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既是文明传承的载体，也是文明交流的媒介，能够让不同文明之间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进而推动世界的和平发展和人类的文明进步。“以书为媒”，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升中国文化被外界所熟知的广度和深度，有助于增进各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认知和认同，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和文化软实力。

近年来，我国图书版权输出取得了重大成就，为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2020中国新闻出版统计资料汇编》表明，“十三五”期间，我国图书对外版权贸易规模持续增长，在输出引进结构方面进一步优化，由量的增长逐步转向质的提高，2016—2019年我国出版物版权输出数量基本保持逐年稳步增长，^[1]尤其是2019年，版权输出增长幅度进一步扩大，达14 816项，比2016年增长33.78%；输出引进比从2016年的1∶1.75，缩小到2019年的1∶1.08，版权贸易逆差不断缩小。^[2]但是，真正进入国际主流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图书尚属少数。对外优秀图书的匮乏，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进程，影响着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故事”的准确理解。推出更多优秀的对外图书，是国家发展和时代进步的需要。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讲中国故事”的对外图书有着很大的国际市场，但目前优秀的对外图书稀缺，不能满足国际市场需求，究其原因，主要集中于以下3方面。

“接受美学”的代表德国美学家罗伯特·姚斯提出了“期待视野”观点，认为读者的阅读经验、文化水平、生活背景、成长经历和欣赏趣味等是读者接受文学作品的前提。中外读者的社会文化背景迥异，他们对阅读作品的“期待视野”难免会大相径庭，中国读者喜爱的作品并不一定受海外读者的欢迎。例如，以唐朝为背景的历史故事中，中国读者喜闻乐道的是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以及中国唯一女皇武则天的传奇故事，但外国读者由于缺乏相关历史文化知识，对于唐朝帝王家故事的兴趣就远不如中国读者；反倒是《大唐狄公案》，这部类似于外国侦探小说的中国公案故事赢得了西方广大读者的青睐，还被美国芝加哥大学列为学生必读书目。此外，外国读者对于异国作家作品的“期待视野”也不同于本国作家作品。模仿他国畅销图书的选材和构思，容易陷入“盲目跟风”的泥沼。莫言曾一语中的：“向外国作家学习的同时，不能忘了自己的根，不然写出来的东西只是二手货。”^[3]林语堂初到美国时也差点“盲目跟风”，想写一部关于西方文化的作品。对此，他的出版人赛珍珠和华尔希都持反对意见。赛珍珠认为：“以中国人视角写的西方题材作品并不会让西方读者有新鲜感。”华尔希也表示：“如果你整本书的风格都是在西方影响之下的，我认为你就犯下了大错。”

作者在创作面向海外读者的中国故事内容时，如果只关注“中国性”，而忽略了“世界性”；只谈“中国传统”，而不论“现代意义”，这种缺乏“中外文化融合”“古今文化融合”的故事内容极易让海外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因产生水土不服的不适感而放弃阅读。这正是不少中国典籍译作的主要读者还局限在学术圈，未能走近普通读者的原因所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社长孙玉认为，一些中国典籍之于外国读者，就像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之于中国读者。^[4]然而，在亚马逊和Goodreads关于中国题材的图书中，2000多年前的《道德经》的阅读量和评价量都位居榜首。究其原因，不难发现《道德经》探讨的内容是诸如宇宙创造动力、万物运动规律、人类行为准则等具有普世价值的问题，具有经世致用的现代意义。美国前总统里根曾用“治大国若烹小鲜”来阐明其执政理念，而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曾建议国际社会用老子思想来应对世界金融危机。

除了具备好的选题和内容，“中国故事”还需优秀的作者将其“讲”与外国读者。一旦对外图书的作者缺乏“讲”故事的能力，那“中国故事”和外国读者间便失去了互联互通的关键纽带。一方面，对外图书作（译）者必须具备扎实的双语功底和多元文化意识，能够在充分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上，结合目标语读者的文化背景，以其能够理解的方式加以言传，否则深奥精妙的中国文化会让外国读者觉得佶屈聱牙，不知所云。另一方面，对外图书作（译）者必须具备创作能力，作者的行文语言、创作风格能否为外国读者接纳和喜爱，直接影响着对外图书的受欢迎程度。所以，对外图书作（译）者必须兼具翻译和创作的双重能力，这类人才的不足是造成我国优秀对外图书稀缺的重要原因。由虞苏美教授翻译的汉英对照版《三国演义》，是第一部由中国人翻译的120回《三国演义》全本，直到2017年才出版问世，较为鲜明地暴露了我国对外图书译者短缺的问题。

林语堂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先行者，一生撰写的“对外讲中”的英语著作多达三十多部，被译成多国文字，畅销海外，成就了他“中国文化的非官方大使”的美誉。林语堂的图书创作之法对于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苏东坡传》便是集中体现他创作策略的一部作品，也是他最为满意的一部作品。

对外图书的选题应从目标读者的当前“期待视野”入手，继而由点及面，由浅入深，不断深化和拓展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实现对外图书选题策划由被动迎合到主动输出，为传播更多的中国声音打开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对外图书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对外图书的选题策划最能体现出版者的市场化运作能力。林语堂的作品能在美国一炮而红，离不开出版商华尔希、赛珍珠夫妇对于美国图书市场需求的把握，对于目标读者“期待视野”的精准定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衰落”让美国人开始关注中国，“美国人似乎又回忆起那个已经遗忘很久、充满智慧与和平精神的中国形象。”^[5]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成为同盟国、赛珍珠中国题材作品《大地》轰动的原因更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产生了解中国的兴趣，这让华尔希、赛珍珠夫妇于竞争激烈的美国图书市场中看到一片蓝海，美国读者想要阅读“以中国人的视角写的当代中国题材作品”。可以说，林语堂第一部英语著作《吾国与吾民》完全是为美国读者量身定做的，此书一经出版，便成为美国年度畅销书，林语堂也因此在英美声名鹊起。

《吾国与吾民》中“生活的艺术”一章受到了美国读者的偏爱，这让林语堂及其出版商敏锐地觉察到中国文人的高逸隐退、达观旷怀、陶情遣兴的生活艺术，正是很多身处高速发展的工业化社会中身心疲累的西方人所亟须的一剂“心灵鸡汤”。于是，林语堂将这一章扩充为《生活的艺术》一书，此书占据了美国一整年的畅销书榜首之位。之后，基于西方读者对于具有人生启迪作用的东方古典哲思的青睐，林语堂创作出版的一系列以“东方智慧”为主题的图书——《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中国印度的智慧》也广受欢迎。

林语堂的创作并不止步于迎合读者兴趣，他还积极拓展目标读者对于不同中国题材图书的需求，让一些原本较难为普通西方读者接受的中国题材作品也渐渐进入他们的“期待视野”，《苏东坡传》就是最好的例证。林语堂在《苏东坡传》的序言中写到，自赴美之初他便想写一本关于苏东坡的书，但这部传记的创作却蛰伏了十年之久。林语堂未成名之前，对于很多西方读者来说，闻所未闻的苏东坡并不在他们的“期待视野”内。但等到畅销书作家林语堂已在西方社会有了一大批拥趸后，西方读者通过阅读林语堂的作品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喜欢上了中国文人的生活艺术和处世哲学。中国文人代表苏东坡的名字也多次出现在林语堂的畅销书中，渐为西方读者所知（苏东坡的名字在《吾国与吾民》中出现了14次，在《生活的艺术》中出现了16次）。林语堂成功拓展了西方读者对于中国题材作品的“期待视野”，《苏东坡传》对西方读者已有了足够的吸引力。

对外图书在内容布局上应注意“求同存异”。一方面，以能体现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内容为切入点吸引读者，使读者产生情感共鸣，让“中国故事”更易被外国读者所接受；另一方面，以古今中外的融合视阈萃取中国文化之精髓，并将其有机融入图书创作中，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世界各国各民族虽然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但对真、善、美的追求是相通的。所以，对外图书应聚焦于体现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内容。林语堂说：“我相信有一种东西如圣·伯甫所谓‘人心的家庭’，即‘灵魂的接近’，或是‘精神的亲属’，虽彼此时代不同，国境不同，而仍似能相互理解”。^[6]他的作品常以体现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内容为切入点来吸引读者。《苏东坡传》英语书名的主标题为The Gay Genius（《快乐天才》），苏东坡的“乐天达观”精神被林语堂称为一种“魔力”，他深信这种魔力能为无数中国人所倾慕，也势必会吸引众多西方读者，因为对闲适生活、快乐人生的向往合乎人的本性，获取“忙中偷闲，苦中作乐”的生活智慧则为所有人所渴求。林语堂在前言中进一步赞誉苏东坡的“民主精神”“人道主义情怀”和“公共意识”，拥有这些理想人格标签的苏东坡对西方读者也就更具有了吸引力。

林语堂认为“人类心性既然相同，则在这个国家里能感动人的东西，自然也会感动别的国家的人类”。^[7]他会有意识地通过具有普世价值的内容以达到与读者产生“情感共鸣”的目的，从他对苏东坡诗词的择选上便可窥斑见豹。他没有选取在中国脍炙人口，却需一定中国历史人文知识才能理解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之类的诗词，而是更多选用了能与西方读者“共情”的词句，如“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西方读者能在“共情”的过程中产生远隔时空的诗心碰撞，从而真切地感受到一个重情重义、情感真挚的苏东坡。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是颠扑不破的道理。各民族的文化都以其独有的民族特色丰富了世界文化，共同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繁荣。中国文化的传播只有站在时代的高度、全球的角度，并有机融入“和而不同”的中国特色文化内容，才能真正走向世界，丰富世界文化。林语堂曾为自己做过一副对联，“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便充分体现了他要融古今中外文化为一体的文学创作理念。他擅长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取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现代生命力和世界影响力的内容。他笔下的中国文化始终是联通中外、融汇古今的，关注的焦点是人生哲学、技术创造、艺术鉴赏、生活智慧等这些世界各国在发展过程中都必不可少却和而不同的元素。《苏东坡传》虽不是一部以介绍中国文化为主旨的作品，但是林语堂却让外国读者在了解快乐天才苏东坡的同时，也尽情领略了中国文化的博大多姿。他通过苏东坡丰富多彩的生活情趣，向西方读者展现了酿酒、制丝、制香、印刷、饮食、茶道、中医药等诸多极具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物质文化；通过苏东坡一生颠沛流离的际遇，将一幅幅或壮观、或精致、或雄奇、或柔美的中国山河画卷呈现在西方读者眼前，让他们得以跟随主人公苏东坡的足迹去了解中国各地不同的地理风貌以及千载仍存的风景名胜；通过苏东坡的一系列社会活动，将婚丧嫁娶、起名、会友、宴饮等中国风俗习惯介绍给了西方读者；通过苏东坡的文学、书法、绘画作品，引领读者鉴赏中国诗词和书画艺术之美；通过苏东坡儒释道混合的人生观，向读者传递对于现代人仍具思想启迪意义的中国古典哲思。

更难能可贵的是，《苏东坡传》做到了文化如水，浸润无声，书中中国文化元素既无刻意植入的痕迹，更无教科书般的说教意味。如林语堂写东坡出仕的章节就不失为一篇精彩的三峡游记，让读者得以随苏东坡的上京赴任之行一览中国三峡的惊险、雄奇、奇幻、秀美；写到苏东坡抄书时，林语堂则通过一句“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此种抄写工作自不可免”自然而然地引出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印刷术的创造历程。当然，林语堂更多的是将这些文化元素巧妙地融入苏东坡的日常生活中，如“美食家”苏东坡喜欢品茶酿酒，能用极简的材料却极讲究的工序烹鱼煮肉，以宣扬中国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

对外图书作者只有具备了扎实的双语功底和良好的文化修养，才能始终以广博的见识进行全局性的思考，以灵活的变通能力去面对文化差异，以敏锐的文化感受力去与外国读者交流，从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讲好“中国故事”，需要作者在语言层面将中国文化转码成目的语表述。对外图书的作者必须具备醇厚的双语素养，锤炼打磨语言表达能力，才能传神达意地用目的语讲好“中国故事”。

双语素养体现在翻译技巧的灵活应用上。林语堂认为“翻译是一种艺术”，他主张翻译应“忠实、通顺、和美”，同时也认为翻译并无成规，应具有创造性。他用英语介绍中国文化时，始终能灵活应用“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引领西方读者领略中国文化的魅力。在《苏东坡传》中，他一方面通过“异化”策略让西方读者体验到原汁原味的汉语，对于一些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名称，他倾向于采取先“音译”后解释的方法，让西方读者体会“说”中文的乐趣，如（阴阳）yang and yin（male and female），（炼丹）lien tan（manufacturing the pill），（养生）yangsheng（conserving life）；而对于成语、谚语等，他多采取“直译”的方法，让西方读者领略到汉语中的语言审美色彩和汉语修辞的精妙所在，如a load of enough feathers can sink a boat（积羽沉舟），the friendship between gentlemen is mild，like the taste of water（君子之交淡如水）。另一方面，他又灵活利用“增补”“替代”“改写”“解释”等“归化”翻译策略，让西方读者不仅能畅通无碍地欣赏苏东坡的诗词、散文、信札，还能领略中国诗文的韵律之美以及“诗以言志，文以载道”的言语力量。

双语素养还体现在作者“化繁为简”的能力上。林语堂曾明确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一个博学的学者，须把那专门知识消化了，并且和他的人生观察联系起来，才能够用平易简明的语句把这知识贡献出来。”^[6]在创作过程中，他始终践行此理。许多中国人读苏东坡的诗词散文都未必能透辟其意，遑论西方人，但林语堂却能将苏东坡的佳作传情达意地引介给西方读者，这是因为他的译作绝非“死译”，而是基于对原文深刻理解领悟并加之一系列协调和会通翻译之法后的一次再创作。他在《苏东坡传》的序言中就表明：“原文引用的诗，因为句中有典故，译成英诗之后古怪而不像诗，若不加冗长注释，含义仍然晦涩难解，我索性就采取散文来达文意了。”^[8]正是因林语堂具备这种以简御繁、变通适会的语言能力，他才能把深奥的中国文化通俗化地介绍给外国读者。

讲好“中国故事”，还需作者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能以世界主义者的思维方式进行创作，打造出适用于“对外讲中”的独特创作风格。林语堂博洽通融的中西学底蕴成就了他独具一格的行文风格，这种行文风格使西方读者更易听懂并爱上他讲的中国故事。

以小品文笔法来写小说是林语堂的一大创作风格。通过在小说中挥洒自如地介入以个人评述为主的小品文笔法，林语堂或旁征博引，或以古鉴今，或会通中外来帮助西方读者轻松地了解中国文化，他的评论要言不烦，既别出心裁又入情入理。例如，他在介绍苏东坡的性格和成就时，就一下引用了五六个西方人所熟知的英美文学家和画家来作参照；说明苏轼、苏辙兄弟不同的文学风格时，他则援用美国亨利·詹姆斯和威廉·詹姆斯两兄弟来比较说明；解释王安石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时，将其整体高度概括为“近乎现代的集体经济政策”，而将管理实施“青苗法”“均输法”和“市易法”的机构类比为现代的“农民银行”“国营贸易局”和“国营零售店管理局”。经他这番左右取譬，西方读者便能从已知推及未知，于脑海中建构起理解的桥梁。

此外，林语堂另一受外国读者欢迎的行文风格便是幽默，他也因此被誉为“幽默大师”。“幽默”一词来自于林语堂对英语“humor”的翻译，他说：“西方人，对‘幽默’这一词，当然是毫无疑问，是人人接受的。”并进一步解释道：“幽默广义上是指一切使人发笑的文字，而最上乘的幽默是表现心灵的光辉和智慧的丰富。”^[9]《苏东坡传》尽显“上乘幽默”，雅趣、闲趣、谐趣事件在书中俯拾皆是。此外，这种“上乘幽默”更蕴含在林语堂中西融会、古今会通的评论中。例如，他如此讽刺王安石的性格弊端：“他以前像王莽，往后则像希特勒，因为他一遇到别人反对，则暴跳如雷——现代的精神病学家，大概会把他列为患有妄想狂的人。”^[8]幽默元素的介入不仅加强了作品的趣味和品味，更加强了古今中外的联结，西方读者常能于轻松会意的一笑中感悟到中国文化的智慧。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当下，图书作为重要的交流媒介，承担着将“中国故事”源源不断地介绍给世界、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的责任。“以书为媒”，传递中国声音，弘扬中国文明和中国主张，更有利于增进理解和认同，不断开创携手共赢的新局面。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图书“走出去”，既是文化自觉的推手，也是文化自信的体现。中国作者和出版者要从选题、内容、语言、文风等多方面进行策划，创作出更多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的优秀对外图书作品，从而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发扬中国精神、体现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助力中国早日实现从文化大国到文化强国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