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期刊是记录科学发展、促进科技成果传播及其创新发展的重要平台，主要以纸刊的形式定期分发。其信息流通渠道较为狭窄，针对的受众范围较小，主要集中于相关学术领域专业研究者的讨论和认同。进入智媒体时代，新兴技术的发展打破了学界壁垒，将越来越多的以往流转于学术圈的科学知识破圈到普通大众。与之相对应，科技期刊也不断变革与探索，试图寻找出媒体融合时代适合自身发展的变革之路^[1]，从而“推动学术期刊加快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2]。但总体而言，科技期刊的发展困境仍未得到有效解决。在此期间，和社会需求互动密切的医学期刊则随着智媒体的发展，在扩大知识生产、拓宽传播渠道方面呈现出革命性的变化，这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医学期刊的知识生产和传播机制，是否能为科技期刊直面智能时代挑战、构建适应新时代新要求的传播力策略，提供更具操作性的路径参考与借鉴？鉴于此，本研究拟以当下科技期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为背景，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学期刊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机制为镜鉴，试图探索智媒体时代科技期刊传播力拓展的可能路径，从而为推动新时代科技期刊繁荣发展、提升国家科技创新与文化软实力^[2]寻求破局之策。

传统背景下，科研工作者既是科技期刊内容的生产者，也是消费者。科技期刊作为专业领域的重要读物，是学者传播科学知识、进行学术沟通与交流、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平台，具备学术评价与创新驱动的职能。智媒体时代，科技期刊的分发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用户群空前扩大，共识的达成已不再局限于专业领域，社会效用成为达成共识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知识社会学认为，知识和社会结构、社会的沟通与流动间有着重要的关系；不同的社会类型需要与之匹配的信息传播方式和沟通方式。本文所指的学术生产不仅包含原创性的学术思想从产出和刊发于期刊的整个过程，还包括论文内容的多渠道传播、分享、互动等各个后续阶段。因工作层次的不同，知识生产主体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知识的传递者、改革者、加工者、解释者、原创者^[3]，其中核心生产主体为专业科研工作者。与互联网发展前期不同，智媒体时代，社会结构更加开放、包容，学术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主体更加广泛、多元，其受众主体也由传统媒介下的专业科研机构、决定科技成果的现场实施与转化的大批现场技术人员，以及相关科技管理部门的工作者拓展出更广泛的科普工作者，其中既包括专业媒体机构和自媒体组织，也包括基于个人兴趣爱好而加入进来的网络“大V”和普通网民。专业科研工作者虽仍居主体地位，但信息的传递者、改革者、加工者、解释者等科普人员的数量前所未有地增加；二次加工及其通俗化、形象化的解读程度成为影响科技知识传播、提高知识的应用和技术转化的重要因素。

媒介是承载知识的载体，技术的革新给新时代知识的分发、传播、扩散及提高影响力带来了更多的可能，目前知识分发和传播的途径大致有以下两种：①依托算法为基础的智能推荐和依托于社交网络所形成的知识共享。作为一种知识过滤和筛查方式，智能推荐技术通过对信息进行有效评估从而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知识匹配，有效缓解了信息超载和信息冗余带来的选择困难，实现了个性化的信息推送。②通过社交网络的知识分享更多是通过人际网络流动而形成的。一方面，通过社交圈子的筛选、过滤，使某些经过圈友价值判断和选择的信息实现了病毒式的传播，提高了我们对特定信息的认同；另一方面，社交网络流动的知识更趋多样化，在某些容易引发共同关注的事件或者调动情绪、情感的事件面前更容易形成群体合意。“社交分发模式最大的价值是在人类的传播史上第一次激活了大众传播时代那些被忽略的极大量的‘长尾信息’，形成了对于信息服务的‘利基市场’，实现了信息分发的‘千人千面’”^[4]，激发了其广泛分享和加速实践转化的潜能。

智媒体时代，学术知识的分发和传播形态更加多元，电子期刊、相关学术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成为科技期刊重要的分发方式，依托于社交网络所形成的学术知识共享成为主流。此时，学术知识的接收者与接受者也不再局限于学术圈相关人员，媒体机构、自媒体人、普通网民等科学爱好者成为学术知识二次分发和传播的重要对象。

智媒体时代，用户成为互联网的连接点，在接收信息的同时，也成为信息传播的节点和纽带。他们在参与和互动过程中接收学术知识，通过发表观点、补充完善相关信息、对知识进行通俗化解读及形象化展现等方式对知识进行二次加工并加以分发与共享，在共享中达成认同。

信息技术打破了时空的界限，重组了人们获取知识的信息场景。以往，人们所处的地域成为构成场景的重要因素，如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媒介技术则弱化了地域因素。近年来，微博和微信朋友圈成为舆论生成和扩散的两个重要平台。一方面，经过其他意见领袖二次加工的学术知识通过社交网络进行传播和分享，或通过算法推荐实现信息的精准推送，提高了用户获取知识的效率；另一方面，用户从主动寻求、获取信息转变为被动接收信息，每个人被裹挟在单一的声音中，容易造成信息茧房。学术期刊的专业知识虽然相对枯燥、难懂，但相对于鱼龙混杂的信息而言，学术期刊的知识更具说服力和权威性，在掌握信息源、发布前沿科研成果方面依旧占据重要的地位，这是学术期刊依然具备一定市场的重要原因。

科技期刊作为专业领域知识的承载者和传播者，必须激发其专业知识传递者、改革者、加工者、解释者等不同知识生产主体的活力，扩大其影响力，从而推动特定专业方面的科研进步与发展。

2018年，《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1世纪中叶，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提供强大的科学支撑^[5]，这对于以展示科技成果、推进学科发展为使命的科技期刊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医学期刊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体现出的“在生产中互动”的知识生产与传播力的拓展，对于迫切需要深度发展的科技期刊而言具有一定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信息和知识都有一定的时效性，其对现实的影响力会随时间的延长而消减。较“非典”时期的知识生产而言，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学期刊的知识生产和发布速度明显加快，2020年1月相关研究论文呈井喷式增长。如复旦大学姜世勃等人于2020年1月15日在《医学病毒学杂志》（Journal of Medical Virology）上发表了有关新冠肺炎的综述文章，总结了用于检测常见呼吸道病毒的当前可用和新颖的诊断方法，还描述了用于同时检测多种呼吸道病毒的多重测定。^[6]同年1月21日，中国研究团队破解了“新型冠状病毒”的进化来源，在《中国科学：生命科学》（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在线发表了相关论文。^[7]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疫情初期，中国学者发文贡献最大。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的66天里，全球共产出190篇相关论文，其中中国学者占105篇。^[8]《柳叶刀》（The Lancet）也一直关注新冠肺炎疫情的进展，截至2020年4月20日，《柳叶刀》及其子刊一共发表了410条相关内容，其中《柳叶刀》发布了144条，包括52条通信、37条评论，数量很大，影响广泛。

知识总是通过一定的网络进行传播的，网络的结构决定了知识生产和流通的节奏与方向。智媒体时代，知识生产的网络开放程度更高，其生产主体更加多元。在此次疫情中，不同生产主体利用自身的优势相互协作，针对目标受众以及平台特点开展了不同层面的协作：媒体、网民、意见领袖等科普爱好者将医学期刊推出的专业论文内容进行通俗化、形象化的二次加工与解读，进而自媒体、网民、媒体和政府相关部门相互借力，通过网络分发，在二次传播中扩大了知识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媒体方面，主要通过对医学期刊平台发布的内容进行二次加工、制作、解读加以结构化，进而以新闻报道的方式进行二次传播，从而影响民间舆论场。如《财新周刊》于2020年2月3日发布《封面报道之三|解毒篇：溯源新冠病毒》，指出1月24日在《柳叶刀》发表的论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的临床特点》为武汉华南市场并非唯一的病毒源头作出了理论分析，因而刷屏全网，被搜狐网、量子学派等媒体转载。网友在这篇文章下留言交流，一方面表达了对媒体客观报道的敬佩与感谢，另一方面也表达了自己的疑惑和对溯源感染源的见解以及对这篇研究的评价，有的甚至对相关研究进行了延展和补充。^[9]

作为医学顶刊的《柳叶刀》，其主页不仅发布了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研究的最新成果、相关视频及信息图，还设置“相关音频”一栏来解读相关研究以及和学者之间探讨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对话。如该栏目发布了其亚洲执行主编王辉与曹彬教授关于2019-nCoV病毒感染住院患者临床发病过程和死亡危险因素的讨论。中国科学院则在国家微生物科学数据中心、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向全世界共享数据的基础上，搭建了“中国科学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科研文献共享平台”，降低了研究者寻找相关论文的成本，推进了相关文献的分享和传播，扩大了民众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认知，从而有助于减轻之后疫情防控工作的施展难度。

此次疫情中，媒体机构、医学期刊、自媒体和网民相互借力，协同创作。医学期刊作为知识原创者，加速推动有关疫情的知识生产和成果传播，保证了知识的说服力和权威性；媒体机构、自媒体和网民通过将医学期刊发表的论文进行二次加工与解读，并以二次传播的方式提高了科研成果的曝光率和传播力，从而提升了医学期刊的影响力。

互联网不但改变了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我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文字带来的意义，而是希望以更快速、更简易的方式接受知识，以更多样的符号、更多媒介组合的方式获得真相。在此次疫情中，除了以引用的方式传播医学杂志刊登的论文，更多的研究成果则通过视频、音频、图表等二次加工后的作品进行二次传播，提升了科研成果的生命力。

2020年1月23日，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在BioRxiv发布论文，推测蝙蝠才是最有可能携带2019-nCoV病毒的野生动物，随后该论文经修订在《自然》杂志发表^[10]；2020年1月30日，多名中国学者在《柳叶刀》联合发表论文，指出与SARS病毒相比，2019-nCoV与浙江舟山采集到的两种蝙蝠的冠状病毒更相似。^[11]随后，基于这些研究发现和论文，少女兔改写了《一只蝙蝠的自述》，经《人民日报》微博转载并发起话题讨论，其阅读量高达2 114万，转发2.1万，评论4 913条。网友发表了对于吃野味以及贩卖野生动物的看法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同时，《一只蝙蝠的自述》还被众多公众号广泛转载并引爆了朋友圈，使得论文的研究成果得到广泛传播，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在此过程中，相关学术期刊或学术网站及时发布最新科研进展，媒体机构、自媒体和网民通过对该成果的通俗化、可视听化的二次加工与解读，在向人们进行科普的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影响力和受关注度，从而出现了学术期刊（网）、媒体机构、自媒体和网民相互促进、多方共赢的结果，并开创了“期刊-媒体-受众”深度互动的新知识生产模式。

可见，在社会媒介的发展以及智媒体的促进下，开放、协作的知识生产环境已然形成。社会网络中的其他生产主体和医学期刊形成相互呼应、共同促进的状态，协同生产，扩大了知识的传播力与影响力，增强了学术期刊的使命与功能。

知识生产不仅要产出优质的知识内容，更要在传播、分享、互动之中达成共识，实现知识的现实效能。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医学期刊拓展了知识生产的范畴，提升了知识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从知识展示者、传播者向知识分享者、“知识认同”推动者角色的转变，这给科技期刊助推国家科技创新的顺利实施、提高科技成果的生产力转化以及提高民众科学素养，提供了可操作性的路径参考与启示。

网络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影响公众的不是单个的议题或者属性，而是一系列议题所组成的认知网络^[12]，也就是说通过主动设置议程可以引导人们的注意力和关注点，从而提升话题的关注度。节点是互联网络中的内容主导者、分享提供者和价值创造者。^[13]智媒体时代，节点成为信息连接的关键“接触点”。每个人都被高度节点化，都有可能成为知识生产的加工者和二次传播者，从而促进知识生产。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人类在获取信息和形成认知的过程中，其认知结构并非线性的，而是接近于网络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不同节点相互连接共同构成了认知的图谱。^[14]科技期刊应适应社会实践中人际节点变化的需求，打通和其他平台的链接，支持用户将相关内容分享、传播到社交网络、邮箱、学术网站等其他平台，扩大知识生产的链条和知识的影响力。

科技期刊要顺应阅读节点，一方面要提供高质量的科研成果以回应人们的现实需求，保证知识的“有用性”；另一方面也要保证传播渠道的畅通和传播速度的便捷，以获得足够的“反馈性”。在智媒体背景下，科技期刊应增强议程设置的能力，积极利用大数据技术抓取并从中发现最受行业领域研究者关注的研究论题及潜在的前沿热点，从中打造重点选题并就此向相关学者约稿、组织专题，从而加快推出高质量的最新研究成果，实现期刊引领学术发展、促进理论创新的功能。

面对学术论文更新速度较慢，有条件的期刊可以先在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更新相关的专访或动态，后续跟进相关的研究成果；科技期刊的出版周期长，多为月刊、双月刊，除了缩短出版时滞，还应推动期刊的数字化转型，通过流程优化、平台再造，实现数字化升级，并在此基础上普及论文的优先出版。于作者而言，这意味着其研究成果的首发权能及时得到确认与肯定；于读者而言，能以最快速度获取最新科研进展和新知识；于期刊而言，发表速度的加快意味着期刊能够赢得广大科研工作者的信赖和学术圈的先发影响力，这些都有助于提升期刊的核心竞争力。

此外，科技期刊审稿主要是针对文章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等方面的考量及传播力的判断，缺乏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殊审核机制。智媒体时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传播速度进一步加快，对公众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大，科技期刊一方面应及时回应关切，关注事态进展，加速推促相关研究专家的知识生产，体现现实观照；另一方面，也应设置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殊审核机制，加快审稿速度，提升审核力度，提高知识发布的时效性，保证期刊在专业知识领域占据话语权，从而提升期刊的影响力。

智媒体时代，知识生产的主体不再仅仅局限于研究领域内的学者（原创者），还包括学术论文的编辑者、解读者、传递者、改革者等，赋予这些知识生产主体更多的可能与权力，也就赋予了知识新的传播力。以算法、大数据、云计算为基础的智媒体为科技期刊转型和知识生产提供了新的媒介、途径以及生产逻辑。一方面，科技期刊可以通过提高知识的共享程度来激发不同知识生产主体的活力，从而完善知识结构，拓宽知识领域；另一方面，知识融入社会网络中可以激发社会网络的活力和生产能力。

所有分享节点与内容生产节点不仅是信息的消费者，更是信息的创造者和分享者。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学期刊所刊成果的广泛传播多是由自媒体或专业媒体进行通俗化、视听化二次加工后大力推广的结果，医学期刊在推广医学知识、推进疫情防护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其自身亦缺乏对于内容通俗化解读和形象化表达的举措，这是作为科技期刊的角色所限。虽然科技期刊拥有大量的原创知识与丰厚的专业资源，但通俗化解读对于编辑和学者而言都有难度，而学理化的内容理论性强，缺乏可读性，对于普通公众而言未免曲高和寡。专业、晦涩的科技论文如何让广大民众喜闻乐见，最终扩大科学知识的分享与普及、促使更广泛公民科学的实现，是推动多元主体卷入与互动的意义所在。

科技期刊要善于主体赋权，推动生产主体的卷入与互动，注意挖掘知识传递者、改革者、加工者、解释者的力量，激发他们以专业知识为底子，通过通俗化、形象化的表现方式进行接地气的解读、补充相关信息，既保证知识的权威性，又吸引普通科普爱好者的注意力，从而扩大知识传播。例如，可从关注度高、受众面广的选题出发，尝试和媒体以及网络意见领袖合作，打造PUGC生产模式，这其中，要特别注意推动大量科技专业技术人员的卷入与互动。他们多在政府、机关或相关技术开发部门工作，有些还属于产业部门，他们虽不撰写专业论文，却是专业论文的重要读者，是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力量。^[15]他们对科技的敏感性、通俗化的解读能力或许超过很多专业人士，通过他们的二次加工，以更被民众所理解和接受的、深入浅出的方式传播科研成果，将有力促进科普工作的深度和广度，提升期刊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传统媒介时代，学术纸刊的传播渠道狭窄，大量科研成果刊发后被束之高阁，公众得不到正确的信息及渠道，推进科技创新、改善民生成为难以达成的目标。智媒体时代，受众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网络媒介成为期刊最重要传播的渠道，“受众量”取代“发行量”成为期刊传播力最重要的指标。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微信朋友圈的使用率为85.4%，微博为42.5%，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成为吸引人们注意力的重要平台。^[16]

知识有效传播的关键是双方有共通的意义空间。智媒体环境下，用户的注意力被不同的传播主体和传播平台所分散。这就需要破除不同主体之间的“认知壁垒”与“情境壁垒”，通过二次生产，为受众创造达成共识的情境，更多地以科学知识分享者的角色扩大知识的传播与普及，以化解专业知识生产和普通大众接受之间的矛盾。科技期刊应努力打破传播壁垒，拓宽传播渠道，尝试进驻运营社交网络，打造传播矩阵，进而提升自身的影响力，提高知识的曝光度和共享度。这方面，已经有成功的案例^[17]，但多数的科技期刊尚有较大的改进空间。

随着媒介融合步伐的加快，强化期刊集群化、集团化发展已是大势所趋，“开展学术期刊集群化发展试点，以优质学术期刊为龙头重组整合资源，建设一批导向正确、品质一流、资源集约、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学术期刊集群”^[2]成为科技期刊发展的当务之急。目前学术期刊集群化建设主要有以下3条路径：改造式路径、加盟式路径、孵化式路径。北京卓众出版有限公司、中国光学期刊网、上海大学期刊社等分别为其中的佼佼者。^[18]但总体而言，大部分的中文科技期刊依然停留在“小、散、弱”的现状，如何以合适的集群化路径突破大多数期刊的孤立状态，打造“中国期刊航空母舰”，依然任重而道远。

智媒体时代，学术期刊生产环境及知识生产链条上的生产主体都已发生变化。“媒体的传播形势和舆论场，早已发生巨大变化。……可以看到的是，舆论场对可信度高的优质内容的需求，仍在逐步加大。”^[19]科技期刊融入科技发展潮流、推动科技创新可谓义不容辞。科技期刊需转变角色定位，及时回应现实关切，积极推动官方媒体、自媒体和网民等生产主体的卷入和互动；需增强对新媒体的理解力与运营能力，增强媒介融合，破除学术壁垒，扩大科学知识的分享和普及，促使更广泛公民科学的实现，从而推进新时代科技期刊的繁荣发展。