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并对国家“十四五”时期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进行了战略部署。文化强国体现出文化与科技发展的紧密结合，体现出文化与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的紧密结合。科技发展是国家发展之基，科技人才是科技发展的核心，而人才的培养必须从幼儿园、小学、中学的基础教育阶段抓起。习近平总书记于2020年9月11日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好奇心是人的天性，对科学兴趣的引导和培养要从娃娃抓起，使他们更多了解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形成一大批具备科学家潜质的青少年群体。”^[1]2021年6月，国务院印发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国发〔2021〕9号），明确提出要“深化科普供给侧改革，推动科普内容、形式和手段等创新提升，提高科普的知识含量，满足全社会对高质量科普的需求”。^[2]科普童书是科普供给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儿童科学兴趣、培养具有科学家潜质的科技人才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支持力量。

近年来，我国科普童书出版数量逐年提升，出版质量逐步提高，产生了一大批可圈可点的原创优秀读物。但比之美、英、德、法、日等国家的科普童书精品，我国原创科普童书的全球竞争力依然相对较弱，优质科普童书供给与我国儿童科普阅读需求之间仍不平衡。事实上，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公众理解科学运动，已经逐渐由科学普及迈向科学传播^[3]，重视科普过程中传者和受者的双向互动，强调只有被传播了的科学才是完成了的科学。应该看到，当前我国相当一部分原创科普童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需要克服常常采用资料汇编形式编写，呆板生硬地简单介绍各个知识点，重视知识点的灌输却不重视内容的分层拓展、深度互动和科学素养培养等一系列问题。有些科普童书的创作理念严重滞后于科学传播时代儿童科普的需要和要求；有些科普童书的内容总是在重复已有的成果而不重视介绍我国最新科技成果和中国新一代科技人才。因此在文化强国和深化科普“供给侧改革”的时代机遇下，运用科学传播理论，借鉴国际科普童书发展的先进经验，可以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科普童书本土化道路提供借鉴和参考。

科学传播（science communication）是伴随20世纪上半叶科学社会学研究产生的概念，在20世纪下半叶走向发展成熟。科学传播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不长，在2000年5月召开的武汉电视台“科学之光”栏目开播五周年纪念大会上，北京大学教授吴国盛做了“从科学普及到科学传播”的发言，明确提出用科学传播这一概念来代替科学普及概念。^[4]他提出，科学传播是科学普及的新形态，是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扩展和延续。科学传播具有3个典型特征：①由科学普及的单向传播过程走向双向互动过程，强调公众参与科学知识的创造；②科学传播的目的是公民文化建设，通过全体人民的参与来决定科学怎么造福我们的民族，怎么样决定我们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③科学传播过程是科学与人文交互融合的过程，强调科学传播与公众日常生活和日常感觉经验的弥合，有利于受众更好地接受科学。^[5]这一概念和观点也成为影响我国科学传播思想的基础。

毋庸置疑，科学传播概念的产生源于人们对传统科学普及概念的反思，更是结合传播学理论对这一概念和行为新的理解和更高要求。虽然人们仍然在讨论究竟由谁来传播，通过什么路径和方式传播，传播什么内容，以及向谁传播这4个基本问题，但更加关注整个传播流程中的“交流”“共享”“互动”“应用”“创新”，强调传播者和受众在传播过程中应该突破单向、线性的传统传播模式。

科学传播与传统科普最大的差异在于对“有效传播”的关切。传统科普认为公众不接受科学主张的原因在于缺乏科学信息或对科学的充分理解，因此传统科普是科学的通俗化过程，是“由懂的人告诉不懂的人”的过程。但现实情况是受众可能已经理解了科学家的科学主张，但并不认同或者并不采取与科学相一致的行为，不将科学作为自身决策的基础，^[6]从而导致传播无效或效果不佳。因此科学传播需要改变传统科普传递过程的单向思维，重视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重视与受众的对话，从而使科学传播具有与公众双向互动的特质。

意义的生产与其说是传输模式，不如说是对话模式。^[7]因此，科学传播需要传播者充分关注和了解受众想知道什么，需要知道什么，以及关于这一内容他们已经知道了什么，需要与公众进行充分对话；同时科学传播中没有谁是绝对的传播者和受众。传播需要充分尊重受众参与科学传播的互动能力与需求差异，通过“受众细分”使传播内容、传播方法与受众需要高度契合，从而提高传播效果。

科学传播重视对公民的文化建设，科学传播的目的是提高包括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在内的公众科学素养，使公众面对社会公共问题和重大问题时具有科学的决策能力，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对的共性问题，通过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和科学人文精神影响国家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

科学传播理念在20世纪下半叶得到了发展，这一时期美国的科学教育改革也因此发生了重大转向，认为科学教育的目标应该将科学看作了解世界的方式，而不是掌握大量的科学事实。^[8]这与信息管理思想家罗素·艾可夫（Russell .L. Ackoff）提出的应用于信息技术的DIKW（数据—信息—知识—智慧）知识金字塔模型不谋而合。罗素认为，智慧是知识的最高层级，而每个层级都包括在其下的类别。^[9]这就使人们意识到，科学传播不应再仅仅关注客观、静态的知识体系，公众需要关注信息技术下知识的多层级形态，突破单一的知识认知模式。

科学传播的发展促成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科学教育改革和科学运动。美国20世纪末进行的“科学脱盲”教育改革运动中发表了“2061方案”，旨在提高未来公民的科学、数学和技术素养，使其适应2061年彗星再次临近地球的那个时期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使他们能够紧跟世界发展形势，大致知道自然和社会的运转情况，批判性地和独立地思考，对事件的不同解释加以辨认和权衡并提出协调方案，敏锐地处理那些有关证据、数字、模型、逻辑推理和不确定性的问题。^[10]这一举措极大地推动了世界范围内包括科普童书出版在内的儿童科学传播事业的发展，科普童书出版在理念、内容等诸多方面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形成了科普童书发展的国际趋势。

科普童书的创作理念应秉持最核心的科学精神，科学不应该仅仅告诉儿童“是什么”和“为什么”，更应该告诉儿童自己可以和应该做什么，让儿童具有面对真实的世界做出科学决策和选择的能力。科普童书在向儿童传递科学基础知识的同时，更加重视传递科学的人文关怀，致力于帮助儿童认识和理解科学对个体、社会和人类的影响。

科普童书传递科学的人文关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主题上特别关注自然、环保、未来等关系着人类命运的话题。例如《我们能和老虎共享地球吗？》等作品中就讲述了人类的砍伐和开采对动物生存环境的破坏，向幼儿传递了“世界很大很大，人类的生存空间却越来越小”的客观现实。另一方面，在呈现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将科学的人文关怀有机蕴藏其中。以本次新冠疫情期间澳大利亚作家、历史学家、生态学家杰姬·弗兰奇创作的童书《大流行》为例，在讲述1918年大流感的科学史实时，通过祖母和孩子给隔离的人们送食物的故事，让儿童读者理解即便是弱小的孩子也可以有强大的力量，认识到人与人、人与历史和社会的关系。

国际科普童书不仅仅讲授科学知识，更重视对于知识的深层次理解、认知以及运用知识的能力，也就是重视传递科学思想，培养小读者的科学素养和科学实践能力。

以数据类科普童书为例，国际科普童书的创作出版中普遍表现出对儿童“数据素养”的重视和关注。首先，一些专门性的以数据为主要表现内容的科普童书大量涌现，例如西班牙童书《我和世界：用大数据带孩子秒懂世界》、美国童书《动物大数据》《一秒有多长》等以数据作为基础表达方式的童书开始大量涌现；其次，这些童书通过严谨的基础数据，向儿童呈现饶有趣味的知识，童书中配合饼状图、气泡图、散点图、树状图等多样化的数据呈现方式，让儿童潜移默化地认识到数据是什么、数据就在我们身边以及数据的意义；再次，大量科普童书在创作中都将数据作为重要的表述语言，例如风靡全球的英国DK儿童百科图书相关系列童书中就呈现了大量的基础数据，用以解释什么是“最大”“最快”“最长”，《什么比猎豹的速度更快？》当中就用奔跑的孩子、鸵鸟、猎豹、游隼、飞机、火箭、流星、光的速度作为基础数据，计算上述事物从地球到月球需要多久，从而帮助幼儿以自身为参照去理解世界，将抽象的数据变得形象和生动。

科普童书内容创作应首先关注幼儿的科普阅读需求，充分挖掘儿童生活中常见的动物、植物内容，关注儿童日常生活的生活情境，在情境中延展选题内容，实现生活逻辑与科学逻辑的有效对接。同时，更应该通过媒介融合，运用富媒体出版方式实现儿童在阅读中的参与、体验和创新。

国际科普童书在编撰中就体现出了对儿童读者生活经验和兴趣的关注，以讲解简单机械为例，并非直接向儿童灌输有关机械的常识，而是通过《怎样撬起一头狮子？》这样一个儿童视角的问题来帮助儿童理解；《瓢虫究竟有多重？》在讲述重量和测量时也采用了与儿童互动的角度，向儿童读者提出“一只瓢虫站在电子秤上重量显示为零，是否意味着瓢虫没有重量呢？”这样的科学问题，站在儿童的立场上讲述科学知识，提升科普亲和力，调动儿童读者的好奇心，让其进行主动思考。

除此以外，科普童书在编撰中特别重视由“讲解式”走向“互动”和“操作”的形式。例如《身边的科学》在每个单元后都设计了“动手又动脑”的栏目，帮助孩子使用科学工具探索身边的科学现象，提升了科普童书的交互性。此外，《神奇校车》《群鸟出没》等大量科普童书还通过跨媒介的整合打造科普IP，下载App后可通过科学动画、操作玩具、实验教具等弥补纸媒互动性的不足，通过融合出版方式帮助儿童打通线上线下阅读，实现场景式阅读和体验。

据统计，近年来我国科普童书出版精品频出，在少儿类图书中占比超过20%，且未来这一数字有望进一步提高。但相关数据显示，引进版科普童书仍然位于销售前列，畅销的我国原创科普童书依然是凤毛麟角。^[11]因此，基于科学传播的基本理念，明确科学传播为科普工作带来的深刻变革，在对国际科普童书发展趋势进行客观分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我国科普童书出版需要立足本土、放眼国际，在促进原创科普童书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担当“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童书出版使命。

2021年10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的主旨讲话中号召：“让我们携起手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12]这是为未来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所提出的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智慧，充分展现了中国的良好形象。长期以来我国科普童书的发展是在“科学普及”思维指导下开展的，具有成人世界对儿童世界的“俯视”特征，科普童书往往被认为是“小儿科”。但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人们已经意识到儿童作为科学传播的受众和未来社会的主人，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和重视。科学传播不仅向儿童传递科学知识的价值，更是要帮助儿童意识到科学的局限，学会用批评的态度理解科学，意识到科学在促进人类发展同时，也会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造成破坏，从而能够基于理性判断做出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决策。这种科学传播思想与“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中国科普童书应当以“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新的指导思想，积极融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伟大事业中，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融入选题策划、内容编写、编加制作和营销推广的全过程，以童书为媒介向中国小读者和全世界小读者“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2021年10月，反映现实科学事件的科普绘本《大象的旅程》问世，这部作品以云南野象群北上事件为依托，生动地再现了“短鼻家族”的旅程以及人类为避免人象冲突所付出的努力，传递出中国人热爱自然、善待生命的价值取向和真挚情怀。

我国传统科普童书创作是以向儿童传递知识为基本模式的，表现为自上而下的知识传递，意图让缺乏科学经验的儿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科学，可以概括为一种“理解科学模式”。但科学传播理念指出受众在科学传播中并非被动的接受者，科普童书作为传播者需要与儿童受众进行互动，关注儿童受众的兴趣、需要，形成一种双向互动的“共同生产模式”，从而使科普童书的选题、内容和呈现方式全面地与儿童读者同频共振，提高科学传播的精准度和有效性。我国相关研究证明即便是年龄最小的幼儿也具有独特的科学好奇心和理解能力，生活和游戏经验是幼儿科学问题的触发器，而这些问题同样也服务于儿童的生活和游戏，而且他们具有质疑与批判的科学精神，提出的问题往往蕴含着深刻的人文、社会、哲学意味，能够在“电车很环保，人们为什么还开汽油车”的问题中提出对于社会发展现实的困惑。^[13]这也就说明，当前我国科普童书发展具备从以成人单向主导的“理解科学模式”走向成人儿童双向互动的“共同生产模式”的基础。

实际上，这种“共同生产模式”在我国科普图书创作中已有成功先例。2020年9月第十五届文津图书奖揭晓，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通过解答微信公众号读者提问后结集出版的《1分钟物理：“中科院物理所”趣味科普专栏（第1辑）》成功获奖。这意味着实现这一创作模式的转向需要童书出版机构真正走近儿童，基于儿童的视角，更加深入地理解儿童需要哪些科普，需要怎样的科普，以及他们为什么喜欢科普童书。需要他们结合科学的创作经验为儿童读者生产适宜的科普内容，创新互动性的科普童书体验，逐渐为儿童读者建构一条具有参与式特征的科普童书创作路径。

长期以来我国科普童书中较多地呈现科学事实和科学结论，对于“数据—信息—知识—智慧”这一知识金字塔层级两端的数据和智慧关注不足。数据是发现科学事实和得出科学结论的基础，数据素养包含了从意识到知识与能力再到思维的能力发展要求，对于数据的使用体现了“数据—信息—知识—智慧”的升华，数据有助于儿童认识和改造世界、利用数据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培养儿童在智能时代所需的创新创造能力。^[14]而智慧则是让儿童基于数据生成的信息和知识进行自我的抉择和判断，是不同于成人直接“讲道理”的道理的分析和领悟过程，体现了儿童高级思维能力的发展和价值判断能力的发展。而儿童对“智慧”的获得不仅是科普和科普童书发展的目的，更是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对未来公民的基本要求。

原创科普童书的未来发展需要走出喜欢“摆事实”“讲道理”的基本模式，让“数据”讲出事实，让儿童分析“道理”，而不是掐头去尾地对于知识的片段化的呈现。通过合理规划科普童书知识呈现的形式和内容为儿童全面地、系统地展示“科学观点”得出的全过程，展示知识的本来样貌。知识是有保鲜期的，但智慧永不过时。科普童书更需要让儿童理解知识的推导和对知识的思考，通过科普实现儿童真正的“知行统一”。

长期以来，我国原创科普童书与美英德法日韩等国家相比，具有一定差距。随着我国数字出版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发展，科技赋能科普童书产品的媒介融合向纵深方向发展，越来越多的富媒体科普童书以文字、音频、视频、动漫、游戏、AR/VR等多种形式帮助儿童在阅读中学习、娱乐、体验和互动，提升了科学传播的效能，也使中国科普童书迎来了追赶、超越国际优秀科普童书的契机。如《艾布克AR科学馆》丛书就是一套我国原创的、能够让小读者边读边玩的科普童书，这套读物是我国科普童书的佼佼者，引领了我国科普童书未来的发展方向。

科学传播的宗旨在于向公众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激发公众对科学的兴趣和热情，提升公众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因此，加强科学传播是推动我国早日实现文化强国的重要抓手之一。儿童是未来社会的主人，是国家科技发展和未来人类世界的主导力量，我们必须重视面向儿童群体的科学传播。作为儿童科学传播的最重要媒介之一，科普童书的发展不仅需要遵循科学传播的基本规律，也需要把握国际科普童书发展的基本特点和主要趋势，在分析、对比、研究中思考中国科普童书发展的思想变革问题，创新中国科普童书发展的创作模式，探索对于多元化的知识内容的合理表现和基于新技术的多种媒介形态的有效运用，从而形成一条具有科学性、可行性和国际竞争力的中国科普童书发展的本土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