版年度报告》统计其产值达到2 573亿元，但产业链中既有出版属性的内容发布，又有大量的在线人工培训服务，是出版与教育培训行业的结合，很难从一个维度、一个产业领域来全流程管控。其他如网络动漫、网络游戏、互联网广告、在线音乐、博客类应用等都是如此。因此，对于数字出版的管理只能分类分期完善，先将最贴近出版的产品或产业链环节管起来，后续再联合相关部门共同加强对全品类全流程的管控。当然，业界对于数字出版的定义与范围一直有争论，也需要不断分析界定，尽可能形成科学的、明确的行业属性与范围。

其次，应加强对出版属性强的产品及产业链环节的管理，从数字出版物、企业和人员等几个维度加强治理，抬高准入门槛。与图书出版相比，当前对于数字出版物的审校要求还比较宽松，责任编辑管理制度尚不健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内容风险，还导致从业人员比较庞杂，层次差别较大。所以，应完善数字出版物相关管理制度，提高从业企业和人员要求，推高数字出版整体从业水平。

再次，加强行业规范与技术标准的适应性与落地性。目前很多标准尚未形成行业规范约束，后续应大力推动其落地实施。①要找到抓手，从优秀项目评选、大平台带动、激励应用等方面入手，推进规范标准在行业内的应用。②要查找标准落地难的原因，增强标准的实用性，优先推进一些企业、市场迫切需要的规范标准，在一些重点领域形成突破。③要注重多行业的协调统一。数字出版涉及新闻、出版、文化、工信，甚至科技、网信、市监等部门，全流程管理体系必须多部门联动，必须在兼顾出版特点的同时注重与其他产业标准的衔接与融合。

受惠于政策等因素，出版社在教育类读物市场、图书馆市场等领域成为主体，形成了出版业发展的重要经济支撑。而从数字出版市场来看，除了个别领域，大部分是高度市场化环境，参与者众多、市场波动较大。此外，受教育信息化进程所限，出版业最擅长的数字教育内容服务还未成熟。因此，应加大市场培育力度，重点推动和发展教育内容线上服务、政府及图书馆线上文化消费等垂直化市场。这方面的市场空间其实已经有了基础，中央部委出版社配合各部委需求做了很多数字出版项目，地方出版社也配合地方教育、出版、文化主管部门做了很多阅读服务，但总体上市场还比较零碎，空间尚未打开。应深入挖掘全民阅读、精神文明实践中心、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全民教育等领域潜在的数字内容消费需求，在教育信息化进程中推动形成内容服务市场。

在市场秩序建设方面，首先，政府应在加强版权保护法律手段的基础上，推动技术手段的应用，提升常态化版权保护能力。系统性推动行业技术防范措施提升，防范与打击恶意爬虫扒取资源等行为，并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探索版权保护新手段、新机制，加强常态化防护。推动全国性区块链平台建设，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全国性版权标注、追踪机制。其次，政府应推进市场合理规范运营，重点协调好出版社与大平台之间的合作关系。从传统图书电商到数字化内容平台，出版社都面临自主权利不多、议价能力较弱等困境，要解决此问题必须联合相关行业管理部门，完善有关法规，加强专项整治。2021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9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推动平台企业间合作，构建兼容开放的生态圈”，“倡导公平竞争、包容发展、开放创新，平台应依法依规有序推进生态开放，按照统一规则公平对外提供服务，不得恶意不兼容，或设置不合理的程序要求。平台运营者不得利用数据、流量、技术、市场、资本优势，限制其他平台和应用独立运行”。要完善竞争监管执法，“依法查处平台经济领域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等行为。严格依法查处平台经济领域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行为”。^[10]这些政策为平台治理营造了良好环境，应以此为基础，丰富完善数字内容平台管理办法，协调平台与内容主体的合作关系，形成公平合理的市场秩序。

数字出版是传统出版与现代科技的融合，也是出版业与其他社会产业融合的过程，必须以开放的胸怀，加强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借势引力，实现更快发展。首先，要把握数字技术发展趋势，克服工具思维，推进内容与技术的有机结合。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不仅为其他产业提供了工具，而且创造了新的产业机遇，这两年以区块链为基础的数字藏品火热，就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方式。因此，数字出版发展的基础是将内容与各互联网产业相结合，形成新业态，不是简单地把技术引进来，而是内容走出去，与互联网深度结合为一体，形成新的文化消费模式。其次，密切关注国家推进数字经济所带来的产业机遇。从《“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来看，在大力推进的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过程中，必定催生大量新技术、新业态。规划提出要“加快推动文化教育、医疗健康、会展旅游、体育健身等领域公共服务资源数字化供给和网络化服务，促进优质资源共享复用”。^[11]这其中有不少都为数字出版提供了发展空间。数字出版的发展动力不仅来自出版，而且应该从其他产业中借力，要跟上相关产业的发展步伐，融入其产业。

第一，注重用才留才，加强人才队伍建设。首先，要解决行业性人才培养体系问题。近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出台，首次标注了数字编辑职业。后续应进一步明确相关职业规范、职业标准，研发职业培训相关材料与课程，促进数字出版编辑人才培育与管理的规范化。其次，完善管理与评价制度，优化人才成长环境。特别是推进职称评定改革，解决数字出版人才在职称评定等方面的障碍，畅通人才成长通道。202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国家新闻出版署联合下发的《关于深化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对主要从事融合出版、版权运营等业务的人员，出版单位应积极创造条件，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应考虑融合出版、版权运营等业务的特点，支持鼓励其参加考试或评审”。^[12]这表明了职称改革中对数字出版人才的重视，应推动在职称评定中为融合出版人才单独制定标准，帮助数字出版从业人员更加明确职业规划，满足人才管理需要和市场发展需求。

第二，注重合作借力，提升行业整体技术能力。技术能力不足是出版业的通病。解决这一问题，首先是统筹规划一些大的行业性技术创新工程。《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中，专门提出了“新闻出版科技创新工程”，统筹实施“国家数字复合出版工程”“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研发工程”等6个科技创新项目。《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十三五”发展规划》中，又规划了“新闻出版业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工程”“国家数字出版创新促进工程”等6个重点工程。这些工程的实施，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数字出版核心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特别在数字出版起步阶段，起到了支撑引领和带动作用。《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中提出要推进实施一批出版科技创新重点项目，加强出版领域基础性和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推广，但未列出具体工程，尚待后续逐步明确。其次，推进业界与技术企业的合作。作为跨界产业，数字出版本身就是内容与技术的融合，应着力于在推动行业与技术产业的融合中来解决技术问题。可以借鉴当前数字出版标准制订的策略，由行业协会牵头，聚集一批出版、互联网科技企业联合开展研发活动，从单企、团体、行业等不同层面逐步解决技术难题，形成逐步推广普及到全行业。再次，扶持研究机构，搭建技术转化桥梁。近些年，国家新闻出版署推动建立了许多实验室和智库，可以利用并扩大这些实验室的功能范围，增加互联网、技术公司的参与，推进一些行业重大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第三，创新融资理念，增强资本投入。据统计，2021年出版传媒类上市公司实现利润共161.97亿元^[13]，对于很多出版社来说，并非没有资金，而是怕投入。因此，解决数字出版资金问题，首先要推动企业转变思维，增强数字化转型动力，加大资金投入。要推动出版主管部门建立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大胆探索，破除投资畏惧心理。同时在出版企业考核评价中，强化数字出版指标，将压力和责任传导到出版企业。其次，通过推动文化金融建设，增强行业资本力量。金融支持是产业发展获得资金的重要途径，运用金融手段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更有利于调动全社会参与文化产业发展的积极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鼓励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源相结合”，为文化金融发展打下良好政策基础。近些年，文化产业融资渠道不断深耕，有力促进了文化产业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文化金融逐步成为国家文化改革总体政策和规划的重要内容，成为文化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制定文化经济政策中的“标准配置”。《“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提出，要“健全文化要素市场运行机制，促进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合理流动。加快推进符合文化产业发展需求和文化企业特点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进一步扩大文化企业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规模，支持文化企业上市融资和再融资。探索文化金融服务中心模式，为文化企业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14]数字出版属于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领域具有开放、吸引社会资本的条件，应该与文化主管部门等联手，推动金融资本的进入。再次，促进社企资本合作。二战后西方文化产业的崛起主要的推动力量就是资本，一些耳熟能详的全球文化产业巨头，如时代华纳、迪士尼、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都是凭借资本并购方式快速发展起来的。当前，出版传媒类上市公司较多，具有较好的融资渠道，可以围绕出版主业，在一些具有战略性发展意义的数字出版领域，并购重组一些外部企业或引进一些优秀项目，实现跨越式发展。

第四，紧扣时代需求，推进内容资源创新。内容创新固然是各出版社的主体责任，但也要从行业层面推动内容转化。首先，统筹组织一些大型、基础性数字化内容工程，带动规模性内容建设。在前期的五年发展规划中，往往都有数字内容建设工程。如“十二五”“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国家知识资源数据库工程”，目的就是系统整合各个行业领域现存的各种类型的知识资源，建设国家出版资源数字样本库。当前，可以结合中央提出的新时代文化建设要求，着眼龙头企业和重大出版工程，通过资助、补偿等利益手段，协调推动相关出版单位的内容建设合作。今年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等文件，都提出了很多文化内容建设工作，可以围绕上述领域，规划实施一些重大出版内容建设工程。其次，促进出版社版权与运营意识转变，加强出版内容的富媒体化、IP化转化与运营，实现从单纯卖内容到经营内容的转变。激励出版社重视图文内容的音视频转化，创造富媒体内容，形成从文字内容到音视频，从数字内容阅读到知识服务的丰富内容体系。同时，通过奖励扶持、政策支持等手段，鼓励出版社对元宇宙、数字藏品等新型内容运营模式进行探索，推进出版业态创新。

第五，抓好数据基础，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数据要素是指那些以电子形式存在的、通过计算的方式参与到生产经营活动中并发挥重要价值的资源。《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将“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作用”作为重大工作之一，提出了强化高质量数据要素供给，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化流通，创新数据要素开发利用机制等工作目标。数字出版本身就是数据产业一部分，依赖于内容数据和用户等经营数据的支撑。应聚焦数据采集、分析、应用等环节，加强信息化建设，提升数据资源处理应用能力。同时，推动数据资源标准体系建设，制订市场规则，促进数据要素市场建设。

出版社是数字出版的主阵地，也是产业活力的基础，在宏观产业环境不断优化过程中，必须同步推进企业理念机制创新，为数字出版业务发展提供良好温床。

首先，推进数字出版理念创新，强化融合发展思维与产业融合思维。确立融合发展思维，核心是3点：①对出版业态发展趋势的再认识。从产品形态来看，纸质出版物、融合出版物、数字出版物并存的局面可能长期存在，不是简单地弃旧迎新。②对数字出版的再认识。数字出版内涵广泛，包括多种产品形态与产业类型，从紧贴出版业的电子书到网络游戏、广告、在线音乐等，跨度很大，在出版业与技术和其他产业的融合深度上也有很大差别。因此数字出版不是一类产品、一种模式，更像一条长长的光谱，从简单到复杂，从紧贴出版到融入其他产业。出版社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和优势，从中找到适合自身切入点。③对出版社能力与实际情况的再认识。从前期五年规划看，对数字化转型期待过高，提了一些很难实现的目标，原因就是对出版社在技术、资金、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实际情况认识不足，对跨产业运营能力评估过高。从实际情况看，出版社效仿互联网企业，脱离既有业务优势，盲目开展的数字化新项目新领域鲜有成功者。更可行的是通过技术赋能逐步实现产品升级，在产品升级中不断探索新运营模式、新业态。

所谓产业融合思维，就是必须认识到数字出版不是简单的技术嫁接，而是跨产业创新。产业融合思维的核心有两点：①数字产品的研发、运营不能固守传统出版业做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做法是不可能成功的，必须深入研究、遵循相关产业规律，创新运营方式，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互联网思维。②更深入一步，要推进产业融合，实现业态升级。融合发展的根本目标是业态创新，也就是借助新技术实现产品形态与经营模式的革新，以技术为桥梁融合相关产业领域。《出版业“十四”时期发展规划》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出版新业态”，包括3个方向：传统出版与数字业务相融合的新型出版业态；互动式、服务式、场景式数字出版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跨界的新型“出版+”业态。出版社应以此为指引，探索以互联网为支撑、以文化创意为核心的多元化产业模式。

其次，推进组织机制创新，为数字出版创造良好环境。①建立全媒体运营机制。要立足数字产品与纸质图书一体化运营，从创意策划一体化、生产研发过程一体化、推广运营一体化来推进生产流程改造。相应推进组织机制创新，在当前的编辑、印制、发行分段式管理的基础上，探索融编辑、制作、运营为一体的项目团队式管理。②建立技术管理机制，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借鉴互联网管理模式，建立起项目论证、经费投入、技术测评、成果评价等相应的技术管理机制，加强技术研发过程性控制和资源积累。③要跳出图书业务考评体系，建立多元化综合评价机制。要考虑到数字化项目投入周期长、投资大、收益复杂性等特点，将长期战略与短期目标相结合，引入互联网用户数、活跃度等评价指标体系，在收入、利润等业绩指标之外，增加价值评估、成长预期等因素，实现对数字出版业务的全方位科学评价。④完善数字出版人才激励机制，打开人才成长空间，在职称评定、职位升迁等方面营造良好环境，助力数字出版人才的成长，加强高级人才培育。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15]数字出版作为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应该以科技、人才、创新为核心，不断加强配套措施，健全机制，优化提升生态动能体系，推动出版业深度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