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出版作为精神活动，受制于人的意识、思维、认知和行动能力；作为物质活动，受制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水平。技术革新促进出版生产力提高，为适应生产力提高必须调整出版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改变势必波及社会结构和社会观念的变革，社会变革又会相应地引发技术需求和内容创新。作为生产和传播的主体，出版活动必须通过不断地调整与内容、技术和组织的关系，才能满足作者和用户不断变化的需求。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数字技术横扫和覆盖所有行业和产业的当下，出版活动需要怎样的移动和定位才能满足网络时代读者和用户的新需求？这是一个所有出版活动中的从业人员不得不回答的问题。作为一名出版业界的思考者，笔者拟从出版组织与出版流程、出版向量与出版管控、出版创意与出版工艺、出版边界与出版生态八个方面，试图回答这一业界必须面对的问题。

出版组织是出版生产关系的具体载体，是出版活动中的基点，是由出版诸要素按照一定方式相互联系起来的系统。具体地说，出版组织是指人们为了实现信息、知识、思想生产与传播的意义和利益，互相协作而结合起来的集体或团体，是一个具有明确目标和目的、运用知识和技术、划分职能和部门、细化结构和功能、协同协调和控制、分工并整体推进计划的由社会人构成的单位或机构，它具有目的性、整体性、开放性、结构性、动态性、社会性的特征，其内部由管理者和管理对象构成。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环境所影响，出版组织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在不同的时代和国家，出版组织的名称也有所不同，如书肆、书坊、书棚、书籍铺、书馆、书局、修书处、编译馆、印书局、书店、印刷所、印刷厂、出版公司、出版社、出版集团等等，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出版组织这个社会实体的内涵和边界的理解与界定。出版组织在时代化、社会化、技术化的文化环境里，不断调整以适应环境变化是出版活动的重要特征，同时，相对稳定以增强自身竞争力也是出版活动的有效策略。因此，在由数字化而引发的社会剧烈变化的当代，我们只有为出版活动找到一个与时代环境相匹配的新定位，才能避免被社会淘汰。

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性因素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它决定了个人在生产活动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也决定了产品的分配形式。自古以来，按照提供资金和资本的性质，出版活动可以区分为公有与私有、公益与非公益、商业与非商业。如中国自五代时期就出现了由朝廷出资、由政府部门国子监组织实施的雕版印刷儒家经典“九经”，此系列书籍的出版活动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朝代，费时22年完成，首开中国官府刻书之先河。此后宋元明清时期各级官府出资从事的出版活动，其基本性质是国有或公有，主流是公益性和非商业性的。同时期，后蜀的毋昭裔个人出资组织门人孙逢吉、句中正雕印《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这是典型的家刻与私刻，是中国早期的私人出版活动。更早期的私人出版行为有唐代王玠在咸通九年（868）雕版印刷《金刚经》，此出版活动为非商业性质。由私人出资，带有显著商业特征的出版活动，在唐代的四川成都就已出现，雕印有“樊赏家历”“卞家印卖咒本”文字的印刷品实物，向我们佐证了唐晚期私人商业出版活动的存在与活跃。实际上，宋元明清时期的出版资本，一直由官府、私人和团体机构（寺观、学校）所构成。中国的出版组织，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与西方有着明显的不同。当下，中国的出版组织，无论是单体出版社，还是集团旗下的出版社，其所有制形式全部是国有制，其资本全部是国有资本，其企业性质全部是国有企业。以公有制为基本形式和以私有制为基本形式的出版组织，在出版目的与目标的设定和企业定位上显然不同。

资本金来源决定了出版活动的目的和性质，对出版活动的组织方式和出版规模也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商业出版中资本金和出版组织的关系，此将有助于我们认识未来的出版新定位。迄今为止，商业化出版组织大体经历了个人与家庭作坊或企业、合伙制与股份制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公众上市公司和集团公司5个阶段。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最早的商业出版活动都是以个人、家庭和家族为单元开展的，印刷商、书商、出版商三位一体，原始资本的来源都是源于个人和家族的。如北宋至明代时期福建建安的余氏书坊、元明时期福建建阳的刘氏和熊氏书坊、清至民国时期的扫叶山房等都是家族式的出版作坊。在西方，如法国的16～18世纪德图尔恩家族、16～19世纪的巴尔布家族、17～18世纪的德斯波底家族等都是跨越几个世纪的家族印刷出版企业。家族企业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合伙制企业。合伙制是一种古老的企业形式，最早的印刷企业就是合伙制企业，铅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谷登堡在与J.富斯特合伙经营印刷所时发明的，其后富斯特又与P.舍费尔合伙从事印刷活动。股份制公司最早出现于英国，英国1600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荷兰1602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是最早的股份制公司。19世纪中期，英国大力倡导股份制公司，家族企业纷纷改制为公司，出版家族企业也随风而动，在1900年新设立的4 966家股份公司中，新闻及印刷、出版领域的股份公司达到204家。^[1]德国在1865年首创有限责任公司制，出台《有限责任公司法》。有限责任公司制度是对股份制公司的重大突破，它有效规避了公司股东的重大财务风险，此公司法大大提高了德国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引来美国、法国、日本等国企业家纷纷效仿。与股份制相配套的制度是股票等证券交易所的设立，1888年英国有8家证券交易所。美国是对股份制公司制度理解最深、运用最娴熟、创办最积极、证券交易最活跃、获益最多的国家。欧美发达国家，家族式出版企业在19世纪后半叶大多转制为合伙制或股份制公司。合伙制出版公司的模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初，此后，美国的出版社或出版公司开始到金融市场上公开发售股票而成为上市公司，但自此也拉开了出版公司被媒体巨头兼并和收购的序幕。伴随着激烈与频繁的并购和出售，美欧的出版企业进入集团化、国际化、资本化、数字化和垄断化的阶段，以跨国经营为特征的出版集团进入高速发展时期，直到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中国清末创办的商务印书馆、1912年创办的中华书局是典型的现代意义上的民营股份制公司。1949年后，经过对民营出版公司的公私合营与公有制改造，中国的出版企业全部成为国有企业。21世纪初，中国的出版集团组建进入快车道，2010年前后出版上市公司诞生。迄今，已有国有资本出版集团45家、上市公司15家。以国有资本为控股股东的出版上市公司，是世界出版版图中最显著的中国特色。

出版企业的所有制形式是企业治理结构的基础，这决定了企业治理的权利结构和组织模式。资本所有制可概分为公有制和私有制两种形式，无论是公有还是私有，在现代，公司都可以是股份制和上市公司，随之而来的则是企业所有权和治理权的分离。整体而言，出版组织的管理模式和组织形式主要有直线式、职能式、直线职能式、矩阵式、事业部式、控股公司式和网络平台式等。在出版企业内部，如何平衡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权利分配，始终是一个难题。早期家族式企业多采取上下级的直线式集权管理方法，公司规模扩大后，尤其是股份制或集团化的上市公司多采用后几种分权管理模式，而随着互联网兴起的平台型公司其管理模式则是对公司制的一种突破，甚至颠覆。笔者认为，出版企业组织的未来方向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平台型公司组织模式，它是在现有公司模式上的发展和创新。网络平台式组织的创新点主要是：公司与员工（用户）不再是雇用和被雇用的关系，原有的员工概念变为平台用户，平台提供网络技术与软件服务和管理，用户利用平台通过为第三方提供服务而获取利益，平台和用户通过签订协议或合同约定双方的利益分成。事实上，此类平台式组织模式已经在出版行业外获得成功，如滴滴出行、美团外卖等平台。在出版行业，知识服务型平台和网络阅读平台越来越成熟，如得到、知乎、起点中文网越来越成为一种新型出版企业。由此，笔者认为，向平台型组织转移是出版企业未来的重要方向。

为实现出版组织和机构目标，为实现出版物产品的生产和传播，出版产业内部和单个企业内部必须按照一定的流程将不同角色的人员组织协调起来以完成任务。现实社会中，出版作为产业活动，在基于纸介质的长时段里，它是由编辑出版系统、印刷复制系统、发行传播系统、出版物资系统所构成。如果从生产和传播流程上去解说的话，出版产业的流程基本上是线性的，从编辑创意策划、组织稿件、来稿审稿、编辑加工、装帧设计、排版校对、签批付印，到复制印刷、装订成册、仓库储运、营销宣传、发行物流、批发零售，是一种流水线式的串联结构。相应地，出版产业链也是由出版企业、印刷企业和发行企业线性的构成，其对应的角色是出版商、印刷商、书商，三者相互依存，形成上下游的关系。但到了以电子介质为基础的数字出版时代，传统的出版流程和产业链已经完全不适应新的技术发展和业态变革。以计算机、通信和互联网技术为基点的数字技术，给纸质出版产业流程带来了三大颠覆式的冲击：①数字技术改写了产业链，原有的出版产业链和流程断裂，印刷、发行、物资供应趋向消亡和被替代，复制被下载和在线阅读替代，发行被平台传播和交易替代，数字产品已不再需要纸张、油墨和印刷机。②数字技术改写了产品生产流程，原有的产品生产流程转移到了互联网平台上。以编辑为中心的线性生产流程被打破，产品生产流程呈现网状结构，电子书、音频书、视频书和融媒书互为节点和起点，创意的起点和产品终点全部在网络上完成，审核编校与加工制作也依托于平台上的社会化外包。③数字技术颠覆了出版产品的呈现方式和传播模式。数据库技术、平台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改变了专业出版、教育出版、大众出版的面貌，专业出版趋向数据库，教育出版趋向平台，大众出版趋向移动终端，产品形态是电子书、数据库等数字化的，它的传播脱离了物理的物流而与通信网络融为一体。因此，重塑和再造出版流程是数字时代不得不思考的现实问题。

出版流程再造实质上也是出版组织的再造。当书籍成为数字产品时，相对于纸质书籍，其物质性大大减弱，内容被存储在服务器的磁盘上，数字书籍的交易和阅读完成于阅读终端或线上，书籍作为一种外观可视的物体已不复存在。由此，作为生产和传播内容的出版组织，也必然需要相应地调整组织方式和业务流程。笔者认为，未来的出版组织应成为一个线上的平台，所有的出版活动和生产流程全部在线上的平台上完成，其功能是集出版商、复制商和发行商为一体，不仅是内容的策划者、规划者、组织者、整合者、编辑者、设计者，而且还是内容产品的制作者、营销者、推广者、传播者，出版商实际上将演变为一个内容的平台运营商，这一新的转向已是势所必然。

以“公之于众”为基本特征的图书出版，其意识形态属性，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的管理者均给予了高度重视，对出版活动和出版方向进行程度不同的管理和控制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出版活动中价值观和思想的管控贯穿于整个出版史，不同的统治者采取了不同的手段和方法，在此笔者借用“向量”的概念，提出“出版向量”的概念，借以探讨出版活动中出版管控这一重要问题，进而探索出版活动中风险管控的新定位。

“向量”这个概念最初运用于物理学，其后广泛运用于数学、计算机等领域。简单地说，向量是“一种既有大小又有方向的量，又称矢量，在理论和实际中均广泛应用，速度、加速度、力等都是向量”。^[2]物理学中，动力、速度、位移、电场强度、磁感应强度都是向量，力可以表示成向量，也可以表示成有向线段，英国科学家牛顿是最早将有向线段表示为向量的人。与向量对应的量是数量，而向量也可以用单位表示，向量积和数量积共同构成空间向量，构成四元数。这些也许多少有些令人费解，笔者借用向量这个词运用于出版领域，核心要义是借用其方向性和大小这两个基本元素。因此，所谓的出版向量其含义是具有出版意义和利益方向的不同体量的出版活动。

出版方向和出版体量构成出版向量。我们可以从3个层面去理解出版方向：①在国家层面，确立体现政府思想、意志和行为的出版方向是政府管理的重要职能。如在1950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发展人民出版事业的基本方针的决议》中就明确规定：“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是人民出版事业的基本方针。”^[3]在2001年12月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出版事业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传播和积累有益于提高民族素质、有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丰富和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第四条规定：“从事出版活动，应当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4]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出版导向和价值取向是当代中国出版的显著特征。②在出版价值层面，出版活动和出版主体的总体追求是出版意义和出版利益，出版意义包括文化记录、存储、积累，文化传承，信息、知识、思想传播，教育教化和文化娱乐，而出版利益则主要包括经济利益和利润、话语权力、名望和权威、社会影响力和自我价值实现。换一个角度来说，出版意义和出版利益实际上就是出版活动的总体方向。一位出版家说：“出版业的实情，虽然不是全部实情，是：它是专业也是生意，它必须盈利以生存。”^[5]《出版业》书中引用一位图书评论家的话说，潘塞恩图书公司“它出的每一本书，要么有确定的文化价值，要么有相当的艺术重要性，要么就是提出天才般的想法，希望把人们从困难时期的知识和精神困境中解脱出来”。^[6]邹韬奋说，出版一方面是事业，一方面是商业。出版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是天平的两端，保持平衡是一门艺术，也是出版方向的正确选择。③在出版主体经营层面，无论是出版集团还是单体出版社，都需要界定一个出版方向或出版范围，尤其是在商业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其出版方向的专业化程度也越高。如在2021年公布的世界出版50强中，励讯集团、汤森路透集团、威科集团、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和威利集团是专业出版商，贝塔斯曼与企鹅兰登书屋、阿歇特出版集团、哈珀·柯林斯集团、西蒙·舒斯特集团、邦尼出版集团是大众出版商，培生出版集团、麦格劳·希尔集团、圣智学习集团是教育出版商。向专业化和品牌化方向转型，突出在某个或某几个专业领域垂直拓展，实现出版资源和市场的相对垄断，占领全球某专业的知识制高点和聚合全球出版成果，以平台+数据库+服务的新商业模式，是21世纪世界出版的主要特点，出版方向的选择成为每一个大型出版集团不得不付诸行动的战略之一。通过以上3个层面的观察，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作为社会化结构中的出版活动，无论是在国家管理、自身价值实现上，还是在出版企业的具体经营上，确定总体方向是出版活动的基本要义。

出版体量包括出版机构的人员规模、资产规模和经营规模。从古至今，出版业相对于整个国民经济都是一个小行业。中国自唐发明雕版印刷术以来，雕版刻工属于流动的手工业者，商业雕版印刷业主多是以家庭或家族为经营单元，属于典型的家庭作坊，书稿编纂或是业主本人或是外聘，刻工是临时雇用的，刷印和装订一般由家庭成员兼任。德国人谷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发明铅活字印刷机后，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印刷出版商也基本是家庭作坊，一台印刷机4个人就可以有效运转。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初，大多数的欧美出版社或出版公司依然是数人或十数人的小规模企业。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直到今天，欧美出版业进入频繁和剧烈的并购时期，大型商业出版集团出现，独立中型出版商急剧减少，小型出版商的数量依然最多，但其所占市场份额却越来越小。如美国2002—2004年的出版社人员规模情况为，在4.5万家出版社中，1 000人以上的占比3.9%，500～1 000人的占比3.4%，100～500人的占比9%，10～100人的占比53.9%，10人以下的占比28.7%。出版资产规模和经营规模与人员规模一样可以反映出版体量，也相应地区分为大、中、小型3类。我们依然以美国为例，在2002—2004年，出版机构的资产规模在1亿美元以上的占4.5%，5 000万～1亿美元的占比3.4%，1 000万～5 000万美元的占比15.7%，500万～1 000万美元的占比10.1%，100万～500万美元的占比34.8%，50万～100万美元的占比9.5%，25万～50万美元的占比9.6%，25万美元以下的占比9%。销售收入的比重情况与资产规模和人员规模成正比，2004年，美国62 815个活跃出版商中，93.6%（58 795个）出版收入低于100万美元，74.6%（46 860个）出版收入少于5万美元，收入少于100万美元的出版商占活跃出版商的90%以上，但只占了图书销售总量的不到10%。^[7]从出版体量而言，进入21世纪，国际性的超大型的出版集团数量越来越少，中型出版社或小规模出版集团数量日益减少，小型出版企业的数量依然是金字塔的基底。不过，随着移动互联网、阅读终端、网上书店、知识服务平台和社交平台日益渗透到用户生活的方方面面，自出版的现象越来越广泛，包括电子书、音频书、视频书在内的数字书籍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模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数字书籍出版越来越呈两极化，数字出版越来越国际化、垄断化、巨型化，但数字产品同时也越来越个性化、个人化和分散化。

出版向量的总体特征决定了出版活动必须加以管控。出版管控的内涵是管理和控制，管控的对象是出版向量，出版方向是出版向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方向是由国家和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它必然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服从于统治阶级的思想需要。因此，无论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国家与政府必须对出版活动和出版物进行导向控制和内容控制。同时，对出版机构而言，出版数量、质量和体量不仅反映了其出版能力、水平和影响力，也预示着在出版过程中充满了风险。出版风险主要来自政治风险、经济风险、道德风险和法律风险等，为了规避和控制风险，出版机构必须对内部进行风险防控。因此，管控风险是任何一家出版机构都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出版管控主要包括宏观管控和微观管控两个层面。宏观管控主要体现在国家政府、行业组织层面；微观管控主要体现于出版机构层面，当然也包括复制印刷机构和发行传播机构。宏观管控的起源很早，中国和西方对出版活动的控制往往殊途同归。中国古代和西方中世纪的禁书、禁书书目和禁书行为可以视为出版管控的一种方式，也可以视为一种极端的措施。出版管控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预防式管控，包括检查制、特许制、审批制、专营制、登记证制、许可制、保证金制等。预防制源于古罗马帝国时期的出版许可、内容审批和书稿检查，西方封建社会和教会教廷基本沿袭了古罗马帝国的出版审查制度。柏拉图在《理想国·法律篇》中主张，诗人应当把作品首先送给执政官审阅，由执政官判断这些作品是否有利于公民的精神健康。另一种管控方式是追惩制，包括登记制、出版后审查。西方的追惩制源于古希腊民主制度下的言论出版自由。欧洲书籍的制作和传播始于希腊时代，希腊的早期思想交流以演讲、雄辩和戏剧演出为主，后期开始以书籍交流为主，当时的书籍制作以作者或奴隶抄写为主，执政者对异端思想的管控主要是驱逐作者或焚毁其手稿。西方社会对出版图书的管控大致以1695年英国废除《许可证法》为界，此前以出版前审查为主，此后以出版后审查为主。

从宏观管控的主体而言，我们将其区分为国家政府管理机构和传播行业组织两类。中国古代对书籍进行管理的机构起源很早，早在西周时期就有守藏室负责书籍、文献、档案的收藏和管理，西晋有秘书监，隋唐有秘书省，宋代有国子监，晚清有巡警部与学部，民国北洋政府有内政部和教育部，民国国民政府有内政部和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这些机构负有书籍编纂、刻印、出版、审查的职能。国家出版管理机构具有法律和行政职能性质，而行业组织是非政府行为，目前中国的出版行业组织主要有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印刷技术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中国编辑学会等。无论是国家政府机构还是行业组织，宏观管控的手段大体有法律管控、行政管控、经济管控、技术管控、社会管控等，而管控的内容则主要是出版机构设置、出版内容审查、出版物质量检查、非法出版物查处和出版物市场监管等。

相对而言，出版微观管理较为集中于出版机构的内部管理，主要内容包括出版机构战略管理、出版组织管理、出版人力资源管理、出版财务管理、出版流程管理、出版质量管理等，而出版风险管理则集中于政治风险管理、导向风险管理、市场风险管理、经济风险管理和道德风险管理等。无论是对出版活动的宏观管控还是微观管理，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区块链技术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利用高新数字技术管控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已是我们数字时代的时代命题。

出版创意是出版活动的灵魂。一部人类的出版史，也是一部符号内容的创新、创造和创意史。创意是创造意识或创新意识的简称，它是指人类对现实存在事物的理解及认知所衍生出的一种新的抽象思维和行为潜能。创意就是人们具有的“创造性的想法、构思”，出版创意就是出版商或编辑头脑中各种思维方法与感性、悟性、认知相结合而产生的独创性的想法，它是出版活动的源头。出版创意能力的强弱是衡量出版商是否优秀的最重要标准之一，《文化商人》一书的作者约翰·B.汤普森说：“好的出版商是那些能想到好的点子并找到合适的作者把它写成书的人，是可以将作者的一个初步设想变得独具特色的人，或者对别人认为毫无用处的东西，他却能发现潜在用处的人，这是一种真正的技能，融合了创造力和营销理念。”^[8]由此可见，出版创意必须具有独创性、求异性、联想性、灵活性和多样性。

作为一种思维活动，出版创意必然不能脱离当时社会的物质条件和技术基础。作为书籍的出版活动，出版创意受制于知识认知水平和思想智慧程度、载体材料技术、复制技术和传播技术。作为一种社会化的文化活动，出版创意还受到所在语言国家的人口或用户数量、经济发展规模和文化活跃程度的影响。因此，出版创意在不同时代呈现出了不同的特征。目前，以计算机为底层的数字技术已覆盖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与出版活动息息相关的通信传输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智能终端技术、数据库技术、云存储技术、多媒体技术等多种数字技术的综合应用，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出版格局。由出版活动的时代性特点所决定，出版创意也必然需要随之而动。回顾出版史，笔者认为出版创意正在从产品创意时代向模式创意时代和融媒创意时代过渡，即便是产品创意，在数字出版时代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自中国雕版印刷术和德国谷登堡铅活字印刷机发明以来，图书出版中产品选择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这也意味着出版活动中产品创意时代的来临。笔者认为，就出版商而言，产品创意的关键点集中于选题创意、装帧艺术创意和宣传营销推广创意。选题创意是基点，最早的选题构思是一本书；高速高效的工业印刷机广泛应用后，一套书或一套丛书的选题策划变得更能满足大众化的需求；随着互联网平台和数据库出版的兴起，一类书的内容整合和架构才能满足数字时代读者和用户的即时需求。装帧艺术早期创意关注字体的优美、舒适的页面版式、图文互补的精美插图和出神入化的色彩搭配，数字时代的书籍艺术更关照用户的阅读体验、情感体验和审美体验。纸质产品宣传推广的创意注重报刊广告刊登、书籍本身载体的图文宣传和新书发布暨签售活动，而转移到手持终端屏幕上的电子书的宣传推广，更依赖于各平台的文案曝光和触达用户、直播宣介和新媒体矩阵推广。

数字时代，从产品创意发展到商业模式创意是出版创意的最大时代特征，也是出版创意的一次飞跃。出版商业模式创意最有效、最成功的创意是出版组织方式、内容生产方式和内容传播方式的变革，这一变革笔者称之为平台出版模式，其基本特征是产品+平台+服务。最成功的出版模式创意主要有苹果公司的App Store（应用商店）模式、阅文集团的网络文学阅读模式、励讯集团的原创数字期刊数据库出版模式、中国知网非原创数字期刊数据库出版模式、培生集团教育学习平台（PLP）模式、麦格劳·希尔教育集团数字+印刷+混合解决方案平台服务模式、亚马逊集团电商自营+第三方服务+自出版模式，天猫出版商旗舰店模式等。数字技术带来的出版模式的创新，已经深刻改变了世界出版的格局，各种出版模式的创新还正处在演化中。与出版模式创意相对应的是融媒创意，我们也可以认为，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结合，为内容符号提供了新的载体，书籍的媒介已不再是单一的纸介质，磁和光也成为符号的载体，由此而产生的电子书、有声书、视频书和多媒体书籍，也必然成为出版活动中新创意的重要方面，尤其是如何达到融合出版或者出版融合，将成为未来出版创意的主阵地。融合出版或者也可以径直称之为融媒体出版，是数字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纸质书、电子书、有声书、视频书融为一体或者在一个传播平台上同时呈现目前已经是司空见惯的出版景观。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融媒创意时代已经来临，我们每一个出版人都必须顺应这一历史现实。

拓展说来，出版工艺也属于出版创意的范畴。出版工艺的主线是印刷工艺。印刷工艺的技术起点是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而当下，数字印刷技术越来越成为印刷工艺的主力军。从复制技术角度看，出版业经历了手工印刷行业、印刷机器工业和计算机复制产业3个历史阶段。探索、研究和重新定位出版工艺，我们可以从出版工艺审美、印刷工艺两个角度切入。

从出版工艺审美角度观察，我们将书籍出版工艺美学划分为3个时代：手工印刷业时代的书籍工艺美学、印刷工业时代的书籍工业美学和计算机产业时代的书籍数字美学。从载体材料技术看，经历了从手工造纸到机械工业造纸再到磁、光介质开发的技术路线；从物质外观呈现看，从纸介质的精装、平装向终端屏幕、UI（用户交互界面）设计过渡；从装帧设计看，从手绘色彩到印刷还原色彩，再向数字化的计算机程序语言演化；从内容符号运用看，从文字、图像到音频、视频、AR/VR，再到综合使用，各种技术的发展不断刷新人们的审美体验。目前，出版美学正由出版工艺美学向出版综艺美学转变，正由平面设计美学向多媒体设计美学转变，正由产品设计美学向场景空间设计美学转变。

从印刷工艺角度观察，雕版印刷属于手工雕刻技艺，中国的泥活字、木活字和铜活字同样依靠手工雕刻。德国谷登堡发明的铅活字采用浇铸字模的方式，是先利用硬金属雕刻冲模，将冲模压在较软的金属上制成铸模，将熔化的铅水注入铸模而形成铅字。谷登堡发明的印刷机模仿了葡萄压榨机，整体是木结构的，螺旋杆是金属的，采用螺旋下压的方式实现压印。1814年德国人弗里德里希·科尼希（Friedrich Koenig）与安德里亚斯·鲍尔（Andreas Bauer）研制成功新型蒸汽驱动双滚筒印刷机，此为发动机替代人力应用于印刷之始，从此开启机器印刷工业时代。1847年，美国人R.M.霍伊（Richard March Hoe）发明卷筒纸轮转印刷机，1900年霍伊又在单色轮转机的基础上研制成功六色轮转印刷机；1904年德国人卡斯帕·赫尔曼（Caspar Hermann）和美国人艾拉·华盛顿·鲁贝尔（Ira W.Rubel）发明间接平印胶版印刷机。20世纪初，印刷工艺中的凸版印刷、平版印刷、凹版印刷和孔板印刷均已进入机器印刷工艺时代。机器化、电气化、自动化、生产线化、标准化和规模化是工业印刷的典型特征。随着1946年计算机的发明，1975年IBM公司推出以静电成像打印技术为基础的“3800”激光打印机，1985年佳能公司推出以喷墨成像技术为基础的“BJ-80”热泡喷墨打印机。在新技术的推动下，2004年施乐公司开发成功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命名为“Nuvera”系列的数字印刷机。“Nuvera”系列是基于静电成像技术的生产型黑白数字印刷机，这是数字印刷技术应用于商业印刷的开始。“数字印刷是由数字信息生成逐印张可变的图文影像，借助成像装置，直接在承印物上成像或在非脱机影像载体上成像，并将呈色及辅助物质间接传递至承印物而形成印刷品，且满足工业化生产要求的印刷方法”^[9]，在承印物载体依然是纸介质时，数字印刷是计算机数字网络技术与传统机电印刷系统有机结合的一种新复制工艺和方法。数字化、网络化、可变化、个性化、即时化、按需化、智能化、集成化、多品种、小批量是数字印刷工艺的典型特征。数字印刷工艺印前自动化，印后加工机械化、自动化、集成化，传输、印装一体化和生产线化，印刷质量、生产效率和速度不断提高，单印张印刷成本逐步下降是未来数字印刷的发展趋势。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笔者认为，数字印刷机将进入工业互联网时代，全国的数字印刷机将以物联网的方式连为一体，构建一个全国性网络平台，每一台数字印刷机将成为印刷平台上的一个节点，随时随地满足用户多品种、小批量的个性化需求。数字印刷将引领出版业进入按需型出版、平台型出版和服务型出版的新时代。

作为出版人，我们应当主动尽早尽快适应数字时代出版创意和出版工艺的新变化，力争早日实现从工业出版创意向数字出版创意的转移，从工业印刷工艺向数字印刷工艺的转移，从工业出版向数字出版的转移。

任何事物都需要一个边界，超越边界事物性质就会发生质变。出版活动也不例外，也需要边界的界定。本文所涉的出版活动局限于书籍出版和与之相关的数字出版，报纸和期刊不在论列。书籍诞生之后，有的书籍以文献或稿本、底本的形式存在并未进入流通领域，但这些具有主题逻辑的符号系统，它们是出版活动的源头和基点，笔者也将这些“藏之名山，留诸后世”的内容归入出版活动的范畴。笔者对出版边界的认知建立在3个前提下：出版活动作为精神活动受人们认知程度和水平的制约，出版物作为物理呈现的外观形式受物质条件的限制，出版物复制和传播受时代技术的制衡。但与之同时，人类的认知革命、物质材料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颠覆式变革，也将深刻地促进出版活动的巨变，出版的边界也将随之改变。换言之，出版活动的边界，会随着人类认知范围、程度、水平的扩大与提高而不断增加新的内容，会随着内容载体材料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呈现形态和增加容量，会随着复制技术和传播技术的提高而增强时效和扩大影响范围。动态的出版边界对出版人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

在我们明确了影响出版边界的因素之后，我们还需要对出版边界的范畴进行界定。依据出版业界的从业经验，笔者将出版边界的范畴主要归纳为八项：出版符号边界、内容载体边界、复制技术边界、出版传播边界、内容媒体边界、内容形式边界、内容呈现方式边界和知识产权边界。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进一步具体思考一下不同出版边界的历史发展轨迹，由此而引发对当下的出版定位进行更理性的思考。出版符号包括文字、图像、音频、视频和AR/VR，图像中除绘画、照片外，计算机图形越来越占据重要位置，摄影照片的数量越来越呈海量生产的趋势，音频和视频已进入与文字符号并驾齐驱的状态，虚拟现实将在元宇宙的未来互联网时代大放异彩。内容载体包括石介质、竹木介质、青铜介质、龟甲介质、缣帛介质、莎草和贝叶植物介质、牛皮羊皮介质、纸介质、磁介质（磁盘）、光介质（光盘）等，在早期文明中，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不同的文化背景影响了载体介质的选择，但自纸介质流播到全球之后，纸书成为应用最广泛的书籍载体，当下的磁、光介质则更为横扫世界。复制技术包括手工抄写、手工雕版印刷、手工机械印刷、工业印刷机印刷、数字印刷机印刷、计算机数字拷贝等，复制技术的路线图往往被等同于出版活动的路线图，的确，复制技术影响着出版活动的走向，复制技术发展到依托计算机数字技术传输、下载、复制、粘贴、拷贝、剪切后，其边际成本几乎为零，数字复制技术给出版活动带来了颠覆式的革命。出版传播包括物理传播和虚拟传播，物理传播主要有店铺销售、流动书贩、仓储批发、物流邮购，虚拟传播主要有互联网传播、移动互联网传播、手持阅读终端传播、影像站点传播，传播工具从以人为主的流动，到以舟船车马的运输，再到今天的数字网络传输、卫星信息传输和通信网络终端传输，虚拟传播既威胁现有物理传播的生存，又为出版活动带来巨大机遇。出版媒体主要包括图书媒体、报纸媒体、期刊媒体、广播媒体、电视媒体、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媒体，本文涉及的对象是图书，图书是工业时代重要的大众传媒，而在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数字时代和信息时代，在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智能终端技术、二维码技术、多媒体技术等多重技术环境下，图书也演变为一种媒体。出版的内容形式主要包括数据、信息、知识和思想或智慧，出版的对象已经不再局限于纸质传统的知识和思想，各种类别的数据和信息尤其是计算机所生成的大数据信息越来越成为数字出版的主要产品，出版对象的前移是数字出版的要义，数据库出版将成为出版的大宗。出版内容呈现方式主要有纸质图书、电子图书、有声书、视频书、数字图书馆、数据库、AR/VR，纸质书之前不同形态的古代图书流传不广，当下与纸质书并行的各类数字书籍正在高速发展，从生产数量和积存字节而言，目前的数字书籍已大大超过纸质书籍，不同形式的数字书籍将成为未来出版的主流。知识产权主要包括著作权、翻译权、连载权、电影改编权、电视剧改编权、广播改编权、游戏使用权、动漫使用权、电子书授权、有声书授权、视频书授权、数字图书馆和数据库授权等，知识产权的生成方式越来越多元，其交易方式越来越呈现更多的交叉授权，IP延伸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应用场景的数量和位置呈现越来越多的趋势，知识产权依然是出版的中心。出版的边界随着出版对象的演化、技术的变革和应用场景的丰富，而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出版边界的厘清实际上也是为出版活动界定一个范围，这个范围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区域地理概念下的活动场所和生态环境圈。毫无疑问，出版活动具有空间性和时间性、物质性和精神性、个体性和社会性、内部性和外部性，事实上它已经构成了一个独立的人类活动生态系统。所谓生态系统，是指“具体空间单位内活生物体，其自然环境，及其所有相互关系组成的综合体”，^[10]这个概念强调人与环境及其关系，生态系统得以维系和稳定的核心动力是生态系统的能量流转和营养循环，原始能量来自外部，营养循环在生态系统内部完成。生态系统的总称，可以称为生态圈，而生态圈也可以换言为生物圈。生态学的生态系统概念实际上也完全适用于出版活动。出版活动中的生物体是参与出版活动过程的各个角色的人，出版人面向的是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出版人从自然和社会中获得信息、知识和思想，又将信息、知识和思想回馈给自然和社会，信息、知识和思想作为人的能量与营养完成流转和循环，由此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出版生态系统，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为出版生态圈。我们知道，任何生态系统都势必存在多样化和单一化、复杂化和简单化、稳定与非稳定的问题，一个系统被另一个系统有序取代也时有发生，因此，我们以发展的观点来深究数字技术给出版业带来的冲击和机遇，来思考数字出版演替传统出版的问题，这一思考有助于我们获得更好的生存空间。

从宏观上，我们可以将出版生态分为外部生态和内部生态两大类。外部生态包括自然环境和物质环境、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法律环境和科学环境、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等。出版内部生态包括3个子生态系统：出版人系统、出版物系统和出版技术系统。出版人系统由出版活动中的自然人和职业人构成，主要有作者、编辑、出版商、复制商、发行商和读者，不同的角色构成种群，如作者群体、读者群体、编辑群体，不同的群体间存在相互赋能和增值的协同关系，但也存在互相竞争和争夺资源与能量的关系。出版物系统由不同种类的书籍构成，按出版物内容主要分为教育内容系统、专业技术内容系统和大众内容系统，每一个内容子系统下还可以再细分为部落性质的小类别，不同种类的信息、知识和思想相互作用和循环。出版技术系统由生产技术、生产工具、传播工具和渠道组成，再细分为载体材料技术系统、复制技术系统和传播技术系统。出版人系统、出版物系统和传播技术系统三者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出版内容种类的分布和演化，而内容种类的多样化、复杂化和原创性、创新性，对维持出版生态平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出版生态系统中，出版能量的来源是作者，作者创造了出版对象中的信息、知识和思想，作者将数据、信息、语言、动作、声音等符号转化为知识和思想而形成能量，编辑、出版商、复制商和传播商加工信息、知识和思想，形成出版物提供给读者或用户，出版物转化为出版营养，出版能量在读者阅读的过程中不断被吸收和丢失，出版能量在扬弃中转化为出版营养，出版营养在不断分解中进入信息、知识和思想循环，而循环的最高级别是读者与作者的身份合一，读者转化为作者，进入新的创造和循环，从而构成下一个循环的起点。自工业革命以来，纸质出版生态已稳定了200年。但自信息革命以来，以电子计算机为基础的数字技术成为传统出版生态的最大威胁，其最根本的逻辑起点是，当计算机也能像作者一样能够生成和生产数据、信息和知识时，出版能量的来源已不再是唯一的人，人与机器同样成为出版营养的源泉，出版生态的演替，不得不说，已经近在眼前。出版的价值链不再是线性而呈现为网状结构，出版符号和出版物形态不再单一而呈现复杂与融合状态，出版物内容呈现出更加多元、多样和多重的价值，因此，作为出版人，在互联网、智能终端和大数据渗透于出版生态的各个角落时，我们只有适应性地重新定义和定位自己的出版行为，才不至于被新的生态演替。

当移动互联网技术进入中场，下一代互联网元宇宙技术即将登场的新数字时代，数字出版相应地也要进入下半场。因此，出版人也必须随着出版环境和出版技术的变化而做出方向、组织和管理方面的调整，创新创意、流程和工艺，从而拓展出版的疆界，进而完成出版生态的自我演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