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2021年12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了《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这是国家总体规划在出版业中的充分体现。《规划》为我国出版业的未来发展描绘了蓝图，为重点工作指明了时间表和路线图，尤其是对我国出版业融合发展给出了清晰的发展思路和明确的工作抓手。近年来，得益于顶层设计的不断优化与出版行业的积极探索，我国出版业已经实现从转型升级到融合发展的新跨越，“出版融合”在理论研究和产业实践方面均取得了突破，整体向纵深前进。面向“十四五”，出版业加快融合发展是推动我国由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迈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本刊特邀中国期刊协会李军副会长，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宋吉述副总经理，华侨大学副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数字出版与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主任万安伦教授，围绕“十四五”时期我国出版业融合发展阐发思想——

本刊编辑部：《规划》全文“融合”一词出现多达34次，比如，在“基本原则”中，明确提出“支持产业链上下游深度融合”；在“目标”中，明确提出“行业融合发展进一步深化”。此外，《规划》还专门设立了“出版融合发展工程”专栏。相较于前，此次规划将出版业融合发展提到一个新高度，我们应该如何领会《规划》对出版业融合发展的新要求？

李军：从思想、理论和行动上学习好、领会好、落实好《规划》，需要重温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这是习总书记深入分析全媒体时代的挑战和机遇，深刻洞察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对全媒体时代的本质特点作出的新概括。2014年8月1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迄今，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战略已实施开展了8年。与全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一开始就是习总书记亲自部署，党中央统一领导，国家顶层设计，全党动手、全行业抱团取暖、全战线合力攻坚，将融合发展纳入国家战略，反映到国家意志，部署于全党工作。这是中国媒体融合发展的先决条件，是传统媒体转型升级的历史性机遇，更是全媒体时代我国媒体发展的最大优势。联系到科技期刊，2019年实施的“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正是这种优势的直接体现，这是推动科技出版深度融合的力量源泉。深入贯彻落实《规划》，必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融合发展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1·25”重要讲话精神上来，认真把握“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的本质特征，加快构建基于全媒体本质和特征的科技出版新生态。

宋吉述：《规划》提出“产业数字化水平迈上新台阶”的战略目标和“十四五”期间“壮大数字出版产业”的重要任务，内中既提出了出版与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的融合，强调了推进业态创新、实现数字出版新突破的前瞻性，又明确了新兴出版与传统出版融合发展的战略思路，是全方位的融合。我们研究前期的出版业规划可以看出，关于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表述在不断深化明晰：“十一五”规划首次明确提出“数字出版”概念；“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目标是“顺应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趋势，推进新闻出版业转型和升级”，强调的是通过数字化手段“改造提升传统新闻出版产业，提高新闻出版企业装备水平和新闻出版产品的科技含量”；“十三五”规划则突出“媒体融合”思想，直接把“深化一体化发展，推动媒体融合取得新突破”作为数字化工作的标题。本次《规划》总结提炼了前期各种表述，一方面，提出要大力培育数字出版等新兴形态，打造数字出版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实现出版业的业态创新；另一方面，强调推动数字技术赋能传统出版全产业链条，补足补强出版业数字化薄弱环节，从而推动传统出版与数字业务相融合。同时，《规划》还特别强调出版业与其他产业的跨领域合作，“鼓励跨界融合，推动数字出版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相加相融，构建附加值高、功能多样的新型‘出版+’业态”，体现了开放创新的出版观。

万安伦：①目标引领拉动力与融合发展推动力的双力驱动。出版业融合发展是《规划》的重点内容，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出版业繁荣发展的关键抓手。融合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和内容，是为了响应党和国家的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战略，实现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和出版强国目标。围绕这一目标，党和国家前瞻性地强调媒体融合发展。2014年，融合发展就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融合发展关键在融为一体、合而为一，要尽快从相“加”阶段迈向相“融”阶段，这也成为“十三五”时期出版融合发展的指针。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成为“十四五”期间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总指导。因此，在“十四五”期间，出版融合发展首先就是要求全方位贯彻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理念，在新技术推进、主题出版做强做优、新业态打造、跨行业发展、出版“走出去”、新企业建设、产业链上下游等方面都一以贯之地落实深度融合发展理念，这正是《规划》的鲜明特点。②横向跨界融合与纵向深度融合的双向突围。一方面，《规划》要求出版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横向跨界融合发展。当下正值虚拟出版的数字出版时代，以“录显”技术为主要表征的出版技术，使声光电磁、芯片为代表的出版载体突破了传统硬质出版载体和软质出版载体的容量和时空的局限，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应用愈加广泛，跨界融合发展成为必然和应然，由此，因出版的跨界融合而引致的新业态也将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这正是《规划》融合发展的重点要求。另一方面，《规划》要求在出版产业链、出版行业中纵向深度融合发展，同时在信息技术、优质内容、管理等领域进行深度融合推进，这也是出版融合从“相加”向“相融”阶段的持续推进。出版融合发展必须在横向跨界融合与纵向深度融合上实现“双向突围”。③先进引领示范与一体化战略的双管齐下。《规划》提出“十四五”出版融合发展的理念，绝非要求全部出版企业融合发展整齐划一，而是倡导健全完善数字出版科技创新体系，在新的出版技术引领下，以数字化出版企业发展为先导，通过部分新型出版企业的成功示范来引领和带动其他出版企业一并发展，着力推出一批数字出版精品，最终打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出版融合发展新业态和出版业新生态。同时，《规划》提出的出版融合发展，并不仅限于以上信息技术、出版内容等方面的融合，而是整体化的融合发展，涉及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培养、平台建设等诸方面，是党和国家有关部门以出版融合发展为抓手的整体性战略，属于一体化战略工程。

本刊编辑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促进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为媒体融合发展绘就路线图，引领媒体工作气象一新。“十三五”期间，出版业融合发展理念逐步明晰，产品形态与产业规模取得突破性进展，但也存在业态创新不足、融合度不高、产业环境不健全等问题。《规划》彰显出对出版业融合发展工作的重视。对此，我们应如何理解这项工作的根本所在？

李军：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必须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通过流程优化、平台再造，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效整合，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共融互通，催化融合质变，放大一体效能，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指明了全媒体时代科技媒体融合发展的根本路径，为科技出版深度融合攻坚提供了重要遵循。推动出版业深度融合，要把握全媒体时代“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的本质特征；要遵循全媒体时代“实现共融互通，催化融合质变，放大一体效能”的方法路径；要坚持全媒体时代“打造新型传播平台，建成新型主流媒体，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的努力方向；要落实全媒体时代“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根本要求。

融合转型是全球命题。从全局上看，报刊业融合发展有两个特征：①发展特征，融合发展呈现迭代发展趋势。第一步是结合，传统媒体拥抱互联网，生成新媒体。第二步是转化，纸媒“去纸化”，直接转为新媒体。第三步是转型，互联网为传统媒体插上翅膀，阅读变分享、读者变用户、纸媒变数媒、平媒变立媒、静媒变流媒、字媒变视媒、单媒变全媒成为新的产业逻辑；头条、封面、栏目、系列文章等建构独立IP实施内容二次加工甚至多次加工，对接平台、叠状生产、链式布局、多媒复现、循环布局成为新的生产逻辑；一次采集、多次生成、多元传播，成为新的传播逻辑。第四步是升级，融媒体向智媒体转变。短视频被广泛应用，社交参与、场景体验、知识生产与知识资源体系构建，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赋能产品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动能转换加速，产业换挡提速。②建设特征，新媒体产品矩阵、新型传播矩阵和基于传统媒体的新兴主流传媒矩阵渐次生成“舰队式”布局，以中央主要新闻媒体为统领、以各级党报党刊和各期刊集群为龙头，拉动其隶属媒体，实施集成创新和系统布局；以“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打造全国科技期刊“联合舰队”，等等。这对于传统报刊出版加速变革，赢得更多注意力资源，催生出我国主流媒体融合发展第一阵营，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

宋吉述：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从两个维度来理解：

（1）站在“十四五”大时代背景下，《规划》所提出的总体目标与任务，体现出4个鲜明的时代特征与要求。①体现了习总书记关于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规划》中提出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出版工作的重要论述”，就出版融合发展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习总书记关于媒体融合指示精神的贯彻落实。②体现了国家“十四五”规划中关于加快数字化发展、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的战略举措。2021年3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2021年12月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更进一步指出“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十四五”时期，必须大力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迈上新台阶，数字产业化水平显著提升。《规划》充分体现了上述文件精神，在基本原则中明确要坚持新发展理念，要“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出版发展的全过程、各领域，不断推进内容创新、技术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支持产业链上下游深度融合，优化出版发展生态，转变出版发展方式，构建出版业发展新格局”。③体现了对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深刻认识。《规划》指出，当前出版业面临的重要形势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十四五”期间，我们面临的大时代背景就是以人工智能、5G、大数据等为核心的新兴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新机遇。5G等信息传输与显示、VR/AR、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不仅加快了信息传输，丰富了内容呈现形式，为出版物的增值服务创造条件，而且改变了人们的文化消费习惯，创造了新的内容服务需求，必将对出版业产生深远影响。因此，规划中对于新一轮科技革命给予高度重视，提出了“健全完善数字出版科技创新体系”的构想，提出了鼓励出版单位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科技企业等加强合作，建设高水平行业重点实验室、协同创新平台、技术研发中心，促进相关科技成果高效转化等具体举措。④体现了对出版业“十三五”融合发展状况的准确把握。“十三五”期间，出版业不仅融合发展方向逐步明晰，而且从产业环境、产业形态到产值规模都有很大进展。但从出版业总体产业结构和产业环境来看，各方面还不能满足融合发展的需要。《规划》中提出的4项融合发展任务，包括丰富精品项目、创新数字出版业态、打造数字出版企业、创新市场体系等，都有很强的针对性，体现了对当前融合出版现状的准确把握。

（2）深入认识《规划》所提出的重要工作任务的内在逻辑。《规划》在“壮大数字出版产业”的总体目标下，列出4项重要任务，它们之间其实有着很深的内在逻辑。①“着力推出一批数字出版精品”是基础。当前数字出版中普遍存在着平台多、产品少、精品项目少的问题。产品是平台的基础，也是产业繁荣的根基。因此抓好产品建设是为融合发展奠定的坚实基础。②“大力发展数字出版新业态”是重点。目前，传统出版业的主要产品为图书报刊，主要收益来源于图书销售，这种产品形式与产业结构在互联网时代遇到了很大挑战。数字化不是一个具体的技术创新，而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基础性根本性变化，它一方面创造了线上文化消费的新需求，另一方面也为传统产业赋予网络服务能力。因此，真正实现数字化转型，就是要建立新的经营发展模式，实现业态创新。③“做大做强新型数字出版企业”是关键。数字化是当今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的领域，不仅资本、人才、技术高度集中，而且随着互联网巨头、技术企业的纷纷涉足，运作机制也非常灵活，因此必须打造新型企业，才能在融合发展中走得快、走得远。④“健全完善数字出版科技创新体系”是保障。数字时代，出版业生产的各类产品，都越来越离不开技术的渗透。产品本身（融合出版产品）、产品的宣传（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等），以及产品的营销（直播销售、视频宣传等）都高度依赖移动互联网等技术。因此，从行业角度来推进技术创新非常必要。《规划》中提出的建设高水平行业重点实验室、协同创新平台、技术研发中心，促进相关科技成果高效转化等措施，意义非常重大。

万安伦：①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和建设出版强国是《规划》提出的总目标。《规划》提出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和2035年建设出版强国的总体目标，这是当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当下我国的社会经济已经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必然要求与之相洽配的优秀文化成果。出版作为“收录信息、整理知识、萃集文化、传承文明”的人类活动，是衡量中国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指标，集中凝结并呈现着人类文化成果和精神文明发展水平。《规划》提出出版强国总体发展目标，要求我们充分激发出版创新活力，增强优质内容供给能力，凸显出版服务大局服务人民的能力，提高出版业实力、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最终成为文化强国的坚实支柱和重要表征。推进出版业深度融合发展，正是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和建设出版强国总目标的切实抓手和可行举措。我们以传承发展的眼光来看出版业深度融合发展，高质量发展不是舍弃从前，而是在融合发展的基础上不忘本来，放眼未来，是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达到“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最终都服务于高质量发展与出版强国和文化强国建设的目标实现。②以人民为中心是出版业坚持的基本原则，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出版业发展的根本旨归。以人民为中心是党领导下出版业发展过程中坚持的基本原则。《规划》提出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为人民出好书理念，保障人民阅读权益，把服务群众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而这一切都是立足于当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最终落实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根本旨归上。延续出版生产阶段的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相应带来的便是出版融合发展的知识服务功能，尤其是当下数字出版的发展以阅读为主要体现，借助新的技术性手段更加有效地推进阅读。大到人类整体，小到生命个体，其精神发育史就是其阅读史。出版与阅读，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没有不为阅读的出版，也没有无须出版的阅读。《规划》指出，要在满足人民学习阅读需求方面实现新提升。以人民为中心的出版导向，旨在发挥出版在提升人民思想境界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中发挥更大作用。

本刊编辑部：《规划》的“基本原则”中，先后提出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和“坚持质量第一”。《规划》还提出，“十四五”期间，要建设出版融合发展工程，推出一批出版融合发展重点项目，打造推出代表国家水平的党史文献、社科文献、科技文献、学术文献融合出版精品。可见，“创新”和“质量”始终是我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依归。具体到融合发展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在质量和创新上下功夫？

李军：自2014年以来，我曾经组织参与了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报刊司的“报刊媒体融合发展项目库、专家库、重点报刊转型升级项目监测平台”（两库一平台）项目，对入库的上千个项目进行样本分析，并在全国范围开展路演交流，初步廓清全国报刊融媒建设规模、总体状况和表现特征。8年时间，我国报刊业融合发展工作，从最初的手机报、网络版破题，全面向移动化、智能化、智慧化方向发展，从“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向“报刊网端微屏”全媒体发力，推动业务转型向产品转型过渡，“借道”升级，推动产品创新向业态创新转变。与此同时，完善退出机制，推动资源整合，加快市场出清，着力解决出版结构中的低效重复问题，让出“赛道”，“腾笼换鸟”。传统媒体加快重塑，主流内容生产加快回归，公信力加快恢复，优质内容消费迅速回升，精品价值逐步凸显。反映在市场层面，2016年以来，报纸与期刊虽然营收继续下滑，但是，利润却出现增长的趋势。2017年报纸与期刊较上年分别出现24.6%和6.6%较大的增长幅度。从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看，期刊利润增长的势头一直保持至今，2020年达到1.43%。比如，《三联生活周刊》从2021年10月份以来，期均印数比年初增长了近30%，接近周刊以前的巅峰。中文期刊在办好纸刊的同时，通过建设英文网站、开展摘要题录双语对照出版、遴选优秀论文译介英文等多种方式加大国际传播。目前，全球最大的期刊文献数据库Scopus已收录466种中文科技期刊，在非英语期刊中载文量居第一位；《电力系统自动化》《石油勘探与开发》《电网技术》《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地理学报》和《土木工程学报》等6种期刊进入学科排名前25%，施引作者覆盖88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文期刊国际化的典范。

我们分析这些经验，主要有两点启发：一是全球出版大势所趋，已经从过去的“以编辑加工为轴心”的时代，全面转向“以服务为轴心”的时代。仍以科技出版为例。开放科学和数字经济大趋势，要求科技出版必须在着力于“服务科技创新、服务学术交流、服务科学家”上转换增长动力，这是科技出版转型的根本，也是科技出版产业升级的方向。二是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质变出双重业态。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事物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事物运动的规律是可以被认识的。几年来，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我们找到了一条共同道路——线上做影响力，线下做收入；搞清了一个道理——变技术劣势为内容优势，变速度劣势为深度优势。换句话说，以内容之长补技术之短，以深度之长补速度之短，以质量之长补流量之短；找到一条路径——两个“既要又要”，变成两个“既要更要”——既要做足产品，更要建好平台；既要做赢得流量的“爆款”，更要做引导流量的“风向标”“压舱石”。

宋吉述：近些年，虽然一些出版单位在部分融合出版产品上取得了一定效益，但尚未形成转型支撑作用。对大部分出版单位而言，业务运营模式与盈利模式还需创新。

一方面，在业态创新方面，重点应推动线上线下相结合、图书与服务相结合两个方面。①在线上线下结合方面，应大力推进出版单位的网络运营能力，可以先从自主电商、新媒体业务为切入口，增强图书网络传播与销售。要促使出版单位线上经营的产品逐步由纸质图书转向多元化产品，由简单营销提升到综合运营。可以说，线上运营能力的高低决定了出版业融合发展的水平，甚至决定了能否在未来生存发展的问题。同时，加大融合出版物的开发，促进线上数字内容与线下纸质图书的结合，探索新型出版模式。②在图书与服务结合方面，重点是推动出版社以图书为核心，形成知识服务、教育培训等服务能力，以开放的出版观，加强出版与文旅、影视等领域的合作，形成以出版为核心的多元化服务能力。

另一方面，还需要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培育新型数字出版企业。新型数字出版企业建设是融合发展的关键，数字化是当今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的领域，不仅资本、人才、技术高度集中，而且随着互联网巨头、技术企业的纷纷涉足，运作机制也非常灵活。因此，必须进一步鼓励出版单位大胆探索机制体制创新，培育出能与互联网企业相竞争的数字出版企业主体。①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建设数字出版专业机构。可在传统出版机构内，遴选一些发展前景看好、牵涉存量资源较少、员工创业热情较高的项目进行公司化运作。在国有控股基础上，鼓励骨干、员工持股，并在内部管理机制方面学习外部互联网企业好的做法，激发融合出版的创造性和活力。同时，鼓励出版单位通过投资并购，与社会上有活力、有潜力、有实力的数字出版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合作。②根据融合出版特点，推进出版单位的考核激励机制创新。首先，丰富完善考核指标，在收入、利润等传统指标之外，加强对网络流量、用户活跃度等融合出版成长性指标的关注；其次，鉴于融合出版项目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的特点，适当拉长考核周期，不能简单局限于考核单个年度内的收入、利润，而应在一个较长周期内通盘考虑多个指标；再次，增强激励手段，结合混合所有制改革，探索给予高端人才期权、股份等方面的激励。③充分利用资本市场打造优秀数字出版主体。要解决融合出版单纯依靠出版单位自有资金和政府扶持资金的问题，开拓多元化、社会化、能有效分担风险的融资渠道。因此，应鼓励、支持已形成一定规模的数字出版企业上市融资。对处于成长期的数字出版企业，应鼓励采取多种融资方式，包括引入外部风险投资、天使投资，出让股权获得增资，向金融机构贷款等。

万安伦：首先，就出版企业主体建设而言，出版融合发展所面临的普遍难题是企业发展定位问题，即出版企业要发展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企业不清晰。这恰恰是企业主体建设发展过程中需要首先考虑和解决的。这不仅需要出版企业自身进行探索，也需要更多具有丰富经验的国内、国际咨询公司机构和研究单位积极参与其中。其次，出版企业需树立融合发展思维，立足于自身的发展历史与独特优势，打造平台化生态，这正是《规划》提出的跨行业融合创新发展理念。再次，精品内容建设的主体依旧是人。高品质人才能有效生产出高质量内容，才能持续打造出版精品。以内容为基础，融合技术、平台、管理、人才等诸要素，服务于高质量发展要求，服务于企业发展定位，是出版业融合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本刊编辑部：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学界和业界的共同努力。对于出版业而言，“十三五”时期，学界和业界在形成合力方面还存在提升的空间。“十四五”时期，围绕出版业融合发展工作，应该如何实现在基础研究和产业应用上协同发力，最大限度实现研究成果和实践应用“零时差”？

李军：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四力”建设，是实现学界和业界的学术组织力、人才凝聚力、创新引领力、品牌影响力等明显提升的根本。出版业加强“四力”建设，应统筹处理好5个关系。①需求与供给的关系。一般来说，产业驱动关系分作规模驱动与效益驱动、政策驱动与资源驱动、市场驱动与技术驱动、供给驱动与需求驱动等。其中，供给驱动与需求驱动是最直接、最根本的驱动。以科技出版为例。当前，科技出版对国家科技创新发展的支撑不足，是科技出版的主要问题。科技出版供给不平衡、不充分，出版结构不优是主要矛盾，从这个意义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供给侧发力，对接需求侧，插上互联网翅膀，以多出精品为重要抓手，焕发并增长出新的动力来。要不断改革和优化出版流程，构建基于数字技术的投审稿系统，设立快审快发的直通机制，优先发表重大创新的高质量论文。通过学术社区、交互平台、编辑评论、会议推介、新媒体推送等多种手段提升传播效果，加强与学者和学术组织的面对面服务，采用学者画像等建立与作者特别是青年作者的联系，推动从出版前后两个阶段全面延伸到学术研究全过程、学术成果全周期服务上来。②生产与传播的关系。工业文明以来，纸介质出版是出版活动的“原生态”和“终极态”，350年以来从未中断。这是因为，印刷品出版对于记载、存储、传播、交流学术成果，提供了载体条件。数字时代来临，出版的“原生态”和“终极态”从印刷品出版逐步迁移到网上，在数字技术上完全实现记载、存储、传播、交流学术成果的一体化。新技术产出新媒体、新媒体带来新场景、新场景改变新阅读、新阅读催生新生产、新生产衍生新产品、新产品催化新业态、新业态重构新生态，使得科学发现、科学研究和科学家回归到科学出版的初心——科学发现第一时间发布、学术论文第一时间发表、学术成果第一时间共享。所以，精品生产的出版应当做到“内容在左、传播在右”，既要提高内容质量，还要高度重视基于互联网平台的传播体系构建。③单体与集群的关系。以科技期刊为例，《规划》提出了“十四五”期间精品科技期刊建设工程。落实该工程，要正确处理办好单刊与刊群建设的关系。一方面，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扎实开展学术期刊集群化发展试点，以优质学术期刊为龙头重组整合资源，建设一批导向正确、品质一流、资源集约、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学术期刊集群。鼓励符合条件的学术期刊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做强做大。支持规模性出版企业探索协作办刊等模式，跨地域、跨部门、跨学科整合期刊出版资源，打通产业链，重构价值链，形成创新链，打造若干具备较强传播力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出版集团。另一方面，也要从实际出发，坚持不懈地打造优质单刊，在面上求发展，在点上求突破。这是因为，科技期刊出版中，一个难以回避的现实是，每个出版单位只出版1.5或1.6种刊，其中95%左右的出版单位只出版1种科技期刊，这个情况在科技期刊界徘徊数年，几乎很难改变。所以，我们必须从现实出发，在集团化、集约化建设的同时，也要办好每一本期刊，着力打造优秀单刊，为建设一流期刊奠定基础，为“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储备力量，建设丰富多样、生态良好的出版新业态。还要坚决克服急于求成、贪大求全心理，防止在期刊发展中“拉郎配”“行政捆绑”和“摊大饼”“铺摊子”，造成新的资源配置不均衡、管理不集约。④媒体融合与产业融合的关系。2021年法兰克福书展期间，法国出版的《图书周刊》（Livres Hebdo）发布了《全球出版50强排名》。前10名中，励讯、汤森路透、威科、斯普林格·自然和威利均为专业出版商，这5家的总收入占了前10名总收入的55%。前10名中，培生在榜位置再一次下降。培生自2012年达到顶峰以来，营业额减少了46%。这给我们两个信号，其一是出版业规模化的方向，将进一步趋于以学术出版为核心的专业出版，而非大众出版。这意味着学术出版业可以成为“老大”，原因在于，大众出版容易被互联网替代，而学术出版则专业门槛较高。其二是单一模式的教育出版没有出路，教育出版必须深度融合教育产业。这给我们的启发是，媒体融合必须向产业融合发展，才能做大做强。⑤繁荣发展与引导管理的关系。《规划》提出：“要牢固树立系统观念，加强顶层设计和协调推进，统筹好出版事业与出版产业、出版发展与出版管理、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促进出版全领域各环节协同高效，实现出版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出版与学风建设、学术不端治理、学术诚信建设联系密切；与评价体系改革、评价制度设计和安排联系密切；与学术导向、学术规范、学术生态建设密切关联；与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甚至国家战略安全密切关联。在推动出版业融合发展过程中，要按照系统的观念，把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效能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包括健全党管出版的体制机制，健全完善法规制度体系，强化版权保护工作意识，提高在出版合作，数据共享、开发、应用和网络传播中的出版安全水平。

宋吉述：①完善制度，加强对融合出版物的管理与引导。纸质出版从产品到企业资质都有系列化、健全明晰的管理制度。在产品管理方面，纸质图书的书号与审校制度，提高了准入门槛，保证了图书的内容导向与质量，在融合出版方面，可以增强相应产品认证与管理，提升质量，减少盗版。同时，在对融合出版单位的管理方面，既要强化出版行为规范，制订并落实相应管理制度，加强监管，又要在符合国家新闻出版管理政策的前提下，为更多的融合出版单位获得相应资质提供方便，吸收更多优秀企业加盟，繁荣融合出版事业。②加强版权保护，改进市场环境。近年来虽已加大了版权保护力度，但社会版权保护意识仍有待加强。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侵权盗版等行为变得更为容易。因此，要推进国家层面的版权保护平台建设与落地，从技术层面解决版权保护问题。同时从政策与法律层面推进知识产权问题处理，加强对各种侵权行为的惩治。③加大对电商及各类平台的监管，规范竞争行为。密切关注各类图书销售平台、内容分发平台上的价格乱象，由政府或行业协会出面组织专题调研，提出科学的价格管控措施，推进平台与出版界形成良好合作。图书出版牵涉国民综合素质，应该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来进行考虑，图书行业的问题不能被简单当作是企业的问题。④加强各类标准的研发与应用。应重点加强标准的宣贯落地；与此同时，在标准制订策略方面，应进一步加强龙头企业参与度，更好借助市场力量实现行业标准化。⑤紧密联系实践，加强产学研合作。当前大力推进各类产学研相结合的实验室建设、智库建设，有利于快速提升出版业理论研究、技术研发水平。但这种实验室、智库必须与融合发展实践紧密结合，要做到不仅课题来于实践，成果也要用于实践，形成以出版实践为核心的产学研合作体系。

万安伦：首先，出版业极具实践特性，尤其是改革开放40余年来，出版业以做大做强为目标，在全面推进出版繁荣的过程中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在出版数量增长阶段，大家对出版理论的研究关注不够，学界出版理论与业界出版实践结合的程度不高。进入21世纪，互联网技术普及后，我们对出版助力出版强国、文化强国的应用要求日显迫切，但是学业两界相对隔离现象依然存在。当下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学术或科研引领、助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也是大势所趋；正值出版融合的契机，学界和业界融通互补、携手共进恰逢其时。其次，学界应该发挥理论探研优势，积极探究出版融合发展的学理支撑，在融合出版的内容、功能、模式上寻求理论突破，给出版业界提供学理支撑。出版业界也应将自己在实践探索中取得的经验和体会分享给学界，以利于出版学界对于出版业融合发展实践探索中个案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再次，出版学界和业界还应积极探索出版业未来融合发展的可能性，借鉴国内外出版融合经验，积极研究和分析目前较为成功的出版融合案例，总结经验，树立标杆，梳理和打造可供复制的出版融合发展的成功模式。最后，出版学界和业界的协同发展问题，应该排上顶层设计和实操落地的日程表中。由于学界业界的协同发展还缺乏一定的政策支撑，双方要素之间的流动和协作仍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目前，出版学界尚需出版业界在办学经费、实践经验及实习基地等方面的更大支持，出版业界也尚需出版学界在理论前导、智力支持、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更多支撑。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打通和提升的。

本刊编辑部：2022年2月2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意见》，要求在人才选拔、培养、评价、使用、保障等方面进行体系化、链条式设计，大力培养造就一大批国家创新发展急需的基础研究人才。《规划》也提出要“加强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在“十四五”时期乃至未来更长一段时间内，人才培养对于出版业融合发展的作用？

宋吉述：人才是融合发展成败的关键，加强融合出版人才建设，建立出版社融合出版培训机制，是促进融合出版顺利发展的长效机制。融合出版涉及内容、技术、管理、应用等多方面，传统的出版人才结构难以适应。因此，应从行业整体上推动传统出版人员知识技能转型，提升数字化专业人员在出版从业者中的比重，特别是技术人员比重，从而提升出版行业数字化技术水平，夯实融合发展基础。一方面，行业要建立完善适应于融合出版人才的评价和职称评定制度。目前，融合出版人才在职称评定上没有专门的通道。一些省市要求其参照编辑人员职称进行，但由于工作特殊性，融合出版人员的工作业绩、成果在职称评定过程中的被认可度往往不及图书编辑。此前，北京市已经试点了数字出版人才的评聘制度，我建议从国家层面，推动在职称评定中为融合出版人才单独制定标准。另一方面，加强完善复合型人才培训，建立中央、地区联动的人才培育体系。近年来，中国出版协会等行业团体、有关高校对融合出版进行了多轮培训。建议继续加大培训力度，帮助出版单位解决人才问题，同时在国家、各省市区的人才培养工程中，增加融合出版类别，或向融合出版人才倾斜，加快融合出版人才的成长。

万安伦：①教育部门和学界要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出版人才，尤其是培养高层次的数字出版人才，以适应正在全面到来的数字社会及出版融合大潮。高校和科研院所要积极培养和打造一批专业化、复合型、高精尖的出版人才队伍，以适应出版高质量发展和出版强国战略的迫切需要。②主管部门和出版企业应针对出版实业发展加强出版融合人才队伍的表彰、推优、培训及实训，以出版融合为抓手，着力解决当前出版业发展存在的发展瓶颈和人才难题。通过“四个一批”人才工程、出版领域青年人才能力提升计划、出版智库高质量建设计划、编辑记者队伍建设提升计划等，着力培养和打造一批出版拔尖人才，以解决出版融合发展中的诸多卡脖子难题。③继续加强出版学学科建设，规划课程设置，加强新型出版教材开发和师资队伍建设，解决出版融合发展过程中的高端人才稀缺问题，以适应出版业融合发展的新要求。《规划》提出“出版学学科高质量建设计划”极为重要。中国是人类出版母国，世界公认的“四大发明”，其中两项都是出版领域的，其一是出版载体造纸术，其二是出版技术印刷术，这两项发明，不但对人类的文化生产范式和文明演进模式起到了台阶式的推动和提升作用，同时也证明中国具有重大科技原创的能力和传统。出版学科有别于一些西风东渐的学科，是熔铸了域外智慧、将主根深深扎埋在华夏沃土之中的本土性学科和民族性学科，是能够在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担当大任的。建设领跑世界的一流出版学科，中国责无旁贷，也当仁不让。加强中国特色出版学学科体系建设，培养更多更优秀的新时代高层次融合出版人才，为“文化强国”“出版强国”战略服务，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学人的历史责任。

三位专家分别从政府规制、行业实践、学理支撑的角度，深入解读了《规划》中关于出版业融合发展的新的战略思路，明晰了推进出版业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遵循。“十四五”期间，坚持出精品和谋创新是出版业融合发展的依归；强化学界和业界协同是出版业融合发展的路径；狠抓人才培养是支撑和服务我国出版业融合发展的根本所在。出版业应抓住数字技术广泛应用并深入渗透各行业的历史机遇，立足于生产关系适应新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国家相关政策和《规划》的指导下，深化出版领域的改革创新，推动出版业高质量融合发展，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文化强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