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近年来，国家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高度重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2022年4月11日，《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的印发^[1]，在古籍整理出版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古籍出版迎来新机遇。科技典籍作为古籍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了我国古代辉煌的科技文明，其中蕴藏的丰富科技思想与超高智慧值得深入发掘抢救和研究利用。遗憾的是，我国科技典籍的整理和出版，虽有一些经典成果，但与数量庞大的科技典籍以及整体古籍整理成果相比，整理出版的总体数量还很少，且质量参差不齐。因此，赋予科技典籍新的生命，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彰显中华历史智慧，不仅是学术界的使命，也是出版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随着我国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国对我国科技文化的关注度也日益提升。科技典籍作为科技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历代先贤留存的宝贵遗产。据《中国古籍总目》显示，我国现存古籍品种约在20万种。科技典籍作为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孙显斌研究员粗略统计，其品种约1.2万种，约占存世典籍总量的6%。^[2]随着古籍整理的全面开展，又新发现了不少科技典籍。科技典籍究竟有多少，其馆藏、学科分布如何，至今并未统计完成。^[3]面对延续时间长、数量庞大、种类丰富的科技典籍，如何从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是学术界面临的一个重大研究课题。为推进学术研究，服务社会发展，系统整理和解读科技典籍至关重要。由于清代以前大部分知识分子受限于观念上的重文轻理，导致部分科技典籍的整理、传承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失传。直到清乾嘉以来，科技古籍才开始受到关注，^[3]但到新中国成立前，其整理出版的数量依然很少。^[4]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和学术界越来越重视科技典籍的重要价值，并有计划地推动科技典籍的整理出版工作，出版的一些科技典籍影印本、整理本、外译本学术价值大、社会反响强，如《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中医古籍整理丛书》《营造法式注释》《九章算术汇校》等。新中国成立后的科技典籍整理出版工作体现了鲜明的国家意志及时代特色。李明杰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古代科技文献整理出版现状进行了梳理，将进程分为3个阶段，即初兴阶段、停滞阶段、复兴阶段。^[4]笔者结合出版新业态及新形势的发展，认为可进一步细分为4个阶段。

（1）第一阶段：1949—1965年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发展科学事业，制定了《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1963—1972年科学技术规划纲要》等。在此背景下，科技典籍的整理出版呈初兴之势。^[4]为服务国计民生，我国从1953年开始有计划地整理出版农业、畜牧业、医疗卫生事业方面的科技典籍。1958年，我国成立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1960年，我国正式制定第一个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即《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1953—1965年，我国共出版古代科技文献整理成果约100种。^[4]

（2）第二阶段：1966—1976年

在这期间，由于“文化大革命”，我国的科学事业发展遭受严重挫折，许多古籍也被视为封建糟粕和“四旧”之一付之一炬。相应地，科技典籍整理出版事业艰难发展，大部分立项项目被中断，只有《中国历代食货典》等少量古籍整理成果出版。^[4]

（3）第三阶段：1977—2011年

随着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科技典籍的整理出版工作开始恢复。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随后恢复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1977—2011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先后制定了5个国家古籍出版规划：《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1991年—1995年—2000年）》《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九五”重点规划（1996—200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2001—2005年）重点规划》《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2006—2010年）重点规划》。后4个规划单独对科技典籍的整理出版做了统筹，科技典籍的整理出版工作稳步发展。

（4）第四阶段：2012—2022年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迎来了更大发展，平均每年出版古籍整理图书1 800种左右。^[5] 2012—2022年，国家实施了3个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已完成的《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2012年7月），正在实施的《“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图书出版专项规划》中古籍出版规划（2021年12月）、《2021—2030年国家古籍规划》。需要说明的是，《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重点提出了全面整理科技典籍，在制定《2021—2030年国家古籍规划》前期还就科技典籍整理出版单独召开了专家组咨询论证会，说明新时期科技典籍整理出版工作非常重要。同时，1 019个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项目得到资助（如表1所示）。据笔者粗略统计，近年来获批资助的科技典籍整理出版项目占比均在13%以上。科技典籍整理出版迎来了快速发展阶段，此阶段体现出了4个明显变化：

①文献整理范围更大。除聚焦农业、中医古籍外，还涉及了天文历法、交通、手工业、建筑等，同时加大了海外古籍的回归力度。②文献整理层次更加细化。除对单本科技典籍整理外，还从一些经书、正史等典籍中辑录出与科技相关的文献。同时在编纂方法上，更加强调挖掘学术价值，同时兼顾普及性。③文献整理成果的体量更大。一些汇编类丛书，动辄收录文献几百种。④文献整理出版的形式有所创新，除采用传统的纸质图书形式外，不少项目同步推出了融合出版产品。

虽然近几年我国科技典籍整理出版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整体状况还不容乐观，依然存在总体数量少、质量参差不齐等困境。这种状况不利于传承中华科技文明、助推相关学术史研究、服务社会发展。新时期加强科技典籍整理出版迫在眉睫，这就要求学术界、出版界克服困难，加快科技典籍整理出版的步伐。

造成科技典籍整理出版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科技典籍整理出版难度高于一般典籍，对整理者要求较高，因此从事此项工作的科研人员相对较少，再加上部分学术单位并不重视典籍整理，甚至认为是整理者的自发行为，而且投入的经费相当有限，对成果的认定也存在不合理的问题，如将成果列入非学术类、不纳入科研考核等，这严重影响了科技典籍整理工作者的动力。一些学者虽有动力，但限于学术水平、精力等因素，整理成果质量堪忧。

以是观之，相关出版社在策划科技典籍整理出版选题过程中，必然会面临一些影响因素，有些因素在短时间内尚无法解决。

科技典籍整理具有涉及学科广、专业性强等特点，这就对整理者的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要懂得本学科知识，还要对古籍整理专项能力有一定掌握。长期以来，我国并没有这方面的人才培养方案，加上常规的教育过于重视学生专业知识教育，忽视了文史知识教育，而传统文献学相关专业又不注重培养学生的科技知识，这直接导致既懂科技知识又懂文史知识的整理人员非常稀缺。有学者提出，可以建立科技古籍整理出版与人才培养基地，采取以项目为牵引培养人才的模式，既可出书，又可出人。^[3]但笔者认为短时间内很难改变高水平科技古籍整理人才短缺的现状。

长期以来，古籍整理出版成果一般在科研考核体系中不被重视，即使一些高水平整理成果，也不会纳入科研考核。科技典籍整理出版成果也是如此，直接导致一些具备较高学术水平的整理者限于所在单位科研考核政策，没有时间、精力来整理科技典籍，即使整理完成，很多时候还需自筹经费出版等，自然也就没有了整理动力。加之目前出版业更市场化，一些具备较高学术水平的专家学者是各大出版社极力争取的作者资源，而这类作者较少，因此大部分出版社获得的高水平典籍整理选题非常有限。

在策划编辑、责任编辑中，既有理工科专业背景，又涉足文史知识的综合型人才少之又少。科技典籍整理出版属于交叉学科，若要策划这类选题，对策划编辑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既要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又要具备一定的文史知识。现实情况是，若策划编辑是文史学科出身，可能对科技知识了解不多；若是理工科出身，可能对文史不感兴趣，因此很难策划出科技典籍整理出版选题。虽然一些高校办有科技史专业，相对其他学科来说，策划编辑对科技史选题关注较少，即使有所关注，限于学科背景，也很难策划出相关选题。在科技典籍整理成果编校过程中，由于其专业性，出版社需要多部门协同推进，若协作不力、把关不严、校对不精，就会产生负面影响，如质量问题、立项项目延期等。

科技典籍由于专业性较强，涉及专业术语、专业图表，编辑排版和校对环节都需要密切联系作者、及时核对引文来源，确保科技知识传播的零差错。同时，古代典籍涉及较多繁体字、异体字以及疑难字，对编辑古文献的要求极高，这种交叉性致使出版机构在选题策划、编辑校对环节投入精力过高。在发行环节，科技典籍读者群体有限，受众较少，致使发行受阻，往往只能与图书馆馆配合作，经济效益难以提高。另外，科技典籍因过于专业，导致发行量少，尚无与之配套的普及性科普读物及图录，科技影响力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社会效益不显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低迷，打击了出版机构出版科技典籍的积极性。

针对科技典籍整理出版选题策划的影响因素，笔者依据多个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项目工作笔记和已有研究论文等文献资料，探索性地提出一套科技典籍整理出版选题策划的应对策略。

优秀的选题需要优秀的作者资源支撑，而优秀的作者资源需要编辑去挖掘。由于科技典籍整理者本身较少，部分学者还因科研教学压力、激励评价机制等原因，整理科技典籍的积极性并不高。有些具备较高学术水平的专家学者虽有动力，但找不到合适的出版渠道。面对有限的作者资源，如何发掘作者、拉近距离、促成合作是出版界面临的现实问题。这就要求策划编辑深入选题策划工作一线、广泛结交科技史相关的专家学者或者跨文理交叉学历的学者。要做好这项工作，编辑唯有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知识、业务能力，争取成为学者型编辑，才能拉近与作者的距离。通过密切关注专家的研究进展，在交往过程中帮助梳理规划、优化选题，做好出版咨询工作，才能不断积累作者资源，并依托作者资源构建作者群，更好地开展选题策划工作。

综观全国的专业出版社，目前都有各自的出版领域和优势。作为策划编辑，在选题策划时，首先应立足出版社及个人专业优势，做好职业规划，以策划优质选题为目标，深耕一两个选题版块，主动思考策划选题。笔者所在的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具有背靠大学、行业、地域等方面的先天优势，经过多年的积淀，已形成立足“轨道交通”、面向“大土木、大交通”的出版特色。近年来，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十分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图书的出版，尤其是地方文献整理领域的出版工作，出版社重点打造科技典籍文献、地方档案、文书等版块，同时积极申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在申报名额有限的情况下，已获6项。据笔者统计，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近年来所获立项数在全国出版社中排名前40位，在大学社中排名前8位。

针对科技典籍整理出版，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重点聚焦矿业史、交通史、民族医药等方面的文献整理选题。笔者在这一思路下，立足西南，着力推动“滇铜”“黔铅”“丹砂”“川盐”的整理出版工作，进一步拓展地域，开发“湖南古代矿冶资料”“广西矿产史料辑录”“海外藏开滦煤矿档案”等的选编出版工作，以期形成“立足西南，辐射全国”的矿业文献出版体系。笔者通过密切关注相关高校地方文化研究中心、文博单位等研究机构的学术进展，就成果梳理、选题规划等向这些单位提供智力支持，以策划国家重点出版项目为目标，鼓励作者整理地方文献，适当提高作者稿酬，并在出版上给予技术、经费支持，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作者的积极性。笔者策划的《云南“铜政四书”整理校注》、《〈四川盐法志〉整理校注》等就是践行此方法而诞生的，二者分别入选了2016年、2018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

由于科技典籍整理出版项目的专业性，对应的编辑团队要求具备科技知识、文献学、出版专业知识等。为此，出版社有必要建立一支文理结合、分工明确、相互协作的优秀编辑团队。长期以来，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非常注重培养编辑的职业素养，针对选题策划，要求策划编辑洞悉国家科技方针政策，把握科技史前沿研究方向，并深入选题策划工作一线，深耕选题版块，以培养自己敏锐捕捉优质选题的能力。针对三审、编辑加工环节，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要求编辑严格执行图书编校质量保障制度、图书设计质量保障制度、图书印制质量保障制度等，针对科技典籍整理选题还制定了多个管理办法，如安排多人从不同角度对书稿内容进行审校，强调分工与协作、文理交叉审校，对难以把控的问题，甚至约请社外专家把关，以保证项目的高质量出版。若项目本身获得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则优先安排责任编辑到当期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编辑班学习，注重编校质量。如在《云南“铜政四书”整理校注》编辑环节，责任编辑保持着与作者的密切联系，仔细核对底本。对点校不明的地方，责任编辑给出了具体建议，有些建议得到了作者采纳。由于该项目为注入式详细注解，作者补充了大量资料，引用了相关文献，责任编辑逐条核对相关注释，发现疑问即与作者沟通，确保了该项目的专业学术水平。同时考虑到美观性，责任编辑提出校注统一采用尾注方式，得到作者积极回应。责任校对加强对校注的校核工作，进一步保证了编校质量。经过多个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项目的策划实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在科技典籍出版项目的选题策划、组织和出版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构建了一支优秀的编辑队伍。

为资助优秀古籍整理成果出版，国家有关部门和各省市区相关部门设立了出版基金，尤其是列为出版社社会效益考核指标的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相关出版社更要抓住机会，积极申报。若能立项，既能扩大出版社的影响力，又能解决科技典籍的出版经费问题。

一般而言，资助项目的申报有名额限制，专业古籍出版社或具有古籍出版范围的其他出版社由于集聚的学者及选题资源较多，加上历年项目申报、获资助及完成情况等较好，每年的申报名额相对较多。其他出版社由于申报名额相对较少，选题要在激烈的竞争中提高申报精准度，有必要立足特色、储备更多的古籍整理优质选题。多年来，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建立了良好的选题储备机制——策划编辑积极策划、申报，出版社从作者团队、学术价值、出版价值和出版优势等多角度严格论证，凡通过选题列入古籍重点项目储备库，包括滇铜、川盐等多个科技典籍整理出版项目，在申报成功前，均被列入了古籍重点项目储备库；同时将申报资助项目工作常态化——“成熟一批，就申报实施一批”。在申报过程中，出版社通过设立项目申报小组，要求认真研读《申报文件》，尤其关注与往年的差异之处，做到心中有数；在填报过程中，更加强调细节，精准填好申报材料；针对立项项目，从项目质量、出版流程、管理制度、经费预算等各方面制定出相应办法，以相关协议的订立作为保障，通过严控学术品质、监督项目进度、统筹编制进度表，并按计划定期跟踪进展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保证项目按期完成。

随着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图书营销手段也越来越多，但如何将图书卖出去尤其是卖到真正需要的读者手中，依然是困扰出版社的一大难题。科技典籍具有专业性强、受众窄的特点，但读者群相对固定，主要供相关科技史研究人员使用以及图书馆馆藏。因此，出版社在合理定价基础上，有必要采取更加有效的精准营销手段和措施，才能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最大化。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在精准营销方面做出了探索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利用作者的社交媒体发布与整理著作相关的内容；利用专业媒体（含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发布试读内容、书讯、书评等；通过学会及学术会议寻找营销机会；积极开展图书馆荐购工作等；携手华中科大出版社等8家大学社成立大学出版社馆配联盟，建立图书馆、图书公司客户群，促进了大学出版社、图书馆以及图书公司之间良好的沟通与合作。

科技典籍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反映了我国古代先民们的科技智慧和伟大成就，是推进相关研究的巨大宝库。我国存有数量庞大的科技典籍，要从中吸取智慧、走向未来，其整理出版工作至关重要。近几年来，我国科技典籍整理出版得到了快速发展，一些整理本的面世，学术价值大、社会反响强，但依然面临总体数量少、质量参差不齐等困境。本文分析影响我国科技典籍整理出版的主要因素，尤其是选题策划面临的影响因素，依据多个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项目工作笔记和相关文献资料，探索性地提出了科技典籍整理出版选题策划的应对策略。

科技典籍整理出版任重道远，如何创新整理方法，推出更多的深度整理成果，并从中吸取智慧、走向未来，是古籍整理学术界、出版界面临的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重大课题。《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对深度整理研究古代科技典籍有了明确要求。面对新机遇、新要求，当代古籍出版工作者应该肩负起这个重任，进一步凝练出版方向与特色，不断推出承载古人智慧和成就的优秀整理成果，助推相关学术研究，服务社会发展，促进科技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