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学研究方法是出版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揭示出版活动内在规律的重要工具，直接影响着出版学的研究路径和结论^[1]。近两年来，出版学学科建设引起了出版学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2]。进一步分析、总结我国出版学领域研究方法应用的现状，有助于出版学学科体系的完善。既有文献主要从3个方面对出版学研究方法展开了研究：①出版学研究方法的分类，如罗紫初将出版学研究的综合论证方法归纳为分析归纳法、系统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和定量分析法^[3]；②出版学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如王雯认为当前出版学领域的实证研究和定量研究过少，研究人员仍偏重于利用思辨推理的方法进行研究^[4]，吴赟则认为出版学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实证研究偏少^[5]；③出版学研究方法的进路，如石姝莉援借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方法，认为出版学研究要避免伪实证研究，并提出了出版学实证研究的一般过程^[6]。

虽然学者们对出版学研究方法展开了一定的研究，但对出版学研究方法的文献调查还不完整。既有文献未通过文献计量或内容分析等方法调查出版学研究方法的使用现状，仅是一些定性分析，或针对某种研究方法的分析，资料也过于陈旧，以出版学研究方法为主要对象的文献多集中在2017年之前。为此，本研究选取了《出版科学》（双月刊）《科技与出版》（月刊）《出版发行研究》（月刊）《现代出版》（双月刊）《中国出版》（半月刊）《编辑之友》（月刊）6种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在2016—2020年刊载的学术论文作为调查对象，通过系统抽样法抽取样本，并利用内容分析法逐一分析抽样样本的文献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从而揭示出版学研究方法的应用与演变规律，观照如下问题：近5年来，我国出版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呈现出何种结构；出版学研究方法的演变趋势。

本研究样本来源于《出版科学》《科技与出版》《出版发行研究》《现代出版》《中国出版》《编辑之友》等6种CSSCI来源期刊在2016—2020年所刊载的文献。CSSCI是人文社科评价领域的标志性工程，评选出学术性强、编辑规范的期刊作为来源期刊。因此，选择这6种立足于出版学的学术期刊作为样本来源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代表性和科学性。

鉴于总样本较大（超过1万篇文献），本研究采用系统抽样法进行抽样调查。如表1所示，本研究进行系统抽样的步骤为：①将6种期刊按照期数进行排列，以每种期刊的总期数为抽样框；②按照系统抽样公式：k=N/n（其中N为总体单元数，n为样本容量，k为抽样间距），计算抽样间距；③将N个单元按某种顺序依次编号为1，2，...，N；④从1～k个单元编号中随机抽出一个单元编号，假设为r；⑤每隔k个单元编号抽出一个单元编号，直到抽出n个单元。经抽取，本研究确定了1 233个抽样样本，如表1所示。

本研究在对研究方法进行分类前，通过观察样本进行了预分类。本研究参考了既有文献，并结合出版学研究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研究方法的分类编码表，如表2所示。研究方法的分类主要有2个角度：数据收集和数据处理。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许多研究并不涉及采用特定的研究方法收集数据，因此本研究对出版学研究方法的分类倾向于从数据处理的角度进行划分。^[7]具体的编码规则为：①案例研究法；②统计分析法；③实验法；④话语分析法；⑤文献计量法；⑥思辨分析；⑦历史分析法；⑧比较分析法；⑨定性比较分析法；⑩内容分析法；⑪实地调查法；⑫扎根理论。此外，出版学研究中有一部分文献既不像思辨分析（个体的思考），也不像实证研究有数据支撑，而是通过逻辑推演或文献概括的方式对出版学理论（如关键概念、研究体系等）进行研究，本研究统一将此类文献的研究方法归类为⑬理论研究。

在运用内容分析法的过程中，本研究遵循了以下原则：①部分出版学研究存在两种或多种研究方法同时使用的情况，但总体上研究方法只属于1种，如部分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进而又借助统计分析法处理数据，这类研究方法统一划分为统计分析方法。②实证研究、理论研究和思辨分析的划分。本研究所指的实证研究主要是有定量和定性数据支撑的研究方法（不包括案例研究法，因为大部分出版学文献使用的案例研究法并没有数据支撑）。理论研究则是指通过经验文献概括、演绎推理的方式对出版学理论进行研究。思辨分析则是以个人的经验作为基础，表达一些观点与对政策的建议、阐发。^[8]

如图1所示，统计后可知，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思辨分析文章分别为56篇、103篇、523篇，其中思辨分析文章的占比达到42.41%，表明思辨分析是出版学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实证研究的占比仅为8.35%，在出版学研究方法样本中的占比较低。其中，统计分析法是出版学实证研究中占比最多的研究方法，占到所有实证研究文献的58.25%，表明统计分析法是出版学实证研究中的主要研究方法。案例研究法是出版研究中使用频率仅次于思辨分析的研究方法，达到436篇，占比为35.36%。此外，文献计量法的占比为1.86%，其在出版研究中的使用频率处于中等水平。话语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定性比较分析法、实地调查法、扎根理论在出版学研究中属于较为小众的研究方法，均在10篇以下。

不同期刊由于选稿取向，或者办刊定位的不同，在研究方法的侧重上有可能存在差异。本研究分别统计了6种期刊的文献在研究方法方面的使用情况。如图2所示，《出版发行研究》和《出版科学》的文献更多地使用案例研究法进行研究，使用案例研究法的文献在其抽样样本中的占比分别为40.09%、40.18%。《科技与出版》《中国出版》《编辑之友》的文献更多地使用思辨分析进行研究，使用思辨分析的文献在其抽样样本中的占比分别为45.82%、55.03%和55.69%。《现代出版》较为平衡案例研究法和思辨分析的文献数量，使用两者的文献在其抽样样本中的占比均为35%。

此外，《出版发行研究》《出版科学》《现代出版》《编辑之友》更加注重对出版学理论和出版史学的关注。这4种期刊理论研究的文献数量在抽样样本中的占比分别为5.60%、5.94%、8.88%和5.55%，运用历史分析法的文献数量在抽样样本中的占比分别为12.93%、10.96%、14.20%和12.03%。《科技与出版》《出版科学》的文献还注重对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二者运用统计分析法的文献在抽样样本中的占比分别为7.27%和7.76%，运用文献计量法的文献在抽样样本中的占比分别为3.64%、4.11%。总的来看，6种期刊的文献均倾向于运用思辨分析和案例研究法。

如图3所示，由于期刊可能存在缩减载文量等情况，本研究统计了出版学文献在2016—2020年期间使用的研究方法的文献占比，以更客观地反映出版学研究方法的年度演变趋势。具体而言，思辨分析的文献数量占比在出版学研究中整体呈下滑趋势，由2016年的45.04%下滑至2020年的36.03%。案例研究法的文献数量占比趋势较为稳定，在36.00%上下波动。理论研究的文献数量占比在2017年后逐渐上升。与2017年相比，理论研究的文献数量占比在2020年提高了约7个百分点。此外，历史分析法、统计分析法的文献数量占比在年度趋势上呈现出较小的波动，显示出这两种研究方法在出版学研究中的使用较为固定。

从排名上来看，2016年样本文献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中，思辨分析的文献数量占比最高，达到45.04%，其次分别是案例研究法（35.64%）、历史分析法（8.52%）、统计分析法（3.97%）、理论研究（3.97%）。而到了2020年，案例研究法的文献数量占比与思辨分析持平，达到了36.03%，两者成为出版学研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研究方法。理论研究的文献数量占比由第五位上升至第三位，为9.39%，其余依次为历史分析法（8.21%）、统计分析法（4.76%）。这表明出版学研究一方面愈发重视从微观视角进行研究，注重对单个案例或多个案例的深入分析，另一方面也更加重视理论研究，积极推动学科体系的完善。

如表3、表4所示。为了客观反映出版学研究方法演变，本研究以研究起点2016年和研究终点2020年的文献作为2个实验组，通过威尔科克森（F·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去判断两组样本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统计描述结果发现两组样本的正态检验值为0.01，呈非正态分布，因此可选择威尔科克森符号秩和检验。威尔科克森符号秩和检验的结果显示，P值为0.37，大于0.05，两组样本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这说明出版学研究的相关文献在2016年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与2020年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在数量上没有显著差异。

吴赟等学者曾认为“出版学研究仅仅依靠思辨方法是不够的”，并呼吁“要对实践进行科学指导，必须大量采用实证研究方法”。^[5]本研究的统计结果显示，出版学研究近5年来对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仍然不足，应用统计分析法、实验法等实证研究法的文献在出版学文献中的占比为8.35%，相比较而言，应用案例研究与思辨分析研究方法的文献占比约为77.77%左右。结合年度演变趋势来看，出版学的研究方法呈现出固化的特点。虽然出版学研究的现象在不断涌现，研究难度在不断提高，但研究方法的进化与发展却较为停滞。

在内容分析的过程中，本研究还发现部分应用思辨分析进行研究的文献，往往是结合作者个人的经验阐述某个观点，或是在提供政策建议，而不是系统地运用归纳法或演绎法针对某个现象进行学术研究，难以体现出学术研究的规范性。部分利用案例研究法进行研究的文献，虽然深入归纳了个案或多案例（例如出版社或某个出版产品）的成功经验，但较难从个体上升到一般，也较难提炼出具有普适性的理论。这两种研究方法固然有其必要性，但过度使用，易造成出版学研究方法的单一化。

美国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一书中提出了“后喻社会”一词。在“后喻社会”中，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个体经验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文化反哺成为常态^[9]。思辨分析与案例研究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基于个体或个案的经验所进行的研究。这两种研究方法在“后喻社会”面临着研究结论难以解释更多出版现象的危机。因此，在出版学未来的研究中，应积极提高思辨分析的规范性与案例研究法的科学性，使其真正为出版研究和出版实践服务。

在本研究的统计分析中发现，2019年后部分出版学期刊开始注重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的文献数量增多，理论研究文献数量的占比提高。这是因为出版学开始强化学科体系的建设，出版学学者自发地重新审视出版学的基础概念和理论，包括数字出版的新解读、出版学的学科性质等基础性的理论问题被提出与讨论^[10,11]。但是，介于宏大理论与基础理论之间的中层理论却长期被出版学者所忽视。目前实证研究缺乏的现状很难支撑出版学研究提出中层理论。

在美国社会学家默顿看来，中层理论“既非日常研究中广泛涉及的微观而且必要的操作性假设，也不是一个包罗一切、用以解释所有我们可以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致性的自成体系的统一理论，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理论”。^[12]学科积累往往从微观实证知识开始^[13]。当下，出版学缺少诸如传播学的议程设置、二级传播理论等中层理论，而这些中层理论都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

因此，出版学需要适当地向实证研究倾斜，以提炼出部分中层理论。这里的实证研究并非是囿于操作技术层面的研究范式（以规范性、工具性、精确性为取向的实证研究可能扼杀学科的自主创新），换言之，不是细节描述式的实证研究，而是属于认识论范畴，寄望于将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统一起来，让理论提炼成为终极追求的研究范式^[14]。正如默顿当时对社会学发展的评价：“我们有许多概念，但被证实的理论却很少；观点很多，定理却很少；有许多‘途径’，但很少到达。”^[15]出版学也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以丰富理论层次。

本研究统计分析出版学的研究方法后发现，出版学的文献在实证研究方面更多地使用了量化研究方法，包括统计分析法、文献计量法等，但对质化研究方法的关注仍然不足。质化研究方法是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工具之一，其要求研究者置身于研究情境中，运用观察、访谈等方式靠近被研究者，以此理解、解释被研究者的行动及意义建构的过程^[16]。方卿从研究对象的维度论证了出版学的学科性质，认为出版学属于狭义的社会科学，出版学的研究依赖于多种研究方法^[11]。

因此，出版学研究方法的实践应是多维度、多元化的，但田野调查法、参与式观察法、扎根理论、焦点小组访谈法等质化研究方法在出版学中的应用仍然较少。出版学对研究方法的运用仍表现出集中且单一的特点。质化研究方法在社会学等学科多年的应用表明，这些研究方法可以帮助研究者从更加微观的、深层的、特殊的社会传播现象中进行细致与深刻的体验，从而帮助研究者归纳分析出新的理念。出版学研究者未来可运用质化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去理解出版现象，或出版活动引发的社会现象。

本研究结果显示，所抽样的出版学研究的文献尚未采用混合研究的范式对出版现象进行研究。在半个世纪的发展之中，混合研究在哲学基础、研究设计、技术方法、话语体系及学术共同体方面已经较为成熟，成长为独立的研究范式^[17]。出版学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特点，如出版学与经济学、产业学结合后的出版经济方向；出版学与营销学、管理学结合后的出版营销方向；出版学与传播学结合后的出版传播方向；出版学与文化学结合后的出版文化方向。

这些研究领域面临着比单一学科更为复杂的研究问题，采用某一种研究方法都可能难以支撑起相关研究，因此对混合研究的使用将为出版学开展跨学科研究提供帮助。心理学研究史上著名的霍桑研究就是利用混合研究为管理学和现代行为学提供了理论基础^[18]。随着出版学边界的不断拓展，其面临的研究对象更为庞杂，将混合研究方法应用于出版学领域既是问题驱动的研究对方法的自觉选择，也是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质带来的必然结果。

本研究以《出版科学》《科技与出版》《出版发行研究》《现代出版》《中国出版》《编辑之友》等6种CSSCI来源期刊为例，通过系统抽样以及内容分析法，分析了这6种期刊在2016—2020年刊登的文献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发现出版学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仍然偏重于思辨分析和案例研究法，学者们对实证研究的关注不足。未来，出版学的研究者应探索提升思辨分析的规范性、案例研究法的普适性，以及实证研究的理论性，提炼出可以充分揭示出版现象的中层理论，从而丰富出版学学科的理论层次，形成具有出版学学科特色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