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出版“走出去”是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参与国际化竞争、展示中国形象、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有效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出版“走出去”肩负的重要历史使命。

我国出版业“走出去”战略于2003年提出并开始实施。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走出去”的战略意义和重要地位不断凸显。为鼓励和支持文化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我国于2007年制定《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指导目录》，定期认定“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和“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2010年，我国出版物已进入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重点发达国家的版权输出总量比2005年增长近14倍。^[1]2012年出台的《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若干意见》是第一次专门针对出版“走出去”的政策文件，第一次明确将“走出去”作为“一把手”工程的政策文件。^[2]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阶段，要使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根据国家版权局统计，2012年以来，我国版权输出数量明显增多，呈持续增长态势，出版“走出去”工作成效显著，我国文化出口竞争新优势逐步形成，为实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过去十余年，出版“走出去”各项政策全方位引导，政府职能切实转变，营造了对外文化贸易发展的良好环境。为解决项目初期资金困难这个首要问题，政府通过实施一系列重点工程，采用项目管理的方式资助外向型优秀图书出版发行，扶持企业构建海外渠道。目前，与出版“走出去”相关的国家级项目和奖励已发展至20多个。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和丝路书香工程已成为出版企业重点关注的三大“走出去”品牌项目。2019年印发的《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将国际影响作为一项指标并明确其评价考核内容和标准。各类、各种所有制文化企业参与度越来越高，协同一致推动内容创新、渠道拓展，形成积极的出版“走出去”格局。“走出去”工作成为出版企业战略发展和事业长青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出版“走出去”工作从起步到逐渐发展壮大，成绩来之不易，经验弥足珍贵。我们曾经出现过于注重扩大规模、一味追求签约数量、实际完成率不高等情况，在项目申报、结项等环节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随着相关制度不断完善，风险把控意识不断加强，工作日趋理性务实，“走出去”更加符合市场发展规律。高校、研究机构、出版单位等深入分析、研究、总结、思考并探析对策，从理论和实践角度探索科学化路径，提升整个行业的“走出去”能力。同时，出版企业主动出击，在与国际出版商合作的过程中交流交锋交融，形成有效运行机制。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我国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设立中国主宾国活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海外举办的规模、影响最大的一次出版交流活动，在出版“走出去”战略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此后，我国陆续担任各大国际书展主宾国，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也设立了主宾国制度，由此给中国出版界带来更多合作机遇。近几年，国际出版商对我国出版物的兴趣愈发提高，与我国出版企业的合作意向明显增强。

借势国家政策保驾护航，企业顺势谋定而动，涌现出众多双效丰收，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项目和案例，树立了中国出版的世界品牌。1出版物“走出去”数量规模逐渐扩大。自有版权输出统计的2000年算起，当年为638项；2019年为14 816项^[3]，增长幅度巨大，增强了“走出去”综合实力。截至目前，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已累计资助3 600余种图书，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累计资助1 700余种图书，丝路书香工程累计资助2 500余种图书。翻译语种、输出国家、出版类别都已形成相当大的规模。②出版物“走出去”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从国际中文、儿童文学到主题图书、学术著作，英文期刊、类型文学等，几乎涵盖所有领域和体裁。出版物形态包括纸质书、电子书、数据库，AR/VR虚拟仿真系统、在线课程等各种传统模式和融合成果。③“走出去”手段越来越多。从普遍采用的版权贸易和实物出口升级到资本运作，从翻译出版到海外组稿，从国内制作、海外销售到本土化定制，设立海外编辑部，从欧美国家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全球布局到一国一策……我国出版“走出去”总体形势从跟跑到并跑，乃至个别项目领跑，成果不断积累。

目前，我国年均图书出版品种和总印数世界第一，是名副其实的出版大国、知识产权大国，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出版的整体实力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力量悬殊。尽管在最新的“全球出版50强排名”中^[4]，我国已有4家出版集团上榜，但在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市场开发方面仍有差距。世界出版强国把出版作为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作为展示国家形象、提高国际传播能力的有效途径。英国凭借语言优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图书出口大国，2017年出口额达到15.98亿英镑（约21.6亿美元），其次是美国和德国。^[5]而我国在2019年的图书、期刊、报纸出口总金额为6 079.69万美元，音像、数字出版物出口总金额为205.90万美元^[6]，与我国出版大国地位并不匹配。

与知名国际出版商相比，国内出版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明显偏弱。“走出去”业务在国内绝大多数出版企业中不是码洋增长点，不是主要利润来源，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动力和意愿不强。从项目运营角度看，很多“走出去”项目通过资助方式开展，有的停留在完成任务层面，有的后续维护工作不到位，难以在国际上形成具有强烈辨识度、可持续性的品牌效应。从资本输出角度看，虽然很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实际上仍存在不少风险和不小阻力。从海外布局角度看，我国在海外的分支机构往往面临水土不服的困难，运营能力和适应能力有待提高。从数字化转型升级、融合发展角度看，各大知名国际出版商纷纷抢占先机，优势明显。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早在26年前就开始了数字化进程。圣智学习出版集团于2018年就推出“圣智无限”数字内容订阅服务。我国出版“走出去”只有快速适应国际化和数字化的大趋势，形成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市场主体，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话语权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表现。逆全球化背景下，很多国家民粹主义盛行，文化排外乃至文化霸权现象日趋严重，中国出版全球传播的思想受到相当程度的冲击。^[7]能够进入西方主流渠道并对西方主流社会产生影响力的“走出去”出版产品少之又少。^[8]加之英语又是世界主流语言，在国际传播中处于强势地位，使我国在对外文化传播中处于不利境地。以英文学术期刊为例，全球排名前五的学术出版商均有上千种期刊，最多达3 000余种，而且其运作方式和渠道、数字平台建设和影响力都比较成熟。相比之下，截至2020年底，我国（不含港澳台地区）仅有430余种英文学术期刊，其中英文科技期刊375种^[9]，英文人文社会科学期刊60余种，自身的内容平台也存在短板，导致传播力和竞争力处于劣势。另外，作为传播主体，我们的出版企业一些传播方式缺乏有效应对西方话语挑战和话语霸权的手段，传播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有待提高，需要不断尝试和调整，真正把具有价值观承载，进而能对国外受众产生价值观层面影响力的作品推向世界。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响，我国处于国际形势日趋错综复杂的大环境中，出版人要立足国内，放眼世界，坚定文化自信。只有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引，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走出去”工作才能行稳致远。要把确保出版意识形态安全作为一切“走出去”工作的基石，落实到对外翻译出版发行全过程。一方面，充分展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精神的内容，真实立体全面客观地讲好中国故事，汇聚国际正能量；另一方面，积极推动中国思想文化“走出去”，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发出中国声音、传播中国思想、阐释中国价值观。这对于维护我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10]

“走出去”工作中，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化运作形成一个良性的闭环。^[11]政府层面应继续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实施重点工程，开展专项活动，增强“走出去”工作治理体系的整体性和协同性。要改变“走出去”“重量不重质”的现象，从关注规模扩张向注重质量效益转变、从粗放式发展向注重精细化管理转变，形成新的考核和鼓励机制。同时，企业层面也要在“走出去”工作的顶层设计上加大政策和资源保障力度，在内容、产品、渠道、销售模式、资本运作等方面创新交流合作方式，将出版“走出去”工作与经济开放和外交格局紧密结合，发挥文化为政治、经济和外交服务的作用，大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新闻出版业更好服务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出版“走出去”同样要把牢质量生命线。产品的竞争力、品牌的生命力、出版社的国际影响力、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离不开品牌意识和精品路线，这是支撑“走出去”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走出去”过程中的内容建设是关键，要注重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达，充分了解对象国的语言文化体系，用对方听得懂、听得进、理解得透的方式传递给他们，“走出去”也要真正“走进去”。要在构建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体系上下功夫，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为更好实现精品目标，要进一步突出3方面的工作：加强前期策划、有针对性地打造填补国际空白、产生品牌效应的系列出版物；建立并完善外文输出版图书审核制度，确保思想性、可读性、可行性、艺术性等方面的质量；加强后期跟踪和调研，强化对出版物“走出去”经验的总结及应用，将出版国际传播力发挥到最大效益。

着力于“走出去”的同时，不能忽略引进来。要利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形成双向互通、健康互动的共赢局面。适当条件下，可采取以进促出的方式，广泛开展合作。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精髓，在培育好、发展好本民族文化的原则上，也要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共同促进世界文化的繁荣。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呼唤大胸怀。国际出版界、教育界、学术界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加强对话与互动，坚持立己达人、不搞零和博弈，架设文明互学互鉴桥梁，促进民心相通，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随着我国出版“走出去”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要进一步激活出版合作共同体力量。一方面，继续融入全球合作网络，共建“一带一路”，共商共享，做大做强，增强“走出去”的精准度和实效性。可以通过建立联盟、跨行业跨领域多元化合作，培育各方知华友华力量，发挥海外华人华侨作用，增进合作动力，共建出版“走出去”合作新生态。另一方面，国内出版机构之间应建立合作共同体关系，互通有无，协作出海。不能让优质资源囿于单位、资金、机制、地域等因素的限制无法发挥优势。要打破壁垒，疏通机制，发挥优势资源，盘活存量资源，用好新增资源，善于整合，凝聚力量，共同提升国家整体形象和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国出版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中国出版业距离世界先进水平仍然有很大差距，这种差距需要我们用高质量发展的理念，自觉地用好新技术去攻克。^[12]疫情虽然给全球出版业带来巨大冲击，但促使了融媒体、信息化、数字化打通“最后一公里”。要充分利用技术赋能，研判各国出版业数字化发展阶段的现实情况和需求，以实现优质内容交流传播、优化出版合作效能为目的，深化数字领域合作，构建数字合作格局。在传统的纸质出版物“走出去”工作基础上，不断创新电子书、在线课程等数字资源的“走出去”形式，探索研究配套平台、版权保护、商业模式等新问题，形成趋于成熟的数字业务国际模式，这必然是出版“走出去”未来的趋势和亮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要加强高校学科建设和后备人才培养，提升国际传播理论研究水平。”国际传播人才要牢记出版使命，有本领、有情怀，还要具有放眼国际、创新意识，具备运用外语、熟悉外事、传承文化、沟通协调、应对风险等复合型能力。要加强人才梯队建设，提升对“走出去”工作的理解和认知，构建科学的培养选拔机制，激发做“走出去”工作的主动性和内在动力，打造一支与国家发展战略新需求相适应、与构建我国新发展格局相匹配、与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相融合、与出版国际合作发展新趋势相契合的高质量人才队伍。^[13]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加快形成更高水平更高层次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强化国际传播和文明互鉴，利用线上线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出版“走出去”要顺应时代趋势，不负使命担当，为增强文化软实力和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提供发展新动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