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把“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作为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之一，用三个“历史性胜利”对其作出高度概括和历史评价。中国共产党百年出版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关于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是把握和坚持出版发展规律的主要观念和思想体系，贯穿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出版事业的伟大进程中。百年出版理论的守正与创新，“强化问题意识、时代意识、战略意识，用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国际视野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和内在联系”^[1]。以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始终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主动关注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历史之问，置身时代的不同节点，参照关键的奋斗坐标，在广泛吸收人类优秀思想和文化成果中，根据实践变化积极攀登理论发展中的新高峰，努力解决现实中的新矛盾，因而才能在出版领域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2]的内在逻辑。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出版史，举旗定向、思想领航是党的出版理论创新的先导，又与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等其他创新内容相互因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阐述党的百年出版理论时，需要立足思想看实践，立足实践看理论，立足进程看规律，立足百年看十年，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牢牢把握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重大意义，既坚持系统观念，注重整体性，又突出新时代主题，对十八大以来党的出版理论创新成果作出重点分析。

出版是在人的头脑里搞建设的思想性工作，向来发挥着“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重要作用。在守正马克思主义出版原理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百年出版理论创新的经验之一，就是始终坚持“举旗定向、思想领航”的理论品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出版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即人民的手中，以先进的思想、优质的内容服务于全体人民，引领并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蕴含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的思想理论精髓，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集中概括，构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创立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特别重要，是其思想的源头所在。有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出版事业就如同举起了一面旗帜，确定了前进的方向，插上了传播思想的翅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一经树立起来，就吹响了无产阶级出版事业的集结号，至此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停留在经典、停留在文本里的理论或学说，更是给中国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和中国共产党放射出的思想光芒。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我们党一路走来，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3]

“举旗定向、思想领航”是中国共产党立足出版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出版观进行的“遵循中守正、中国化中创新”，是中国共产党推动百年出版伟大实践的重要法宝。首先，遵循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物质和精神辩证关系的出版原理。“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4]马克思的这句经典论述表明，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也是出版原理的思想表征，即：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意识对存在、精神对物质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物质对精神的“决定作用”和精神对物质的“能动作用”是统一的。^[5]在一定出版条件下，两者可以相互转换，即：出版物可以变成精神产品，精神产品也可以变成出版物。对出版原理的理论认识需要重点把握两点：一是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对物质的能动作用，都是在出版实践中产生的。内容一旦脱离出版实践而不承载于出版物，思想和精神也无从谈起；二是在出版实践中，物质的力量固然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承载在出版物中的思想和精神力量，经过编辑加工和社会传播、经过受众阅读之后，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而精神力量变成物质力量的前提是理论掌握群众，理论掌握群众的前提则是出版传播付诸实践。在这一辩证过程中，出版是“知识搬运工”“内容转换器”，出版物是“思想传播机”“精神放大器”，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宣传和鼓动作用。而理论掌握群众的过程实质上是运用出版传播先进思想，掌握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的过程，是“举旗定向、思想领航”的过程。其次，遵循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辩证关系的出版原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与无产阶级革命紧密相连，并不是根据无产阶级的政治利益、愿望和要求的纯逻辑推导。它以大量的、确凿的图书、报刊事实为依据，从出版现象和实践活动中抽象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认识，并以它本身具有的真理性和现实价值来检验。^[6]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出版实践，揭示了理论与实践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同样也赋予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出版理论创新的内涵逻辑：出版的理论创新，就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深入出版活动和出版现象的内部，揭示其客观规律并形成规律性的认识，自觉用规律性的认识指导出版实践。^[5]因此，实践决定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而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的出版原理，构成了“举旗定向、思想领航”出版理论品格的重要思想内涵。

推动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出版理论守正与创新的一条主线。中国共产党对于经典著作不单纯是从书本到书本的知识搬运，也不是仅从学术上关心一些概念，而是在“守正”马克思主义出版原理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举旗定向、思想领航”的出版理论，并在各个时期的出版工作中得到很好的落实。如果没有由马克思经典中具有规律性思想观点构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作为指导，只是单纯地出版卷帙浩繁的著作和手稿，党的出版事业就不可能做到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的出版理论创新过程，在实践中经历了一个“从传播思想、创造性转化到形成新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对其创办的第一个出版机构的宗旨和任务的说明，是对“举旗定向、思想领航”的最好阐释，指出：“本社出版品的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团结。”^[7]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出版工作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开路先锋。这一“开路先锋”所要宣传的理论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究竟能不能在工人阶级规模有限而农业人口数量庞大的农业文明社会里扎根、开花、结果？毛泽东鲜明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思想，是实践基础上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创造性运用。报刊对这一思想和关于农村阶级分析的理论的宣传，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革命时期农民问题的正确认识。在此期间，党的理论工作是领导工作和革命工作，也是出版工作。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为统一全党思想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思想先导，奠定了全党团结奋斗、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共同思想基础。^[5]改革开放时期，报刊坚持党性原则，通过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理论文章，引发了持续几年的以“真理标准讨论”为主题的思想解放运动。^[8]

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出版工作的重要论述，都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和以问题为导向的指向性。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9]，做好党的出版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10]习近平总书记从“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性”的高度看待党的出版工作，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在新时代的理论突破和创新。“极端重要”为新时代做好出版工作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进一步强化了出版工作的政治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时指出：“我们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事业日益繁荣，网络生态持续向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2]这是对“举旗定向、思想领航”出版理论的最新阐述。

“党性”作为党的观念和意识，不仅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概念，也是哲学领域的一个概念，是阶级性的集中体现、最高表现形式和特定政党的根本性质的最高体现。17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长期报刊实践中提出了关于报刊党性的一些基本问题。他们通过讨论报刊与政治、报刊与政党的关系，形成对报刊党性原则的初步认识。把党性问题上升到党性原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重大理论贡献。列宁不仅明确了衡量“党性”的四条标准，还提出了“写作事业是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的著名论断。他强调，写作事业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11]列宁关于出版事业党性原则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继承和发展。

“在马克思之前，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理论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12]，而马克思主义是为人类求解放的科学体系，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进步的人间正道。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具人民性的理论，真正站在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马克思主义不会自动和实践相结合，不会自发地成为人民手中的武器^[13]，必须由主导力量通过出版活动来举旗定向、正确引领。因此，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涉及出版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即为谁出版、为谁立言。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提出了“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和“人民报刊”的概念，并且对人民报刊的内容和实质进行了阐述，形成他独特的“人民报刊思想”。马克思强调，人民报刊的实质就在于体现“人民精神”，表达“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并且生活在人民当中。人民的信任是报纸赖以生存的条件。^[14]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具人民性的理论。把“人民性”提升到“人民至上”的理论高度，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发展。在过去的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把坚持党性原则作为出版事业的根本原则，把人民至上作为“人民的理论”^[12]底色，而且在出版实践中创新性地做到了两者的有机统一，显示出无可比拟的思想优势、理论优势和组织优势。毛泽东提出“人民文化”的概念，指出，“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15]党的出版工作要真正做到人民出版为人民。毛泽东提出的“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出版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他强调“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16]邓小平提出“大家办报”的思想。他明确指出：“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17]只有宣传党的主张，才能把党的主张变成群众的主张；只有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才能“组织人民群众加以执行”；只有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才能保证党的统一和战斗力，才能完成党的各项任务。因为党的出版物给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精神食粮，而且更重要的是贯彻党的意志，反映党的利益，要“把党和政府的声音普遍传播到各阶层群众中去。”^[18]“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思想和“大家办报”思想，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党性和人民性是相通的。出版工作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坚持党性原则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性意味着必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大家办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工作路线，即既要全党重视、全党动手，又要依靠群众、抓好基层。两者的统一，解决了在政治上、思想上特别是在组织上如何办好出版的理论问题，揭示了出版工作的“生命线和基本工作路线”，而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实践得到了卓有成效的贯彻。

坚持党性原则对于实现党的出版理论创新和推动新时代出版强国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呈现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内在要求，就是以时代之需明确“回答人民之问”，把“人民至上”的出版理论贯穿始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用“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等新表述来强调出版的工作导向问题，要求正确认识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他明确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9]“我们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体现党的意志就是体现人民的意志，宣传党的主张就是宣传人民的主张，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19]“坚持党性，核心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要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不仅要做业务专家，而且要有政治家的头脑，有政治家眼光和政治智慧，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政治导向、政治要求体现到工作中去”；^[20]“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9]两个“为本”把人民放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诠释了“国之大者”党的立场和人民的立场。同样也是党百年出版理论创新发展的时代内涵。

任何一种社会思想理论的产生都有其社会需要。时代条件总会把社会的迫切问题摆到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面前。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科学研究和著书立说，都是围绕工人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个中心目标展开的。马克思主编《莱茵报》、创办《德法年鉴》，与恩格斯一道撰写《共产党宣言》、制定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个纲领，以巨大的精力从事《资本论》写作，都表明他们不是蛰居书斋的学者，而是拿起出版武器、投入当时革命洪流的斗士。他们以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开展出版工作，直接与工人运动这个当时的中心任务相结合并领导工人运动，其目的就是为了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特别是为了解决工人运动“从何处来，往何处去”这一根本问题，向斗争中的无产阶级“指明道路”。^[21]十月革命胜利后，针对年轻的苏维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列宁要求报刊把工作重点从为政治、军事斗争服务转向报道经济建设，在导向上把生产宣传、经济政策、生产技术推广等放在第一位。对于取得政权后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列宁关于党的出版事业围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局开展宣传报道的理论观点，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这是列宁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中国共产党出版工作的全部生命力和价值在于服务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出版工作的一切“自转”都要服务于党的工作的“公转”，丝毫不能偏向、时刻不能游离，必须始终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回顾党的百年出版历史，中国共产党在“守正”马克思主义出版原理的同时，始终自觉地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把思想变革、理论创新与社会革命紧密结合起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出版工作围绕“革命”这一中心任务而展开，把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有机融合，做到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正如毛泽东所概括的：“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22]这一时期，出版工作从建党初期的围绕工人运动向土地革命时期围绕农民运动的转变，可谓是理论创新的典范，体现了毛泽东“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思想。毛泽东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23]他在自己主编的《政治周报》上发表“发刊理由”说：“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24]从出版使命看，革命时期的毛泽东出版思想，具有鲜明的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新中国成立后的出版工作围绕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而推进。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邓小平提出的出版要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的观点，是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重要体现。邓小平认为，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而出版对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我们希望报刊上对安定团结的必要性进行更多的思想理论上的解释，这就是说，要大力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宣传党的领导、党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的威力，宣传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而奋斗是当代青年的最崇高的使命和荣誉。总之，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17]为此，要求处理好出版与政治、“双百”方针与安定团结、安定团结与生动活泼三个关系。邓小平的“思想中心”说，确保了在粉碎“四人帮”后，我国新闻媒体能够紧紧围绕党和国家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和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发挥思想引领和政治保障的作用。^[25]这一时期党的出版工作的理论贡献：①充当了破除陈规陋习、推陈出新、创新发展的先锋队和排头兵；②贯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③实现从“书荒”到“书海”的历史性跨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精神动力、文化支撑和知识保障。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更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出版工作的新定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出版工作者“首先要有大局意识。‘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要自觉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找到坐标、找准定位，做到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大局不错位、党和人民需要时不缺位”。^[20]强调“必须把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环节”，“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出版界紧紧围绕党中央确定的全面小康、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美经贸摩擦应对等重大战略任务，策划、出版了许多唱响主旋律、壮大正能量的主题出版精品。特别是把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长期重大政治任务，以文献精编、权威读本、理论专著、通俗读物等多层次作品体系，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落地生根。^[26]习近平总书记从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对出版工作地位和基本职责的新定位，创新性地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出版原理和基本规律的认识，为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做强做优主题出版提供了科学理论依据，为出版工作者提高政治认识、增强政治判断力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这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

出版是一种形式的教育，甚至不拘泥于课堂教育的局限，有无限的延展性。^[27]文化的主体是人，核心是人，目标还是人。从文化、教育与出版的关系来考察出版，就是通过结果和过程来追溯源头。^[28]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贯穿于出版物中的精神价值实质上是一个觉悟问题、胸怀问题、理想信念问题。无产阶级政党向来重视出版的育人功能。马克思、恩格斯把出版看作党的重要思想武器，党存在和发展的标志。列宁以“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29]这一著名论断，来凸显出版领域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强调“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他以“灌输论”告诉我们，出版具有的“培根铸魂”功能是出版事业繁荣发展的队伍保证。

中国共产党出版理论创新的重要经验之一是培根铸魂、启智增慧。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一大批杰出的出版家、编辑家队伍忠诚党的出版事业，以服务人民的高尚情怀，以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和高水平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出版，作出了重要贡献。出版的培根铸魂、启智增慧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育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①思想铸魂，以出版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创新理论为己任。建党初期，我们党就把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人民出版社曾翻译出版过多种“马克思全书”和“列宁全书”。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号召“自下而上一致地努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为此，延安马列学院专门组建马列学院编译部从事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编辑工作。晋察冀日报社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以保障党员干部的学习之需，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出版社按照党中央部署，系统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全集、选集、文集，出版《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等。^[30]党的十八大以来，出版战线的首要政治任务，是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优质高效地出版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著作。目前已初步形成《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至四卷为代表的文献著作、权威读本、理论专著、大众读物、学生教材、数字产品等较为完整的出版物体系。②教材培根，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该工程重点教材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基础工程、战略工程，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铸魂工程，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的示范工程，自2004年实施以来，始终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已出版近80种质量上乘的教材在高校广泛使用，引领和带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评价体系建设不断创新。^[31]③学科育人，建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学科。习近平总书记用“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新表述为出版育人指明了方向，要求把出版教育放在思想领航、培根铸魂的高度来认识，把出版人才培养放在赓续文脉、传承文明的高度来把握。^[32]出版学科的人才培养需要夯实学科基础，把握好学科方向，把马克思主义出版观贯彻到出版理论构建、学术研究、课堂教学全过程，让出版的课堂、讲座、论坛，出版的著作、期刊、论文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出版学科各专业的学生、各学段的学生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真正弄明白为什么做出版、做什么样的出版，始终不忘初心，勇攀出版高峰。④版本育人，厚植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国家版本馆的落成，是习近平总书记“两个结合”重要论述在出版实践中的生动体现，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出版理论守正创新的总结，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是培根铸魂“大思政课”的好课堂。通过版本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能使人们在见证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和鲜明特色中启智增慧，感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脉之盛，体会中华文明的绵延长久。出版育人需要用足用好国家版本馆丰富厚重的版本资源。

二是育人于出版人应具备的职业素养中。“立德树人的人，必先立己；铸魂培根的人，必先铸己。”^[33]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出版人的职业素养。毛泽东认为，出版人应该是宣传家，应把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出版人的理论素养。编辑人员要有政治意识、政治头脑、政治眼光、政治远见，要善于从政治上总揽全局。他要求出版工作者“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34]，主动研究读者。他把“到群众中去”等同于“宣传”。为了做好出版工作，就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他注重文风建设，提倡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江泽民认为，出版事业能不能办好，关键在有没有一支高素质的出版队伍。他强调：“报社的同志要有大局意识、全局观念，坚持政治家办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登什么，不登什么，怎么登，都要从全局出发，从党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出发。”^[35]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10]出版英才的培根铸魂，要把讲政治作为第一要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干部要成长起来，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36]要把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作为出版工作的“定盘星”，作为出版队伍打牢思想底线、增强把关能力的理论指南，作为坚持出版工作导向的重要举措，引导广大出版工作者“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他强调，要锤炼高强业务本领，造就一批具有崇高政治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37]的出版领军人物和出版家。出版英才的启智增慧，要坚持把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引导广大出版工作者“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增强本领能力，加强调查研究，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19]。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出版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队伍、怎样建设队伍”的重大理论问题，为新时代出版人的“培根铸魂、启智增慧”指明了方向。

当印刷跳出“术”的功能而在“道”的层面赋予其精神和价值能量的时候，它便具备了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可能性。工业革命以来，随着时代的变化、技术的革新，印刷服务于出版、开展“精神生产”的特殊功能导致社会产生了重大变革。中国的印刷术“带动了世界变革，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19]，“为世界贡献了无数科技创新成果，对世界文明进步影响深远、贡献巨大”^[38]，它的发明在出版发展史上是一个转折点，为启动公共教育、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充分条件。印刷文化蕴藏了最近数百年人类的深刻思考，是最富的人文精神之所。^[39]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印刷的思想主要聚焦于印刷术产生的根本原因和其在社会革命动员中的重要作用。印刷术的发明和其革命意义，就在于它是推动无产阶级政治意识觉醒的重要武器；它使出版物成为工人的政治和生活需要，为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成为有知识、有文化、代表先进生产力、掌握新技术的劳动者提供了基本条件；^[6]它促进了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提高了无产阶级参与革命斗争的自觉性。列宁认为，印刷事业是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关键阵地。他强调，要使国家的印刷事业真正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要真正满足“工人和农民的政治需要”^[40]，就必须把印刷技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

中国共产党百年出版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关于印刷的思想，并在实践中适应中国实际需要不断与时俱进。在革命和战争年代，赋予印刷鲜明的红色主题。红色印刷坚守无产阶级政治立场，始终将推动“现存世界革命化”^[4]作为根本遵循。红色印刷维系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力量，发扬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践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党的领导人高度评价印刷技术的精神价值和革命作用。毛泽东曾经说过：“印刷厂的工作很重要，印刷厂生产精神食粮，办好一个印刷厂，抵得上一个师。”^[41]邓小平有个“油印博士”的雅号。朱德为八路军印刷所题词：“你们的印刷所等于十万支毛瑟枪。”1956年，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按照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的科技思想，到1965年，已初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印刷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以来，科技进步和创新能力成为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重要表征。自邓小平作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42]的重要论断之后，江泽民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43]，胡锦涛强调“按照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要求，坚定不移地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44]。印刷技术插上了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的两只翅膀，承载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贡献给世人汉字信息处理和激光照排系统，形成电子出版、数字出版、智能出版等新型业态。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这样称赞：“20世纪80年代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问世，使汉字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45]印刷业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不仅书写了世界印刷史上的发展奇迹，也生动诠释了创新图强带来的伟大变革。印刷业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为出版事业发展提供坚强的技术支撑，为人民群众精神文化新需求提供有力的服务和保障，发挥巩固阵地、带动出版，服务人民、推动阅读，践行价值观、体现主旋律，实现新要求、壮大正能量的积极作用，成为宣传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载体和平台。

党的十八大以来，把传统出版的影响力向网络空间延伸，推动出版融合发展，成为新时代出版业巩固壮大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履行文化职责和自身生存发展的一项紧迫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出版融合发展，是做大做强主流媒体的需要，是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需要，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理论和舆论支持的需要。因此，“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19]。出版融合发展不仅仅是出版单位的事，要善于利用社会思想文化公共资源和社会治理大数据，要善于把政策制定权的制度优势转化为主流思想舆论的综合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了互联网思维、互联网+、网络生态、网络空间、互联网核心技术、网络安全观、全媒体传播格局、媒体深度融合、媒体智能化等一系列指导出版融合发展的新概念。^[46]他关于出版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主要体现在发展形势、发展重点和发展保障三个方面。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全媒体时代舆论生态、媒体格局和传播方式的深刻变化直接影响着出版的治理水平。在发展重点上，要全面把握出版融合发展的趋势和规律，要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坚持出版工作导向，“坚持导向为魂、移动为先、内容为王、创新为要，在体制机制、政策措施、流程管理、人才技术等方面加快融合步伐，建立融合传播矩阵，打造融合产品。”^[19]

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具有开放性的理论品质，随着时代和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社会和出版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出版观自创立之初就将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作为开放发展的重要途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富有创建性地提出了“精神产品是公共财产”的论断。他们指出：世界市场的开拓，“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4]文明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人类文明多样性的相互交融，需要打破孤立封闭的保守状态，建立起以书为媒的文化沟通和交流。列宁深刻阐发了辩证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包括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必要性。他曾强调：“资本主义把文化只给予少数人，而我们必须用这个文化来建设社会主义”^[40]，“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47]

在中西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中，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居于极其特殊的位置。马克思主义虽然起源于西方，但率先经由俄苏而影响世界。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体现了强大的创新能力，形成体现民族性、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并且逆向影响西方。这种从主动接受，到转化创新，进而产生影响的过程正是“以书为媒、文明互鉴”的过程。一方面强调对接受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另一方面强调结合中国国情，在具体问题具体解决中来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因此，体现出“以马适中”的特点。^[48]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出版理论与实践，在坚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49]的过程中，以书为媒、文明互鉴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重视研究学习和出版传播马列著作的同时，以“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思想，辩证地对待外国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22]他强调要科学对待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鉴；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22]毛泽东善于利用西方的话语体系宣传具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思想和主张。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这方面具有典型性，以国际出版有效打破了国民党的文化封锁，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的政治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书为媒，开始有计划、全面系统地推进毛泽东著作的编译出版工作，用18种外文出版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用13种外文出版了《毛泽东军事文选》。随着海外对中国声音的不断关注，不少国外机构和学者开始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据不完全统计，“从50年代前半期至1979年，国外用14种文字出版了《毛泽东选集》”^[50]。一系列毛泽东著作外文译本的出版，加深了海外民众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认识，促进了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文明交流。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秉承毛泽东“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17]，强调“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但“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42]江泽民提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胡锦涛强调要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服务“文化强国”战略。党的出版工作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实施“本土化”策略，通过版权转让、合作出版等多种方式，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联接中外、沟通世界”^[19]对加强国际出版能力建设提出明确要求。他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19]以书为媒、文明互鉴中“展形象”是目的，“讲故事”是核心、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20]讲故事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51]中国故事怎么讲？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工作指向是：“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52]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对于创新国际出版理念，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研究和精准把握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提供了理论指导。马克思说：“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53]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出版开辟了新时代党的理论成果国际传播的新境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至四卷作为新时代中国发展、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方略的权威读本，是海外发行量最多、最畅销、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书籍，共有37个语种、170多个版本，发行覆盖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54]，被誉为“国际出版领域‘现象级’读物，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广泛好评”^[55]。此外，在对外出版发行的近130种的多语种习近平著作中，《摆脱贫困》《之江新语》《习近平用典》《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讲故事》《习近平谈“一带一路”》《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等外文著作均在世界各国引起热烈反响。^[56]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总书记著述全方位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成为国际社会解开中国发展奥秘的一把金钥匙，极大推进了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

出版与阅读是紧密相连、一脉相承的社会活动。人类文明发展史，也是一部阅读与出版共生发展的历史。出版物是阅读的对象和载体，阅读实现了出版的价值，将出版物所承载思想、知识和文化传播给读者，阅读的人越多，其出版所实现的价值越高，发挥的社会功能越大。马克思、恩格斯的出版活动始终伴随着阅读。阅读既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他们的政治和革命活动。他们对于阅读形成的根本看法和规律性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重要内容。列宁一生酷爱阅读，他曾说“书籍是巨大的力量”，出版物的阅读将会起到宣传员和组织者的强大力量。^[57]列宁把党的出版物的阅读提升到坚持党性原则和意识形态的高度。他以其革命家的远见卓识，一直关心人民群众的基本阅读权益。他强调，要把扫除文盲作为赋予人民阅读能力的基础来抓，要把向人民提供必需的阅读物作为党的中心任务，要把满足人民的阅读需要看作是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内容，要把以低廉的价格向读者提供书刊作为根本措施。他一系列依靠苏维埃国家和社会力量来保障人民阅读权利、满足人民阅读需要的思想，为中国共产党保障人民阅读权益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共产党百年出版理论与实践始终伴随着经典的阅读。研究性阅读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理论书刊贯穿于党的百年进程中的各个历史阶段，并与时俱进，常读常新。在每一个重大转折时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中国共产党都能从阅读中汲取营养和力量，锚定奋斗方向，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各项事业的大发展大进步。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进程中关于阅读的思想，既有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理论创新，又有全民阅读的中国实践，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发展过程。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思想家和理论家都是在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书刊中，走上革命道路的。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也是先从阅读起家的，孜孜不息的读书生活伴随毛泽东的一生。毛泽东赋予出版物强大的政治使命，体现在阅读价值上，就是把阅读看作民众树立政治抱负、汲取知识、获得智慧的基本方法，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基本途径，是宣传革命、发动群众和组织斗争的重要武器。^[58]他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阅读，应与党的出版物所坚持的党性原则和人民性原则保持一致。党的出版物的阅读在内容上要体现政治性和实践性，要把阅读转化为作风建设的必要条件之一。这些观点反映出很高的政治站位，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他非常重视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育干部，大力提倡干部要读马列著作，但更重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按照毛泽东阅读思想的要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阅读主题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为了革命而阅读。通过阅读活动，使全党特别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从各种错误思想尤其是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阅读活动呈现出全民性特点，在全党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阅读的同时，国民文化素养的提高，也为开展全民阅读打下了最重要的基础。邓小平关于阅读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学以致用，要从实际出发，着眼于解决现实问题。他向全党同志发出了读书求知以利实践的伟大号召。他强调指出：“学习什么？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17]改革开放的春风使阅读带动出版、出版服务阅读，全民阅读逐渐上升为国家战略。

进入新时代以来，大兴读书学习之风成为全党思想和作风建设的重要途径。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推动下，全党全社会阅读呈现广泛性、包容性特点。全民阅读是精神层面为人民追求美好文化生活吹响的“集结号”。习近平总书记认为，读书是文明传承之途、政党巩固之基、国家兴盛之要、社会进步之力、水平提升之路、人生成长之梯、青年成才之要。^[59]通过全民阅读，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精神生活的需求同提高全民文化素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相结合，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出版工作重要论述在书香社会建设中的集中体现。第一，对于全党阅读，他要求党员领导干部把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作为基本功，要选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做好领导工作必需的各种知识书籍和古今中外优秀传统文化书籍。第二，对于全民阅读，他的重要论述主要集中在讲话、回信和贺信中。针对为什么要建设书香社会的理论命题，他指出：“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不断提升人民思想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就能更加厚重深邃。为人民提供更多优秀精神文化产品，善莫大焉。”^[60]他把开展全民阅读与提升民族精神联系起来，赋予了新时代的全民阅读新内涵：全民阅读的价值坐标是人民至上。而对如何推动全民阅读，他明确要求“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服务方式”。^[61]全党全社会要肩负新时代的职责使命，构建高品质的、覆盖城乡的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在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的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从“两个结合”的理论高度，从彰显我们党理论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历史视野，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新时代的全民阅读，深刻揭示了其精髓要义，表明对全民阅读理论创新的认识进入新境界。他指出：“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中华民族自古提倡阅读，讲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传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塑造中国人民自信自强的品格。”^[62]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高度重视，全民阅读成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从个人全面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视角来理解阅读，要把阅读作为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的必备条件，看作培育和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基础。他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当读书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国家和社会的精神面貌和文明程度就会得到极大提升。新时代，书香社会建设将极大地促进文化强国建设，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中国共产党百年出版理论的守正与创新充分证明：一个民族要走在世界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勇立时代潮头，紧扣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实现创新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安身立命、永葆青春的理论品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出版工作的重要论述，不仅是新时代党的出版事业的时代坐标和行动指南，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出版经验和历史智慧的系统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全部创新成果的集大成。^[63]中国共产党百年出版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表明：第一，中国共产党百年出版理论秉持了一脉贯通的历史逻辑。党百年出版理论守正创新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中国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一百年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相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64]这些重要论述使党的百年出版理论具有了“一脉”和“贯通”的历史逻辑。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出版观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社会主义出版观，从“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观，再到“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文化新辉煌”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观，无不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百年出版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中华民族特色。^[65]第二，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与中国化体现了双向互动的理论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64]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中国化因党而生、与党同行，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指导的结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也无法彰显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旺盛生命力和思想伟力。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出版理论创新发展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就是典型的互动过程。一方面，党的出版工作在举旗定向、思想领航，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过程中，会适应不同时期解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需要，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另一方面，适应坚持党性原则、人民至上，坚持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初心使命，党的出版工作需要系统学习和梳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本土的原创性贡献。这两种需求双向互动、交相辉映，共同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具有的跨越时空和跨越时代的科学性、实践性、人民性、开放性，昭示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强大思想伟力。^[63]第三，中国共产党出版事业的价值追求体现了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的实践逻辑。表面上看，出版是一种从事知识生产、知识服务和传播的人类社会活动，其运行方式是把知识当作产品来生产，并且把它传授出去，使其具有“产品生产和产品营销”的经济属性。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事业“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66]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始终把保证人民文化权益作为基本途径，追求的是经济活动之上的价值存在。也就是把对出版的理解上升到哲学原理的层次，从价值论上为出版注入固本培元、培根铸魂的思想力量，立足本国实际实现出版精神特质与马克思主义出版思想精髓的融会贯通。因为出版满足的是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人们除了知识，更需要思想。缺乏思想引领的知识对社会实践是有危害的。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出版理论所要解决的，就是通过实践对知识的合法性进行批判，引导人们对知识给予的答案进行价值判断。

中国共产党百年出版理论的守正与创新深刻地表明，中国特色的出版理论表征了出版活动的价值意蕴，表征了出版方式的社会变革，表征了出版历史的文化内涵，表征了出版主体的时代精神，表征了出版发展的实践逻辑，表征了出版变革的文明向度，是党百年出版事业繁荣发展的重要思想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68]“六个必须坚持”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的内在机理，对从广度和深度上深化认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规律性，深入领会其中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提供了根本遵循，为进一步深化党的出版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面向未来，中国共产党的出版理论与实践创新，将围绕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围绕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围绕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围绕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围绕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加强出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着力推动出版高质量发展，全面服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努力为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提供前进动力，为小康社会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营养均衡”的精神食粮，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征程中，在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中，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