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和澳门基本法第二十七条保障了澳门居民新闻出版的权利。^[1]自澳门回归以来，特区政府从博彩业收入中划拨3%用于文化教育发展，并成立澳门基金会等组织为有出版需求的作家、学者、艺术家和专业人士等提供资助，同时政府也鼓励民间组织投资教育，科研学术事业的发展也带动图书和出版业的发展。^[2]澳门出版业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下，呈现多语种出版、内容富有地方色彩、出版主体多元化、合作交流向纵深发展等特点^[3]，其中学术出版的特色更为显著。

有别于内地出版市场，澳门图书、期刊的出版不限于出版社，政府机构、社团、学校、个人等都可以申请书号和刊号。澳门出版法规定：“出版界思想表达自由的行使，不受任何形式的审查、许可、存放、担保或预先承认资格等限制。讨论和批评是自由的，尤其是对于政治、社会和宗教的学说、法律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具有权限的机关和公共行政当局的行为，以及其有关人员的表现。对出版自由的限制，只能援引本法律和一般法的规定，以保障人们身心完整性，其审议和适用只能由法院负责”，这意味着澳门居民的出版意愿一般都能实现。

截至2021年底，澳门现有出版单位1 160个，包括71个政府部门、40所学校、236个商业机构、448个民间组织、345名个人及20个其他特别团体，与2000年的62个出版单位相比，增幅超过187%。与2000年相比，澳门出版商业机构由11个增长至236个、民间组织由17个增长至448个，个人则由15名增长至345名，可见澳门出版事业稳步发展，参与主体多元化，其中不乏澳门之外的著名机构在澳门开拓出版业务，如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在澳门开办了三联出版（澳门）有限公司。此外，学术期刊也并非全部由高校举办，一些政府机构、学术社团和出版社也主办了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如澳门文化局的《文化杂志》、澳门行政公职局的《公共行政杂志》、澳门经济学会的《澳门经济》、澳门东亚出版社的《澳门社会科学》等。隶属于高校的学术期刊也不是完全由高校层面主办，如澳门科技大学有《澳门科技大学学报》，其所属的社会和文化研究所有《澳门学》杂志等，再如澳门大学的澳门研究中心有《澳门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中心有《南国学术》。

澳门特区政府为出版提供诸多便利与资助。澳门中央图书馆向出版者提供免费的国际书号申请服务，澳门基金会向本地作家、学者、艺术家提供出版赞助，澳门高等教育基金向本地高校教研人员提供出版资助，澳门文化局设立专门的学术奖励金制度拨出专项出版资助资金。例如，在学术出版物方面，澳门基金会专项资助了《澳门艺术家丛书》《澳门青年艺术家丛书》《澳门研究丛书》《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丛书》《澳门知识丛书》等著作，以及《澳门研究》《中西诗歌》等期刊；澳门文化局专项资助了《澳门文化丛书》等。

除专项的出版资助外，澳门基金会、科学技术发展基金、文化产业基金、高等教育基金、文化局等政府机构还有科研项目资助、社团活动资助、文化创意资助等，本地居民、学者、社团组织等可以依托科研经费、社团活动费等将其成果予以出版。值得一提的是，原由文化基金批出现转移至高等教育基金的“学术研究奖学金”研究项目，获奖者除可以获得澳门币28万元或25万元的研究经费外，在出版研究成果的单行本专著时，还可以获得澳门币3.5万元的出版款项。

2021全年，根据澳门国际标准书号中心（ISBN）的申办记录，共有802种图书计划出版，按照《法定收藏制度》送存到澳门中央图书馆典藏的实体图书750种、电子书87种、期刊404种。在学术著作方面，有个人独著、合著、课题组形式出版的成果，如澳门经济学会、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等均出版了一系列课题组的研究报告。这些学者既有本地和外地的高校教师、公职人员、社团成员、媒体报人等，也不乏自由学者和自由作者，如以吴志良为代表的政府公职人员、汤开建为代表的本地高校教授、钱乘旦为代表的内地高校教授、徐萨斯（Montalto de Jesus）为代表的葡萄牙学者、陈树荣为代表的媒体报人等。整体来看，澳门学术著作和论文的作者总体上以本地高校和学术社团的学者为主。

学术期刊方面，老牌的期刊主编及编委以澳门本地学者为主，如《澳门研究》《澳门理工学报》等，新创办的期刊主编及编委吸收了澳门以外的学者资源，如《澳门社会科学》《澳门管理科学》等。一些国际英文学术期刊整合了更广泛的国际学术资源，如SSCI数据库Q1区的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当代亚洲》）的联席编辑就有澳门大学的吴德荣、香港城市大学的Toby Carroll、长崎大学的Geoffrey Gunn和名古屋大学的Richard Westra，但此期刊在Taylor and Francis Ltd.（泰勒和弗朗西斯有限公司）出版，不属于澳门本土学术出版物。

澳门长期以来都是中国与葡语国家交流的重要枢纽，多语种出版是其出版特色。^[3] 1999年，澳门出版的图书中，中文有212种，中葡双语有67种，中英双语有11种，中英葡三语有23种。2021年，澳门出版的图书中，繁体中文有499种（占60%），简体中文有107种，葡语有69种，中葡双语有30种，中英双语有54种，中英葡三语有27种，另还有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越南语、缅甸语、法语、藏语等图书若干。期刊方面，中文216种（占53.3%），葡语50种，英语55种，中葡双语28种，中英双语24种，中英葡三语26种。

值得一提的是，澳门历史教材不仅有中文版，还有葡文版、英文版。澳门大学葡文系师生合作将中国文学经典《聊斋志异》和诗歌集《我不相信雷的回声》翻译成葡文，并在巴西出版。澳门还有专门的葡文书局。2019年，澳门举办了首届国际书展，以“品·味：澳门”为主题，吸引了来自葡语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东南亚、南美、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商参会。同时，来自中国与葡语国家的出版人举办了“中葡出版文化研讨会”，探讨在版权贸易及出版等领域的深度合作。

澳门地域狭小，但政治经济和文化特色鲜明。长期以来，澳门学界围绕“一国两制”进行了大量研究并诞生诸多学术成果，澳门基金会联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打造了《澳门特别行政区治理模式研究》《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解析——立法背景和立法原意的探究》《“一国两制”下的中央管治权研究》《“一带一路”与澳门发展》《中葡澳门谈判（1986—1999）》等学术著作，澳门理工大学策划并长期出版唯一专门研究基本法与“一国两制”的《“一国两制”研究》学术期刊。广东经济出版社和澳门启元出版社联合出版了《澳门回归二十年经验丛书》，从不同侧面阐述“一国两制”“澳人治澳”在澳门取得的重大成就，从学术高度总结了澳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要素。

澳门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催生了不少与之相关的出版物。澳门文化局与广东人民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合作出版学术著作《尴尬图存：澳门博彩业的建立、兴起与发展》《民国澳门博彩史》等，文化公所出版《澳门乾坤：博彩业发展趋势前瞻及社会矛盾解析》，澳门理工大学编辑出版学术期刊《世界博彩与旅游研究》，澳门东亚出版社筹办学术期刊《澳门旅游学刊》。澳门作为中外文化合作交流基地，历史悠久极具特色，澳门基金会与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自2009年以来持续推出《澳门知识丛书》，涵盖范围包括人文历史、宗教、艺术、经济等，弘扬澳门乡土文化。澳门基金会、澳门文化局等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等合作出版了《澳门编年史》《澳门之魂：晚清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中国近代报业的起点——澳门新闻出版史（1557—1840）》《动荡年代：辛亥革命前后的香山与澳门》等诸多学术著作，以及《文化杂志》《澳门历史研究》《香山研究》《澳门学》等专门探讨澳门历史文化的学术期刊。

澳门基金会还与葡萄牙合作出版了一批英文、葡文学术出版物，包括Macau：Past and Present、The Jewish Diaspora and the Perez Family Case in China，Japan，the Philippines，and the Americas（16th Century）、Heráldica Portuguesa na Porcelana da China Qing、Diáspora Macaense-Macau，Hong Kong，Xangai（1850—1952）等。此外，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澳门还出版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澳门发展策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如何提升澳门在珠江西岸区域的地位和功能》《珠澳合作开发横琴专题研究——澳门如何参与》等学术著作。

整体来看，澳门的出版市场规模小，未形成旺盛的本土阅读需求，在新技术出版领域的探索较少，现有的出版产业模式固化^[4]，尤其受本地经济基础、文化传统^[5,6]和社会价值等多重因素影响，限制了澳门学术出版的发展。

澳门回归之前主要出版文学、艺术、教育、政治、史地及公共行政等类型的图书，回归后出版的图书类型并无太大差异，最多的是艺术类图书，其次是历史、文学、公共行政、法律类图书^[3]，主要集中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政府机构专项资助的出版就是如此，根据澳门基金会的统计报告，其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作出版、在澳门和内地同时发行的50种左右的书籍，内容涵盖文学、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学科。商业出版机构方面，近年来发展迅猛的文化公所的出版物也主要围绕澳门人文和社会，从内地输入了《流感病毒——躲也躲不过的敌人》等科普类图书版权。

与此同时，澳门的学术期刊亦主要集中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本地高校的一些学者担任了一些自然科学领域的国际学术期刊主编、总编辑等，但是本地高校尤其是科技、理工类高校鲜有自然科学学术期刊，此类大学的学报对自然科学亦关注不足，如《澳门科技大学学报》将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的学术论文编辑在同期，《澳门理工学报》也只有人文社会科学版。实际上，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澳门旅游休闲“一业独大”的经济结构、高等教育学科基础及科研学术发展特色^[7]、不同学科的学术成果评价机制等有关系。

澳门政府机构不仅掌握了出版经费的资助，而且合作的出版机构基本上为国内最权威的出版社，这样一来既解决了出版者的经费负担，还能够提升其学术成果的影响力，而且政府机构对出版成果的推广和传播力度远高于商业机构。同时，有一部分同时受雇于内地和澳门不同学术机构的学者，以及部分内地学术机构研究澳门问题的学者，因内地一些机构学术成果评鉴制度对境外出版物有相应的规定，也选择将学术成果与澳门政府机构合作，同时在内地和澳门出版发行。“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评奖”也是由澳门基金会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合作，这一定程度也导致学者尽量选择权威的知名的出版机构合作。

这样一来，本地商业机构不容易获得与重要的学术选题及成果，加之澳门市场有限，学术出版物的传播力度不足，自费出版学术作品者甚少，在无资助的情况下，商业机构对学术成果热情不高。澳门人工成本高、出版编辑人才本就紧张，能够编辑审校学术作品的更少，在不与高校、学术社团合作的情况下，学术图书和学术期刊的编辑工作较难开展。这实际上也导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成果为凸显对澳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效益，策略建议类的成果偏多，理论探讨和建设的相对较少。

目前，澳门学术市场中文图书和期刊偏多，这与澳门惯常使用语言为中文、回归后大量内地学者参与澳门学术事业建设等有很大的关系，尤其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率先在澳门得到发展^[7]，同时澳门学界与内地学界、中文学术书刊与内地中文学术数据库保持密切联系，一些澳门主办或澳门出版的学术刊物进入知网等检索系统，如《唐廷枢研究》等。此外，台湾地区的学术期刊进入CSSCI目录，给澳门中文学术期刊的发展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

外文学术期刊首先需要专业的主编，而澳门本地外文期刊及其出版机构的影响力不足、专业度偏低，国外学者尤其是著名学者很难选择与澳门合作。同时，外文学术期刊需要兼具较高编辑水平和学术水平的专业外文编辑，要求对专业术语和语句使用娴熟、对国际最新理论和方法非常了解，澳门这一领域人才的短缺也限制了外文学术出版的发展。因此，本地的学者更愿意选择与国外著名的学术出版机构合作出版学术图书和学术论文。

近年来，内地出版管理部门加强对图书质量、选题、文稿内容等方面的严格审查，出版书号资源数量削减、审稿周期增长、出版难度加大。其中涉及港澳题材的出版物需经多个部门审查，澳门机构主办的一些拟在内地权威出版社出版的重要学术出版物，以及内地机构主办的涉港澳的学术出版物，如《澳门城市研究》《当代港澳研究》等，出版周期大幅增加，这也导致了部分原计划在内地出版的学术出版物准备回流澳门出版。未来，随着内地对港澳学术出版物的认可度不断增高，澳门在中国与葡语、“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文化交流中的地位愈加凸显，在“人文湾区”建设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多元文化建构促进跨产业融合^[8]，澳门学术出版事业也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澳门特区政府可参考香港、新加坡等地的经验，在资金和人才方面加强对商业出版机构的扶持。一是专项出版资助优先选择与本地商业出版机构合作，尤其是一批已具有一定出版经验、市场影响较大的本地商业机构。二是对已持续运营并取得一定业绩的商业出版机构的运营、出版计划予以特别资助。三是对商业机构报送的具有重大效益的学术选题及成果予以出版和印刷费用补贴。四是鼓励本地学术机构与商业出版机构合作，学术机构负责学术书刊的编审、商业出版机构则负责出版发行事务，并予以一定的资助。

特区政府应与内地教育主管部门、学校、评价机构、数据库等加强合作，推动澳门出版的具有一定水平的学术书刊纳入学术成果评鉴的认可目录，推动早日进入国内相关学术成果评价目录，推动更多澳门学术书刊进入中文学术检索系统，让澳门的学术成果在内地获得更广泛的可见性和承认度。同时，鼓励和支持本地学术出版机构和出版物走出去，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包括合作出版外文学术图书和期刊，引导本地外文学术期刊按照SCI、SSCI、EI、A&HCI等数据库标准进行建设，对进入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评价目录的本地出版物予以特别资助。

目前，澳门创立了“澳门虚拟图书馆”，整合了澳门出版成果、学者机构与学术动态。香港则建设有“港澳期刊网”，对香港、澳门中文期刊论文进行索引。台湾则有“华艺在线图书馆”对台湾的以及大陆和港澳的部分学术期刊和其他学术成果进行索引。三地及海外一些地区华人以繁体中文作为语言，繁体中文出版物在三地的比例较高，且自由发行不受限制。为此，可在澳门建设涵盖港澳台及海外繁体中文出版物的数据库平台，服务两岸四地出版业及文化事业的合作。

国家应大力鼓励国家级课题成果，尤其是澳门学者承担的国家级课题的研究成果在澳门本地出版和发表，并予以一定的认可度，同时，国家出版基金应扩大资助范围至澳门的商业出版机构。澳门应对在澳门出版和发表的国家课题成果予以一定的配套经费资助或奖励，推动澳门学术界和出版界成为国际、国家重大研究成果的重要传播阵地，以此提升本地学术出版的水平和影响力。

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项目等应考虑澳门联通葡语国家、葡语人才丰富的优势，将澳门一些专业的学术出版机构纳入指导目录，通过澳门平台扩大中华学术在葡语国家的影响力。同时，鼓励澳门学术出版机构参与海外尤其是葡语国家学术成果翻译引入内地，用好大湾区、横琴平台和政策创新，在版权进口手续和程序方面予以简化，在费用和人才方面予以支持。

与内地、香港和台湾的学术成果评价机构合作，尽早建立具有澳门特色、国际规则、中国实际的学术成果社会影响力评价体系，并推动相关标准应用于内地及港澳台学术出版物，积极吸纳国外学术刊物参与评价，促进两岸四地共建共享一体化和标准化的优秀学术资源，破解国外学术成果评价标准与中国国情不符、与澳门学术方向不匹配的难题，在学术出版领域推动“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

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目标引领下，在大湾区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的战略背景下，国家和特区政府大力推动澳门文创产业发展，为澳门出版业营造了一个有利的发展环境。纵观澳门学术出版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是学术出版受政策导向明显，商业学术出版选题积极性有待提高；二是学术出版水平不均衡，学术项目承担者和编写者、编审出版人员的学术能力参差不齐；三是有关澳门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的研究已经相对成熟和丰富，成果同质化现象较为突出，制约了学术出版的创新性。面对新的环境和需求，澳门学术出版应坚守“一国两制”方针，秉持“爱国爱澳”传统，明确自身发展特色，将“国家所需、澳门所长”结合起来，发挥更大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