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新形势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繁重”，且“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1]2021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指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可以说，在多元价值观林立、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时期，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是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的内在要求。

学术集刊作为刊发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的重要阵地，本应对促进学术繁荣起重要支撑作用。但从编校流程、刊文质量等方面来看，目前学术集刊仍难以完全摆脱“学术期刊的重要补充”这一尴尬定位。以往，学界探讨科技期刊较多，探讨人文社科刊物较少，而对人文社科刊物的讨论又大多数集中于学术期刊上，总体对学术集刊研究不足。本文就学术集刊的定位与改革方向做些探讨。

“集刊”有“辑刊”“丛刊”“以书代刊”等称谓^[3]，是一种特殊的连续出版物。它与期刊、一般图书出版物有相近之处，但又不同于二者。

从出版环节来看，集刊以图书形式出版，具有ISBN号（即国际标准书号），这与报纸具有CN号（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的情况不同，也与期刊同时具有CN号与ISSN号（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的情况有别。在出版时，集刊需要与出版社合作，每辑申请新的书号。

从自身价值追求来看，集刊“大体可分为‘大众’与‘学术’两个领域”。^[4]集刊的“刊”字，应理解为“刊文”，其“连续”属性一般通过集刊封面、页眉等处标注的“总辑数”与征稿启事来体现，区别于一般著作、论文集及其他图书等不具有“连续”属性的出版物。不过，这种体现方式缺乏法律、法规层面的保障，不如拥有CN号的报纸，和具有ISSN号、CN号的期刊出版稳定。

学术集刊有集刊的属性，但在自身价值追求方面，又有着学术创新的要求。不过需要留意的是，并非所有学术集刊都重学术创新与论文“首发”，一些集刊往往收录部分已发论文。2022年，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公布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集刊评价名单（2022）”，首次大规模将刊发“首发稿”的集刊从一般集刊中选出，这是学术集刊纳入主流学术评价体系的重要一步。可以说，正是刊“首发稿”的特质使学术集刊区别于著作、论文集等学术出版物。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知，学术集刊是以图书形式出版，有着学术创新追求的连续出版物；而只刊“首发稿”的学术集刊则是以图书形式出版，有着学术期刊内容、形式追求的连续出版物。以往，学界常将集刊与学术集刊定义相混淆，用“以书代刊”“特殊的连续出版物”“介于图书与期刊间的连续出版物”等集刊定义解释学术集刊，又少察于一般学术集刊与刊发“首发稿”学术集刊之不同，对学术集刊“学术”内涵阐发有限。对此，应予以一定关注。下文所论学术集刊，即特指这些刊发“首发稿”的学术集刊。

我国的学术集刊（以下简称集刊）大都为人文社科类刊物，又以法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较多。^[3]据学者统计，我国“近90%的集刊是在1990年以后创办的”。^[3]集刊的异军突起适应了学术发展的需求，故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所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即CSSCI来源期刊/集刊目录，以下简称为南大核心）于2005年将集刊纳入目录中，肯定了入选集刊的地位。时至今日，集刊虽然存在不少发展难题与困境，但总体成绩突出，可称得上学术期刊的重要补充^[4]，且在个别领域“有着广泛影响”和较高水准。^[5]

集刊与人文社科学术期刊（以下简称期刊）同为发表人文社科论文的重要阵地，二者除前文所论出版形式不同外，还有不少差异。在编辑部人员构成上，集刊兼职人员较多，即学者型编辑人员较多；期刊则往往有专职编辑，而兼职人员参与度不足。在涉及研究领域上，集刊专业性较强，深入二、三级学科，综合类刊物不多；期刊中的综合类、专业性刊物均有不少。在刊物容量上，多数集刊每辑刊文二三十篇，总字数至少二三十万字，多达四五十万字；期刊页码固定，字数因刊而异，其中综合类期刊每期某领域刊文两三篇，字数较少。在文章篇幅上，集刊总体刊文较长，有较多深入探讨、实证研究；期刊受限于字数，往往宏论、概论类文章占不少。文章体裁上，集刊有不少综述、书讯、书评、名家访谈等内容；期刊因版面、影响因子等因素影响，除一些主要刊发学术动态的专业期刊外，其余基本以刊发论文为主，尤其是综合类期刊。

综上，集刊发展潜力巨大，与期刊有很强互补关系，且有期刊所不具备的一些特点。因此，集刊应找准自身定位，发挥专业性优势，走不同于期刊的道路，以实现错位竞争、差异化办刊。2021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鼓励多学科综合性学报向专业化期刊转型，突出优势领域，做精专业内容，办好特色专栏，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6]集刊专业化道路的定位恰好适应了此文件精神。若将来人文社科评价体系不断完善，人文社科学术共同体能够切实发挥重要作用，那么集刊还会有更大的发展。

可喜的是，近些年已出现了这样的趋势。2022年，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首次展开了对集刊的评价工作并评选核心集刊，这是继南大核心后，集刊在主流学术评价体系上的又一重要突破。2021年，中国历史研究院首次推出“学术性集刊资助项目”，共有《海洋史研究》《甲骨文与殷商史》等7种刊物入选；2022年又有5种刊物入选。以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只资助期刊，教育部与国家语委推出的“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与应用专项”资助集刊门类又较单一，而中国历史研究院资助集刊，这是对集刊地位极大的肯定。以上评价体系的突破有助于人文社科领域期刊、集刊之间的平衡与竞争，建立良好学术生态。为促进学术繁荣与集刊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已成立集刊分社，且自2012年至今，已召开九届“人文社会科学集刊年会”，会上评定年度优秀集刊、优秀新创集刊、CNI名录集刊，影响巨大。2013年，又在“中国集刊数据库”基础上推出“中国集刊网”，全面整合自身出版的学术集刊，并将一些其他出版社所出集刊纳入该网络平台，其中的编号注册系统为集刊的辨识、传播及评价提供了支持。

从总体上看，集刊与期刊虽然出版形式不同，但都共同促进了人文社科领域学术繁荣。尽管集刊目前仍难以完全摆脱“期刊的重要补充”这一定位，但其在某些领域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期刊审查较严，CN号不易取得的情况下，创办集刊满足了当时的学术发展需求，但也埋下了刊物管理松弛、编辑部运作不规范等诸多隐患，这使得不少集刊难逃“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命运。时至今日，集刊仍面临一些发展困境，主要有以下两点。

其一，主流学术评价体系中的核心集刊仍较少。目前，只有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将集刊纳入评审范围内，而北京大学图书馆所编《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出版《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均不收录集刊。且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指标均较为有限，其中应有不少“双核心”集刊，而其余集刊的发展仍然受限。其二，各类文摘极少收录集刊文章。据笔者统计，认同度较高的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以下简称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收录集刊论文极少，占总转载文章的1%～2%左右，不超过3%，存在“转载盲区”。（见表1）《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只收录期刊文章，未将集刊纳入收录范围。专业集刊文摘的缺乏不利于集刊获得优质稿件，也限制了集刊传播力的提升。其三，从职称评审、人才考核情况看，一些高校、科研机构在职称评定时，在院系年终科研工作统计时，不少省市在人才选拔时均未将集刊纳入评审范围，或不看重集刊。

集刊的引用、著录格式多样，这不利于影响因子的提升。如前所述，由于集刊是图书形式出版，有着学术期刊内容、形式追求的连续出版物，因而可同时用偏向于期刊和图书的引用格式。采用页下注时，需在期刊引用格式基础上再标明主编和出版社信息。但采用文后参考文献著录方式则较棘手，期刊代码“J”无法体现集刊的图书出版属性，故采用析出文献方式较好，即将集刊看作出版物，用代码“M”表示。^[7]另需注意两点：其一，集刊总辑数与某年某卷次不能同时标注。如集刊中的半年刊、季刊等在封面上除标注总辑数，往往还标注某某年上/下半年卷或某某年第几册，或“春之卷”“秋之卷”等，但引用时无法将这些信息全部写出。目前，较合理的注录方式是标明总辑数与出版年代、出版社，用以突出集刊连续出版物和图书的属性，而不标注某年的具体卷次。其二，对于一些取得了CN号的集刊，应按期刊文献引用，而不再标明总辑数，但最好将“某年第几期”改为“某年第几辑”，从而突出其原本的集刊属性。总之，引用、著录集刊“特定但多样”的格式给学者引用带来困难，限制了集刊学术影响力的提升。

国内的学术集刊大致可分为两个系统：一是以各大高校为依托的高校系统，另一个则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地方博物馆等事业单位、科研机构为依托的非高校系统。就集刊数量而言，高校系统集刊占据主要地位。就集刊质量而言，社科院创办的集刊质量较高，而其他集刊质量则参差不齐，且有不少存在编辑部运作困境。

主管单位与编辑部关于办刊模式之间的矛盾，可分为人才建设与资金支持两点：其一，人才建设方面，双一流高校更愿意引进相关专业的博士毕业生或高层次人才，而非专职责任编辑；编辑部则希望专职编辑，优秀、高层次人才能同时引进。双非院校、博物馆系统的集刊编辑部受限于自身层级、专业方向、资金等，往往兼职人员也十分短缺，更遑论专职编辑。其二，资金支持方面，一些主办单位希望“花小钱办大事”，而编辑部希望提升办刊质量，通过提高稿费、举办学术会议等来扩大刊物影响，以获得优质稿源，并增加编辑人员绩效奖励。上述矛盾使得许多非南大核心集刊长期处于一种不上不下的局面，质量难以得到提升。

较之国内的科技期刊，我国人文社科刊物弊病甚多，其中集刊审稿弊病主要有二：其一，部分刊物缺少责任担当和服务意识，缺少责任担当体现在对来稿学术水准把控不严，会有人情稿、关系稿出现，或妄自删改作者文章、收取高额版面费等行为。缺乏服务意识体现在无视学者投稿过程中的合理诉求，常有不回复邮件、电话打不通、无退稿通知等情况，耗费投稿人时间、精力。其二，刊物审稿规范化有待加强。从审稿环节看，一些刊物审稿慢、约稿多，接受自由投稿少。目前，集刊审稿周期以2～3个月居多，初审、复审未通过而无退稿通知属普遍现象。集刊中的综合类刊物由于涉及领域较多，编辑部难以一一衡量来稿学术水平，故容易采取多约稿，少发自由稿的对策，以致迟滞了一些优秀论文的发表，不利于良好学术生态的构建。从制度层面看，一些集刊资金有限，编辑人员匮乏，故采取简化审稿流程的策略，未严格遵守“三审三校”制度，缺乏规范的外审环节，而各级责任主体又监管缺失，以致审稿不规范问题长期存在。面对审稿诸弊，不少集刊志在革新，但也时常为资金、人员短缺等问题掣肘。还有一些刊物高高在上，缺乏服务意识，也需通过完善学术评价体系来倒逼其改革。

尽管学术集刊发展前景光明，但不可否认，目前仍有相当多的集刊面临生存危机和发展困境，尤其是南大核心及扩展版目录以外的集刊。除了完善人文社科评价体系外，集刊编辑人员也需反躬自省，推动改革，才能打造一流集刊，引领相关研究。

宏观层面，仲伟民、温方方指出了当前人文社科期刊面临的十大矛盾^[8]，其中不少也是集刊发展难题，可为集刊改革提供思路。谢寿光指出，集刊要向学科化、主题化、规范化、数字化、国际化、市场化（媒介化）这六方面发展。^[9]具体层面，马晓军以入选2005年度南大核心的集刊为标尺，较为具体地指出未入选刊物存在的编辑、出版、稿件质量等方面的不足^[10]，这些不足之处至今仍然未能得到有效解决。考量诸说，通过微信公众号、凤凰、澎湃等新闻网站，甚至网络直播的形式使集刊市场化虽是一大趋势，但这些新媒体平台的运作需耗费大量精力，与目前集刊少专职编辑的情况不符。集刊国际化也需时日，且很多学科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主，也不宜过度国际化。笔者认为，集刊应主要从以下几点入手改革，先解决稳定发展难题。

特色学科、重点学科建设是高校办学优势、办学特色的体现，也能在学术视野、审校稿件等方面助推刊物发展；而刊物是一所高校科研实力的体现，也是展示特色、高质量学术成果的平台。除少部分博物馆系统集刊外，高校系统集刊与2017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后的社科院系统集刊都应重视其与学科建设的协同发展。已有学者留意到刊物与学科协同在“双一流”建设中的重要作用。^[11]

人才队伍建设是学科建设的重要方面，学科人才的引进正好与集刊多兼职编辑的特点相匹配，可助力刊物发展，主要有三点：①可加强人才梯队建设，改善编辑人员结构。通过以老带新，既能减轻主编压力，使其集精力于选题策划、组稿约稿，以及刊物战略规划上，又能适当分配任务给青年编辑，促进其成长。②利于拓展学术视野。每个编辑学术研究领域不尽相同，人才的引进利于刊物深化对某一问题的认知，从而提出更为专业的审稿意见，避免在校对环节出现错误与硬伤。③利于扩大学术人脉。新进人才往往是硕、博士毕业生或高层次人才，其求学、工作过程中积攒的学术人脉也随之被带入编辑部，利于刊物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也利于约稿组稿，求得高质量文章。

教育部2020年发布的《第五轮学科评估工作方案》“以‘质量、成效、特色、贡献’为价值导向”，并“突出诊断功能”“强化分类评价”“彰显中国特色”。^[12]有学者指出，这些评估基本原则旨在引导“学科特色化、差异化发展”。^[13]而集刊正可反哺学科建设，主要表现有四个方面：①集刊是优秀的学术平台，尤其是入选南大核心的集刊，而以刊物之名发起学术活动，利于扩大影响，巩固和提高学科、学校声誉。②在办刊过程中，编辑人员需要组稿、审稿、校稿，并参与学术交流，这有利于编辑个人学术成长。③以刊物为依托，有助于吸引优秀、对口人才，充实团队，使特色学科愈做愈强。④刊物还有促进成果转化、培育新兴学科的作用。

特色栏目是错位竞争、差异化办刊的体现，往往也代表着一本期刊的学术水准。在统计前表过程中，笔者发现不少期刊同栏目多篇文章同时被转载，如《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哲学社会科学”栏目，该栏目下两篇文章分别被人大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历史学》转载。又如《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2、4期推出了两期“笔谈·史学论文的文字问题”栏目，虽与抗日战争主题不符，但不失为“妙手”。从影响力看，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转载了其中两篇文章，不少微信公众号纷纷转载，为青年学人写作提供了有益参考。这一经验也可被集刊所借鉴，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集刊AMI综合评价指标体系》^[14]，可知特色栏目建设的好坏直接影响到集刊评价一级指标“影响力”中的“影响因子”“论文转载”“发行与网络显示度”等指标。这说明以问题为导向，打造特色、前沿栏目的重要性。

除社科院所办集刊外，其余集刊编辑大都为本单位人员兼任，或再外聘一些专家，无专职编辑。这样做固然可节省一批费用，但弊端也十分明显：①兼职编辑的教师虽利于把握文章整体质量，发挥学者型编辑的优势，但他们有教学、科研任务，难以一字一句地校勘核对，于是便将大部分校勘工作交由出版社负责。但出版社编辑受限于专业，对学界常识、专业术语不够了解，易产生低级错误。②主编、副主编及其他重要编辑人员做了大量审稿、校对的工作，无法腾出手做刊物的顶层设计，这对于刊物的传播、发展极为不利。③部分刊物过于依靠主编、副主编等重要人员的学术资源与运作能力，一旦重要人员离职或退休，刊物质量即面临滑坡，因此需要招聘专职编辑冲淡此风险。由于未来集刊会朝规范化、市场化、国际化方向迈进，所以专职编辑人员所扮演的角色愈来愈重要，需其承担日常稿件信息记录、与作者沟通、会议组织、融媒发展等多方面的基础性工作。

由于集刊专业性强、刊文量大，以及社会认同度低等因素，故作者自由投稿录用率较综合类期刊为高，但集刊审稿环节仍存在不少问题。当前，不少集刊仍采用邮箱投稿，这种投稿方式利于接受、审理稿件，但环节上不够透明，投稿人不清楚审理进度。为提升刊物口碑，扩大刊物影响，得到优质稿件，一些集刊已使用网络采编系统审稿，或缩短审稿周期，由此减少了一稿多投现象。另外，加强同投稿人交流、施行优稿优酬政策、尊重青年学人等举措也有助于刊物吸引优质稿件。《史学月刊》原主编李振宏曾给《史学月刊》的定位提出几点设想，即“以繁荣学术为己任的高品位价值追求”“以培养青年为目标的前瞻性战略眼光”“以学术水平定取舍的无偏见选题原则”“以有益社会为宗旨的大效益办刊方针”。^[15]这也可作为人文社科类刊物办刊宗旨的重要参鉴。

制度建设包含多个方面，但主要有二：一是规范性政策，用以明确编辑部职责分工、行为条例等；一是奖惩政策，用以考核办刊业绩。由于对学术集刊的监管不严，也由于集刊编辑多由教师兼任，少专职编辑，所以刊物制度建设往往被忽视。其结果就是，兼职编辑人员的管理仍采用教师管理的办法，审校质量的好坏完全靠教师个人的学术操守和良心，这容易导致刊物水平起伏；一些主编、副主编往往是院系领导，职责不明也易造成资产流失。2021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其中指出应“优化发展环境”，“支持办刊单位出台政策措施，探索编研结合模式”。^[6]对于学术集刊而言，也可参考该政策，在此意见指导下，编辑部不但应制定内部考核政策，并纳入院系年终工作评审中，还应积极同主管单位沟通协调，将办刊业绩纳入学校各项考核制度中，尤其是职称评定、年终工作考核、项目申请等方面。如此既能明确各级职责，杜绝编辑不作为现象，又能限制权力蔓延，还可激发编辑人员的办刊热情，提高办刊质量。

在中央促进学术繁荣，重建学术评价体系的政策方针下，在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传统文史哲建设的指导意见下，学术期刊、学术集刊或多或少都需要进行革新。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时期，学术集刊因其专业性，必然能立足学界，补学术期刊之不足；其中之优秀者甚至能引领研究，而不再是所谓的“学术期刊的重要补充”。学术集刊主管和主办单位应树立“以人为本”的办刊理念，留意集刊与学科的协同发展，并着力于审校流程、编辑团队、制度管理等方面建设，推出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