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已经胜利召开了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从党的二大开始，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后，都会出版大会文献，供学习贯彻大会精神使用。虽然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文献出版走过了百年历程、取得了丰硕成果、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学界对该方面选题的系统研究却寥寥无几，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文献出版成果的介绍散见于档案文献、出版年鉴、新闻报道以及有关图书、文章之中。这种研究现状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文献出版的历史、成果和影响不相匹配。为了引起学界对该方面选题研究的重视，有必要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文献出版概况进行梳理。

在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党的一大是唯一在大会闭幕后没有印行大会文献的会议。党的一大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三份文献，这些文献既没有在会后翻印向党员下发，也没有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会议形成的手抄稿已下落不明，至今未被发现。党的一大文献出版的历史缺位，导致党的一大文献在国内传播和保存的缺失，直到大会闭幕30多年后，有关文献才陆续从苏联和美国传入我国。

读者今天看到的党的一大文献中的文稿有两个来源。一个是1957年苏共中央移交给我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其中包括党的一大三份文献的俄文稿，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人员将三份文献翻译成中文，发表在1958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编辑的《党史资料汇编》上，使得党的一大文献在我国首次公开。党的一大代表董必武看到后，在给中央档案馆筹备处的复信中写道：“这三个文件虽是由俄文翻译出来的，在未发现中文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1]另一个是1960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发现的党的一大代表陈公博于1924年完成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附录中有党的一大前两份文献，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党的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共6份文献的英文稿。1960年《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英文版出版，1979年该书再版。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使得党的一大文献英文稿的中文译稿在我国首次公开。

党的二大至党的五大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文献出版的初步探索阶段。党的二大、党的五大闭幕后出版了大会宣言单行本、文献汇编本，党的三大、党的四大闭幕后仅出版了文献汇编本。党的二大至党的五大大会宣言单行本均公开发行，文献汇编本只在党组织内部发行。一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和大革命时期党在中国社会的政治影响有限，单行本和汇编本传播范围也非常有限；另一方面，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党的大量档案文献被销毁或查抄，导致初步探索阶段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文献出版物保存至今的数量很少，甚至党的二大文献只有一种，再加之党的一大文献出版的历史缺位，使得党的一大至党的五大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历史上史料最为匮乏的五次大会。因此，在初步探索阶段，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文献出版不仅未形成固定的模式，而且文献出版物出版发行数量和保存下来的数量均较少。

党的二大闭幕后，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中国共产党宣言》为书名，由“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印行”，封面左上角印有“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呵！”^[2]。《中国共产党宣言》是党正式、公开发表的第一个政治宣言，初步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略、任务和目标，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表明了党的政治立场。在党的二大之前，虽然党的上海发起组于1920年11月就起草了同名《中国共产党宣言》，但是这份宣言并没有公开发表，只是供党的早期组织内部学习，并作为收纳党员的标准。因此，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中国共产党宣言》为书名公开出版的单行本，作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历史上出版的第一个宣言单行本，在党的出版史上具有发轫之功。

除党的二大宣言单行本外，党的五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宣言》为题出版了单行本。该单行本没有封面，标题下注“一九二五年五月”，文末落款为“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一九二七年五月于汉口”。从落款可以看出，该单行本以大会的名义出版，并不像党的二大宣言单行本以党中央的名义出版。党的五大宣言单行本既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历史上的第二个宣言单行本，也是最后一个单行本，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文献出版史上具有特殊纪念意义。

党的二大通过了《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的决议案》等决议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把这些决议案和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为书名，汇编成袖珍本铅印小册子，分发给党员。《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成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历史上第一个文献汇编本。由于《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并未公开发行，印刷数量、分发对象有限，再加之革命年代复杂的政治环境，保存下来非常困难，目前全国仅存的一册是曾在中央苏区任中央出版局局长的张人亚及其父亲用生命守护下来的。为了纪念张人亚，其父在20世纪50年代将藏在衣冠冢中的文献挖出上交人民政府。这本小册子封面盖有“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的印章，因此，档案馆、展览馆保存的这本小册子的原件和影印件都有这枚印章。这本小册子不仅是党的二大文献的孤本，而且也是第一部党章的孤本，因此，张人亚被后人赞颂为“第一部党章守护人”。

从党的二大开始，每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出版了文献汇编本。在初步探索阶段，党的三大至党的五大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及宣言》《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及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其中党的三大、党的四大汇编本把大会宣言也汇编其中，汇编本封面版式完全相同，封面正中竖排书名，右下角竖排出版者“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印行”和出版时间“（一九二三年七月）”“（一九二五年二月）”，表明这两个汇编本均在党的三大、党的四大闭幕后不久即印行。

为了弥补现存党的一大至党的五大史料相对匮乏的缺憾，2013—2015年，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合作编辑、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等五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收录的档案文献包括会议文件、会议相关文献、有关回忆资料等，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由“中共一大文件”“中共一大相关文献”“中共一大有关回忆资料”“国外有关一大资料”四个部分构成，除第一部分是党的一大召开期间形成的文献外，其他部分文献的时间跨度很大，如“中共一大相关文献”收录了从1920年11月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到1959年9月的《董必武同志关于鉴别“一大”文件给中央档案馆的复信》在内的19份文献；“中共一大有关回忆资料”收录了从1921年8月陈公博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到1979年6月包惠僧的《回忆马林》在内的29份文献。从收录内容来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比党的二大至党的五大闭幕后出版的文献汇编本史料更加丰富。

据《编辑说明》，这五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主要选自中央档案馆的馆藏、已公布的党中央文件、俄罗斯档案馆公布的有关档案、国内外已公开的有关资料、当事人的回忆录等，在编辑过程中对文献进行了考证。因此，该套档案文献选编成为目前关于党的一大至党的五大最权威、最全面的史料。

党的六大至党的七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文献出版形成了由政治报告单行本、党章单行本、文献汇编本构成的出版模式。此后，两个单行本加一个汇编本的出版模式一直延续至党的十九大。从党的六大开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文献单行本和汇编本均公开出版，不仅在根据地发行，而且在国统区传播，再加之党员数量的不断壮大，以及党在中国社会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单行本和汇编本出版发行数量随之大幅提升，因而保存至今的出版物数量较前四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要多得多。

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有报告环节，除工作报告外，还有修改党章、军事、组织、经济等诸多报告，其中工作报告被党史理论界称作“政治报告”。从党的六大开始，历次大会的政治报告都出版了单行本，署报告人姓名。

在党的六大上，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提交了长达10万字的书面报告《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关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报告》，并在大会上作了口头报告，对书面报告未展开的部分进行了阐述和补充。党的六大闭幕后，为了宣传大会精神，瞿秋白在给周恩来的信中谈到六大精神“通俗宣传宜速进行”^[3]，并建议编写通俗读物，随后他本人以六大书面报告为底本改写了一本6万余字的通俗小册子，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为书名由中央出版局于1928年出版。这本小册子成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历史上第一种大会政治报告的单行本。在党的出版史上，有两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另一本是毛泽东在延安主编的政治课本，全书2万余字。两本书不仅篇幅、内容有很大差别，而且侧重点也不同。毛泽东的著作侧重于中国革命理论，瞿秋白的著作侧重于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虽然瞿秋白的这本著作没有毛泽东的著作影响大，但瞿秋白的著作是全民族抗战之前出版的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重要著作，在党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第一部党章自党的二大通过后，在党的三大至党的六大期间进行过4次修改，第一部党章的制定和4次修改都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进行的。在党的七大上，党首次独立自主制定了党章，在党的八大至党的十一大期间进行过4次修改，其中“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九大、党的十大对党章的修改造成了严重破坏。党的十二大重新制定党章，并在党的十三大至党的二十大期间进行过8次修改。截至党的二十大，在党的百年发展史上已有19个版本的党章，其中前3个版本没有出版单行本，均收录在党的二大、党的三大、党的四大文献汇编本中。

1927年6月，中央政治局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是党章的第一个单行本，虽然书名叫“决案”，但是内容包括“党员”“党的建设”“党的中央机关”“纪律”等十二章八十五条，均是党章的内容，体例也是党章的体例，并非一份会议决议案文本。该单行本64开、23页，封面正中竖排书名“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右下角竖排“（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案）”。此后，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后，都出版了修订后的党章单行本，党的六大、党的七大以《中国共产党党章》为书名出版了单行本，党的八大至党的二十大以《中国共产党章程》为书名出版了单行本。

党的六大党章、党的七大党章单行本出版后，各根据地、解放区甚至是国统区的党组织和出版机构大量翻印出版，从而出现了党章的多种版本。在新中国成立前，党的六大党章有10余种版本，党的七大党章有140余种版本^[4]，党的七大党章还出版过以《公民（伦理之部）》为书名的伪装本，封面印有“中等学校用”“香港扶风出版社”等字样。另外，党的六大党章、党的七大党章还有以附录形式出版的版本，如1940年8月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出版的《论共产党》第369页开始附录了党的六大党章，1947年6月新知书店出版的社会科学读本《政党论》第34页开始附录了党的七大党章。党章的不同版本在扩大党章影响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二大至党的六大，大会文献由党中央、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出版局出版。从党的七大开始，大会文献由党的专门出版机构出版。因此，党的七大政治报告单行本、文献汇编本是第一次由出版机构出版的大会文献。

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不仅向大会提交了4万余字的书面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并于1945年4月24日在大会上就《论联合政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口头报告。为了全文刊发该报告，1945年5月2日《解放日报》由4版调整为8版，用6版刊发了该报告。随后，解放社出版了《论联合政府》单行本，成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历史上第一种由出版机构出版的大会政治报告单行本。解放社版《论联合政府》封面文字均为红色，正中竖排“论联合政府”五个大字，左上角竖排“毛泽东著”，右下角竖排“解放社出版”“一九四五年五月”；扉页方框内竖排“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封底正中有“解放”两个红色小字。《论联合政府》通过参会代表携带、《解放日报》报道、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发等途径，传播到各根据地，还通过飞机将纸型空投到《晋察冀日报》社所在地，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大量出版史称“航空版”的《论联合政府》，由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行到了全国各根据地，各根据地的出版机构翻印或再版，从而在新中国成立前出现了诸多版本的《论联合政府》，如1945年8月胶东大众报社版、1945年12月苏北出版社淮海分社版、1946年7月蒙古出版社蒙文版等。另外，《论联合政府》还有《美军登陆与中国前途》《和平奋斗救中国！》《中日事变解决的根本途径》等多种伪装本，在国统区传播。

为了及时传达党的七大精神，使各地代表离开延安时能带上七大文献的汇编本，中宣部等多部门采取了分工协作的编辑出版方式，动员了许多人对清样进行校对，分部门各印一部分，最后汇集成《七大文献》。初版《七大文献》没有编排页码，也没有一个错别字。《七大文献》封面正中竖排“七大文献”四个行书朱红大字，扉页竖排文献全名“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封底有“出版：解放社”“发行：新华书店”“一九四五年六月初版”等字样，内文收录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毛泽东同志开幕词》《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冈野进等同志演词》《毛泽东同志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朱德同志抗战军事报告》《胜利闭幕》共6份大会文献，以及新华社报道大会的4条电讯稿。参会代表将《七大文献》带到了各根据地，在根据地传播；周恩来将《七大文献》带到了重庆，在国统区传播。《七大文献》成为新中国成立前传播最为广泛的一种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文献汇编本。《七大文献》汇编本与之前五种大会汇编本的出版、发行主体有所不同，《七大文献》由党中央的专门出版机构解放社出版、专门发行机构新华书店发行。因此，《七大文献》成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历史上第一种由专门出版发行机构出版发行的文献汇编本。从党的七大开始，除“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九大文献汇编本、党的十大文献汇编本的出版主体比较多之外，其他11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本均由党的专门出版机构——解放社或人民出版社出版。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党的六大在莫斯科近郊召开，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的16个决议。党的六大不仅是党的历史上唯一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而且是通过决议案最多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六大决议的汇编本，林代邵在《党的六大文件和周恩来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一文中指出：六大决议案汇编成册，最早的版本有两种：一种是在莫斯科出版的，另一种是在上海出版的，两个版本除个别材料不同外，大致相同。^[5]目前能够看到的党的六大决议案汇编本最早的版本，书名为《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底决议案》，封面居中竖排书名，左侧偏上位置竖排“（党内文件注意保存）”字样，右侧偏下位置竖排“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字样，收录了《政治决议案》《苏维埃政权组织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共5个决议案。从封面标注时间来看，该汇编本是在党的六大召开期间印行的，应该就是林代邵文中所指的莫斯科版本。因此，《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底决议案》成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历史上唯一在国外出版的大会文献。与之前四种大会文献汇编本相比，党的六大文献汇编本最大的不同是未收录大会通过的全部决议案，仅收录了其中最为重要的5个。

从党的八大开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不同文字版本的出版、单行本的封面版式、汇编本书名的主题词逐步规范。就文字版本而言，无论是政治报告、党章的单行本，还是文献汇编本，不仅出版中文版，而且出版英文、俄文、法文等外文版，还出版蒙古文、朝鲜文、维吾尔文等少数民族文字版，以及盲文版，大会文献文字版本不断丰富。以外文版本为例，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仅出版了英文、俄文两种外文版本，党的十九大报告出版了英、法、德、俄等11种外文版本，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历史上外文版本最多的大会文献。大会文献各种文字版本的出版机构逐步规范，除“文化大革命”期间外，汉字版、少数民族文字版、外文版、盲文版分别由人民出版社、民族出版社、外文出版社、盲文出版社出版。政治报告单行本封面版式经历了由“主标题+（报告时间，通过时间）+报告人”向“主标题+副标题+报告时间+报告人+出版机构”的演变；文献汇编本书名的主题词经历了由“决议案”向“文件汇编”的变化。

政治报告单行本封面版式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主标题+（报告时间，通过时间）+报告人”，党的八大至党的十一大报告单行本，直接以大会政治报告或报告为书名，部分书名下方为作报告的时间和报告通过的时间，时间下方为报告人，封面无出版机构信息，如刘少奇所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所作《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报告，八月二十八日通过）》，唯一的特例是华国锋所作《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报告人姓名在书名上方，书名下方为党徽，报告人、党徽均为红色。第二种是“主标题+副标题+报告时间+报告人+出版机构”，从党的十二大报告单行本开始，封面均采取主标题加副标题的体例，而且标注了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如胡耀邦所作《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从党的十五大报告单行本开始，封面的副标题下方增加了报告时间，如江泽民所作《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年9月12日）》，这种封面版式一直使用至党的十九大。

文献汇编本书名的主题词与收录内容有直接关系。党的六大以前文献汇编本主要收录内容为大会通过的决议案，因此书名的主题词用“决议案”；从党的七大开始汇编本收录的内容更加丰富，除大会决议案外，还收录了大会报告，以及代表发言、新华社电讯等其他会议资料，书名的主题词开始用“文献”“大会文献”“重要文献”“文件汇编”等；党的十大至党的十九大文献汇编本书名进一步规范，主题词统一使用了“文件汇编”。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汇编本中，最为特别的是党的八大文献汇编本。

党的八大文献汇编本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编辑、人民出版社于1957年2月出版了平装、精装两个版本，书名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收录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报告》《大会发言》《书面发言》《决议、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致词、贺电》《大会的机构和规章》等内容，其中《报告》包括毛泽东所作《大会的开幕词》、刘少奇所作《大会的政治报告》、邓小平所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所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董必武所作《关于代表资格审查的报告》；《大会发言》按日期收录了68位同志在大会上的发言稿，《书面发言》收录了45位同志的书面发言稿，《致词、贺电》按日期收录了63份友好国家共产党中央或其负责人的致词、贺电，以及国内民主人士代表的致词、贺电。党的八大文献汇编本正如书名主题词“大会文献”概念所示，收录了从决定召开党的八大到八大胜利闭幕期间形成的几乎所有与会议相关的文献，字数近85万，成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历史上最厚重的汇编本。

围绕学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精神，从党的十四大开始，每次大会胜利闭幕后，中央有关出版单位都会组织出版辅导读物。围绕迎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从党的十六大开始，每逢大会召开的年份，中央出版主管部门都会遴选确定迎接大会的重点出版物，从而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出版物有了进一步拓展。

为了更好地学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精神，中央有关单位组织编写、出版了政治报告的辅导读物和党章的辅导读物，部分辅导读物还出版了少数民族文字版、盲文版。政治报告的辅导读物包括“辅导读本”和“学习辅导百问”，“辅导读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先后出版了《十四大报告辅导读本》《十五大报告辅导读本》《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学习辅导百问”由党建读物出版社联合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先后出版了《党的十六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十七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十八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党章的辅导读物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先后出版了《学习十五大党章问答》《十六大党章学习问答》《十七大党章修正案学习问答》《十八大党章修正案学习问答》《十九大党章修正案学习问答》《二十大党章修正案学习问答》。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辅导读物是学习大会精神的权威读物，在编写、出版方面都有严格要求，如中宣部、原新闻出版总署等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对编写出版十六大文件学习辅导读物等有关问题加强管理的通知》明确要求：学习辅导读物由报告起草组统一编写，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学习出版社、研究出版社、红旗出版社等出版社可向人民出版社租型出版，但是出版前必须严格履行重大选题备案手续，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编写、出版学习辅导读物。

为了迎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中央出版主管部门重点围绕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遴选确定当年的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2002年，原新闻出版总署确定了《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等102种图书、《新时代　新思想　新辉煌——党的十五大以来光辉历程纪实》等100种音像电子出版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等100种“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图书共302种作为迎接党的十六大的重点出版物。2007年，原新闻出版总署确定了《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等100种图书、《十六大以来中国社会发展成就数据库》等75种音像电子出版物共175种作为迎接党的十七大的重点出版物。2012年，原新闻出版总署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等80种图书、《科学发展——辉煌成就电视文献片》等20种音像电子出版物共100种作为迎接党的十八大的重点出版物。2017年，原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确定了《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新成就》等77种图书、《大国利器》等20种音像电子出版物作为当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并从77种图书中遴选了《习近平讲故事》等22种图书作为迎接党的十九大的重点出版物。2022年，中央宣传部确定了《新时代这十年（2012—2022）》等140种图书、《领航新征程》等20种音像电子出版物作为2022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虽然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在《关于公布2022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的通知》中没有使用“迎接党的二十大重点出版物”的表述，但是强调了2022年主题出版要突出迎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工作主线。

迎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重点出版物，一方面要紧扣当年主题，如2007年迎接党的十七大的重点出版物选题围绕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党的光辉历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香港回归十周年等主题；另一方面是优中选优，在选题报送环节，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各出版单位主管部门和中国出版集团等都进行了遴选，报送的选题代表了各自的最高水平。2017年，中央遴选环节进行了严格评审，入选选题数从最高时的302种下降到77种，降幅达74.5%，入选比例从最高时的14.5%下降为5%，从当年入选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的77种图书选题中仅遴选了22种作为迎接党的十九大重点出版物选题。由于迎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重点出版物均是代表国家水平的精品力作，因而是国家出版基金的重点资助对象，2007年国家出版基金拨出1 000万元专款用于资助迎接党的十七大重点出版物选题的出版，2012年迎接党的十八大的100种重点出版物选题中有90余种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

自党的二大开展大会文献出版工作以来，经过100年的发展，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文献出版体系日渐完善，出版物的种类、版本日渐丰富，这些出版物不仅在宣传大会精神方面有重要价值，而且在文献保存、文化传承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尤其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面对反动政府政治上的迫害、文化上的围剿，再加之党中央在建党初期的活动高度保密且处于随时转移的状态，给文献保存工作带来很大困难，部分文献在转移过程中销毁或丢失。现存部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文献就是通过整理读者保存下来的单行本、文献汇编本得以重新面世的，如张人亚保存了党组织发给他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党的二大文献才得以在新中国成立后再现。党的一大文献的缺失也反证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文献出版工作在文献保存和文化传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作为大会的记录者、见证者和传承者，是研究党史的重要资料。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文献十分珍贵，部分收藏于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部分在私人藏家手中。本文有关文献出版物的描述文字，就是以馆藏品和私人藏品影印件为蓝本，以期为学者深入研究提供一些线索。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版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文献，尤其是从党的十六大开始迎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重点出版物，思想性强、主旋律突出，是主题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意识形态领域正本清源、宣传思想战线守正创新、壮大主流思想文化阵地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受篇幅所限，文中只是概而言之，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学者开展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