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面向有关高等学校征求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及其管理办法的意见。这一版专业目录把出版（专业代码0553）与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翻译等并列在文学大类下，同时以注释的方式说明：代码第三位为“5”的是专业学位类别，名称后不加“*”的可授硕士、博士专业学位。这表明，如果该专业目录及其管理办法获得通过，那么出版将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学位类别，可招收专业学位硕士和博士。

与此同时，此次同步发布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指出一级学科设置和博士专业学位类别设置应符合的一系列基本条件。比较两组条件可以发现，核心区别在于要求一级学科应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形成已经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理论、知识基础和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和学科内涵，与其他一级学科有比较清晰的界限”。

从出版学自身建设与发展的角度看，不论此次学科专业目录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将出版学以怎样的学科地位和专业类别加以设置，出版学界、出版专业研究者与学习者、关心出版学发展的业界人士都应该直面出版学作为一门正在生成中独立的学科存在的不足与挑战，集中力量做好出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对标一级学科的要求，构建学术界广泛认同的出版学概念体系、理论体系、方法体系、课程体系和应用对策体系。

出版学是以文化的选择、传播与传承为目的，综合应用多学科研究方法，研究人类社会出版活动存在和发展规律的一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长期以来，出版学学科建设得到党和政府相关部门与学界、业界的关注和支持，形成了良好的学科发展格局。学者们对出版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主要研究方法和知识基础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探讨，形成了一些有影响力的学说观点，受到学界的普遍支持与认同。但作为一个学术界广泛认可的学科，出版学还缺乏成熟的理论体系构建和公认的学科研究范式。诚然，这些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几代学人的不断努力，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有理由畏难不前。纵观人类历史上一切“常规科学”的生成，无不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当前的出版学科建设，既需要高屋建瓴、切中肯綮的深刻见解，也离不开具体而微、由浅入深地对出版实践和研究现状的总结提炼。

作为出版实践的一个子领域，科技出版具有自身独特的运行特点，遵循独特的运行规律。近年来，因其事关国家科技创新和文化安全，科技出版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在政策的推动下，近年来我国科技出版实现了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和系统性的重大变化，世界一流期刊培育计划成效卓著、高端科技论文与科技信息平台建设取得进展、科技评价制度改革迈出重大步伐、科技赋能科技出版知识服务亮点突出。作为对国家政策和行业发展的因应与回响，学界再次掀起了研究科技出版的热潮。专家学者们从多个视角展开了研究，深入探讨了新环境下科学交流的生成逻辑和显著特征，科技出版产业转型升级的现状与问题，为国家科技发展提供知识服务、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路径等。

正是基于出版学学科生成背景下的理论自觉，本文对近年来科技出版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探讨科技出版研究背后的理论基础及其演变，以期为科技出版实践提供更有力的解释和更有针对性的指导。尤其重要的是，笔者希望通过对科技出版研究理论的整理讨论，管中窥豹、抛砖引玉，为出版学学科大厦的构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添砖加瓦。

作为出版学研究的一个子领域，科技出版研究也难免受到传播学视角和图书情报视角分野的影响。图书情报学者通常将科技出版视为知识服务的前端环节，科技出版业为知识服务提供初期产品——文献^[1]；而传播学者更关注科技出版的传播效果、能力建设和社会效用。近年来，出版学作为一门正在生成中的学科，学科独立性和自身建设取得了一定的发展，科技出版的研究也探索出一些新的、与传统传播学和图情学科不同的理论视角，比如前文提到的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知识社会学，即从科学知识的生产方式及其对社会关系的影响来把科技出版置于社会学框架下考察，其特点是强调对科学史和科学实践的回归和批判。这种理论视角的创新，对科技出版研究而言，无疑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有助于直接吸取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养分，从更高的站位理解科技出版的内在逻辑和演化路径。

传统的科技出版是面向学术科研人员的专业性出版，尤指以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生物医学等学科领域研究成果为内容的期刊论文、图书专著和数据库的出版。科技出版有着特定的读者对象和独一无二的内容把关机制，与面向普通读者的大众出版和教育出版相比，科技出版追求“绝对真理”，具有一种“为知识而知识”的“象牙塔气质”。长期以来，科技出版作为一种知识服务模式和科学交流的正式方式，其价值在于为科学发现提供注册、认证和存档服务。科技出版的知识传播功能不受重视，整个科学交流系统也不强调科技出版的传播效果。然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公民科学”的兴起，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广泛普及，政府、企业和公众知晓和参与科研的热情日益高涨，科学出版促进公众理解科学以维护其社会权威性的功能日益凸显。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社会各界对科学传播的关注前所未见，科学传播在现代社会中规避和对冲风险的不可替代作用凸显出来。2021年6月，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印发《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要求“加快提升学术期刊内容质量和传播力影响力……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更大贡献”。科学传播能力被写入我国科技出版战略发展规划，突出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学术出版和科技期刊科学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视。

科学传播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最初是被作为公众理解科学（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简称PUS）由国外学者提出来的^[2,3]。经典的PUS研究范式是通过实证调查了解公众对媒体科学报道的识用状况及公众对科学和技术政策的态度。传统的PUS研究基于“科学—媒体—公众”模型或基于“科学家—普及—公众”模型^[4]，两种模型均未重视科技出版在科学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事实上，科技出版是科学知识向大众普及的前端部分。根据米歇尔·克洛伊特（Michel Cloitre）和特里·希恩（Terry Shinn）提出的“四类科学文本”（业内文本—专业间交流文本—教学文本—大众化文本）理论，传统意义上的科技出版产出的是前两类文本，即“业内文本”和“专业间交流文本”^[5]。“四类科学文本”理论较好地揭示了科学知识生产的“黑箱”，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传播背景下拓展科技出版的意义和边界具有启发意义，应当为广大科技出版理论与实务工作者所重视。从已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科技出版的科学传播功能关注度显著提升，后疫情时代科学传播的挑战与应对^[6]、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科学传播的政治化倾向^[7]、新媒体场域下科学传播过程中的公众参与等议题广受热议^[8]。对科技传播的研究，拓展了科技出版研究的边界，成为近年来尤其是疫情以来的新趋势。

过去，科技出版研究主要关注以科技论文为代表的科技文献的编辑、加工、评议和出版，研究重点集中在内容生产层面，例如，科技论文的质量控制、影响力提升和评价等。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逐渐介入学术交流和专业学术社交媒体的应用普及，科技期刊开始引入全媒体运营策略，通过运营微信公众号、嵌入具有社交分享功能的增强出版元素等方式积极参与社交媒体学术信息生态系统构建。在此背景下，学术社交媒体发展^[9]、学术社交网络用户关系^[10]、在线学术社交网络知识组织^[11]、学术期刊的新媒体学术运营等议题受到学者们广泛关注。从过去重点关注科技论文出版到当前关注学术社交媒体和科研网络，反映出科技出版研究从内容到“内容+关系”的转变。

科技出版研究从单一内容转向“内容+关系”标志着学界意识到知识节点和关系网络在科技信息传播过程中同等重要。基于科学交流的关系网络开展科技出版研究和实践，能够打破科研工作者的传统知识交流壁垒，满足其科研信息需求，维护其个人学术社交关系，促进科研工作者的知识交流与知识创新。^[11]事实上，根据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和库恩（Thomas Samuel Kuhn）关于学术共同体的观点，科学交流系统在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以科技期刊为主要载体的正式学术交流系统是传播学术思想、凝聚学术共同体的重要平台，科技出版与学术共同体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科技出版关注学术社交功能实际上是现代科学交流系统在社交媒体环境下对科研人际交流和学术共同体关系构建的回归和复兴。关于科技出版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在探究学术社交网络用户交互行为与科技出版物内容特征的基础上，揭示用户关系与知识需求之间的关联关系，实现基于用户交互关系的多维知识关联组织，探索基于用户交互需求的知识服务模式，强化多元主体协同的服务链建设。^[12]

自20世纪90年代“开放获取”运动兴起以来，我国科技情报界和学术界对开放获取的概念与特征、模式与机理、发展趋势与路径、政策制定与实施等问题进行持续关注，推动了广大科研人员、研究型图书馆、科研基金和政策制定者对开放获取的认知，客观上促进了我国开放获取运动的发展。经历了30余年，开放获取运动取得了长足进步。全球科技信息领域的开放实践正在从最终研究成果的开放获取走向面向整个科学研究生命周期和所有类型科技信息资源的开放科学。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从科研选题的确定、科学观察与实验，到研究结果的验证与重用都离不开数据、资料、文献的支撑，可验证、可重复的科学必然依赖于科技信息资源的全面开放。“开放获取是要求科研资助产生期刊论文的开放，即最终成果的开放；而开放科学鼓励从科学发现之初到科学实验、验证、产出、传播、应用和创新的开放，即整个科学生命周期的开放。”^[13]“开放科学是科学发展要实现的目标，而开放获取是实现开放科学的过渡和途径之一。^[14]”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刘细文、赵昆华等学者指出，从开放获取迈向开放科学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开放科学对科学主体、客体、主观、客观层面都提出了更高的开放要求。他们提出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纬度认识开放科学的内涵，其中纵向纬度是指针对整个科学生命周期中涉及的所有学术交流参与者，横向维度是指针对不同学术交流载体和各种科学实践形式。^[13]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开放科学议题的关注以及对开放获取与开放科学关系的探讨，体现出科学交流与知识生产研究理论的视角转向。长期以来，学者们对科学知识生产的研究存在着以默顿（Robert King Merton）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和以曼海姆（Karl Mannheim）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之争。默顿及其学派强调“科学是一种社会建制”^[15]，倾向于认为科学的知识内容与纯科学之外的因素无关，科学家的互动主要在科学组织以内，即后来科学史学家库恩所说的“科学共同体”内部^[16]。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则在批判吸收默顿学派观点的基础上，引入“行动者网络”，认为科学不仅是科学家的个人认知行为，也不单纯是科学家之间互动的社会行为，而是包括科学家、政治家、企业家，以及其他多种社会角色互动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科学知识社会学看待科学的观点和理解科学的角度，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开放科学高度一致，其根本旨归是将科学纳入国家创新系统中，将科学研究作为一种社会知识生产模式和知识经济时代的一种生活方式。从关注最终研究成果的开放获取（绝大多数科研论文的读者只可能是科研人员），到关注科研全过程的数据、信息、知识全面开放（有关数据、信息、内容很可能被企业、政府、公众等其他行动者关注和使用），体现出相关研究从知识社会学到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演化与转向。

面对全球如火如荼的开放科学运动，我国科技情报领域的开放科学实践还面临相关人员认识不足、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程度不高、平台稳定性和可靠性有待完善、学术首发确权和认定机制不健全、开放共享可能导致的学术不端等问题亟待解决，需要加快开放科学理论研究步伐，以促进实践更好地向前发展。

20世纪60年代，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S·库恩在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科学研究的“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用以描述“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16]；是“一个科学群体所共有的全部规定”^[17]；是科学共同体内部进行科学实践活动的一套认知规范^[18]。科技出版作为一个具体的研究领域，尽管尚不成熟，但近年来正在生成自己的研究范式或曰“准范式”。

研究范式的生成，需要先找准其在科学体系中的准确定位，即研究其学科性质^[19]。从学科性质来看，科技出版研究成果关注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社会性、关系性、组织性和协作性，已经形成了典型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社会性，彰显了科学知识共建的群体性^[20]。基于此研究视角，不少研究成果将科技出版产业置于国家创新系统、数字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区块链技术等）、公民科学、知识经济、开放科学等宏观发展生态之下，探讨国家或政府、技术及技术提供商、社会公众（作者与读者）等对科技出版过程的干预、影响、协商与合作过程。围绕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关系性，大量研究成果分析了科学知识在生产过程中与个体、机构、国家之间或不同知识生产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例如近年来兴起的研究热点，从知识与用户的关系角度探究科技出版的知识服务模式，从国际关系的视野中探讨科技出版“走出去”的价值与方式等。在关于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组织性研究中，从组织单位的主体角度出发，已经产出了一系列关于科技出版单位的出版目标、实践、功能与效益的相关探讨，并着重分析了科技出版单位在数字化转型或建设数字平台中的实践；从组织管理的视角来看，科学编辑的角色、功能、人才培养等研究问题也得到了高度重视。研究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协作性主要是探究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不同主体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如科技期刊集群的协同建设问题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

学科范式的培育，最首要的问题是研究内容的确定，具体表现为核心概念的凝练，或者说实现核心知识的概念化^[21]。从研究内容看，核心概念体系的形成，是学科或研究领域向成熟转变的重要标志。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科技出版领域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概念体系，主要围绕两方面：一方面，科技出版领域对于科学知识生产的对象已经形成了广泛认同的核心概念体系，即文本、数据、知识、内容、服务，尽管针对这些核心概念，学术共同体成员并未达成一致认可的专属于科技出版领域的定义，但研究者们已经普遍认识到核心概念所指称的含义、范围与价值，并对概念间的嵌套、交叉或层级关系形成了初步的理解，且分别以这些核心概念为核心对象开展了相关研究；另一方面，面向科技出版流程的核心概念体系已经基本确立，即分为科技信息的生产、加工、消费、传播等阶段。当前，从其中的一个或多个阶段展开论述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也有学者从价值链、产业链、信息链等视角对科技出版产业的全流程进行了探讨。核心概念体系的形成，有利于学术共同体围绕核心概念展开争鸣与讨论，聚焦研究主题，积累研究成果，促进研究理论创新，推动学科发展。

学科研究范式范畴中的价值取向，是指学术研究中蕴含的“世界观”“信念承诺”和“共有价值”等与“价值”范畴密不可分的东西。一旦认知图式、价值模式转换了，我们对对象的解释就会变得完全不同。毫无疑问，“理论、观念、信念”“世界观”“信念承诺”和“共有价值”等这些东西，正是以“范式”的名义规制着科学共同体成员科学活动行为的“价值取向”。学科中的哪些问题值得研究、该怎么研究、成果该如何评价等，都是由范式中共同体成员的“理论、观念、信念”“世界观”“信念承诺”和“共有价值”等来决定的。^[21]

一言以蔽之，研究范式中的价值取向是学科共同体成员追求学科发展精准定位的一种价值立场，对学术共同体研究目标的选择、研究过程与成果评价至关重要，对学科发展具有极端重要意义。^[21]找准科技出版研究的价值取向，就需要思考科技出版存在和发展的价值。

从价值取向看，科技出版服务于国家重大科技需求和国家创新系统、以社会效益为重这一基本价值选择已经成为共识。在这一价值取向的规约下，最直接的表现是一系列探讨科技出版社会价值的研究成果涌现，这些研究成果将科学知识生产的意义、价值与过程由学术圈弥散到国家与社会的层面，重点探讨了科技出版在服务行业发展、科技创新、科技强国战略中的社会责任、使命担当与发展策略。其次是形成了以科技出版管理为核心的研究方向，这一研究方向具体的研究内容包括科技出版的宏观管理、科技出版体制机制改革、对科技出版政策文本的分析等。除上述两个较为显性的表现外，这一价值取向也在潜移默化中使研究人员在研究过程中以社会效益作为评价科技出版实践绩效的标准，并以此为目标依据对科技出版实践提出发展建议。

学术共同体是具有共同信念、共同价值、共同规范的学术群体^[22]，是范式的社会基础。^[23]从学术共同体看，以科技出版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学者群正在形成、科研机构逐渐稳定，专门关注科技出版议题的学术期刊和期刊栏目已经出现。

总体而言，以科技出版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学者数量庞大且具有明显的异构性，除来自大学或科研机构的出版学领域的学界人员外，来自出版社或期刊社从事科技出版工作的业界人员（科技期刊编辑为主）也占有较大比重。此外，图书情报领域与传播学领域的一些学者也是科技出版领域学术共同体的组成部分。科技出版学术共同体成员的这一构成特点一方面为凝聚研究共识、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带来了困难，但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之间的交流有利于出版学理论、图书情报学理论、传播学理论在科技出版研究领域的交融，为丰富科技出版研究成果，推动科技出版理论体系建构创设了有利条件；而科技出版领域的业界编辑由于丰富的实践经验为科技出版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践案例与业界观点，有利于保持科技出版研究成果不脱离实践，始终为行业发展服务。此外，稳定且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发表渠道的铺陈，有利于形成与维持学术共同体良好的研究生态。目前重点关注科技出版议题的学术期刊已经出现，如《中国科技期刊研究》与《编辑学报》；其他出版领域的核心期刊也刊载了大量的科技出版研究成果，如《科技与出版》曾创设了“科技期刊助力科技创新”的特别策划专题等。

研究方法与工具体系的完善对研究领域的发展与进步至关重要。通过对近年来科技出版研究成果所采用的方法工具进行梳理，不难发现，从前的研究方法以归纳总结、定性分析、观点阐述等质性描述方法居多；而近年来科技出版研究成果则更多地采用量化研究方法，并注重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使用，在研究工具的选用上也保持与时俱进，积极运用新的研究工具。这些都说明科技出版研究领域的方法工具体系正在逐渐走向成熟。

量化研究方法是社会科学领域主流研究方法之一，科技出版研究领域应用量化研究方法，不仅能够丰富其研究方法体系，还能够促进学术深化，推动学科突破性发展。^[24]从现有的研究来看，运用量化研究法的研究成果的研究主题多围绕科技期刊或科技论文展开，如科技期刊影响力、科技期刊的综合评价、论文影响因子等。不仅采取量化分析法进行研究的成果数量在增多，运用的量化研究方法种类也更加丰富。描述性统计方法因其成熟度高、操作难度低是在科技出版研究领域被应用最多的量化研究方法。除此之外，科技出版研究成果对文献计量法、多元回归分析法、问卷调查法、量化的比较研究法的应用频次也较高。其中文献计量法被广泛应用于科技期刊载文的研究热点与现状的分析中。在构建期刊评价模型时则多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如李跃艳等基于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期刊评价模型^[25]、刘洋等基于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中国科技期刊量化评价指标间的相关关系^[26]、王志娟等基于因子分析法对科技期刊的学术影响水平进行综合评价。^[27]利用问卷调查法了解科研人员或办刊人员的想法、态度与行为的研究成果也较为常见，一方面是通过被调查者的观点了解现状、问题或对策：如通过调查高校科研人员与办刊人员分析中国高校科技期刊服务学科发展的现状，^[28,29]另一方面旨在探察被调查者的态度与行为，如通过问卷调查科研人员在期刊媒体平台上投稿、获取文献等使用习惯^[30]、调研科技期刊编辑的职业认同^[31]等。在国内外科技期刊及其载文的相关研究中经常运用量化的比较研究法，以总结国内外科技期刊发展的异同，为我国科技期刊建设提供参考，如郝宁等对国内外细胞生物学的顶级期刊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大数据比对分析^[32]。除上述较为常用的量化研究方法外，推断性统计法、数学模型法、共词分析法、引文分析法也有被应用。量化研究方法在科技出版领域的更多应用与采用量化研究方法的研究成果发表载体的众多是分不开的，出版学领域内对量化研究方法偏好度较高的《中国科技期刊研究》与《编辑学报》极大地促进了量化研究方法在科技出版研究中的应用。此外，图书情报学领域的一些期刊如《情报杂志》也刊发了大量运用量化研究方法的科技出版研究成果。

当研究问题较为复杂，仅运用一种研究方法难以更好地解构研究问题时，需要使用多种研究方法。多种研究方法分为单纯意义上的多方法研究与混合方法研究，单纯的多方法研究是指在一项研究成果中同时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研究方法，而混合研究方法既强调采用研究方法的数量要大于或等于2，还要求同时包括定量研究方法与定性研究方法。^[33]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内采用多研究方法的研究成果的增多，可以反映研究者们对领域内研究问题复杂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以及研究水平和研究能力的提升，能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学科或领域的发展水平。近年来，一项科技出版研究成果中同时使用多种研究方法的情况在增多，其中应用单纯意义上的多方法研究相对混合方法研究而言更为广泛。较为常见的是将描述性统计法与对比研究法、文献计量法、问卷调查法等结合使用来揭示数据分布的特征。此外，文献计量方法也经常与多元统计分析法或社会网络分析法结合使用来探讨科技出版领域的研究热点主题。虽然科技出版研究成果中以归纳总结、观点阐述等质性描述居多，但采用规范的如深度访谈、话语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将质性研究方法与定量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使用的研究成果则更为少见，不过也偶有出现，如接雅俐将访谈法与描述性统计法结合使用探察了青年公派留学人员对我国科技期刊的真实认知。^[34]在未来的科技出版研究中，应更加关注定量研究方法与定性研究方法的混合研究方法的应用。

研究方法往往伴随着研究工具的使用，研究工具的合理使用能够提升研究人员的研究效率与研究水平。在科技出版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中，数据库工具（如WOS、CNKI）、数据分析工具（如SPSS）等传统的研究工具被广泛应用。如今，网络海量信息环境下，仅仅依靠传统的研究工具已不能满足较之前更为多元的科技出版研究情境的研究需求，因此，近年来科技出版研究领域也积极应用新的研究工具。通过对科技出版研究成果所使用的研究工具进行梳理，发现一些新的量化研究工具和基于计算机及大数据的分析手段得到了应用，例如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虚拟仿真技术推演科技期刊之间的关系网络，用网络日志分析法和文本挖掘工具分析科技论文的传播效果，用文献计量法和知识图谱工具展现科技出版研究成果间的联系、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用替代计量工具（Altmetrics）评估科技期刊的社会影响力等。对新研究工具的应用，显示出科技出版领域研究工具体系正在不断发展完善，这是保持研究领域研究活力的重要保证。

近年来有关科技出版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科技出版知识服务、推动开放科学发展、构建高端交流平台等前沿议题方面的进展尤其值得关注。与之前相比，近年来科技出版研究呈现出一些新趋势和新变化，包括理论视角实现创新、研究范式正在生成、方法工具逐渐成熟等方面。尽管近年来，科技出版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理论基础方面，关于科技出版的基础理论仍待加强，不管是传播学视角还是图情视角，抑或近年来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视角，都只是为科技出版研究提供理论背景与参考借鉴。作为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科技出版研究想要取得更大进展，还需要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做出更大努力。一方面要加快构建自身概念体系、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作为一个学科的“学科基质”和“符号概括”，基本概念是构成学科范式的根本元素。对一个学科来讲，概念是最基础的范畴，是关于学科研究对象认知的最精炼概括，也是学科共同体交流对话得以实现的最基本学术单元。当前科技出版基础理论的研究，甚至是整个出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面临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是核心概念的凝练或者说核心知识的概念化。已有的研究表明，科技出版甚至出版学的一些核心概念仍然未被清晰界定、需要重新定义。“文献”“数据”“读者”“用户”“阅读”“检索”“重用”“同行评议”“开放科学”等基础概念需要经过学科化界定才能纳入科技出版学的核心体系，而不应当直接借用其他学科。

另一方面，在借鉴西方科学交流相关理论的同时，要努力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出版研究理论创新，只有这样，方能扎根中国科技出版的实践，解决我国科技出版发展面临的问题。我国的科技出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遵循“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针，要正确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发生矛盾时，绝不能照搬西方国家一味追求经济效益。科技出版现象、科技出版的研究对象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这就决定了出版学方法体系的建构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引领。我国科技出版研究的哲学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才能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出版研究理论创新。

研究范式方面，应进一步明确研究对象、界定学科边界、梳理研究内容、建设学术共同体，产出一批具有学术高度和广泛认同度的经典专著或论文，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社会认同度和学科显示度，提升研究水平，以更好地服务我国科技创新战略。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强调，范例是科学研究范式的典型体现，是研究范式的“类存在”，学习者是通过范例来理解和把握范式的。对于学科范式来说，最经典的范例就是代表性作品，其中最受认可的就是教科书和经典著作。从构建科技出版学科范式的角度出发，当前我国科技出版研究范式生成最有效的抓手之一就是进行教材建设、出版学科专著。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科技出版投入的增加，科技出版产业实现了飞速发展，关于科技出版的研究成果数量不少，但真正可以称之为“范例”的高被引论文、经典教材、经典著作可谓凤毛麟角。以科技出版教科书为例，第一数量少，第二进入国家级和省部级规划教材的几乎没有，第三相关专业和课程也很少采用。一些有影响力的研究论文，大都发表在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学术期刊当中，而在图情档学科下，科技期刊出版属于“非主流”，话语权相对较弱。实际上，对于处在学科发展初期或者“前学科”状态的出版学和科技出版而言，作为学科范例的理论教材、经典专著建设最可行的方案是在学科共同体内集中力量进行创作，由教育主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教学指导委员会等机构组织编写和推广使用。

工具方法方面，应重视实证研究与非实证研究的结合，量化方法和质性方法的平衡，同时要注意新方法的引介和吸收，使研究方法更好地为研究目的服务。

首先，要明确一般方法的适用性问题。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基本可以适用于科技期刊研究，但并不是所有研究方法都可以应用于所有科技期刊问题的研究，这里有一个方法的适配性问题。只有当方法与研究对象与研究价目标契合时，方法的效能才能得到体现，研究的结论才是可信的。比如量化研究方法在期刊评价、产业经营管理等问题上具有良好的适应性，但是在科技出版文化、科技出版基础理论等研究上不见得如鱼得水。

其次，使用一般方法时要注意规范性问题。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有自己的一套使用规范和执行程序，从课题设计、论证、资料收集、整理采纳到研究结果可靠性确认，每一个步骤都有规范性要求。只有按照方法本身的规范和要求进行操作，获得的研究结论才是科学可靠的。从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当前科技出版研究的一般方法使用规范性还有待加强，需要相关研究者尤其是青年研究者、期刊编辑、审稿人共同学习，以便更好地应用和推广规范的学术研究方法。

再次，要保持对新方法的敏感性，不断吸收新方法。当前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着技术的赋能和研究范式的转移与新范式的生成。新科技的发展和应用，给传统研究贡献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科技出版研究作为一个新兴的交叉研究领域，应该对新方法保持敏感性，需要及时关注和吸收新研究方法，并且将新研究方法与本领域研究问题深度交叉与结合，力争产出有分量的成果。

探讨科技出版研究背后的理论基础不仅是科技出版研究中不可规避的议题，也是构建出版学理论体系的必经之路。科技出版研究领域的理论视角转向体现了学术共同体成员正在超脱多学科研究的割裂视角，重新审视科技出版现象的本质和内容，这是获得科技出版领域知识的整体性、独立性、自洽性的前提与基础；正在生成的研究范式则体现了研究人员正在为科技出版研究找寻一个较为成熟可靠的“内核”，这有益于科技出版研究领域早日走向成熟并获得科学共同体的广泛认同；方法工具体系的成熟完善是科技出版学术共同体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反过来又为研究人员提高认识研究对象的水平提供了有力辅助，科技出版研究领域对方法工具的选择、吸收与规范化运用，不仅影响科技出版研究的效率，也影响探求科技出版现象本质规律的研究目标能否实现。尽管近年来科技出版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但直接探究科技出版现象本质的高水平基础理论研究成果还比较缺乏，掣肘着科技出版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诚然，科技出版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导致探讨科技出版现象本质的基础理论研究困难重重，但科技出版学术共同体成员不应该畏葸不前，有责任也有义务怀揣着求索真理的信仰，积极吸收新的研究方法与工具，逐步提高自身的认识水平与研究能力，对科技出版现象的本质作进一步的探索，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围绕科技出版现象的知识与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