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论文总数、高被引论文数量和热点论文数量都不断提升，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重大科研成果以在国外科技期刊发表的方式受到世界关注，重大成果鲜有在国内科技期刊发表。据统计，2010—2019年10年间，中国作者共发表SCI论文2 755 218篇，其中91.90%外流到其他国家所办的SCI期刊上。^[1]2020年中国作者共发表SCI论文549 845篇，已经超越美国（总篇数489 830）成为世界上发表SCI论文数量最多的国家，但这其中只有4.69%的论文发表在中国的SCI收录期刊^[2]，95.31%的论文外流，外流反而加速，高被引论文流失同样严重，这些耗费国家巨大财力、凝聚着我国杰出科技工作者智慧并代表国内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3]却繁荣了国外的科技期刊。由此引申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与中国科技期刊相比，似乎国外SCI科技期刊反而更能得到中国科研人员的认同。重建中国科技期刊认同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

近年来国家先后发布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等一系列文件破除“唯SCI”论，给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带了新的契机。但笔者认为破除“唯SCI”论并不必然实现我国科技期刊价值认同，科技期刊发展依然面临认同困境等深层次的问题。承认科技期刊认同困境是走出困境的前提，克服科技期刊认同危机的前提是承认危机。认同的核心是价值认同^[4]，价值认同是一切个体认同和社会共同体认同的基础^[5]，科技期刊认同危机其实是价值认同危机。本文尝试从价值认同视角对科技期刊认同问题进行剖析和诠释，并尝试提出中国科技期刊价值认同的实现机制。

科技期刊认同危机是指对科技期刊价值认同消解或消失，形成对科技期刊分离、疏远的情感。科技期刊认同危机即表明科研人员某种程度自我身份感的丧失，是对自我以及中国科技期刊价值归属的不确定。

科技期刊认同危机首先会导致我国科研信心的丧失，会落入英语学术霸权的陷阱；其次，更深层次表现在学术方向、学术价值引领上被同化，无法坚持我国自己的科学研究秩序从而导致失去了学术主体性立场，进一步导致学术研究话语权丢失；最后，在强势科技期刊国家的话语控制下失去科技向心力，也失去了对本国学术共同体整合能力、凝聚力，大量优质的科研成果却提升了国外科技期刊的质量，进一步使得数据库议价权、学术主动权受制于人，造成出版生态、学术生态、社会生态失衡，带来了科技安全、信息安全、战略安全等隐患。^[6]

目前我国科研成果产出无论质还是量都快速发展，但科技期刊并没有同步发展，所以科研界和科技期刊界之间存在矛盾：中国科技期刊整体影响力较低，不能满足大量高水平科研成果的发表需求，这种不平衡、不协调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科技期刊在国际学术话语领域“失声”，在国家科技实力竞争领域“失利”，在国际科技期刊规则决策领域“失踪”，既无法真正引领中国学术发展，也无法面对社会、国家的学术交流期待。更严重的是科技期刊陷入没有优质稿源就无法提高学术影响力、影响力低更吸引不到优质稿件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

中国科技期刊失去的不仅是最先进原创性的成果、优质稿源，还有认同主体情感上的信任和肯定。目前来看，某种程度上中国科技期刊只是认同主体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一些人对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抱有一种旁观者的心态，科研人员（尤其是年轻科研人员）的优质稿件不首选投向中国科技期刊，在国内网络论坛上的网友投稿经验交流板块，我们也能看到不投中国科技期刊的言论。科研人员为期刊工作对象—稿件的生产者，一旦他们对科技期刊产生了认同危机，就会对科技期刊、科研人员自身及编辑工作等产生一系列不良反应。科技期刊编辑也陷入身份焦虑，表现出自我价值感的丧失。

全球化语境下中外科技期刊的客观现实差距是造成中国科技期刊价值认同危机的现实原因。比起具有百年发展历史的西方科技期刊出版集团，中国科技期刊在学术底蕴、集群化发展规模、影响力等方面均存在差距，导致中国科技期刊的价值认同过程更多地表现为自我否定和对他者的盲信。全球化的冲击及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领域的竞争，势必会对各国科技期刊的发展造成冲击。而不同国家的科技期刊发展格局不平衡势必导致学术交流过程中的地位不平等。

“唯SCI”评价导向是导致中国科技期刊价值认同危机的最直接原因。虽然SCI评价对提升中国学者的国际影响力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极大改变了中国的学术生态，背后的逻辑是“唯SCI”的评价导向会导致同一篇论文发在中外不同的科技期刊上存在巨大学术利益差异，而这种利益差别正是引起中外科技期刊价值认同冲突的根源。学术评价与学术健康休戚相关，评价主体、评价标准、评价内容等如果没有公信力和权威性，会直接导致学者们对期刊的否定。近年来，我国对在SCI数据库收录的期刊上发论文有多大的评价作用展开激烈讨论，SCI创始人加菲尔德先生自己也说过：“任何把引文分析作为评价科学家工具的公正评价都必须承认，我们对于被引频次的含义尚有很多地方未弄清楚。我们仍然不能精确地知道它们评价的科研绩效的质量。”^[7]国际学术界对SCI的评价功能进行过激烈讨论，为了改进评估科研产出质量的方式，《旧金山宣言》^[8]《文献计量学：科研评价+原则莱顿宣言》^[9]等先后提出在科研评价中应科学利用文献计量指标，不能使用期刊的单一指标特别是期刊影响因子来评价单篇研究论文或科学家个人的贡献，更不能作为招聘、晋升和项目资助的评审标准，应客观公正地进行评价。

学术生态不健全进一步加剧了科技期刊的价值认同危机。目前中国科技期刊资源分散，尚未出现具有国际化竞争力的刊群。除了少部分核心期刊，大部分“普刊”得不到足够的认同。在办刊实践过程中，存在急功近利现象，主要体现在个别期刊“操纵引用”“结盟互引”^[10]；科技期刊内部审稿机制不完善，审稿意见质量不高，甚至有的审稿人将审稿权给其在校学生^[11,12]；学术界门阀偏见和论资排辈^[6]；用稿不公平现象，根据作者的头衔、有无国家基金支持等来看文章是否值得发表；审稿时间过长等。这些长期存在的现象恶化了我国学术生态，反向降低了科技期刊的价值认同。

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遍性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事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3]科技期刊价值反映的是科技期刊有用性与认同主体需求的对应性，所以，科技期刊价值认同是关于科技期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满足认同主体需要的认可。科技期刊的价值可分为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相应的，科技期刊价值认同有个体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两个向度，前者形成的机制是内在的，后者则是外在的。从个体向度来说，科技期刊价值认同是在自身需要的驱动下进行和完成的；从社会向度来说，科技期刊价值认同是通过引领、聚合和带动作用来实现的。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克服科技期刊价值认同的危机不能仅靠科技期刊自身的努力。科技期刊价值认同危机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结构嵌入性，科技期刊价值认同的建构是一项复杂的、需要多方配合协作推进的系统性工程，既需要做好宏观层面的制度设计，也需要微观层面的意识、理念、思维的转变。

首先，国家要制定普惠政策，推进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科技期刊整体发展，避免两极分化现象，改善科技期刊结构不合理现象，夯实科技期刊价值认同基础。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对科技期刊的发展不断施政，在制度层面保障了科技期刊整体向好发展。2019年8月，中国科协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改革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提出“到2035年，我国科技期刊综合实力跃居世界第一方阵，建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期刊和若干出版集团”的宏伟目标；同年9月，中国科协等七部门联合启动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2021年5月，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2022年4月，中宣部印发《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这些政策进一步形成了推动我国科技期刊向纵深发展的政策合力。在这个过程中，重点是持续推进“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加大对基础研究领域期刊、重点学术期刊，尤其是高起点新刊的支持力度，对已经取得成效的一流科技期刊的成功经验进行推广，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其次，鼓励各省市区有关单位结合实际，将制度安排、制度设计更好地“嵌入”科技期刊发展的各个层级，对属地优秀学术期刊予以支持。2022年7月，广东省率先出台了《广东省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实施意见》^[14]，旨在推动广东省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推动广东省学术期刊集群化建设，健全奖补结合的资金扶持机制，推进实施“岭南名刊”工程，大力支持期刊属地协同发展，加强对跨地区跨区域期刊集群的支持，实现协同发展。

（1）价值认同的本质是利益认同^[15]，利益是主体进行价值判断、价值选择的立场和依据。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6]个体是否认同科技期刊，是以自身利益是否得到满足及满足程度作为衡量标准的。科技期刊价值认同形成的过程就是各方利益认同、达成共识的过程。利益协调机制就是消除原来因为不良评价导向导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由于政策、制度和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安排产生的相对利益剥夺感。科技期刊利益认同取决于两个因素：①认同主体自身利益是否得到了满足；②利益分配过程中是否践行了公平正义的原则。协调这两个因素必须从解决关系到认同主体生存和发展最关注、最直接、最迫切的利益诉求入手。要给认同主体中的大多数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只有价值认同主体的利益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与实现，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利益认同，才能为科技期刊价值认同提供强大的动力。国家相关部门应通过完善利益协调机制来满足认同主体、科技期刊的根本利益需求，实现国家利益、科技期刊利益、认同主体利益的协调。

（2）理清科技期刊评价、学术评价、科研评价中不同利益主体的关系。中国科技期刊不会因为破除“唯SCI”就瞬间强大起来，关键是把发表在中国科技期刊的论文在平台评审、科研奖励、人才评价、职称评定、学位授予、绩效分配、资源配置^[17]等被平等对待。科技部部长王志刚指出，“科技评价是科技活动的指挥棒，对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起到重要作用”。^[18]科技期刊评价工作在办刊过程中起到“指挥”作用，首先是推进评价体系的改革，理清楚评价体系的评价目的：一是在解决“评什么”方面，二是在解决“谁来评”方面，三是在解决“怎么评”方面下功夫。其次是让评价政策改革真正落地，具有可操作性和推广性，评价政策、规章制度等尽量细化。朱剑认为唯有同行评议可以代替SCI指标评价。^[19]笔者认为，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优化同行评议制度，让同行评议更规范、严格、科学，并加强监督机制、奖惩制度建设，通过分类分层评价，可促进与科技期刊的良性互动，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推进科技期刊和学术的繁荣。

（3）科技期刊认同机制发挥作用主要表现为一种心理过程，它的内在逻辑只有符合人的内心期待，才有可能被广大科研工作者所接受，只有与人的心灵产生共鸣，才能获得认同，所以科技期刊价值认同的形成过程也是认同主体和科技期刊互动和相互建构的过程。中国科技期刊借鉴国外科技期刊先进的办刊经验，提供更优质的认同资源，为认同主体提供专业化、人性化、个性化的服务尤为重要。期刊在用稿过程中不以学历、职称、职务为评价条件，畅通投稿过程中的交流渠道，提升作者投稿过程中的体验，凸显对作者的尊重，增强科技期刊价值的感召力，才能获得他们的肯定和信任，用实际行动践行科技期刊价值认同。

虽然科技期刊价值认同受到利益的驱动，但是利益认同并不等同于价值认同，完全受到利益驱动的科技期刊认同带有一定的功利性，通常较易形成但也容易改变，还需要加强思想上的宣传和引导，将国家层面的价值主张转化为认同主体的思想共识。

（1）凝聚价值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科技期刊价值认同要引导弥合个人价值取向与社会价值导向之间的冲突，要发挥舆论导向作用，推动社会价值导向内化于个人价值取向。在全球化时代，个体、国家、科技期刊的发展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在这种情况下把最先进的成果发表在中国还是国外的科技期刊就不再是个人的事情了。笔者呼吁凝聚这样一种价值共识：在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依旧强势的当下，从整体和长远来看，只有中国科技期刊发展得好、变得强大，才能在西方为主导的学术体系格局中占据与科技强国相称的地位，让个体充分感受到科技期刊价值之于自身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拓宽传播方式。中国科技期刊可采用多渠道、全方位的新媒体传播途径，建立一种参与、交流、对话式的科技期刊价值传播模式；媒体也应加强对我国优秀科技期刊及其刊发的重大创新成果宣传推介力度，优化科技期刊形象。多方共同努力把深化科技期刊价值认同的思想认识落实于个体的工作、学习、生活之中，将其转化到现实生活的情境中，促进科技期刊与社会关系良性互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以医学期刊为代表的科技期刊，快速反应、主动作为、搭建平台，开办专栏，以高质、高速发挥科技期刊在疫情防控中的学术支撑作用，彰显了中国科技期刊的社会价值和使命担当。^[20,21]这是深化思想认识、凝聚科技期刊价值共识的生动教材，增强认同主体对科技期刊价值的正向情感体验。认同主体只有不断积累积极情感反映，才能提升对中国科技期刊的价值认同。

社会转型期多元利益格局的形成，为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面对科技期刊认同危机，我们从理论上把握科技期刊认同的生成逻辑并探讨其实现机制，显然是一项重要的课题。科技期刊认同危机意识并不单纯地表现为否定的价值取向，因为危机意识本身包含着超越自身的建构性思考。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不但表现为科技期刊数量的增加、编辑队伍的扩大，也表现为发展环境的优化、对发展道路的不断认识。无论何种价值认同机制，最终都是要建立在对认同主体的尊重之上，尤其是对年轻科研工作者的尊重，只有把主体的个人价值与中国科技期刊的价值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提升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